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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通常被认为具有不证自明的特征，这降低了研究成果的价值。但是，在一系列给定的环境中的行为，人们到底有着怎样的预期，我们却鲜有了解。如果能获得相关信息，就可以将其与本次研究的实际结果相比较，作为一个标尺，判断实验结果是否具有价值。此外，如果人们的预期行为和实际行为之间有差别，就会给我们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如何解释这种差别。如果出现差别，预期可能就是一种错觉。我们必须了解这种错觉到底是无知的偶然表现，还是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了确切的作用。
在本实验中，了解行为预期的方式非常直接。首先，我们寻找了若干受访者，然后分别对每组人进行了一次服从权威主题报告。在报告过程中详细描述服从权威实验，但是没有披露实验结果。我们展示出电击器的图片，解释控制面板上的文字和电击强度，然后要求每位受访者对实验进行思考，再以不公开的形式，写下他们预期自己在实验中会做出怎样的表现。三组受访者分别为：心理学家、大学生、不同职业的中产阶级成年人。
图4：控制面板图示
表1总结了受访组预测的不服从决裂点。
所有的110位受访人都认为，他们会在实验程序中的某个点停止服从主试。人们对反抗行为的解释通常为：
“……我本人很害怕被电击，我不能向一个正在抗议的人做这种事情，因为我正在让他感到痛苦。我不能主动伤害一个纯粹的陌生人。”（最高预期电击：90伏特）
“我认为，无论是要做什么实验，都不值得向另一个人施加强烈的电击。受试者已经作出反应，向我表示他正在经历痛苦，我不能向他施加这种痛苦。受试者要离开实验的时候，我会尊重他的选择。”（最高预期电击：135伏特）
“……我无法忍受看到别人痛苦。如果学生想要出去，我会让他走，不再让他经受这种痛苦。”（最高预期电击：150伏特）
表1：个人的预期决裂点
† 表示这些受访者自称，即使是最低强度的电击，他们也不会向学生施加。
“……受试者是自愿的，我也是自愿的。主试对我没有进行实际的身体控制。当受试者要求结束实验，我就会让他走。”（最高预期电击：150伏特）
“我会中途停止实验，因为那个人在痛苦地喊叫。如果我撞了膝盖都会很疼，我自然会很同情学生。”（最高预期电击：180伏特）
这些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反应源自同情、怜悯和公正心。他们清楚地表明了合理行为的概念，并且认为自己会根据这个概念做出相应的行为。但是他们并不清楚的一点是，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会有很多力量交织存在。
也许，向受访者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恰当，因为每个人都喜欢从美好的角度看待自己。因此，我们还提出了其他问题，消除因要面子而导致的偏差。我们让每位受访者预期其他人的行为（更准确地说，让他们预期其他100名不同年龄、职业的美国人可能出现的决裂点）。回答这个问题的受访组包括：精神病医生、行为科学的大学毕业生和教师、大学二年级学生和中产阶层成年人。这几组的预期结果惊人地相似。他们认为，几乎所有受试者都会拒绝服从主试，只有病态的偏激者才会持续到使用最高电击，人数不会超过1％—2%。图5列出了精神病医生的预期情况。他们认为，大多数受试者使用的电击级别不会超过第10级（150伏特，受害人在此刻会首次明确表达希望结束实验），大约4%会达到第20级，只有千分之一左右的人会坚持到最高级别电击。
图5：精神病学家对声音回馈实验的行为预期
这些预期结果，体现了人们的这样一些假设：第一，大部分人都很善良，不想伤害无辜的人。第二，除非以外力或威胁的强迫，否则，个人是其行为的主要来源。一个人做出某种行为，是因为他决定这么做。行为虽然发生在具体的物理社会情景中，但社会情景只是为行为提供了发生的舞台，行为本身源自一个人的内在核心。人们在这个核心中评估个人价值观和满足感，然后将评估后作出的决定转换成行为。
在被要求思考这个服从实验时，大多数人都从上述的预设观点开始。他们的关注点是个人的自主性，而不是他所处的具体情境。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们才会认为，很少有受试者会坚持服从主试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