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服从的困境

在社会生活的结构中，服从是我们所知的最基本要素之一。任何群体生活都需要某种权威系统存在。只有离群而居的人，才不会被迫以反抗或服从的方式对别人的命令做出反应。服从作为行为的决定因素，与我们的时代有着特别的关联。我们都知道，从1933年到1945年，数百万无辜平民被系统地屠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修建了毒气室和防守森严的死亡集中营，每天规定尸体定额，其效率如同批量生产产品。这些反人道政策最初可能只是某一个人的想法，只有当很多人服从命令，才会大规模地实施。

将个体行为与政治目的联系起来的是服从这一心理机制。这种行为倾向就像一个黏合剂，将一个个人类个体与权威系统捆绑在一起。很多近代史实和日常生活中的现象都表明，服从可能是很多人根深蒂固的一种行为倾向，这种优势冲动打败了我们在伦理、同情和道德行为方面所受的教育。斯诺（C.P. Snow）（1961）指出，服从的重要性在于：

回首思考漫长而灰暗的人类历史时，你会发现，以服从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远多于以反抗为名的罪行。如果你对此表示怀疑，不妨读一读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的《第三帝国的兴亡》（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德国的军官们是用最严苛的服从规范培养起来的……以服从的名义，他们参与、协助实施了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大规模行动。

纳粹灭绝欧洲犹太人，是无数人以服从之名所做出的令人发指的邪恶行为中最极端的例子。但是，比这一行为程度略轻的恶行在不断发生：普通市民被命令去摧毁其他人，他们这样做了，因为他们认为服从命令是他们的责任。服从权威一直被尊为美德，但当它服务于一个恶意的目标，就会改头换面，完全背离美德，摇身变成邪恶的罪。不是吗？

当权威的命令与我们的良心相冲突，我们是否应该服从？这个道德问题曾被柏拉图辩论过；曾被写入戏剧《安提戈涅》（ Antigone ） ^[1] ，并被每个历史时期的哲学家所讨论。保守派哲学家认为，反抗是对社会结构的威胁，即使权威指令的行为是邪恶的，最好还是实施，而不是威胁权威结构。霍布斯 对之进一步阐述道：这种行为的责任绝不应该归因于执行者，而是应该归因于发出命令的权威。但是人文学者认为，在此类事件中，个人的意识占据首位。他们坚称，个人的道德判断如果与权威之间发生冲突，个人判断应该高于权威。

对服从从法律和哲学的层面进行探讨固然重要，但作为一名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家，我希望从抽象的讨论转向对实际案例的细致观察。为了近距离观察服从行为，我在耶鲁大学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实验，最后，这个实验发展到有一千多人参与，在数所大学进行了重复实验。但是我的最初理念其实非常简单：一个人来到心理学实验室，被要求做出一系列的行为，这些行为的强度逐渐加强，开始与他们的道德意识相违背。这里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如果参与者服从实验人员的指挥，这种服从行为到底会持续到什么程度，他才会作出反抗。

首先向读者介绍本实验的更多细节。两个人来到心理学实验室，进行一项名为记忆与学习的实验研究。其中一个人被指定为“教师”，另一个则是“学生”。实验人员对实验目的的解释是：本实验研究的是惩罚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学生被领到一个房间，坐在椅子上，他的手臂被绑起来，防止做出过激活动。然后，将一个电极与他的手腕相连。实验人员告诉他，他将在实验中学习一组单词配对，每出现一次错误，就要受到一次电击，随着错误的出现，电击强度不断加大。

事实上，这个实验真正的关注点不是学生，而是教师。教师目睹学生被绑在椅子上后，被带到主实验室，坐在一个非常醒目的电击器面前。电击器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水平排列的30个开关，从15伏特一直到450伏特，以15伏特递增。每个开关还有一行文字提示，从“轻度电击”一直到“危险——强烈电击”。教师被告知，他将对另一个房间中的学生进行学习测试。如果学生的回答正确，教师就继续下一个问题；如果回答错误，教师就要对他进行一次电击。电击要从最低电量15伏特开始，然后，学生每答错一个问题，就增加一个电击程度，到30伏特，再到45伏特，依此类推。

在实验中，教师是不知情受试者；而学生，或者说受害者，其实是一个演员，他并不会真正受到电击。实验的真正目的，是了解在可测量的具体情境下，受试者的行为可以持续到什么时候。在这个情境中，他被要求向一名反抗的受害者施加越来越强烈的痛苦，他会在哪个时刻拒绝服从主试的命令？

随着实验的继续，接受电击的学生开始表达不适感，冲突就在此刻出现。在75伏特，学生会嘟囔；在120伏特，学生会进行口头抱怨；在150伏特，他会要求停止实验。随着电击强度的加大，他进行了持续的抗议，强度和情绪不断加强。到了285伏特，他的反应只能用“极度痛苦的尖叫”来形容了。

亲眼目睹实验的人都清楚，这个实验过程的震撼性难以用笔墨形容。对于受试者而言，这个情境并不是一个游戏，冲突是强烈而明显的。一方面，面对学生表现出来的痛苦，受试者倍感压力，想要放弃。另一方面，作为合法权威的主试命令他继续，而他觉得对主试负有某种责任。每次当受试者犹豫是否继续电击时，主试都命令他继续。如果受试者想要摆脱这种状况，就必须明确地与权威决裂。这个研究的目的是找出面对一个明确的道德上的命令，人们会在什么时候反抗权威，又会如何进行反抗。

当然，与士兵在战争中执行指挥官的命令相比，执行主试的命令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但是，不同的情境中会存在一些相同的本质要素，因为我们可能会以一种更广义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当合法权威命令一个人伤害他人，他会怎么做？对于军队和实验室的不同环境，我们可能会这样想：主试的权威远比将军小，他无权强制他人执行命令。参加一次心理学实验，很难激发战争时刻的紧迫感和奉献精神。但是我认为，虽然这个情境存在局限性，也非常普通，但我们有必要以此为起点，开始对服从进行仔细的观察。我希望借此推动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找到适用于不同情境的普遍性命题。

读者对这个实验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疑惑：一个具有正常心理状态的人，怎么会对他人进行电击，即使是最轻度的电击，也是不应该做的事情。他为什么不简单地拒绝，然后走出实验室？但事实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这么做。受试者来到实验室是为了帮助进行实验，他自愿地开始整个程序。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而且，接受电击的学生，在最初似乎是持合作的态度，只是有点紧张。真正令人吃惊的，是普通人对主试指挥的服从程度。的确，实验结果令人震惊而沮丧。尽管很多受试者感到极度紧张，很多受试者都向主试表达了抗议，但很大一部分受试者坚持到了最后，对学生施加了电击器上最强级别的电击。

无论被电击的学生提出多么激烈的请求，无论电击看起来造成了多大的痛苦，无论学生多少次请求离开，很多受试者都服从了主试。在我们的实验中以及在几个大学进行的重复实验中，这一幕反复出现。成年人完全自愿、无限制地服从着权威的命令——这就是本次研究最重要的发现，也迫切需要我们对之进行剖析。

人们通常会这样解释：那些施加了最强烈电击的人是魔鬼，是社会中最残忍的极端分子。但是，本次实验的受试者来自员工、管理者和专业人士三个职业类别，近三分之二被定义为服从受试者，他们代表的不是魔鬼，而是普通群众。因此，这种解释并不正确。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汉娜·阿伦特 1963年出版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Eichmann in Jerusalem ） 。阿伦特坚持认为，将艾希曼形容成一个可怕的恶魔，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事实上，艾希曼更像是一名毫无激情的官僚，他的工作就是坐在办公桌前，完成自己的工作。阿伦特的这个观点，让她饱受蔑视乃至诽谤。人们会认为，一个人如果做出像艾希曼那样的魔鬼行为，应该具有残忍、扭曲而虐待狂般的性格，是真正的恶魔化身。但是，当我看到数百名普通群众在我的实验中服从了权威，我必须说，阿伦特提出的“ 平庸的恶 ”（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更接近真相，其接近程度，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这些普通人电击受害者，是出于一种责任感，作为受试者的责任，他们本人不带有任何攻击性的特别倾向。

这可能是本研究最根本的启示：那些只是做着分内事、内心并不带有特别的敌意的普通人，可能会在可怕的毁灭性活动中充当帮凶。此外，即使被要求做出完全不符合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即使他们的行为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显而易见，很少有人能找到办法反抗权威。各种抑制反抗的机制占了上风，并且成功地让人们维持在这种状态。

站在旁观的立场去谴责服从受试者的行为，自然很容易。但是，那些谴责受试者的人，是用他们自己有能力形成高尚的道德这一标准在进行衡量。这很难说是公平的标准。很多受试者，在口头陈述自己的观点时，也像我们一样强烈地认为，需要用道德压制住伤害无助受害者的行为。总体而言，他们也知道，面对这种情况时应该怎样做，并且能够表达他们的价值观。但这只是口头表达，与他们在环境压力下的实际行为没有多少关系。

在这种情境中，什么才是正确的行为？如果让人们从道德的角度进行判断，相信所有人都会认为反抗才是正确的。但是在真实情境的发生过程中，价值观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力量；一个人会受到多种力量的冲击，价值观是这些力量中的一股小力量。很多人在实验过程中无法感知到自己的价值观，他们并不认同自己的行为，但却发现自己继续着实验。

与个人道德感的力量相比，社会让我们相信的那些规则更具效力。虽然“你不该杀人”这样的信条在道德秩序中占据着显著位置，但在人类的精神结构中，这一信条的位置却无踪可寻。当新闻标题出现变化，当征兵局发出召唤，当肩膀上戴着军章的人下命令，人们就会毫不困难地走向杀戮。甚至是一个心理学实验，它的力量也足以让一个人远离道德的控制。通过对信息和社会场的估量和重建，道德因素被相对轻松地抛到一边。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受试者服从主试呢？首先，一系列的“绑定因素”将受试者锁定在这个情境中。比如：待人的应有礼貌、希望兑现最初向主试作出的承诺，以及中途退出所带来的窘迫感。其次，受试者的思维过程出现了一些调整，削弱了他与权威决裂的决心。这种心理调整帮助受试者保持了与主试的关系，同时减轻了实验冲突所带来的压力。当权威指示受试者伤害无助个体时，服从的受试者通常就会出现这样的思维过程。

有这样一种心理机制：个体容易完全陷入任务的狭隘技术层面之中，以至于无法看到任务所产生的广义后果。电影《奇爱博士》（ Dr. Strangelove ）以高超的讽刺手法，讲述了一个轰炸部队如何狂热地研究向一个国家投放核武器的技术程序的故事。与之类似，在本次实验中，受试者也融入到了实验程序之中，他们精确地读出了单词配对，然后非常认真地按下开关。他们想要做出合格的表现，但伴随而来的是，减少了对道德的关注。至于指定目标和道德评估之类的更广泛任务，受试者交给了他正在为之服务的实验权威。

服从受试者最常见的思维调整是：他认为自己不必承担自身行为的责任。他将所有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主试这个法定权威，从而推卸掉了自己的责任。他把自己视为一个外部权威的代理人，而不是一个以道德责任行动的个体。在实验后的采访中，我们问服从的受试者为什么继续实验，一个普遍的回答是：“如果就我自己，我是不会这样做的；我只是在做我被要求做的。”由于无法摆脱主试的权威，受试者就将所有的责任归咎于主试。在纽伦堡审判中，那些战犯也是反复用“我只是完成职责”为自己辩护。如果你认为这种说法只是捏造的自我辩护，站不住脚，那么你就错了。相反，当人们被困在权威结构的从属位置时，这是大多数人的最基本想法。责任感的消失，是服从权威影响最深远的后果。

尽管一个人在权威的命令下，会做出看似违背良心的行为，但是不能说他失去了道德感，他只是完全转变了关注点。他不再从道德的角度对行为作出反应，道德关注转向了另一个关注：如何达到权威对他的期望。在战争时期，士兵不会问轰炸村庄的行为是好是坏，他在摧毁村庄时不会有罪恶感；相反，根据自己对指派任务的完成情况，他感受到的是骄傲或羞愧。

在这种情境下，另一个起作用的心理力量可以称为反人类变体特性（counteranthropomorphism）。数十年来，心理学家一直在探讨人类的一种原始倾向：将无生命的物体和力量赋予人类特征。但是，还存在一种与之相反的倾向，那就是：将本质上源自人类并由人类维系的力量，赋予非人类特征。很多人将人类构建的系统，摆在了高于人类的地位，认为系统超越人类思想和感受的控制，否认各种机构和制度背后的人类因素。因此，当主试说：“实验需要你继续”，受试者就觉得这是一个超越了人的指令的命令。他没有问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比如，“这是谁的实验？为什么为实验设计者服务的方法是让受害者痛苦？”一个人——实验设计者——的愿望已经成为一个框架中的一部分，在受试者心中，这种愿望的力量超越了实验设计者个人。一名受试者在实验中曾经反复说：“必须继续，必须继续。”他没有意识到，想要实验继续的，其实是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在他的思维中，人已经消失，“这个实验”本身拥有了一种超越人类的力量。

任何一种行为的心理学特征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将行为放在一个不同的背景之中，就可以改变它的意义。一份美国报纸最近引用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的言论，他承认美国人轰炸了越南人，伤害了男女老幼。但他感觉这种行为有着神圣的原因，因此是合法行为。同样，这项实验中的大多数受试者在看待自己的行为时，将之放在一个对社会有利、有用的更大的情景中——追求科学真理。心理学实验室有强有力的合法性，来此进行实验的人会产生信任和信心。单独来看，电击受害者的行为似乎是罪恶之举，但是放在这个情景中，就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但是，任由情景主导行为，忽视行为的人类后果，这是一件极端危险的事情。

纳粹德国情境中有一个重要特征，本实验没有对之进行研究，那就是：在伤害受害者之前，对其进行强烈的价值贬低。纳粹进行了持续十多年的强大反犹太宣传，系统化地让德国人准备好接受对犹太人的摧毁。一步一步的，犹太人不再是公民，不再属于这个国家，最终被完全否定了人类的身份。对受害者的系统化贬低，为残忍对待受害者提供了一个心理辩护方法，它与大屠杀、残害行为和战争伴随发生。很有可能，如果我们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将本实验中的受害者描述成残忍的罪犯或堕落者，受试者在电击受害者时会更加释怀。

但是，实验中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很多受试者会 在伤害学生之后 ，对其进行强烈的贬低，“他太愚蠢和顽固了，就应该被电击”这样的话并不少见。在做出伤害行为之后，受试者觉得必须将受害者看成一个毫无价值的人，之所以对他进行惩罚，是他的智力和性格缺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很多受试者并不认可他们对学生做出的行为。很多人在服从命令的同时，会作出抗议。但是，想要真正做出反抗恶意权威的行为，除了想法和语言表达，还需要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将信仰和价值观转化为行动。很多受试者完全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但却无法与权威进行公开的决裂。在思想和语言层面进行的反抗会带来些许满足感，让他们觉得至少是在内心深处站在了天使这一边。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主观感受如果未能转化成行动，就很难以道德对其进行定义。即使是政治控制，也必须通过行动才有效力。对于集中营的士兵而言，无论他们有着怎样的态度，都不会有任何结果，事实的结果就是：他们默认了发生在眼前的屠杀无辜者的行为。相类似的，纳粹占领区的欧洲曾出现了所谓的“知识分子抵抗运动”（intellectual resistance），参与者们通过转变思想觉得他们对侵略者进行了反抗。但事实上，他们只是沉迷在心理机制的自我安慰之中。这种缺乏信心的人根本没有将信仰付诸行动的勇气，正是因为这种人的存在，独裁者才永远都无法消失。在实验中，人们不停地否定自己的行为，但却无法集合内在力量，以行动表现他们的价值观。

本实验的一个变体呈现了一个比上述描述更常见的困局：受试者不需要按下开关电击受害者，只执行次要行动（主持单词配对测试），电击行为由另一名受试者完成。实验结果是，在纽黑文的40名成人受试者中，有37人坚持到电击器最大强度的电击。很显然，受试者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借口，将责任推卸给了按下开关的另一名受试者。推而广之，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这个变体可能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危险情境：如果一个人只是邪恶行为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远离行为的最终结果，在心理上更容易忽略自我的责任。即使是艾希曼，在视察集中营的时候也感到非常不舒服；但是当他坐在桌子前翻动各种文件，却可以没有丝毫困难地参与到大规模屠杀之中。与此同时，将毒气弹扔进毒气室的集中营士兵，他们会认为自己只是执行来自上级的命令，将这种行为合法化。通过这种方式，整个人类行为被分解成了片段，没有一个人是邪恶行为的决策者来直面行为的结果。对行为负有全部责任的人消失了。也许，这就是现代社会中有组织恶行的最常见特征。

因此，服从问题并不完全是一个心理问题。社会的形式、形态以及发展方式，都与服从有着很大的关系。也许曾几何时，人类在任何情境中都能作出完全人性化的反应，因为他们是以“人”的形式融入其中。但是，一旦社会出现劳动分工，事态就出现了改变。跨过某个临界点，社会就分裂成了人们在各自的部分中执行局限性的具体工作的局面，这消除了人们工作和生活的人性特征。个体看不到整体情境，他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如果缺少整体方向，个体就无法采取行动。他向权威屈服的同时，也就与他的自我行为疏离了。

乔治·奥威尔 抓住了这种情境的核心，他写道：

在我写作的此刻，高度文明的人类正开着飞机掠过我的头顶，试图杀了我。他们对我个人没有任何敌意，我对他们也没有，他们只是像老话说的那样“恪尽职守”。我毫不怀疑，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心人，在个人生活中从未想过杀人这种事情。但是，如果他们中的某个人成功地用炸弹把我炸成碎片，也绝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夜不能寐。

[1] 《安提戈涅》：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剧中描写了俄狄浦斯的女儿安提戈涅不顾国王克瑞翁的禁令，将自己的兄长、反叛城邦的波吕尼刻斯安葬，而被处死；而一意孤行的国王也招致妻离子散的命运。安提戈涅被塑造成维护神权/自然法、不向世俗低头的伟大女英雄形象，激发了后世的许多思想家如黑格尔、克尔恺郭尔、德里达等的哲思。《安提戈涅》（ Antigone ）在古希腊语中的字面意思是“不屈服、不妥协”。——编者注 DFB+WWSJgyydh/F+55f0rLqMGImc+nM9UgaHd1WSZAon5BxZbKva7csQdqZB+z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