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所述实验，建立在一个有着75年历史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基础之上。1898年，鲍里斯·塞德兹（Boris Sidis）进行了一次服从实验，之后，陆续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比如阿希（Asch）、勒温（Lewin）、谢里夫（Sherif）、弗兰克（Frank）、布洛克（Block）、卡特威特（Cartweight）、费伦齐（French）、瑞文（Raven）、卢钦斯（Luchins）、李皮特（Lippitt）、怀特（White）等人，尽管有的研究并非专门针对服从，但对我的工作也很有启发。在社会心理学家成长的时代大潮中，阿多诺（Adorno）及其同人、阿伦特（Arendt）、弗洛姆（Fromm）对这个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外，我对以下三部著作尤为感兴趣：艾力斯·康福特（Alex Comfort）的《现代国家的权威和犯罪》（ Authority and Delinquency in the Modern State ）；罗伯特·比尔斯特（Robert Bierstedt）对权威进行的详尽概念分析，以及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机器中的幽灵》（ The Ghost in the Machine ）。尤其是《机器中的幽灵》，与当前其他同类书籍相比，更加深入地阐述了社会等级概念。

本次服从实验开始于1960年，结束于1963年。那段时间，我正在耶鲁大学心理学系任教。心理学系不仅提供了研究设施，还提出许多值得参考的建议，在此表示感谢，特别感谢欧文·贾尼斯（Irving L.Janis）教授。

实验中的学生角色，由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已故的麦克多诺（McDonough）扮演。他的表演准确而自然，是实验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试由康涅狄格州绍斯伯里市（Southbury）的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扮演，他生动地呈现出一个态度强硬的人物。此外，还有很多人参与了研究方面的工作，在此感谢阿兰·艾尔穆斯（Alan Elms）、乔·维兰德（Jon Wayland）、塔奇多·穆拉塔（Taketo Murata）、埃米尔·艾尔格斯（Emil Elges）、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以及麦克·罗斯（Michael Ross）。

对于在实验中担任受试者的纽黑文和布里奇波特两地市民，我对他们心怀一种复杂的亏欠之情。

服从实验是多年之前的工作，如今对其进行重新思考并撰写于文，很多人都向我提供了鼓励和支持，在此感谢：安德勒·莫迪里亚尼博士（Drs.Andre Modigliani）、艾伦·赫斯科维茨（Aaron Hershkowitz）、雷亚·门多萨·戴梦得（Rhea Mendoza Diamond）、已故的高尔顿·奥尔波特（Gordon W.Allport）、罗杰·布朗博士（Drs. Roger Brown）、哈里·考夫曼（Harry Kaufmann）、霍华德·莱文索尔（Howard Leventhal）、尼约雷·库德卡（Nijole Kudirka）、戴维·罗森汉（David Rosenhan）、利昂·迈恩（Leon Mann）、保罗·霍兰德（Paul Hollander）、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等。此外，在很多章节的撰写过程中，我得到了穆瑞·希勒（Maury Siler）和艾洛维丝·西格尔（Eloise Segal）的大力协助。还要感谢哈泼罗出版社（Harper & Row）的编辑弗吉尼娅·希鲁（Virginia Hilu），她对这本书一直信心百倍。面对我这个懒惰的作者，她最终将自己的办公室让给我，才使得这本书顺利面世。

感谢我在纽约市立大学的秘书玛丽·英格兰德（Mary Englander）和艾琳·里德尔（Eileen Lydall）以及研究助理温迪·斯坦伯格（Wendy Sternberg）和凯瑟琳·克罗（Katheryn Krogh）。

纽约市立大学的研究生朱迪斯·沃特斯（Judith Waters）是一位水平高超的画家，第八章和第九章的配图就出自她之手。

感谢伦敦犹太事务学会（Institute of Jewish Affairs），我在该学会的《偏见形式期刊》（ Patterns of Prejudice ）中，首次发表了文章“服从犯罪的命令：被迫作恶”（ Obedience to Criminal Orders: The Compulsion to Do Evil ）。感谢该协会允许我大量引用该文章中的内容。

还要感谢美国心理学会。我在该学会的会刊中首次发表了以下几篇文章：“服从的行为研究”（ 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服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Issues in the Study of Obedience ）、“对鲍姆林德的回复”（ A Reply to Baumrind ）、“针对个人的群体压力和行为”（ Group Pressure and Action Against a Person ）、“群体压力的释放效应”（ Liberating Effects of Group Pressure ）。感谢心理学会允许我引用这几篇文章中的大量内容。

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两次向实验提供资金支持。1960年开始的预备实验则获得耶鲁大学希金斯基金（Higgins Fund）的资助。1972-1973年，古根海姆基金（Guggenheim Fellowship）为我提供了在巴黎的工作机会，为期一年，使我得以远离学术任务，全力完成本书。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我的妻子萨莎都伴我左右。对我而言，她的看法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在书籍截稿前最后几个月中，我们两个人在雷姆撒大街的公寓中闭门工作，终于，在她的鼎力帮助之下，这个任务胜利完成。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
巴黎
1973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