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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园里，除了课堂学习，学校也重视体育课。在当时足球是最简单、最常见的运动，因为它对场地和器材的要求相对简单，所以最容易普及。父亲喜爱足球，不但常踢，还曾代表学校与其他学校比赛，体质也慢慢地好起来。在学校的课外活动中，童子军的活动也组织得很好，成为课余活动的重要部分。童子军本名“Boy Scout”，最初是由一位英国的退伍军官贝尔登先生在二十世纪初的1907年创立，以后发展到世界各地。童子军活动根据学生的特点，将他们组织起来，并讲授救生知识，举行室外游戏。童子军活动因为针对学生特点，很受学生欢迎，也是父亲喜爱的活动。
童子军活动中最吸引父亲的要算是远足和露营。由于家里没有条件，父亲小时候很少有机会外出远行参加大型活动。学校组织的童子军活动，才使父亲有了更多和同学一起出门集体活动的机会。一天的远足，一般都安排在风和日丽的春秋时节。由老师带队，同学们列队走出县城，跨上乡间小道。在活动中，老师还带领同学采集标本，做些游戏。
1929年是北伐胜利后的第二年，江苏省政府从国民政府所在地的南京迁到了镇江。由于对童子军活动的重视，省教育厅还曾在镇江举行童子军活动竞赛，父亲被学校选中，有幸和其他同学一起代表如皋师范赴镇江参加活动。父亲写道：
如皋师范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一到下午课程结束，娱乐室和操场就开始热闹非凡，踢足球、打篮球、玩双杠、跳高、跳远、唱歌、下棋、吹箫、拉二胡等，活动有声有色，最有趣的是童子军的远足和露营。记得有一年，学校派初中同学参加在镇江举行的全省童子军大露营大检查，规模很大。我们班上不少同学参加，我也去了。每人服装整洁，带上背包、队旗、绳子和小刀。路途上大家个个精神抖擞、歌声嘹亮、步伐整齐，受到旁观者的赞赏。那次我们学校在野营和旗语比赛中获得奖品，师生们高兴得手舞足蹈，畅游金山寺，然后凯旋。
学校的学习生活也充满乐趣，一点不死板，真正体现了活读书，读活书，读书活的精神。虽然我的身体从小单薄，孱弱多病，初中时期也曾缺课缺考，幸亏老师，特别是我的级任老师，教我一些卫生知识和轻巧的体育活动，使我体质逐步改善，所耽误的功课也得以补上。1935年初中毕业，我怀着不舍的心情离开了母校，从此也离开了故乡。
初中时期，父亲不但学习了知识、锻炼了体魄，更丰富了心智。同时，父亲的知识面以及吸取知识的渠道都增加了很多。在学校图书馆，父亲读到了新的书籍。其中，有丁文江地质旅行的文章，以及他所整理重印的《徐霞客游记》。另外，还读到很多具有时代特色的杂志。通过阅读，父亲知道了更多的历史，懂得了不少新的道理，清楚了民族的尊严和爱国的重要。父亲写道：
中学时代，读开明、生活书店出版的杂志、刊物，如《中学生》《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读到很多有趣的故事，它们给我教育和启迪，也使我受到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在丰富的藏书中，父亲读到明末袁崇焕
和杨继盛
两位忠臣的事迹，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们一武一文，然殊途同归，都因奸臣的陷害和昏君的无能而被杀害。其中杨继盛给儿子的遗书，更是读来令人震撼，以致几十年后，父亲仍没有忘记。1982年，父亲在展览中看到杨继盛的手迹极为高兴，并在日记里写道：
进城看莫奎
，他住院了。下午购买了点心去看他（中医院），可能是脑血栓，经过针灸，恢复得较好。继又去孔庙，参观吴晗教授事迹展览、孔庙祭器和北京人物展。其中以杨继盛狱中给友人书最为珍贵，椒山先生，我一向钦佩。少年时代，读他给儿子的信，一种忠贞爱国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今天看到他的手迹，不胜欣慰，继又到国子监首都图书馆看看，地方幽静，古建筑保存亦好，到天黑才回校。
杨继盛是明朝著名的忠臣，从小家境贫寒，一边放牛，一边旁听学堂，后来考取功名，从一小官做起，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是所谓好官，后来为弹劾奸臣严嵩，被下大狱，受尽折磨，直至被最后杀害，又是一出官府忠臣被害的悲剧。但在民间老百姓心中自有是非曲直，杨继盛就是清廉、正直的象征，是父亲一直十分钦佩的包青天式的英雄人物。当时想到国难深重的祖国，父亲的感触是沉重的。后来，父亲回忆说：
北伐带来的统一、安稳日子还没过几年，到了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犯中国，占领东北三省，把军队开到长城脚下。不久，又在东北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同时虎视眈眈地威胁和窥视关内省份。在日寇统治下，大批东北百姓流亡关内，悲观和不安的亡国阴影笼罩在每位中国人心头。我在如皋师范读书时，同学们忧虑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下的中国。国文老师季禹闻先生思想进步。在他的介绍下，同学们接触到不少进步书籍，像是蒋光赤的《鸭绿江上》、鲁迅的《呐喊》以及《开拓者》杂志，年轻人的思想活跃，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有一段时间，同学们外出的活动比较多，我和同学们常常一起到城门口去盘查商户、摊贩，宣传抗日、抵制日货。有一次，听说城内一家布庄仍在暗地交易，经营日货。得到这一消息，部分情绪激动的同学前呼后拥地冲入店中，不由分说地砸烂了小店的货架。
待他们回来后，同学们开始思索，也有争论。何去何从，一时还没有答案。我由于平时经常请教老师，和任课老师的关系很好。尤其是数学老师毕复儒对我比较了解，也很关心我，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疑惑。一次课后，他对我说：“救国不能没有知识、没有本领。你们还小，将来无论从军，还是从政，或科技救国，现在都要脚踏实地，掌握知识，拥有智慧，才能自立，才能救国”。他的开导十分及时，使我豁然开朗，同学们也开始冷静下来。从那以后，我关心国家大事，参加力所能及的抗日宣传，但也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掌握好救国的智慧和本领。
在如皋师范，父亲也曾接触过同学中的一位革命者，他是高年级同学徐名正
先生。父亲回忆说：
我读书的时候，如皋师范有一位高年级同学徐名正，以后才知道他是位地下党员。他曾给我们辅导功课，有时坐在一起谈天，他给我们讲他的见闻，讲到一些时事，还有他的看法，让人觉得他很有思想，见解也有道理。他热情，是个充满活力的人。他还带领过我们走上街头，进行抵制日货的宣传活动。
后来，他离开如皋师范。我初中毕业之后，也离开了家乡，外出求学多年，也再没有听到有关他的消息，但我一直关心他的下落。“文革”以后才陆续托家乡亲友了解到，徐名正离开家乡去了上海，后来又去了江西苏区，并在瞿秋白的领导下工作。以后，和瞿秋白一起被捕。那时，还是七七事变之前。后来的全面抗战还没有开始，徐名正就已经在长汀被枪杀了。
后来，徐名正先生离开如皋师范，前往瑞金苏区，协助瞿秋白先生创办《红色中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跟随瞿秋白先生坚持敌后斗争，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王铁灿和刘福勤两位先生曾写道：
1934年10月初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前，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决定了随主力转移和被留下的高级干部名单，瞿秋白被留下。瞿秋白曾请求随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一起走，被拒绝后，心情有些激动，却没说话，那天酒喝得特别多。他差不多预料到了自己后来的命运，说：“我个人的命运，以后不知怎么样，但是可以向战友们保证，一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
……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转移后，瞿秋白与少数人员继续编发《红色中华》，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为掩护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转移，要求《红色中华》尽可能保持原来的样子，社址不变，印刷厂名不变，版式不变，仍然是铅印四开四版形式，表示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仍然在中央苏区，以安定军心、民心，迷惑敌人。内容仍以战讯为主，刊登各苏区战事捷报，但不报导红军行动情况。
1935年2月，徐名正先生和瞿秋白先生等二十余名共产党人被国民党军队抓获。不久，徐名正先生被枪杀，年仅23岁。瞿秋白先生也在同年6月18日，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被枪杀于长汀城外的罗汉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