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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SD是一种由环境中的创伤应激所诱导的精神障碍。创伤性事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能够直接诱发PTSD的创伤，即符合DSM诊断标准A的创伤性事件；另一类为不会导致PTSD的创伤性事件，这类事件一般指生活中所存在的困境或童年早期的不良生活环境，是PTSD的风险因素（Smoller，2016）。下面所涉及的创伤前的环境风险因素指的就是后一类不良的环境暴露。
患有精神障碍的父母在基因上具有一定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很可能具有一定的遗传性，导致他们的孩子也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基因脆弱性。但更重要的是，罹患精神障碍的父母通常会具有不良的认知与行为习惯，从而导致家庭功能的失调，这也是家庭中后代易感PTSD的重要风险因素。比如父母为抑郁症患者时，会在教养子女过程中通过父母非正常的行为、认知等使后代在生活中也体验到情绪上的痛苦（Goodman & Gotlib，1999）。PTSD父母还会夸大环境的威胁，使孩子变得谨小慎微、对应激事件更加敏感。当然，PTSD父母也会因为对创伤性事件的回避，禁止在家庭内部对创伤相关事件进行讨论，直接导致孩子的回避行为（Koenen，Nugent，et al.，2008）。这样的最终结果就是，当真正的创伤应激发生时，家庭成员无法有效地交流各自的感受与想法，只能独自面对自己的创伤体验。因此，父母的精神症状会导致家庭功能失调，进而影响亲子关系，最终对孩子产生广泛的消极影响（Trapolini et al.，2008）。
Leen-Feldner等（2013）总结了父母罹患精神疾病的影响。首先，患有精神障碍的父母可能会使用充满敌意的态度对待孩子。研究也显示，父母患有PTSD的家庭内部亲子冲突更严重，父母对孩子经常反应过度且充满愤怒（Chemtob & Carlson，2004；Hinton et al.，2009），他们在养育孩子时甚至会使用暴力手段，如使用烧烫、窒息等手段对待孩子（Leen-Feldner et al.，2011）。这些充满敌意的养育方式可能会造成孩子对PTSD更加易感。其次，患有PTSD的父母与孩子更加疏离。比如，母亲的PTSD症状与亲子间的疏离程度呈正相关（McFarlane，1987）；父母患有PTSD的儿童能感受到更多的家庭情感忽视（Yehuda et al.，2001）；PTSD患者在家庭中的情感参与程度更少（Gewirtz et al.，2010）。需要注意的是，母亲的PTSD症状与后代的PTSD症状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可能的原因是母亲通常会充当孩子的主要照料者，从而增加了孩子与患病母亲接触的机会，导致PTSD母亲的行为方式、认知和情感等对孩子的影响更大。另外，患有PTSD的父母可能会通过提高生活环境中的压力而使孩子对PTSD更易感（Brand et al.，2011）。比如，PTSD患者的离婚率更高（Kessler et al.，1998），夫妻间的暴力行为也更多（J. I. Gold et al.，2007；Monson et al.，2009），父母中有PTSD患者的家庭经济状况更差（Kessler，2000）。这些问题的存在会直接导致家庭功能不良，从而使其后代对PTSD更易感。
需要提示的是，我们也应注意儿童的特征与父母特征的交互作用，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同样会影响父母在养育子女时的态度。如Hairston等人（2011）发现，婴儿的睡眠焦虑状态（比如睡觉时需要妈妈在身边）可能会使母亲的PTSD症状更严重。总之，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精神状态是互相影响的，孩子的气质类型及行为情绪特征会影响父母的精神状态及其对待孩子的态度；反过来，父母的精神症状也会通过不良的认知与情绪特征，造成家庭功能失调，进而导致孩子对PTSD更易感。在孩子的成长发育过程中，父母如何通过生活中获得的经验去缓和家庭功能不良是需要关注的议题。
早期不良生活事件对PTSD的预测作用
生命早期的经历对个体成年后的行为与神经内分泌特征具有长期的影响（McCormick et al.，2010；Spear，2000）。青少年时期及更早期所经历的应激事件也是PTSD等精神障碍形成的重要风险因素（McCormick et al.，2008；Pohl et al.，2007；Ross et al.，2017）。在很早之前，已经有研究发现童年期的创伤经历与退伍军人罹患PTSD之间存在密切关系（Bremner et al.，1993）。在普通民众中也一样，童年期或青少年早期的创伤经历是成年后罹患PTSD的风险因素（Breslau et al.，1999）。并且，童年期或生命早期的创伤经历次数对PTSD症状的影响具有累积作用（Stevanovi
et al.，2016）。也就是说，个体成年后罹患PTSD的风险会随着童年期所经历的创伤性事件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在机制上，早期的创伤经历很可能导致个人成年后的低自尊与不良的应激应对方式，从而增加了罹患PTSD的风险（Widom，1999）。
在实验室研究中，母婴分离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早期创伤经历模型。此模型一般能够影响成年后的行为和生理活动的改变。对动物的研究表明短暂母婴分离一般会导致成年大鼠对应激的反应低下、恐惧减少、焦虑行为及HPA轴负反馈功能增强（Avishai-Eliner et al.，2001；Caldji et al.，2000；Plotsky & Meaney，1993）。而长期母婴分离一般会导致成年后对应激的反应过高、HPA轴活动增强、海马神经纤维减少、空间记忆受损及焦虑行为得到加强（Huot et al.，2002；Ladd et al.，2004；D. Liu et al.，1997）。对于母婴分离的大鼠，它们的HPA轴应激反应系统可能受到了一定的损害，导致对PTSD更易感。
但是，早期的生活压力并不总是有害的，也有人发现早期的母婴分离能够增强成年后个体应对生活应激的能力。比如，大鼠出生后2—14天无论经历过短暂的母婴分离（Brief Maternal Separations，BMS，每天15分钟）或者长时间的母婴分离（Long Maternal Separations，LMS，每天180分钟），它们成年后在条件化恐惧训练后均表现出较低的恐惧水平，以及不会有过高的应激相关激素释放（Guijarro et al.，2007）。即使将生命早期的母婴分离进行延长（从出生后1—21天，每天分离6小时），对大鼠造成严重的不良生命早期生活应激，大鼠在成年后依然对条件化恐惧刺激具有较高的抵抗力。与未经历过早期应激的动物相比，它们恐惧获得水平更低，空间学习与记忆能力保持良好，这些特征在雌性动物上的表现尤其明显。（Sun et al.，2014）
在机制上，早期生活应激可能损害了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的突触可塑性，改变对随后的急性应激暴露的反应，并影响应对策略（Chocyk et al.，2013）。当经历过早期母婴分离的大鼠再次暴露于急性应激时，它们的应激反应会减弱或缺失。这说明早期生活应激经历改变了有机体成年后面对应激时的抵抗力与复原力（Majcher-Ma
lanka et al.，2018）。
由以上可见，生命早期的不良生活事件可能会导致个体对PTSD等精神障碍的易感性，也可能会增强个体对应激事件的抵抗力，这种双向调控的具体原因与机制还有待探索。
早期不良生活事件的可控性与可预测性
如上所述，早期不良生活事件既可能造成个体对创伤应激更敏感，也可能会增强个体对应激事件的抵抗力，具体会引起何种后果，很可能受应激事件的可控性与可预测性的影响。可控或可预测的应激能够保护个体不受或少受应激事件的影响，增强成年后恐惧记忆的消退能力（Amat et al.，2005；Deng et al.，2017）。比如，研究者为了研究应激的可控性在应激影响中的作用，在进行条件化恐惧训练7天之前先让大鼠接受以下几种电击情况中的一种：可逃避的尾部电击（可控应激，ES）、不可逃避的尾部电击（不可控应激，IS）、不接受电击（Home Cage，HC），然后进行条件化恐惧训练及测试，发现IS组动物获得的条件化恐惧水平最高。如果不可控的应激出现在条件化恐惧训练之后，那么条件化恐惧的消退过程就会被损害；而ES不但能够有效地干扰条件化恐惧的获得，促进条件化恐惧的消退，还能预防消退后恐惧记忆的恢复，但ES并不会干扰动物的本能恐惧（Baratta et al.，2007）。Corcoran与Quirk（2007）也证明先前可控的应激经历仅损害后来的条件化恐惧获得过程，而对本能的非条件化恐惧没有影响。
对可预测应激的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比如，可预测的慢性温和应激（Predictable Chronic Mild Stress，PCMS，如动物在固定时间窗内接受应激暴露）能够改善成年大鼠的情绪、增强学习和记忆能力（Parihar et al.，2011）。相反，青少年时期的慢性不可预测应激则会损害个人的压力应对能力和认知灵活性（Zhang et al.，2017）。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可预测的慢性温和应激不但对大脑功能具有积极的影响，还能够增强成年后对应激诱导的抑郁样行为的抵抗力（Suo et al.，2013）。
在机制上，暴露于可控应激的先前经历可能激活了腹侧mPFC的活动（Amat et al.，2006）。而内侧前额叶皮层对杏仁核的功能具有抑制性，因此可控的先前应激经历可能增强了mPFC向杏仁核的神经输出，从而使个体后来在接受条件化恐惧训练时，杏仁核活动被削弱，导致恐惧获得水平降低。如果在开始应激时利用蝇蕈醇（Muscimol）失活腹侧mPFC，则能够阻断ES对后来条件化恐惧的干扰效应。因此，先前经历过的可控应激能够削弱恐惧记忆的获得与表达（Baratta et al.，2007）；相反，不可控或不可预测的应激经历可能使个体对后来的创伤应激更加敏感。总之，早期的生活经历对个人成年后应对应激事件能力的作用受多方面原因的影响，其中早期不良生活事件的可控性与可预测性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它们可能会对海马、杏仁核和内侧前额叶皮层的神经活动产生作用，从而导致个人成年后面对应激事件时认知和情绪反应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