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PTSD的风险因素

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尽管多数都会在生命的某些阶段遇到创伤性事件，但个体差异的存在使得最终罹患PTSD的人数仅占创伤性事件受害者中的一小部分，在总人口中比例更低，仅有7%—30%（Kessler et al.，1995，2005）。另外，在临床上，现有的治疗PTSD的方法要么是效果好但退出率高（Resick et al.，2002），要么是有高的依从性但疗效差（Cusack et al.，2016），并且表现出不同症状群类型的PTSD患者对不同治疗手段的反应也不同（Korte et al.，2016）。这些现象促使研究者认为，设法治疗PTSD患者固然重要，但在创伤性事件发生前通过改变个体对创伤应激的易感性，以降低创伤后PTSD的发生率也同样非常重要（Alexander et al.，2020）。明确PTSD的风险因素有助于在PTSD发生之前就对高危人群进行预防，进而减轻创伤性事件对个人的消极影响。

Alexander等（2020）专门对风险因素（Risk Factor）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们认为风险因素是增加个体罹患PTSD倾向的因素，包括生理性因素与社会性因素。有些风险因素很难进行人为操纵，风险因素的存在不一定会使个体发展为PTSD，只是增加了罹患PTSD的可能性。

影响PTSD发生的风险因素有很多，包括：精神障碍家族史与既往史、童年时期的心理创伤、内向性格、神经质倾向、家境较差、身体健康状态欠佳等（Kessler et al.，1995）。这些因素极有可能会降低个体对创伤性事件的应对能力，从而促使PTSD的发生。Koenen等（2002）对越战时期双胞胎登记处的6744名同卵双生子进行了研究，发现生命早期接触过创伤性事件、多重创伤经历、父系抑郁、受教育程度低、先前存在的行为障碍、惊恐障碍、广泛性焦虑障碍及抑郁症等均会增加创伤性事件暴露后罹患PTSD的风险。

通常情况下，PTSD的重要风险因素可分为创伤前的个体差异、创伤过程中的行为表现及创伤后的行为与应激反应等。创伤前的个体差异主要指环境中的风险因素、基因性易感体质、已有的应激经历、性别、年龄、个体的行为特征；创伤过程中的行为表现主要指应对过程与应对策略；创伤后因素主要体现在伴随条件化恐惧和行为敏感化的PTSD样神经活动的改变。非常多的风险因素研究是利用实验室动物开展的，比如条件化恐惧消退抵抗（Extinction Resistance）动物（Ghosh & Chattarji，2015；Goswami et al.，2013；Kaouane et al.，2012；Maren & Holmes，2015；Sillivan et al.，2017）。动物研究在揭示这些重要预测因素的神经机制中提供了有意义的贡献。 APRGDw0ZBvVSeocwuv8THJtPH6O1dRPC7Xqgsr87lI2aZeuxRm5BSiQv08rem2y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