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少年阶段主要为接受教育、涵育人生、型塑人伦和树立志向阶段。接受的教育主要是认字识字，学习知识。

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成熟较早。按《礼记·内则》的记载，古时童子，6岁学数字与方名；10岁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六书，早晚学习幼儿礼仪；13岁学乐，诵诗，学习勺舞（即文舞），并学射、御；15岁学习象舞（即武舞）。《汉书·艺文志》所录数十家著述，即多为蒙学识字课本。此类书籍在编排上多谐韵，或三言、四言，或五言、七言，形式上类似于诗歌，而目的全在于易记易诵，内容多涉浅显名物或伦常道德，大多借歌谣的形式来传达某种指事或教化，带有很强的实用性和目的性。

到了宋代，教育程式诸如施教年龄、进阶步骤、基本教材等，已趋于定型，孩童接受识字教育的年龄要稍早于《礼记》所定。北宋司马光结合《礼记》的说法，依据当时的实际状况，对儿童的启蒙教育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要求，大体是6岁学数字与地理方名；7岁始诵《孝经》《论语》；8岁诵《尚书》；9岁读《春秋》及诸史，师傅开始为其讲解，使之通晓义理；10岁，男孩外出从师，居宿于外，读《诗》《礼》，师傅为之讲解，使其知仁、义、礼、智、信，此后可读孟子、荀子、扬子等，博览群书。到了十一二岁，才让其作文吟诗，作文则注重先理气而后文辞。司马光的说法在宋、元、明、清时代影响极大，构成后世童蒙教育的基本框架，幼童学习大体参照其所说的读书年龄和学习内容展开。

这主要是士人家子弟走的路子，对于没有能力进一步读书应考进取仕途的广大庶民阶层来说，在粗识一定量的文字后，基本读物就主要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简称“三百千”）和南宋理学宗师朱熹手定的《小学》及乾隆年间贾存仁修订而成的《弟子规》一类童蒙读物。可见人生取向在少年读书阶段就开始了分流。

“立身以力学为先，力学以读书为本。”幼童从蒙学读物中，可以获得关于天文、地理、博物、社会、家族、历史、伦理、教育等包罗万象的知识。但少年力学，历代均强调先德行，后文艺，也就是道德品行为先，知识本事为次，先涵育人生观、价值观，再从事文化知识的学习，这是历代少年教育的普遍路径。《弟子规》开宗明义，以圣人孔子的口气教导幼童：“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北宋理学家程颐说：初学“入德之门，无如《大学》”，“其他莫如《论》《孟》”。又说：“学者先须读《论》《孟》。穷得《论》《孟》，自有个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论》《孟》如丈尺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还说若能于《论》《孟》中深求玩味，将来就能涵养成非同一般的气质。朱熹拟定的少年学习步骤和宗旨是：“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这些儒学宗师均强调，最重要的是懂得人伦道理，明白纲常大义，培育德性品行。忠孝仁爱最是人伦大义，决定人生态度，影响为人处世，具有民胞物与（民为同胞，物为同类）之心，方能爱国爱家，爱人爱民。辅助读物也与时俱进，日益增多，后世主要有《增广贤文》《增广日记故事》《幼学故事琼林》等书，内容都是反映传统伦理价值观的各种典型故事和模范事例，重在说理，寓有启发意义，旨在令人感奋，起顽立懦，激励成长。

读书既靠勤奋，也需要天性禀赋。北宋初年任过长洲知县的王禹偁，世为农家，聪颖异于常人，9岁能文。南宋昆山人卫泾兄弟四人，自幼同席苦读，晨窗夜灯，多年如一日，以好学闻名乡里。明前期苏州人施槃，过目成诵，颖悟绝人，号称“神童”。昆山人归有光，明悟绝人，9岁即能成文章，弱冠尽通六经、三史、八家之文，及濂、洛、关、闽之说。状元无锡人孙继皋，聪明好学，但家中贫困，常常空腹在社学上课。清初古文大家苏州人汪琬，少年孤寒，自奋于学，读书五行俱下，锐意于古文辞。榜眼苏州人缪曰藻，从小聪明好学，7岁能作诗，10岁能作擘窠大字，幼年就敏思颖悟，崭露头角。苏州人彭定求之孙彭启丰，幼年聪颖过人，读书刻苦，幼承庭训，文才卓然，少年即以能诗闻名吴中，后中状元。

勤学力学，历代流传有不少感人故事。古有头悬梁锥刺股、囊萤照明、凿壁借光等典故，《幼学故事琼林》和《增广日记故事》等书收录的范仲淹“画粥断齑”、欧阳修母亲“画荻以教子”、司马光“圆木警枕”等故事，大多发生在江苏贤吏身上。“带经而锄”，是指生活贫苦依然坚持读书学习，典出《汉书·倪宽传》，说汉朝的倪宽从师学习时，要为同学做饭，有时还要下地干活，下地时总是带着经书，休息时仍抓紧时间学习。明中期华亭人陆树声，出身农家，下田干活时常常带上一部经书，干活累了就在田间地头诵读。清康熙后期吴县知县廖冀亨，少时家贫，以耕种为业，但心有不甘，常常寓读于耕，耕读相间。这些都是带经而锄的典型事例，在江苏贤吏身上一再重现，激励着一代代江苏学子效法先贤，勤勉攻读，不断成长。

追寻江苏贤吏的成长轨迹和为官之路，他们在学校教学、师保授教之外，少年阶段大多承受过长辈的严厉督促，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即所谓“幼承庭训”，所谓“奉父训如师保”。范仲淹出身贫苦，少年时刻苦学习，深知读书机会的难得，因而教导儿子甚为严厉。明代应天府尹邝埜，其父是句容教官，教子甚为严格。抗倭名臣任环，年幼时其父以“读圣贤书，当身体力行，苟徒知之而不能行，犹不知也，于身心何益哉”等语启沃。考中生员后，其父又进一步教导：“儿年少，吾方欲其肆力于学，恐其以一第而自懈也。”直到任环考中进士，初授县令，其父仍然谆谆教诲，父辈教导延亘了几十年。一代古文大家、循吏归有光，在家中书室项脊轩中，接受母亲和祖母两代人督促劝学的故事，极为传神动人。海瑞的母亲谢氏，日夜在儿子身旁，口授《孝经》《大学》《中庸》诸书，督促儿子苦读，极为严格。高攀龙的祖父读书论道，教训孙子：“谨以养神，勤以养志，神完则志锐，志锐则学成。”明末靖江人朱凤台，入学之初，其父即授以濂、洛诸书，谆谆教导道：“学不可不见道，不见道则身心性命伦常日用随上随下皆无着落。”著名清官汤斌，幼时进家塾读书，同时其父亲手抄经史书籍，分点句读，面授大意，母亲赵氏孝慈勤俭，口授《孝经》，家教条件很好。状元苏州人韩菼，幼年失母，从父读书，研精经史，贯穿百家，不屑为俗儒章句剽窃之学。曾任扬州知府、两淮盐运使和江苏学政的尹会一，3岁丧父，以母教成名，“慈母是先生”，至今传为佳话。著名循吏袁枚，父亲长期游幕在外，由祖母柴氏、母亲章氏和孀姑沈氏等家中女眷抚育，并接受启蒙教育。经学大师高邮人王引之，出身于世宦之家，家教甚严，省吃俭用，有志于学，卓然成长。常州人洪亮吉，出身于中落的官宦之家，其母亲熟习经典，教授儿子《毛诗》《鲁论》《尔雅》《孟子》等典籍，后来在外祖家人的督促下，废寝忘食，读书声与母亲的织机声时常相伴至天亮。淮安人汪廷珍，其母亲告诫他：“吾非耻贫，耻言贫，疑有求于人也。”在母亲的教导严督下成长。如此说来，无论家境如何，遭际如何，江苏贤吏或多或少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们的成长，离不开父母长辈的亲身训诫。

贤吏能够出类拔萃，学校教育、家长训导之外，也有赖于名师的指点教诲。东林领袖无锡人顾宪成，出身农家，但其父为他延请了颇有名声的文行兼备之士。另一东林领袖无锡人高攀龙，6岁在外就塾读书，15岁应童子试，师事县中饱学之士，以学行相砥砺。袁枚早年问经义于从叔袁廷祚，学古文于刘大櫆与商盘，与诸多名流唱和诗文。状元苏州人石韫玉，5岁开始识字，舅氏徐元孚授以《孝经》；6岁入塾，延师陆以宁，学《毛诗》；7岁拜同里钱先生为师，学《毛诗》；8岁延陆山樗为师，学“四书五经”；12岁“四书五经”皆卒业，父亲授以唐人五言、七律，皆成诵，始学为诗；13岁从冷秉垣受古文；14岁从张含光习举业；18岁考入吴县学为生员，受到学政彭元瑞的指点，同年入紫阳书院，受业于彭启丰之门。石韫玉的学业，得到诸多名师的教授。晚清重臣吴县人潘祖荫，出身翰林世家，5岁时，家里就为他聘请了一批名师，分授各业功课，扎实的传统文化教育与应试教育，使他迅速成长。

常州庄氏家训阐明：“读书者，不止取科第而务希圣贤。”读书力学只是一个方面，贤吏在少年阶段树立了理想志向，品行操守也于此时砥砺而成。北宋范仲淹，早年即立下鸿鹄之志，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的二子纯仁曾说：“吾平生所学，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尽。”明代宜兴人徐溥，天性自觉，自律甚严，通过投豆计数，检视读书向善之成效。无锡人邵宝，正直刚强、不欺不隐、敢作敢为的特性，在其少年为学时就表现出来。应天巡抚欧阳铎，少有异才，善于读书，更立下远大志向，以有益于世自勉自励。清代江阴人杨名时说：“取人以刚明为最，次则取其刻苦者，为其终有成也”；“寒花耐冬，春夏之花则不然，故生于忧苦乱离之人多坚实”。这是论人选人看重其经历尤其是少年经历的代表性看法，相当有说服力。有清一代名臣陶澍，少年笃学，考中生员，却不喜科举读物，而喜读经世之书，认为士人最难能可贵的，在于能转移世运，若在朝在野之人都能觉世，各尽其职，即使不出仕，同样可以大有作为。陶澍由科考进入官场，但他所学偏重在经世之务，因而在任时大刀阔斧实行盐政和漕运改革，收效较为明显。

忠臣必出孝子之门。“怀橘以孝母”，是说东汉末苏州人陆绩随父亲陆康拜见袁术时，袁术饷以当时很少见到的橘子，陆绩在衣袋中藏了三枚，被发现后，解释说是准备带回家让母亲尝吃。这则至孝故事，先是由《三国志》记叙下来，后来《增广日记故事》等蒙学读物一再收录，以鼓励孩童要有孝心。类似的故事日后仍可见到。康熙后期长期出任江苏巡抚的宋荦，就曾利用机会，将赐宴席上的几枚珍果置于怀中，回家奉献祖母以示荣耀。这类故事旨在劝导人有孝心，尽量为孝，在家为孝子，为国才能成忠臣，任职地方才能成贤吏。

江苏历代贤吏的少年阶段，纷繁复杂，样貌不同，但基本情节大致可循，可以撷取展示。 5cCqrz5nfcRvWU+loPQr0uGGmRms2FEz74rwy5tEqpMUHVuA2NwXEwWS6sdEHm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