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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有一名人，他精经史，通律吕；为政有方，官至宰相；知晓天文，发明水运仪象台；识悉医药，编修《本草图经》。他就是奇才苏颂。这里仅叙说他初入仕途时治狱断讼，展露才华的事迹。
苏颂（1020—1101），字子容，原籍泉州南安。他的父亲苏绅葬于润州丹阳（今江苏镇江），苏颂因而移居润州。闽南苏氏一脉到了宋代，苏颂一家因儒学而声名显赫，从苏颂的祖父一辈开始五代都有人考中科举。苏颂曾自豪道：“本朝五世登科者，唯衰族尔。”出生于这样的书香仕宦之家，苏颂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5岁时，跟着父亲学《孝经》，背诵古今诗赋。随后又跟着叔父学习，没过几年就掌握了“五经”、《尔雅》、声律等。苏颂不仅在书斋中读圣贤书，而且陪着四海为官的父亲行万里路，一边随各地名师继续钻研经义文学，一边跟着父亲学习为政、做人之道。苏颂勤奋好学，而且天资聪颖，“力省功备”。
才气横溢的苏颂，并不愿凭借父亲的恩荫为官。仁宗庆历二年（1042），23岁的苏颂以第一的成绩考中进士。少年时勤学苦读积累的理论知识，跟着父亲耳濡目染的施政之方，让他得以在入仕后大显身手。苏颂一开始被任命为宿州观察推官，宿州离江宁不远。两年后祖父去世，父亲在江宁（今南京）丁忧，宋廷便调任苏颂为江宁知县，以便他们父子团聚。江宁成为苏颂展现政治才华的第一个平台。
南京是六朝古都，又曾为南唐的国都，户口繁多，向来难以治理，对于初出茅庐的苏颂来说是一个挑战。当地人有争讼之习，以致积案如山，官员每天要处理数千页诉讼文书，难以一一详览。长此以往，官府压力巨大，对诉讼者也是极大负担。苏颂从两个方向寻找突破点。首先，他为官府争取了更多审理时间，使积滞词诉得以清理。他发现百姓每次来州县投状都要在旅店留宿，店主为牟利一定巧言令色挽留他们。他劝导百姓投递文书后立即回家，不必滞留等候，等自己审定文书后再通知百姓前来；因斗殴案件而受伤的百姓，则让他们先行就医。这样官府就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审理案件，百姓的生产生活也不致因诉讼而耽搁。百姓离去后，苏颂利用闲暇之日浏览了一个月内堆积的数万纸状书，发现可以直接处理的不到十之一二。于是他分门别类，将婚姻、田土、争辩、分财、文书转移等不同事由的案件各交由专人负责，安排得井井有条，不到十日就全部处理完毕，终结了积案带来的恶性循环。此后官府每日只需处理数十份诉讼文书，官民皆大欢喜。
苏颂还坚持不懈地调停矛盾、教化百姓，通过移风易俗根绝了狱案繁多的难题。苏颂意识到乡村如果仅靠耆壮、巡查、吏卒追捕，而不通过教育开导，则是教化无由，讼狱不得息。因此每当百姓有纷争，他都劝喻说：乡党之间应亲近友善，如果因为小矛盾就失了和气，以后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要依靠谁呢？百姓听了都觉得有理，常常罢诉辞谢而去。有些人在前往官府的半路上想起苏颂的话，也就不再起诉了。在苏颂的循循善诱下，当地嗜讼的风气得到了改善。后来，苏颂在《请别定县令考课及立乡官》一文中阐述道：“使民敦本而趋善者，县令也。”县令应该“用善道谕民，勉末游而归本业，致狱讼稀简，而盗贼衰息”，并提议将其作为考察县令政绩的标准。
江宁为官的经验为他的法律思想提供了实践基础。苏颂在江宁任职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了一套理讼之道。他就任前曾特地向经验丰富的叔父、姐夫等人讨教。他们都主张应当“抑强扶弱，兴滞举敝”，决不可饶恕豪强之人，僧道、牙侩、胥吏犯罪也都不可赦免。一开始苏颂对此非常认同，甫一上任就严惩了贪赃枉法的胥吏，而随着经验的增长，他渐渐反思起了这样的做法。“惟念强弱无状，何从知之？顾理如何，何扶抑之有？豪纵者或有理，何可不受？柔谨者犯令，何可不治？且不可以貌取，僧、道偶涉于事，当以曲折为断。至于牙侩、胥吏，与豪纵之说虽同，其言未可为尽也。”他认为不能教条地依据“抑强扶弱”原则来断案，更应该明辨是非对错，判定哪一方是占理的人。
苏颂主张“省刑止杀”，反对严刑峻法，更不采用刑讯逼供。江宁有人因田产纠纷而打官司，县府认为他隐瞒真相，笞打了他。他不服气，又上诉至州府和朝廷，都遭到笞打。苏颂上任后重审此案，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解释了不可欺瞒的原因。那人听后方知前非，幡然悔悟。
苏颂宽仁的司法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后来他任审刑院长官时，金州知州张仲宣犯了赃罪，法官援引李希辅的判例判处他贷死，杖脊、刺字、流放海岛。苏颂认为量刑过重，一方面李希辅受贿数百千钱，还额外发行度牒，而张仲宣只是收了当地人不愿被差征而贿赂的八两黄金，违法程度轻得多，应当从轻处罚。另一方面，如今的处罚太过侮辱士大夫，士大夫有罪，可杀则杀之，古者刑不上大夫，现在仲宣官五品，有罪仍得乘车。神宗听后也觉得有理，最终免除了张仲宣杖刑和黥字，只是流放到岭南。这一判决后来成为宋朝的定例。苏颂还曾提议修改加役流法，用剃发钳足、囚禁劳作来代替黥字流放，免除他们长途跋涉之苦。
苏颂主张宽仁，却并不放纵，而是宽严相济，有的放矢。对于释放后仍旧不知悔改的穷凶极恶之徒，苏颂也赞成将他们诛杀或者驱逐出境。苏颂对属下胥吏却尤为严格，绝不允许他们为非作歹、仗势欺人。他任江宁知县时，就曾惩治了一名猾吏。该吏惯于曲解律令而牟利，官府中人都对他无计可施。苏颂上任后，胥吏故技重施，讨要逮捕犯人的奖赏，还恃醉闹事。苏颂张榜揭发他的恶行，限制他的饮食，又将他痛笞一顿，终于使他不敢再犯。后来他权知开封府，巡捕抓来了一群在茶楼赌博之人。苏颂询问后，得知他们只是在茶楼房间内打赌科举选官结果，并不妨碍他人，便惩罚了滥用权力的巡捕。
苏颂在江宁时虽为“少年县令”，但已政绩赫赫。时任监司的王鼎、王绰、杨纮看到苏颂的治理举措后都自叹不如，连“老于为吏，以循能称”的江宁府知府杨告也对他的能力大为赞赏，感叹苏颂治下的江宁清净无事，可以放心宴饮为欢了。知江宁的仕历让苏颂在政坛上初露头角，是他五朝为宦、官至宰相，成为一代名臣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