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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名臣范仲淹（989—1052），苏州吴县人，有四个儿子：范纯祐（1024—1063）、范纯仁（1027—1101）、范纯礼（1031—1106）、范纯粹（1046—1117）。范仲淹自称，“纯仁得其忠，纯礼得其静，纯粹得其略”。纯祐是范仲淹最喜爱的儿子。范仲淹对诸子的评价可谓知子莫如父。他人的评价则是：纯祐“英悟自得，尚节行方”；纯仁“爱君忧国之心凛然有仲淹之风”；纯礼“沉毅刚正”；纯粹“沉毅有干略，才应时须”。
范氏兄弟四人，除纯祐而立之年不幸染疾居养，其他三人仕途都显达，颇有建树。纯仁官至宰相，“位过其父而几有父风”。纯礼官至尚书右丞。纯粹官至户部侍郎。后人称赞范氏父子“道德充积于中，著于勋业，见于文章，其片言只字皆有禆于治道世教”，而青年时期的历练是重要基础。
范氏兄弟与其父一样，早年皆勤苦好学。范仲淹的身边聚合着一批勤勉好学的贤士俊彦，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范氏兄弟不仅随父亲学习，而且“所与游皆一时之俊”。长子纯祐十岁左右就显示出沉稳大气的性格和良好的学养。他博通经史，尤其能熟诵《诗经》《周礼》，所写文章可圈可点。范仲淹知苏州时，为倡导教育而首建州学，聘请名儒胡瑗主持。胡瑗制定了系统、规范的学规，但州学有生徒数百人，良莠不齐，学风堪忧。十余岁的范纯祐自告奋勇地向父亲请求入学，成为州学中年龄最小的学生，但他严格遵守学校规章。众学生见郡守的儿子都带头遵守规章，也都向其学习，学风从而大善，苏州州学也成为全国州学的榜样。纯仁勤奋好学，他与从学于父亲的俊彦们交往甚密，常常一起在蚊帐里点灯讨论经史，深夜仍不休息，久而久之，帐顶被熏成了黑色。
范氏兄弟随父游宦各地，习染了父亲的理政能力和行政风格。仁宗宝元元年（1038），西夏元昊称帝，宋夏战端大起，宋军连续遭受惨败。康定元年（1040），仲淹受命到陕西知永兴军、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主持军政。纯祐随侍左右，整日与将士们相处，观察每个将领的品行才能，并向父亲推荐，使范仲淹所用之人皆能屡建功绩。纯祐不仅能为父识人，而且还能指挥打仗。范仲淹决定在一个叫马铺寨的地方建城堡，该地逼近西夏境土，扼守进出要冲，西夏不断派兵骚扰，使宋军城堡迟迟不能完工。纯祐自请带兵前往。他一面部署阻击来犯西夏军，一面督促建城，数日间修筑完成。纯仁长期跟随父亲，也熟知边事。神宗命他出任陕西庆州知州，说你的父亲在庆州主持军事，威名显著，你长期跟随父亲，应该熟悉兵法，熟知边事。纯粹数次受命出镇陕西，也与父兄的熏陶有关。
范氏兄弟接受父亲的教育首先是儒家品行。范仲淹有大孝，范氏兄弟也都把孝悌看得比仕途升迁更重。纯祐“事父母，尽孝养，未尝去左右”，为了不离父母，文学出众的他不肯参加科举，后因父亲被政敌攻击罢官，不得已以恩荫（即一定级别官员可为子弟申请官职）领受将作监主簿、司竹监。但他无心仕途，不久就辞官回家，与父亲日夕以讲求道义为乐。纯仁也是如此。皇祐元年（1049），他进士及第，调任常州武进县知县，因为远离父母而推辞不去上任。朝廷将其改在离父亲更近的许州长葛任县令，他仍不愿赴任。父亲问其原由，他回答道：“我怎么可以贪恋官位俸禄，而轻易远离父母呢？出去做官，离家虽近，但尽不到奉养之责。”直到父亲去世，纯仁才出来做官。纯祐30岁时“暴得心疾，昏不省事”，日常起居需人照顾。父亲去世后，纯仁对兄长纯祐侍奉如父，药膳居服都躬亲调理。大名府知府贾昌朝想邀请他任幕僚，他以不便于照顾兄长而谢绝。宋庠荐举他任馆阁之职，馆阁之职虽然难得，他还是以京城太繁杂，不利于兄长养病而拒绝。纯祐病了19年，纯仁一直将兄长带在身边。纯祐最后在纯仁襄邑县任所的官舍去世。韩琦和富弼深受感动，给洛阳府尹写信，请其资助纯仁安葬哥哥，但纯仁自家处理了兄长的后事，不肯告知府尹。
范氏兄弟青年时期仕途起步，所任虽非要职，但能恪守民本思想，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父亲去世后，范纯仁出来做官，任襄城县知县，时年25岁。襄城地方没有养蚕织丝的习惯，纯仁大力劝导百姓种桑，颁布激励措施，犯有较轻罪行的人视其所植桑树多少可以减除处罚，一时种桑养蚕之风大盛。按北宋前期的制度，知县是其差遣（岗位），而其官（品级）是秘书省著作佐郎，因此百姓以纯仁的官品称呼这些桑林为“著作林”。他在襄邑县知县的任上同样做了很多实事。县境有军马牧地。士兵失于看护，军马践踏了民田。范纯仁杖责了为首之人。牧地不属知县管辖，此事被告到朝廷。纯仁解释说：“士兵由农民种粮养活，应当首先体恤农民。”朝廷不仅没有怪罪他，反而将牧地的管辖权交给县里，开了牧地县管的先例。有一年，襄邑县久旱，他未雨绸缪，统计县内商船，鼓励商人贩运粮食以备灾荒。他组织商人贩运了十数万斛粮食储存于佛寺。等饥荒发生时，周围数县皆有乏粮之苦，只有襄邑县百姓没有缺粮。此外，他还大力兴办学校等，做了很多嘉惠百姓的事。
范纯礼第一次任官是担任签书河南府判官、知陵台令兼永安县。修建皇陵永昭陵，京西路各县摊派材料及人工，独永安县不响应，被人告到负责皇陵工程的韩琦处。纯礼的解释是皇陵位于永安县境，建成后长期的日常守护维修需永安百姓负责，现在让永安县百姓与其他县一样承担修造之责颇不公平。韩琦认为他做得对。任遂州知州时，当地处于少数民族混居区，征调频繁，百姓负担很重。纯礼轻刑薄赋，“一以静待之”，尽量减轻百姓负担。百姓有过失，他多加宽容，甚至有罪至死刑者，也不忍处死，听其赎命，释放受株连者。百姓深受感动，纷纷在家拜祀他的画像，名曰“范公庵”。
纯祐、纯仁和纯粹兄弟还继承范仲淹事业，在陕西对西夏边防上颇多建树。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30多岁的范纯粹被任命为陕西转运判官。当时宋军分五路出师攻伐西夏，高遵裕、刘昌祚、李宪、种谔、王中正各率一路。刘昌祚军行动延误，高遵裕怒而欲问其死罪，刘昌祚忧郁卧病。为了不影响两军协作，纯粹劝高遵裕前往探望病中的刘昌祚，化解了两人的怨恨。在对西夏问题上，纯粹反对一味地军事征讨。在遭受大败后，神宗图谋再次举兵，纯粹奏劝神宗，关陕公私大困，不宜再加重负担，动摇其根本，神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哲宗即位，纯粹再次出任陕西庆州知州。当时正与西夏商议划界，纯粹主张归还夺取的西夏旧地，既可消除引起争端的隐患，也可减省财政消耗，同时可令西夏归还掠走的官吏人丁。他还建议恢复陕西对西夏防御的诸路战守相互救援之法。这些都得到了朝廷的采纳，对于稳定宋夏边防产生了积极作用。纯粹由于熟知陕西边防，后来又出任延州、熙州知州和永兴军知军。纯粹的罢兵弃地主张与其兄纯仁一样。纯仁曾建议令西夏归还所掠的汉人，归还一人赏绢十匹，得到朝廷的采纳。时人因而赞许范纯仁“著绩西鄙”，可以说是对范仲淹、范纯祐、范纯仁和范纯粹父子共同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