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秋兴八首集说》

《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以下简称《集说》）1966年在我国台湾地区的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出版印行。今年是2023年，距台湾地区首次出版此书已近乎甲子，历经岁月沉淀，《集说》始终在杜诗学研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更显经典永流传的力量。《集说》是叶嘉莹先生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地区多所大学讲授杜甫诗课程时撰写的一部著作。叶先生遍访岛内各主要图书馆，辑录得自宋迄清的35家杜诗注本，49种不同版本，以时代为序整理了关于杜甫《秋兴八首》七律组诗的点评考释解说，并融入了自己的体悟，以按语形式附后，形成一部研究杜甫《秋兴八首》的专著。1981年4月，叶嘉莹先生应邀赴四川成都杜甫草堂参加杜甫学会首次年会，与会同仁便建议叶嘉莹先生将大陆所流传的历代杜诗注本一并收入，加以整理，以求完备。后经多方努力，历时近4年，叶先生搜集了当时台湾地区所未见的杜诗注本18种，重新整理增编了《集说》。历经3年整理编校，1988年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该书的增订版。《集说》增订版共收杜诗注本53家，版本70种。笔者仅就知见《集说》不同之版本，略述该书出版之渊源。

1. 1966年4月，由台湾地区的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出版印行，作为中华丛书的一种。全书辑录35家杜诗注本，49种不同版本，20余万字，分为代序、凡例、引用书目、编年、解题、章法及大旨、分章集解等章节，以后出版基本沿用此体例。该书版权页标明了著作者、出版者、发行者、经销处、香港经销处等信息，繁体竖排，平装本，定价新台币40元。该本可称为《集说》的祖本。1978年12月，《集说》再版，该书繁体竖排，此次制作了精装本、平装本两个版本，分别定价。该精装本为《集说》的第一个精装本。

2. 1988年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集说》的增订版。该版增加了叶先生在大陆所见的18个杜诗注本，全书共收杜诗注本53家，版本70种，字数从20余万字增加到近40万字，繁体竖排。精装本一印1500册，平装本一印3500册。全书后增加了1985年3月16日叶先生写毕于温哥华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增辑再版后记》，对《集说》写作初衷、出版后海内外反响以及增辑再版有关情况作了扼要说明。此本为后续出版的定本。

3. 1994年9月，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1990-1991年叶先生曾回台担任客座教授一年，经台大吴宏一教授介绍，叶先生认识了桂冠图书公司的创始人赖阿胜先生，赖先生陆续出版了叶先生在大陆出版而尚未在台湾出版的6部作品，《集说》即为其中一部。该书为平装本，繁体竖排。该书在后记中保留了“并藉此向鼓励我增辑此书的友人，和热心促成我出版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致诚恳的感谢之意”。此后，其他出版社再版，均将此句感谢之语隐去。2000年，台湾桂冠图书公司为叶先生刊印了《叶嘉莹作品集》。《集说》为作品集第三辑《诗词专著》之一种，繁体竖排平装本。

4. 1997年7月，河北教育出版社为叶先生出版了《迦陵文集》10卷本。该套文集有精装、平装两个版本。精装本版权页书名为《迦陵文集》（1-10卷），《集说》为文集第1卷，印数不详。平装本版权页书名即为《杜甫秋兴八首集说》，首印5000册。这套文集也是叶先生亲自审定的第一套著作集。此版《集说》为该书第一个简体横排本。2000年12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再版《迦陵文集》，并将丛书名称更为《迦陵著作集》。《集说》为该丛书一种，平装本，简体横排。

5. 2008年4月，北京大学出版社为叶先生出版《迦陵著作集》。《集说》为《迦陵著作集》之一种。该本为平装本，简体横排。2014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了叶先生《迦陵著作集》，并精心设计了函套精装本。此版《集说》设计典雅、装帧精美。

6. 2012年12月，台湾地区的大块文化出版公司为叶先生出版了《叶嘉莹作品集》，《集说》为其中一种，该版为平装本，繁体竖排。

《集说》出版55年来，广受读者喜爱。上述共计6家出版社出版了10个版本，精平装共13种。对于一本纯学术著作而言，足见其经久不衰的魅力，可称为经典中的经典。在《集说》旧版代序与再版后记中，叶先生均述及写作动机。上世纪60年代，正值台湾现代诗风行之际，一般读者对“以句法之颠倒错综及意象之晦涩新异为美”的诗歌作品颇有异议。而恰在此时讲授杜甫诗的叶嘉莹，注意到杜甫《秋兴八首》之中突破传统与超越现实的特色与现代诗风颇为相近。于是撰文，希望通过对《秋兴八首》的深入解说，能使反对现代诗的人，体会到现代诗“反传统”“意象化”的风格并非完全荒谬无本；使耽溺于晦涩而自鸣现代化的人，可以一窥传统之深奥，从传统中汲取创作的原理与原则。

阅读《集说》可以深入了解叶先生扎实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据叶先生回忆，当时的台湾各图书馆中没有复印机，而搜辑的杜诗评注又多被图书馆列为善本书籍，不能外借。所以，叶先生只能利用周末及寒暑假日，挤乘公共汽车到各图书馆去查阅和抄录资料。除了抄录，还要将这数十种书的资料重新排比整理，并分别加以评说，然后再缮为清稿，其间所花费的时间、精力都是不可计数的，这些看似芜杂的工作也更显示了叶先生平素基本的修养与用功所在。这与我们今天依托信息检索和计算机操作来编撰完全不能同日而语，而恰恰就是这样基础的研究工作更能体现学者的研判与思考。当然，这么说并非排斥科学技术在学术研究中的运用，而是在技术便利条件下，更不能忽视对相关资料之审慎甄别使用。

《集说》注重采用中西结合的诗学研究理念，为我们全面欣赏《秋兴八首》和了解杜甫提供了历史回顾和全面视角。中国传统诗论注重“知人论世”“文以载道”，在评论诗歌时，常常将作品的文艺价值、审美价值依附于道德价值和时代价值之上，品评作品必不可少要和作者的生平经历以及道德立场等结合起来，这也是传统文化中力求达到礼义教化的目的。杜甫一向被称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而传统评论杜甫之伟大常常在于其对国家君主的忠诚和对劳苦大众的同情。而《集说》在充分肯定杜甫人格立场的基础上，也运用了西方文论对诗歌本身进行了深刻的解读。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中，对于诗歌较为重视的有两点，一是意象，能让人有一种真切可感的意象是诗成为一首好诗的根本；二是架构，通过遣词造句、谋篇布局而呈现出综合的美感。这二者也是古今中外所有文学作品共通的。《秋兴八首》的内容意象和文字技巧可谓臻于化境，精醇独到，从中我们看到了杜甫对诗歌语言的驾驭雕琢和创新创造，其对句法的突破，摆脱了格律的束缚，而使格律成为诗人表达的一种有力工具，并形成了意象化之感情。

杜甫是一位感性与知性兼长并美的诗人，面对时代的离乱悲苦，他以致君尧舜的担荷和大庇天下的悲悯，写下了富有感发生命的文字，杜甫的学养、性情、襟怀等能感之的特质，通过语言、文字、结构、意象等能写之的要素而完整结合起来，使得能感之的情感性格和能写之的纯熟技法有机统一，杜甫的诗歌作品便获得了不朽的生命。我们阅读杜甫，仿佛能透过文字、跨越千年感受到他的忠爱仁厚。这深厚博大的情感所具有的生命力，不只在于后之览者能感于斯文，更在于这样的情感能感染传承给更多人，在新的世情时代中获得新生，诗文中的生命便在新的诗文中涅槃重生。就像我们读叶先生所写的“每依北斗望京华”“难忘诗骚李杜魂”，总能感受到其中所构筑起的中华文人共同的精神家园和情感归宿。

附表

研读《集说》时，笔者将叶先生所引用之杜诗注本略作整理。先生在凡例中写明：“集说次第，以时代先后为序，其年代不可确考者，列之最后。”受制于当时条件，先生对部分杜诗难以收集搜证更多的版本信息，但结合近年古籍整理之成果，特别是《中国古籍总目 集部》（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可对叶先生所知见引用的书目版本信息予以完善。

注：表格中“（ ）”内的文字，为据所引之版本信息增补。

结合先生凡例所述之各家书目排序规则，基本以成书年代为序。

1.《杜工部草堂诗笺》〔蔡笺〕（排序5），该书成书与刻书年代均早于《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鹤注〕（排序4），据《集部》集1-900、905条目（按《总目》凡例），〔蔡笺〕现存宋刻本，〔鹤注〕最早版本为元刻本，且〔鹤注〕中也引用了〔蔡笺〕部分内容。故引用顺序，〔蔡笺〕应早于〔鹤注〕。

2.《范德机批选杜工部诗》〔范批〕（排序8），据《集部》集1-1010条目，书名应为《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现存元刻本，藏台图。范德机（范椁）生卒年月为1272-1330。《杜律演义》〔演义〕（排序7）现存明刻本，而作者张性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方领乡荐，可知该书成书及刊刻年代均晚于〔范批〕。故引用顺序，〔范批〕应早于〔演义〕。

3.《杜诗评律》〔洪评〕（排序19），该书作者为清代洪舫，现存应为康熙年间刻本，故该书排序应在《批点杜工部七言律》（排序21）之后。

4.《五家评本杜工部集》〔五家〕（排序48），根据版本著录信息，作者为清卢坤，应略作补充。

5.《杜诗笺》〔汤笺〕（排序51），在《中国古籍总目》中并未找到《杜诗笺》的相关版本信息。但据《疑年录汇编》卷九记载，汤启祚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卒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七十六，相关介绍皆指出汤为清初人士，按例排序应在目前《杜诗言志》（排序34）之后。

6.《杜律启蒙》〔启蒙〕（排序52），据《集部》集1-1055条目，该书初刻本为乾隆四十二年（1777）刻本，国图、北大等多有收藏。按序应排在《杜诗直解》（排序40）之后。

以上，对部分引用书目的版本信息和编校之中的细微疏漏略加整理，希望本书今后再版修订中能对相关内容详加审校，力臻完备。 BLdqgU0kBUU+L5Y9tlAAcasOKWGBJk91WAHQqu5eAeYJmjq61sIgZ7Dccwylxli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