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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都是冷战时代的“美国制造”。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曾有过一段相互参酌、交织发展的协作时期；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者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渐趋疏离。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之间这种明显的疏远趋势到底意味着“解耦”还是“脱钩”？“Decoupling”在不同语境里既可理解为“解耦”，也可说成“脱钩”。本文从该词出发，探讨比较政治和区域研究各自秉持了什么样的认识论立场，各自呈现出怎样的知识愿景，进而，对中国自身的外国问题研究又有何启发。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语政治学界的比较政治研究强调进一步“科学化”，与人文色彩浓厚、注重“地方性知识”的区域研究刻意拉开距离，更热衷“与学科理论对话”，成为难以遏制的潮流。
借用“Decoupling”，可以描述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之间的这种疏远趋势。一方面，自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内单方面挑起与中国的“贸易战”开始，中美之间经济、科技、人文交流领域的“脱钩”就成了全世界的热门话题。“Decoupling”即“脱钩”，经济、金融领域通译如此，借喻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渐行渐远”，也很形象。但同一个英文词，电子电路领域习称“去耦”，软件工程上唤作“解耦”，都是强调降低电子元件或软件模块之间的“耦合”（coupling）程度。“脱钩”还是“解耦”，在中文语境里，一语改易，映像遽别——对于明显可以区分开但又相互影响的两个独立实体，到底皆属同一个整体（即一个系统、两个子系统），抑或只是两个不同系统，用“脱钩”还是讲“解耦”，显然预设了不同的系统观。说美国要与中国“脱钩”，言下之意，两大经济体各自独立，大幅降低双方经贸联系，就能给美国带来“产业回流”。姑且不论在经济全球化凯歌高奏近半个世纪后，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主权经济实体能否做到“一别两宽，各自安好”，反正“脱钩”的确代表了某些“妄人”主观上对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一种预设视角。说“去耦”或“解耦”，则无论电子电路也好，软件架构也罢，都以维护整体系统的完整性为出发点——为了让整个系统运转顺畅、功能稳定、效率提升，必须尽可能降低电子元件或软件模块之间因相互联系而相互影响的“耦合”效应带来的干扰。软件工程领域，通常把“耦合”分为七级，要求设计软件架构时，各模块之间耦合度越低越好，尽量使用数据耦合，少用控制耦合，限制公共耦合，完全不用内容耦合。于是，“高内聚、低耦合”就成了每位程序员都知晓的软件架构设计基本原则。
本文把“脱钩”与“解耦”并举，借以隐喻两种不同的“Decoupling”——如果将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视为两种本质上不同的知识系统，强调“科学与人文”“通则式知识与特例式知识”的差别，那么，两者“脱钩”在所难免；但如果将双方都视为对外国问题（本文语境中主要是社会与政治议题）的研究，那么通过“解耦”，来实现双方的“低耦合”，倒也未必不妥。
同样诞生于冷战时代，都是“美国制造”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比较政治和区域研究皆以外国的国内问题或特定地区之内的问题为研究对象，从而有别于主要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国际关系”。从20世纪40年代末起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终结，比较政治和区域研究曾有过40年相互参酌、交织发展的时期。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双方在知识诉求、学科定位、核心关切、研究手段上的差别越来越明显。尤其在英文语境的政治学学术共同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比较政治学者将区域研究视作“人文学的天下”，认为区域研究专家在“科学方法”上不得要领，更不以一般性因果理论为追求，从而倾向于彻底否定区域研究的“科学意义”。
而另一部分立足区域研究的比较政治学者，反感“定量方法家们”用统计学或形式模型把持政治学“科学方法”话语权的“霸道”，在他们看来，学科理论研究如果脱离区域国别知识根基，无非成了空中造楼、沙上建塔。
总之，无论在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这两个学术共同体之间，还是在比较政治学者内部，对于比较政治要不要跟区域研究“保持距离”乃至“划清界限”，仍旧争议不绝，缺乏共识。
更麻烦的是，与比较政治在政治学科内业已确立的稳固地位相比，区域研究到底算不算得上自成一体的研究领域，的确存疑。按照通常的理解，区域研究是以特定的地理区域或文化区域为聚焦对象的跨学科（多学科）社会研究。
但到底什么是“区域”？世界上有多少个“区域”？区域研究到底是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还是大体上成了人类学家或后现代论者自说自话的“保留地”？区域研究是否只能“呈异”而无法“求同”，与一般性理论天然不兼容？这些区域研究本身的可争议处，无疑强化了在知识论和方法论立场上日趋“高内聚”的政治学家们对区域研究“不科学”的刻板印象。
本文并不打算去澄清区域研究的属性——或许这也是不能或不必完成的任务——而只聚焦于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追溯历史，看看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如何从早期携手并进的“耦合”状态，走向了“解耦”以致“脱钩”。在此基础上，引出一些事关中国的比较政治和区域国别研究发展前景的思考。
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都是冷战时代的知识产物。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比较政府”为内容的比较政治已经在美国政治学中占据一席之地，但这种以若干欧美国家政治制度比较为中心任务的“公法研究”，与20世纪50年代后以追求政治科学一般性理论为目的的“比较政治”是两码事。
与之类似，19世纪形成的古典学、东方学、殖民地研究，纵然不妨视作当代区域研究的渊源，但它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美国学术界兴起的、以美国全球性的国家利益为服务对象、以亚非拉地区现实问题为关注重点的“区域研究”也是两码事。
[1]
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在美国社会科学界，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两大领域才真正起步，在冷战时代确立了各自的基本知识生态，并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各国学界。
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的兴起有完全一致的现实动力。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走上西方世界的霸主地位，自身利益遍及全球，迫切需要加强对亚非拉地区现实状况的了解。尤其是1958年美国《国防教育法》出台，确立相关研究与教学资助框架后，立足地缘政治视野形成的区域划分惯例沿用至今。在政治局面、地理空间、人文传统这三个维度中，区域划分标准首先是政治性的，进而也决定了不同区域有不同的问题焦点。
其次，意识形态竞争成为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潜在的主基调。为了遏制苏联扩张及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高涨，尤其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情势下，美国的社会科学话语客观上必须为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多元主义提供足够强有力的辩护或证成（justification）。“极权主义”顺理成章地被转化为共产主义的“污名”。但更急迫的是，美国的社会科学还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地区“去殖民化”大潮中的社会大众，提供一套有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论述的新版社会解释与未来愿景。于是乎，基于欧美历史经验概括而成的、以“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两分法为基石的“现代化理论”成为不二之选。解释或诠释“传统与现代”，描绘“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把欧美发达工业社会塑造为亚非拉地区去殖民化之后的样板——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都是在这个基本纲领下起步的。
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20世纪60年代末，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经历了携手并进的“蜜月期”，尤其是在学术建制化和元理论支撑上，双方经历几乎一模一样。
在学术建制化方面，突出体现为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的整合作用。区域研究方面，1942年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就与人文领域的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ACLS）以及全国研究理事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NRC）合作组建了拉丁美洲研究委员会，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区域研究委员会建制之始。1947年，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设立“世界区域研究探索委员会”，系统规划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区域研究。由密歇根大学日本研究专家罗伯特·霍尔（Robert B.Hall）主笔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报告《区域研究：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正式开启了区域研究的建制化进程。
霍尔报告为区域研究设定了三大目标：拓展人文学科（包括外国语言研究）与急剧变革的世界的相干性；通过广泛的跨学科研究，连接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在与共产主义急剧进入全球对抗的情势下，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从1942年到1967年，拉美、斯拉夫与东欧（后改为“苏联研究”）、南亚（Southern Asia）、中国、近东与中东、非洲、日本、朝韩等区域研究委员会先后设立。20世纪70年代之后，两个理事会又陆续组建了东欧、西欧、南亚、东南亚、穆斯林社会研究委员会。除1985年组建的“穆斯林社会研究委员会”之外，区域划分明显体现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地缘政治关切。
比较政治研究的建制化同样受惠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大力推动，但与区域研究不同的是，比较政治研究还受到来自政治学科内部美国政治研究“行为主义革命”的压力。
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1945年组建的“政治行为委员会”，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治研究领域的“行为主义革命”推向了高潮。
受这一成功经验的鼓舞，1953年，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等人主导，创立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比较政治委员会”，迅速将“行为主义革命”带动的科学化方向引入了比较政治领域。
比较政治委员会组建后，就刻意与当时“直白的、结构性的、制度性的、法学式的，至多是哲学式的比较政治研究”拉开距离，它开展的第一个项目就是鼓励对欧洲及非欧洲国家的利益集团政治进行研究——这恰恰是发端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芝加哥大学的“政治行为研究”着力推动的研究议题，也是时任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彭德尔顿·赫林（E.Pendleton Herring）的学术兴趣所在。
1960年，比较政治委员会编辑出版的第一本书——阿尔蒙德与科尔曼（James Coleman）主编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覆盖了世界上各地区的政治状况，“真正做到了用现代社会科学去支撑比较政治研究，与盛行的偏狭主义做法一刀两断”。
1963年继任比较政治委员会主席的白鲁恂（Lucian Pye）主编了九卷本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政治发展研究丛书”，以“政治现代化”为中心的政治发展研究基本框架俨然成型。
同一时期，利特尔—布朗出版社推出“比较政治丛书”，在“分析研究”之外另辟“国别研究”系列，堪称比较政治理论建构与外国国别政治研究并进的标志。这套丛书的“分析研究”系列中最知名者，当数1966年阿尔蒙德和鲍威尔合作的《比较政治：发展研究路径》。该书在《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导论”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比较政治“结构功能主义研究纲领”。
白鲁恂在这一系列中推出的《政治发展面面观》文集
，以及不属于这一系列的美国政治学家、社会学家阿普特（David E.Apter）撰写的《现代化的政治》
，理论风格上与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也大体一致。
与美国政治领域深耕政党政治、利益集团、选举政治等“行动”（action）领域的政治行为研究不同，以欧美历史经验为模板、亚非国家为对象的比较政治研究把“结构功能主义”确立为起步时期的主导元理论。从帕森斯社会理论和人类学功能主义发展出来的这套比较政治“元理论”，与区域研究具有天然的“亲和力”。毫无疑问，这也是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在最初的20余年间携手并进的根本思想基础。
洎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相当一部分政治学者对结构功能主义僵化的宏大理论叙事感到厌烦，在彼时欧美社会时代激荡的大背景下，对欧美自身历史经验的深入反思，促成了现代化主题之下衍生的“旁支复调”——1966年苏俄研究专家出身的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Jr.）发表了《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
，1968年，美国政治研究出身的亨廷顿发表了《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尽管二者都着重社会结构解释，但已不再泛论现代社会的整体特性及现代化变革的普遍影响，转而专注于农村阶级结构变动所造就的现代化路径差异，或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张力，从而既与大而化之的“结构功能主义”拉开距离，又紧扣“现代化”主旨。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一书的作者之一
丹克沃特·吕斯托（Dankwart A.Rustow）在1970年发表了《往民主转型：通往一套动态模型》，开启“民主转型”研究之先河。
而“行为主义革命”旗手之一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也在20世纪60年代末从美国政治转入比较政治，于1970年、1971年先后推出经典之作《革命之后》《多头政体》
，也预示了比较政治研究在美国政治研究主流理论关切的推动下，朝着中程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问题、政体比较问题转向的前景。
同一时期，拉美与欧洲背景的学者们则提出了可被“西方世界”所接受的改良版理论路径——立足拉美经验的“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立足西方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反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论。只不过，它们要到20世纪70年代才渐趋成熟，且没有从根本上取代现代化理论在比较政治和区域研究两个领域的主导地位，而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代化理论的主基调。
总体来讲，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的携手并进取决于四个方面：（1）对“现代化”的共同愿景；（2）“结构功能主义”元理论共识；（3）在知识诉求上不满足于描述，而是带着理论关切去了解事实、形成概念，但这一时期的理论工作主要在“划分范畴”而非“验证因果”；（4）比较政治还没有那么“科学化”，这一时期的“操作工艺”还没那么精细，还不那么讲究研究方法。这种“耦合”又是不对称的——比较政治研究起步伊始，就立足于追求一般性理论解释，必然需要剪裁现实世界的多样性。比较政治研究的理论抱负，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逐步“解耦”埋下了伏笔。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比较政治领域出现明显的“方法论自觉”与“研究议题转向”，逐步拉开了与区域研究之间的距离。这个过程实为“解耦”——比较政治研究走向“高内聚、低耦合”，即为了强化政治学经验研究的学科标准，逐渐剔除人文学的规范研究立场、区域研究特例式知识路径对于政治学经验研究的干扰，力促实现比较政治研究的“经验科学化”。当然，这一时期比较政治学者主观上并未疏远区域研究，而是通过带入经验研究与“中程理论”的操作标准，与历史文化讨论和人类学的“深描”工作明确拉开距离。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相当一批比较政治研究杰作是以单个国家研究或若干国家定性比较为内容的，特别是以拉美地区为对象的特定区域内跨国比较“异军突起”，成为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
比较政治研究走向“高内聚、低耦合”首先是政治学科“方法论自觉”的结果。
在“行为主义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汉斯·赖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与卡尔·亨普尔（Carl Gustav Hempel）的“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
，欧内斯特·内格尔（Ernest Nagel）的“自然主义”科学说明逻辑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主张的“证伪主义”科学划界标准
，在20世纪60年代逐步塑造了美式政治学经验研究基本的“科学观”。像自然科学那样，追求以“覆盖律”（covering law）为中心建树的“一般性理论”
也成了政治学经验研究的主流知识论立场。
照此标准，区域研究所习惯的、深入细致的整体个案考察，在科学理论上就显得无甚价值。
如果说，对亚非拉地区具体情况的“好奇心”，确保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比较政治学者与区域专家的共同兴趣，那么，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双方研究志趣因方法论立场上的分歧就已经渐趋明显了。
在政治学科内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电脑统计软件的进一步成熟
，大大加速了多元回归、统计推断的普及和应用（尤其是在美国政治和国际关系两个研究领域），且有了系统的政治学量化方法论述。
相形之下，比较政治研究尽管已经出现了一些跨国定量比较的实例
，但受制于可获取的数据约束，还没有“进步”到能够“排挤”定性研究的地步。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比较政治研究领域渐进地受到政治学科内部邻近研究领域的“方法论规训”，逐渐更为在意如何进行“科学的比较”，而非单纯地了解外国政治状况。
对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渐次展开的“科学观”重塑和研究方法革新，区域研究专家并非没有在方法论层面为自己做辩护。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对“深描”做了系统阐发
，一定程度上为区域研究设定了明显有别于自然主义因果解释的研究目标——“意义诠释（解读）”，并得到了一些政治学者的支持。
但这种方法论辩护又显得过于倚重个人体验和“地方性知识”，反而加剧了区域研究内部在知识立场上的相对主义姿态和分裂倾向。尤其是与走向“高内聚”的政治学科相比，区域研究仍旧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战”。就在美国政治学界首套《政治学手册》出版的同一年，白鲁恂和哈里·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主编了一部讨论政治学与区域研究之间关系的文集，从中可以看出，“渐行渐远”已然是大势所趋了。
除了“方法论自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比较政治研究“问题意识”的转向也深刻地反映了现实世界的显著变化。美国急于从越南战争泥沼中抽身，拉美和南欧的政治形势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松动，加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身的分裂和中美关系的解冻，服务于意识形态竞争的社会科学“元理论”问题似乎也没那么重要了。伴随着比较政治学者的代际更替，尤其是“民权运动”与“反战”一代开始崭露头角，“民主化”逐渐取代“现代化”，“中程理论”逐渐取代“宏大理论”，“政治过程”逐渐取代“社会结构”，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核心关切。
对中程理论研究的关注，使政治学科围绕不同的研究议题和主导方法，形成了明显的内部分化，逐渐转向了“三分天下”的学科内竞争：行为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文化论解释虽然在政治学内延绵不绝，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体处于沉寂的“数据积累期”。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政治学学科内部的混战显然对于大多数政治学家更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大量拉美、南欧背景的学者加入之后，比较政治走向了明确的中程理论议题导向，而不是国别研究导向的发展路径，外国语言训练要求进一步降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比较政治领域的理论研究，围绕着民主化和市场转型这两个相互联系的“双核”，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回归了现代化理论标志性的“李普塞特论题”（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化）
，进入了一个理论检验工作蓬勃发展、理论视野却相应收缩的阶段。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以统计分析和形式建模为主要内容的研究方法精致工作进展迅猛，推动了比较政治明确转向“变项导向”的发展思路。这样一来，比较政治与强调对研究对象区域做深入的、整合性理解的区域研究形成了明确的知识论和方法论分歧。比较政治寻求通则式解释（nomothetic explanation），区域研究擅长特例式探讨（idiographic inquiry），大体上成为双方学者在知识诉求上基本都认可的立场。尽管有少量区域研究背景的政治学理论成果引发了更大范围的争议——最典型的就是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和塞缪尔·波普金（Samuel L.Popkin）围绕“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展开的争论
，以及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出版后招致区域研究专家的批评
——但能够引起政治学家广泛关注的，并非区域研究对象自身的特殊性，而是议题本身的普遍性（如农民问题、革命问题），以及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潜力（如理性选择理论、宏观比较历史分析）。20余年间，政治科学家从事“实证研究、经验研究”的行规俨然成熟，而区域研究专家则普遍漠视方法论问题，并且不同学科背景的区域研究专家之间或许在概念、范畴、叙事上可以相互启发，但对跨区域的比较缺乏明显兴趣。
比较政治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逐步走向政治学科内的“高内聚”，与区域研究趋向“低耦合”，背后当然还有一项重要的知识愿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比较政治研究的兴起，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科学理论”抱负。而心理学（行为主义）、社会学（统计分析）、经济学（理性选择）等社会科学领域在实验、计量道路上的渐次成功，无疑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深刻地牵引了政治学总体发展趋向。
同一时期，区域研究并没有也不可能形成明确的“主导范式”。不同学科背景的区域研究专家在与区域同行和学科同行“两面对话”的过程中，越来越倾向于学科内对话，相同区域、不同学科研究者相互之间的共同语言、共同兴趣反而在减少。在计算机技术“加持”下，统计研究与形式建模适用范围迅速扩大，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对立趋向日益明显，使得区域研究原本设想的“跨学科沟通”难以成立，转而把深度的“地方性知识”当作区域研究的显著贡献。就外部影响而言，只有那些具有共性的、群体或社区层面的启发性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去意识形态化”的背景下，被政治学界逐渐接受——比如“道义经济”“日常抵抗”“想象的共同体”等；而像“深描”方法、“剧场国家”隐喻，则只不过局限于特定的研究主题（如身份认同、族群政治），被秉持“诠释论”立场的少数政治学者采纳。
尽管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前半期，受中美接近、第三次印巴战争、越战终结、苏联入侵阿富汗等一系列大事件的影响，中国研究、东南亚研究和南亚研究领域都曾出现过短暂的热络，但这类即时性问题都未能对比较政治研究产生长远影响。堪资对照的是，随着大西洋两岸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兴起，以及全球化、信息化趋势的出现，立足于重新梳理欧美社会自身经验的“国家中心论”与“新制度主义”开始为冷战后的比较政治研究定调了。
我们利用谷歌图书查看器（Google Books Ngram Viewer）搜索“比较政治”和“区域研究”在谷歌图书（Google Books）英文电子书库中的词频变化趋势，结果显示，从1945年到1970年间，两个关键词的词频呈现出大致同步增长的趋势，“区域研究”在1950年前后出现了一个小高峰，而“比较政治”的显著抬升主要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到1970年前后，两个关键词词频都达到了冷战时期最高峰，这印证了两个领域前20余年的同步发展，且区域研究显然相对“热络”得多。值得注意的是，从1970年到1988年（比较政治在1970年之后的词频最低点），两个关键词词频都有明显下降，两者变动趋势也基本同步，但“区域研究”的下降幅度更加显著，“比较政治”相对则维持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正常浮动区间，大体处于“不温不火”的盘整期。对照冷战结束后两个关键词明显的“此消彼长”，这种变动侧面印证了两者之间的“解耦”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后，“区域研究”与“比较政治”之间的词频差距迅速拉近，趋向大体相反，并在2007、2008年前后发生交汇反转，生动体现了比较政治渐趋“热络”的同时，学科内聚度进一步提升，而区域研究则明显走向了衰落，侧面印证了自20世纪90年代后，比较政治在主动与区域研究“脱钩”。
1994年出版的《设计社会调研：定性研究中的因果推断》是冷战后美式政治学“方法论标准化”的重要标志
，它很快成为政治学方法论教学的“布道书”（homily）。
尽管从面世之日起，《设计社会调研》用计量标准给政治学经验研究定调的狭隘立场，就引起了政治学定性研究拥护者的质疑与批评，但“用计量行规改造政治学”，仍旧成为难以逆转的学科潮流。加上同一时期理性选择理论和形式建模的流行，政治学之中秉持个体论立场的“科学方法论”运动强有力地推动了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脱钩”。
这种“脱钩”不同于“解耦”的要害在于，政治学经验研究过度强调方法上的严格精确，把测量问题与因果推断置于核心地位，事实上否定了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基于实用主义考量，存在“模糊的中心地带”的正当性。
量化学者用单一的“计量标准”规定了政治学研究的“品质标准”，用彻底的自然主义立场否定了政治学内在的人文成分，如此一来，除非与区域研究传统的特例式知识一刀两断，比较政治研究就无从维护自己的“科学性”。
1996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比较政治组主席罗伯特·贝茨（Robert H.Bates）在《组内通讯》上发表了一篇讨论区域研究与学科研究关系的“主席信”
，加上翌年《高等教育纪事》报道的渲染
，引发了政治学领域区域研究学者激烈的争论。贝茨本人就是非洲研究专家出身，但他力倡区域研究应当更多地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尤其是形式模型），更深入地参与政治学科乃至社会科学中的理论对话。尽管贝茨的本意是借此在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之间达成某种“调和”或“综合”，但彼时形式建模与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学界如日中天，其鲜明立场直接遭到了比较政治内部区域研究学者的猛烈抨击。2000年10月，一份署名“改革先生”的匿名邮件引发了美国的政治学者们激烈讨论，矛头直指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及其旗舰刊物《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反感统计分析、形式建模与理性选择理论“一统江湖”的学者们，以詹姆斯·斯科特为“旗手”，群起声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为代表的业内“顶级期刊”秉持的狭隘方法论立场。
尽管来自学术共同体内部的“抗争”，使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做出了一些改革与让步，但此后20余年间，美国的政治学研究依然走向了量化独大的局面。
在“因果推断革命”的旗号下
，以量化研究标准来衡量，区域研究被视为“不科学”当然顺理成章。换言之，量化政治学主流，通过把区域研究界定为“非理论”的描述性工作、只能积累特例式的“地方性知识”，试图彻底将区域研究归入人文学科范畴。区域研究可以提供理论验证或对策研究所需的实地材料与历史文献，但对于社会科学所追求的一般性因果理论而言，价值就谈不上了。
在政治学内部，定性研究的拥护者们反对量化研究学者把持“因果推断”的话语权，从方法论上的细致讨论出发，进行了反驳。政治学、社会学领域的定性研究学者在承认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导向”和以揭示“因果关系”为要务这两大前提下，极力维护个案研究和定性比较在政治学中的“科学地位”。
这种辩护主要有两个方向：其一是把“本体论问题”带回来，批评“自然主义”科学观和“实证主义”方法论立场背后的疏漏，从批判实在论或社会建构论立场出发，肯定个案研究和定性比较对于概念建构、理论创新的巨大潜力。
其二是重置“因果关系的本质”，将“因果机制”置于“因果关系”的核心位置，阐明“个案内推断”在因果推断上的合理性，通过澄清“因果机制”，替代或补足量化研究所追求的“平均因果效应”；同时，力图说明“平均因果效应”只不过揭示了少数被观测变项之间可疑的静态关联，“因果机制解释”才是对因果效力的动态说明。
此外，定性研究学者们主张从关心“因之果”，到转为讨论“果之因”
，用多因素组态（configuration）逼近对实际结果的充分解释
，而不止于拎出若干必要条件。
在实践层面，定性研究学者们通过对概念构造方式、个案选取标准的详细讨论，指出了量化研究专注于测量问题的漏洞。进而，他们通过对比较历史分析、定性比较分析（QCA）、过程追踪、诠释研究、处境分析等“立足个案”（而非“立足变项”）研究方法的系统提炼，逐渐形成了堪与计量分析和形式建模相抗衡的解释逻辑。
不过，在实在论还是建构论、结构还是能动性、解释/说明还是理解/诠释等根本立场问题上，定性研究学者内部的分歧其实也殊难调和。
经过近20年来学者们在研究方法上的不懈争论，越来越多来自定量与定性两大阵营的学者倾向于认可在研究方法上应当保持开放心态，从不同方向推进“混合方法”研究，并且提出了若干结合思路，比如集合论因果组态研究、嵌套分析（nested analysis）。
无独有偶，也是在2000年，一本试图“超越区域研究之战”的论文集出版。文集分两部分讨论了“超越学科的议题”（后现代论、理性选择分析、后美国世界中区域研究各自为政的愿景）和“国际研究与各学科”（人类学、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语言）。
针对后现代主义对区域研究的影响，文集作者之一、政治学博士出身的历史学教授大卫·吉布斯（David N.Gibbs）尖锐地指出，“语言和社会处境差异”远在“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也是区域研究所应着力之处，而后现代论者云山雾绕的言辞，无助于澄清关键问题上的含混，要么就沦为虚无主义，要么就成了喧宾夺主。在2004年出版的另一本分九个地区来回顾区域研究与学科关系的文集中
，多数作者亦赞同区域研究并不应单纯退回到人文学立场，而需要因应现实的变化，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理论对话。
令人遗憾的是，多数区域研究专家尤其是亚非和中东区域专家对比较政治领域深入的方法论战明显不那么在意
，甚至对“诠释政治学”（interpretive political science）的进展也不大关心。
在比较政治20年方法论战所涉及的大量研究实例中，对欧美和拉美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的反复“重访”与“再解释”，遥遥领先于以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为对象的研究。对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研究，无论是历史文化取向的，还是现实政策取向的，这20年间在研究方法上仍处于被“表现”（representation）、“挪用”（appropriation）与“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的境地。
面对政治学的“方法论标准化”趋势，区域研究大致出现了三种应对方式：
其一，坚持区域研究的“在场”传统，沿着人类学、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路径走下去，与量化研究保持距离，秉持诠释论、建构论立场，强调“理解”研究对象区域文化上的异质性。除了极少数例外
，这一立场的区域研究对政治学经验研究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很难被政治学研究者重视，甚至根本无视。
其二，在新的研究问题引导下，重新界定区域对象，生发出新的研究议程。传统区域研究名为对“区域”的研究，实际只把眼光盯在特定人群、特定社会上，反而不那么在意人群与“空间”的互动关系。这和地理学中的聚焦功能性区位的区域科学（regional science）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有一些学者借鉴法国年鉴史学派对地中海地区、莱茵河流域做社会经济史讨论的研究思路，通过突破区域研究以国家、政区划界的传统，从特定经济与社会区域（往往是次国家的或跨界的）介入对“人与空间、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经济网络及相应政治生态的考察。20年来，这类研究中最为成功地进入比较政治研究视野的大概就是中世纪到早期现代地中海经济圈的研究所带动的“分析叙事”
，以及加州学派的“大分流”论题
。另一个通过重构讨论的对象区域，介入政治学重大议题的成功范例，就是斯科特对赞米亚（Zomia）的研究——尽管他所界定的赞米亚区域范围，较之这个概念的起初所指其实大大缩小了。
其三，也是最近10年间才受到更多关注的研究思路，是部分对政治学方法论争议较为敏感的比较政治学者开始推动比较区域研究（Comparative Area Studies）。
区域研究通常是个别区域内的、个别国家的讨论，比较政治领域中很多小样本跨国定性研究也尽可能在同一区域内选取研究对象国，做“区域内”跨国比较，从而变相“控制”社会历史文化差异造成的影响——最常见的研究实例当然是比较政治行当里有关拉美、西欧、中东欧的区域内跨国比较。而比较区域研究的提倡者试图追问的是：有没有可能在对区域特殊性保持敏感的同时，借鉴定性方法的新进展，转向跨区域国家之间的比较（比如“金砖五国”），并与一般性理论问题对话？毫无疑问，这种研究思路很有诱惑力，因为它在“一般性议题”导向和研究结论的“外部有效性”上，更符合政治学者的方法论预期。但这种比较框架下，困难又回到了研究对象国的可比性和区域处境的特异性上。从事“比较区域研究”的研究者既得面对有关研究结论外部有效性的质疑，又较之单一国家研究更难“深入”，若只是浮于其表，泛泛而论，等于还是回到了“立足变项”的研究思路上。因此，对于比较区域研究来说，个案选取上的方法论批评难以绕开，就只能通过对研究问题的精心表述，让“比较”的理由得以成立。因此，相对于前两种应对方式而言，比较区域研究前景很诱人，但方法论上的自我辩护更麻烦。其实，若考虑到巴林顿·摩尔、斯考切波有关现代化道路和革命研究的经典之作，其实“比较区域研究”早已存在，如今冠以这顶新帽子，多少还是为了把区域研究尽可能推向政治学者们期待的“理论化”道路上去。很明显，与第一种立场相比，持后两种立场的学者并不主张比较政治（或其他学科研究）与区域研究“脱钩”。
更为根本的是，量化研究学者推动的方法论标准化同时不断巩固着方法论上的个体论、还原论立场。而比较政治中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跨国比较，在很多议题上原本是不能将不同规模的国家方便地视为“同类”来处理的。也就是说，方法论上的“整体论—个体论”分歧，在比较政治方法论标准化进程中，其实被“回避”或被“忽略”了。而对强调深入了解对象国具体情况的区域研究来说，无论如何也得首先明确：特定研究的分析单位是“个体”层次的，还是“群体”层次的。从诸如文化、共同体这样的整体层次立论，又以个体层次积累资料的民族志方法来处理问题，这是区域研究中时常出现的含混之处。因此，无论是比较政治还是区域研究，“微观—宏观的联结”“个体论—整体论的立场分歧”其实都还有很多有待澄清的难题。
总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比较政治领域的方法论标准化趋向和若干重大知识争议，的确还没有被区域研究专家们系统地加以关注。“比较区域研究”或许是一种直面挑战的回应方式，但还没有形成很清晰的操作法式。这样一来，由政治学方法论标准化进程带动的与区域研究“脱钩”，就成了无可奈何的现实。
通过对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从“耦合”到“解耦”再到“脱钩”过程的梳理，我们还是得追问，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可能就此彻底“脱钩”吗？答案其实很明确：解耦在所难免，脱钩全无可能。
先说“解耦在所难免”。首先，按照目前的知识组织方式，学科仍旧是基本的知识单位。任何学者，无论是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背景还是人文学科背景，终归还是难免要从学科之内“往外看”。区域研究相对于学科研究来说，是很难从知识体系的内在合理性上加以辩护的。引发区域研究专家对研究对象兴趣的，或许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但鼓舞区域研究专家持续投入的其实是“激情”与“移情”。因此，在知识生产的意义上，区域研究是“手艺活”，比较政治已经变成了“流水线作业”。换言之，“跨学科”或者“多学科”，在缺少研究对象共识、缺少方法论共识，甚至缺少知识论共识的情况下，就等于“无学科”。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之间的“解耦”是必要的，是政治学科内聚度提升的自然结果。
其次，早期“耦合”阶段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之间含糊的“结构功能主义”元理论共识早已不存在了。如今连比较政治研究本身都没有什么元理论上的共识可言，隐然呈现出“国关化”（IR-ization）的趋势
，更谈不上与区域研究有基本的共同立场。
再次，经过“方法论标准化”的洗礼，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之间的知识诉求南辕北辙，这种认识分歧很难调和。
最后，经验研究的方法论标准本身就意味着一系列的两难取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内在有效性—普遍适用/外部有效性；定性—定量；个体论—整体论）。再加上政治学理论（实证理论—规范理论）和对象区域国别知识（深入—广博）方面的各种两难，事实上构成了一个比较政治知识建构上的“不可能三角”（参见下图）。对研究者来说，要兼顾理论上有所建树、方法上清晰严谨、区域国别知识扎实，是极大的挑战。比较政治学者如若选择“高内聚”的学科内对话，难免首选遵从方法论标准，追求理论创见，这样一来，部分地牺牲掉对区域国别知识的细致了解也就在所难免了。
图 比较政治研究的“不可能三角”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再说“脱钩全无可能”。很明显，比较政治研究的经验资料还是具体的区域国别信息，没有区域国别知识支撑，跨国比较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比较政治研究如今日渐侧重立足变项的、“不接地气”的跨国比较，以“因果推断”为中心任务甚至唯一追求，对计量模型与形式模型过分热衷，事实上呈现出“走火入魔”的架势。
甚至在“大数据”流行之际，已经有政治学者明确发表了政治学就是“数据科学”的宣言。
但30年来，比较政治研究中回应现实重大问题、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贡献到底是越来越多了，还是越来越少了呢？
政治学归根结底还是“实践智慧”（Phronesis），得能够去解释回答现实问题。
问题从哪里来？没有对区域国别情况的细致把握，只能“从纸面上来，到纸面上去”，再精致的验证工具，也不可能向壁虚构出切合实际的重大理论问题。因此，用回归“处境分析”的思路
，降低对脱离具体处境的数量编码式证据的热情，降低对通则式理论的期待，在扎实的区域国别研究基础上，从立足个案分析的研究出发，提炼具有潜在创新意义的新的研究假说，远比反复用不可靠的跨国数据“复现”原本似是而非的研究结论实在得多。正是在理论创新的意义上，区域国别具体处境的“特异性”之中内含着“启发性”。对区域国别研究中呈现的事实材料和经验性概括保持足够的兴趣，是比较政治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
因此，笔者认为，恰如其分的定位，或许是在提升政治学科内聚度的同时，让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之间保持适度的“低耦合”。尤其对于正在蓬勃发展之中的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来说，以美式政治学学术成果和经验教训为对照，有意识地让中国的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实现“低耦合”很有必要。
首先，从中国立场看问题，与从英文语境看问题，问题意识是不同的。无论对比较政治还是区域研究，所谓“前沿”问题都不必看得那么重要，不妨先澄清中国自身的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的问题意识，进而设置中文语境下的研究议程。
其次，区域研究全覆盖的条件有没有？哪些是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的突破点所在？比较政治研究目前在中国最大的短板，到底是研究方法上的，还是认识论和问题意识上的？两相结合，答案是什么？中国自身的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可能的“接口”在哪里？
最后，区域国别研究需要了解比较政治领域的理论与方法，比较政治研究则不必只顾着去做似是而非的一般性“实证、经验”理论的检验工作。
就中国目前的比较政治研究现状来说，政治学科之内的方法论标准化“压力”已然呈现，但还没有那么僵化、绝对——中国政治研究领域迄今为止与美式政治学操作规程还没有那么“接轨”，这或许是件好事，至少这种知识上“野蛮成长”的空间，给了重新构造中国式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低耦合”的时机。
对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而言，或许需要加以警惕的迷思有三：
第一，民主化几乎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式比较政治研究的主导认识框架或“范式”，至少部分地代替了现代化理论当年的地位。这套知识背后，有“进步主义”的松散元理论幻影，与当年“保守”的结构功能主义相较，其实两者同样反历史。但“进步主义”更带有浓厚的目的论色彩，更富有进攻性，更偏意识形态，而非纯粹的社会理论。
第二，中英文语言背后的思维方式差异可以暂时搁置，但无法一直回避。尤其是对使用中文的中国学者而言，中文思维与英文思维（更准确地说，印欧语系所有的拼音语文背后有大体一致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其实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文社会科学需要实事求是弄懂“西学”，但更需要在引进消化的基础上，看到根深蒂固的中西思维方式差异与生活方式差异，并客观地呈现出来。
第三，科学研究的客观中立不等于“上帝视角”，科学研究始终还是人类从事的一种社会活动，社会科学更是如此，时空处境、文化差异对于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知识生产存在着难以忽视的影响——这也是区域研究呈现给公众的重要心得。比较是平视的基础，但理论终归只能“由己及人”，没有可能幻想一套不带有任何社会文化特质的、纯粹科学的比较政治知识。就此而言，扎实的区域国别研究可以呈现世界原本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更有利于澄清中国在世界的定位，以及中国的政治学在世界各国社会科学中的定位。
如果期待一种“低耦合”状态，那么，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可能的“接口”何在？笔者的总体看法是：处境分析——一方面，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不加分辨地把“一般性理论”或“因果推断”作为比较政治研究追逐的唯一目的，尤其要在关键概念、重要范畴、叙事风格上再三斟酌；另一方面，在承认差异性的基础上，需要不断探询带有一般性的社会政治模式及其发生的处境条件，就像“橘生淮北则为枳”并未否认柑橘生长的一般规律一样，澄清社会科学领域的因果关系及其发生作用的处境条件，至少同样重要。
要把处境分析从解释具体结果、就事论事的印象中“解放”出来，使之上升为比较政治的一般方法主张，从而能够与区域研究保持“低耦合”，或许还可以在两个问题上做更多的追问：
认识论“接口”存在吗？首先，在整体论与个体论之争的层面，基本分析单位是否一定需要还原？即国家、次国家区域、政治组织、社会群体这些分析单位，到底可不可、需不需向个体层次还原？多大程度上这是个可以由研究者自主选择的问题？其次，实在论立场和建构论立场的本体论争议，到底要不要那么在意？窃以为，在比较政治和区域研究实践层面而言，完全没必要卷入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话题，用“处境化认知”来协调结构与能动性的关联即可，即把“本体论”争议简化为认识视角问题，根据需要回答的研究问题做相应取舍。
研究方法“接口”存在吗？首先，在承认处境差异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需要放松“经验研究”的测量要求，先老老实实地承认解读/诠释（interpretation）与解释/说明（explanation）至少在经验研究中提出问题、概念化以及对研究对象的分类问题上，其实是相互关联的，需要关注意义（meaning）问题，而不必坚持刻板的自然主义科学立场。其次，在论证技术上，保持充分开放的心态，无论是立足个案、定性本位的定性比较分析（QCA），还是立足变项、定量本位的嵌套分析，都不妨大胆地尝试。不必让方法论上的门户之见影响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但同时需要高度重视研究者手中的量化数据与定性资料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属意的研究方法，不只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还得在不能蛮干的地方晓得适可而止。
总之，从经验材料到研究方法，比较政治在继续往政治学学科内“高内聚”方向发展的同时，放松一些科学研究认识论上的门户之见，承认“处境条件”之于“因果解释”的重要价值，它跟区域研究保持良性的“低耦合”互动既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只要不把片面的量化方法标准误认为是“科学标准”，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就仍可以并存于一个模块化、分布式的开放知识系统。
作者简介：汪卫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1]
Zoran Milutinovi
，“Introduction：Area Studies in Motion，”in Zoran Milutinovi
，ed.，The Rebirth of Area Studies：Challenges for History，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London：I.B.Tauris，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