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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各高校正在大力发展区域与国别研究，成立了不少与此有关的各种“院”级单位，其中已有不少有益的探索，也出现了一些热烈讨论的话题。大力发展区域与国别研究，反映出目前一些高校以此来整合既有的学科布局、寻求建立新的学术增长点的迫切心情。作为相关学科建设的参与者和观察者，笔者谨将自己的一些思考与诸位分享。
所谓区域与国别研究，主要是指对外国的研究。当代中国的外国研究，在一些领域曾有较好的基础，比如，对苏联及相关地区的研究，在过去有较大的研究队伍和投入，但从总体上说，国内的外国研究的大发展，基本上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发展也受到新时代、新环境的影响，比如更重视对美、欧、日的研究等。
这种学术研究受时代和环境影响的特征，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发展而表现得更加突出。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这些正在发生的、现实世界的重大变化，向所有人提出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个问题。中国学者自己更有责任和使命去面对和回答这个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的学者，“扎根中国大地”，在深入了解中国自身的同时，积极地去认识和研究外国与世界。这便是现在提出加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重要时代背景。
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当下有独特之处，即一个体量如此巨大又取得了重大发展成就的中国，其与周边和世界秩序的关系、对未来全球秩序的期待和贡献等，都是学界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命题，这需要我们这一代甚至未来几代中国学者，带着自己的问题和思考，去更深入和充分地研究世界。归根到底，加强当下中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在符合学术规范和科学发展规律的同时，也需要回应迅速发展的中国提出的新问题。
显然，要面对这样的时代课题，我们以往的外国研究在规模和布局方面存在着的不均衡性就凸显出来，比如，我们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俄罗斯、东南亚、中亚、南亚等）的认知和研究显得相对薄弱，无法满足快速发展的现实需求。而高校作为科研和教学单位，相应地重视和加强区域与国别研究，正当其时。
根据我们目前有限的观察，各高校在推动自己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时，往往是将区域与国别并提，相对缺少对两者关系的考察。从国际学术的发展来看，区域研究是大势所趋，世界上的顶尖大学正越来越重视跨文明研究、跨国研究、全球史或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而国别研究对应的则是过去学界关于民族国家的研究范式和框架。自19世纪人类进入民族主义时代以来，民族国家一直是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的最重要单位，现在如果重新提出要加强国别研究，其实并没有太多新意，因为我们的外国研究，素来就是主要在国别研究的框架下进行的。虽然从目前来看，我国的外国研究因为起步较晚等原因，在各方面也仍需要加强，但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以单个国别作为对象的学术研究，虽然不能就此判断已经过时，可是对照现实的要求确实有些“不够用”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将区域的乃至全球的联系纳入自己的视野，正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与此同时，区域研究也离不开重点国别研究的支撑。这既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也与我们发展区域研究的基础有关。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会从宏观区域的角度开始自身的学术研究，切入点往往是选择一个特定国别的特定问题开展研究，诸如亨廷顿、沃勒斯坦等学者，一般人都知晓他们作为宏大视野学者的成就，但往往容易忽略这样一件事：这些学者在其学术生涯早期，其实都是思考具体问题的专家，尤其是前述两位学者的研究起点本是非洲研究。有鉴于此，高校在铺开区域研究时，有必要认真考虑，有选择地确定某些重点国家作为切入点，这也符合人才培养的规律。
另一方面，当前高校要发展区域研究，有必要更加重视基础学科的建设。从国外学界的相关经验来看，区域研究是费时费力的学问，需要培养的是懂当地语言和文化，甚至在对象地区和国别有实地生活经验的优秀人才。这样的人才培养，需要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因此在区域研究的人才培养中，其知识背景可能会涉及历史、语言、社会、宗教等多个基础学科。具备这样的基础学科背景，不但有利于加深对研究对象的认知和理解，也更有利于在未来生产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学术成果。因此，考虑到我们的外国研究相对薄弱的现状，各高校在大力发展区域与国别研究时，需要重视培养一支数量可观的、具备扎实基础的、优质的区域研究专家队伍，这可能是一个不宜绕过的阶段。
如果将区域与国别研究立足于以基础研究为导向的外国研究，那就可以想见，这样的人才培养在语言学习、专业训练、资料获取和田野工作方面所费时间和精力都将是很多的。而且，从整个培养周期上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一定符合目前鼓励快出成果、多出成果的学术评价体系。能不能耐得住寂寞，能不能从教育长远发展的规律看问题，是高校开展区域与国别研究能走多远的决定性变量。
因此，高校在发展区域国别研究时，需要综合考虑既有的学科体系、评价指标和政策框架等因素，进行相应的制度性创新。如何鼓励和支持中国本土的学者与学生从事这种更为耗时费力的外国研究，是高校发展区域与国别研究时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这不只是个资源投入的问题，也是如何建立更为符合国情的、科学、合理和公正的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区域与国别研究属于跨学科的研究。现在来看，还很难被学科主导的高等教育区块格局所接纳。前段时间，北京大学曾邀请美国学者布鲁斯·卡明思（Bruce Cumings）演讲《反思美国区域研究》，他认为，国家利益和现实发展对区域研究是有需求的，而这种需求也会助推区域研究，进而带动既有学科的发展。按照他的观点，强调学科的特性和优势是现代大学的既定特征，而跨学科的区域研究很难形成自身的学科属性。当然，美国区域研究的发展经验有其特殊性，但这至少给其他国家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路，即如果没有某种特殊政策或学科格局之外的力量在特定时期予以持续支撑，区域研究在高校的学科格局下要自然地发展起来并维持下去是很难的。
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我国高校有自身的学科体系、评价指标和政策框架，如何为以外国研究为重点的区域研究尤其是强调基础性的研究开辟空间，是当前高校发展区域与国别研究时应该慎重考虑的问题。高校有必要考虑顶层设计或通过与教育部门沟通，确立区域研究在各高校学科建设和规划中的地位与角色，进而通过循序渐进培育起来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最终推动各高校人文与社会科学乃至各应用学科的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做出贡献。
作者简介：昝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