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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区域与国别研究目前受到政府和高校的高度重视。不少大学建立了专门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区域与国别研究在学科目录中也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归属，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中的一个一级学科。然而制度上的建设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学科的理论建设。
交叉学科的出现是对传统学科概念的挑战和突破。之所以会有交叉学科这一概念，之所以会有建立交叉学科的需求，显然是由于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或者我们看到某一些新的问题，同时这些新问题已经突破了传统单一学科的边界，需要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聚集在一起进行研究。既然面对的是新的问题，那么解决这一新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也必须有所突破。就是说，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参与者应当在一定程度上跨越原有的学科边界，在跨学科的研究场景中与其他学科的学者合作，相互沟通，并形成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所谓跨学科，不是若干学科简单相加，不是把各学科原有的研究问题搬入一个大筐，而是应该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乃至研究范式。
在我国目前的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中，根据个人有限的观察，有三个学科占据着话语主导权，即外交（国际关系）、外语（国别研究）和外国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和研究方法也主要来自这三个学科，有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干脆就是外语学科或国际关系学科的一个扩展版。这三个学科在国别研究方面有着深厚的积淀和良好的基础，也在其各自的学科范式下分别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如果仅仅把区域与国别研究看作外交、外语和外国史三个传统学科的一顶新帽子，显然是不符合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宗旨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或学科，首先要解决的是学科构建问题，并在新的学科基础上提出新的研究问题。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我们目前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社会科学基本是失语的。无论从研究对象、理论储备或是研究方法上看，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对区域与国别研究应当有重要的贡献。然而在目前的区域与国别研究队伍中，却很少见到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的身影。众所周知，区域与国别研究形成于20世纪中期的美国，在其学科建设和理论构建的过程中，社会科学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当年领导美国区域研究的“世界区域研究委员会”（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的四位委员都是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在其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当时区域研究的创建者们明确提出，这一领域应当由社会科学而不是人文和外语学科来主导，实现多学科的整合。所谓整合，就是在社会科学的基础上提出区域研究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形成跨学科的研究路径和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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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知道，美国的区域研究不是传统学科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人为建立起来的新的研究领域，以服务战后美国新的世界战略。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同样也不是传统学科的自然延伸，也应当服务于我国新的国际地位和新的全球发展战略。从这一新的使命出发，区域与国别研究不应当停留在原来学科的基础上，做一些简单的延伸和增量性工作，而是应当能够拿出新的研究视角，提出新的问题，建立新的研究范式。如果我们还是局限于传统的外交、外语和外国史的思维框架，那就没有必要另起炉灶，建立区域与国别研究学科。而对于新的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建构，社会科学可以提供很好的理论资源。
区域与国别研究要真正跳出原有学科的眼界，进行真正的跨学科研究，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在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弗尔说过，提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其实区域与国别研究也是一样，只有提出了属于自身的基本问题，区域与国别研究才能看到外交、外语和外国史等任何一个单一学科所看不到、想不到的问题，才能生产出任何一个单一学科所生产不出来的知识。有了新的问题，自然会吸引具有不同研究背景的人来参与讨论和研究，这也有利于形成一支专属于区域与国别的研究队伍。
总之，新问题的提出是和区域与国别学科新范式的建立密切相关的。有了新的视野、新的理念和新的范式，自然就会提出新的问题。就构建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系统而言，社会科学其实具有先天的优势，其具备的丰富的理论基础、全面的观察视野和严谨的分析方法，都是区域与国别研究所需要的资源。美国的区域研究之所以重视社会科学，原因也在于社会科学能够突破史学、语言研究或外交等学科的眼界，从更宏观的角度提出跨学科的重大议题。而我们当前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所缺乏的恰恰是社会科学的参与。作为跨学科领域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没有社会科学的深度参与，在学科建设方面就会有欠缺。只有建立在良好理论基础和知识系统之上，才能提出好的研究问题，制定出好的研究蓝图。简而言之，引入更多的社会科学学术资源，是目前区域与国别研究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
作者简介：陈洪捷，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博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