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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外开放日益扩大，中国影响力日益增强，我国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外界的了解与认识也就越来越迫切。在这个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个新兴学术领域在国内迅速成长，呈风起云涌之势。可是，什么是“区域国别研究”，它的特征是什么，如何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它面临哪些困难，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答，本文即就此回答一二，以期引起讨论。
西方的区域国别研究可追溯到18、19世纪，当时，西方的殖民扩张已遍及世界，出于统治殖民地的需要，以及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心，西方学者开始了解和研究殖民地的文化、社会等，从而产生出“东方学”“埃及学”这一类新的学术领域，这就是最早的“区域国别研究”。不过那时的研究以文化、语言、典籍等为主，与后来的“区域国别研究”不完全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变化很快，出现了一大批新独立国家，为了解这些国家，维护西方的利益和影响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非西方国家进行全面研究，从而催生了现在意义上的“区域国别研究”（Area Studies，直译为“地区研究”）。美国是这个潮流的主要推动者，这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霸主地位分不开，它需要了解世界，以便控制世界。“区域国别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实用色彩，是为大国的需要服务的。随美国之后，欧洲一些国家也对区域国别展开系统研究；稍晚，日本、韩国等也进入这个领域，区域国别研究逐渐发展成一个国际性的研究领域。
区域国别研究的任务和目标是对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做全面研究了解，为政府制定政策、民间进行交流提供学术支撑。它的特征，第一是地域性，即有明确的地理范围，以具体的地区、具体的国家为研究对象，积累对这些地区、国家的全部知识。第二是全面性，区域国别研究试图对具体地区和国家做全方位研究，通过研究整理出完整的知识谱系，构建整体认识论。由此产生第三个特征，即区域国别研究的跨学科性和多学科性，其研究范围涉及一国、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自然、资源、民俗、军事、外交、语言、宗教等各个方面，只有通过许多学科的共同努力、合作研究才能进行。第四个特征是它的在地性和经验性，研究者必须在对象国或对象地区生活和工作一定的时间，没有当地的生活体验和实地考察是无法做研究的。研究者需要从对象国或对象地区获取第一手知识，为此就需要掌握对象国或对象地区的语言，仅仅依靠国际通用语言（英语）是无法对非英语国家做第一手研究的，即便研究像印度这样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也需要掌握当地民众的语言，否则就做不深、做不透。
有人将区域国别研究理解为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研究，这是误解。区域国别研究是更大的范围，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是其中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地区都是多面相的，非常复杂，所以任何学科都无法单独将区域国别研究纳入它的范围内；只有许多学科合作互动、共同努力，才能把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情况摸深、摸透。因此区域国别研究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交叉性，它是一个交叉学科。
区域国别研究是大国的需要，只有大国才有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的强烈要求。19世纪，英法是世界最强国，由它们开启了对世界多地的整体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取得世界霸权，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领头羊。德、日、韩等也先后开展区域国别研究，这与它们的国力提升有直接关系。我国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世界影响力持续扩大；与此同时，国际格局变化很快，中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都在发生快速演变。在此背景下，促进“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参与全球治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我国应对世界变局、保证持续稳定发展的基本方针。新形势和新目标要求我们准确把握国际形势，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精准制定国际战略，有力推进对外工作。这些都要求对世界各国、各地区做深刻、全面的研究，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是我国的时代需要。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做出重要指示，强调研究外部世界的重要性。中宣部、教育部等多个主管部门近期联合发文，提出要采取多项措施，以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智库工作为导向，建设“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发展区域国别研究已成为国家的战略任务。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出于开展外交工作的需要，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关于加强国际研究的会议，会后，中央外事工作小组起草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一批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在高校建立，包括北京大学的非洲研究所、南京大学近现代欧美对外关系研究室等。但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翻译资料，研究工作尚待时日。“文革”结束后，区域国别研究重新起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几个下属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如欧洲所、美国所、亚太所等，并创设一批专业学术刊物，在国内有很大影响。许多高校也设立相关研究机构，一时呈雨后春笋之势。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的对外交流活动不断增加，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需求也日益凸显，国家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思路日益清晰，重视程度逐步提高。2011年教育部启动区域国别研究专项，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区域国别研究机构；经过10年建设，全国已有400多个部设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分布在180多所高校，基本上做到了对世界各国、各地区研究的全覆盖。国家其他部委、各高校也分别建立了一批自设的研究机构，区域国别研究已不再是学者们的个人兴趣，而走向建制化、专门化发展。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和强烈的现实需求分不开的。比如，改革开放后许多企业走向国外，开发了广泛的国际业务，但目前碰到的困难，主要不是技术方面的，而是对驻在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状况不了解，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碰到了问题，但不知道问题的根子在哪里。套用国内的解决方式一定会碰壁；而寻找国外的解决方案，又必须对那个国家有深刻的了解。因此企业界特别希望学术界能为它们提供支持，能够完成这项任务的恰恰是区域国别研究，因此企业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期待值很高。不仅企业有强烈需求，其他很多部门都如此，文化、外交、民间交往、科学研究等，都需要对国外背景有深刻了解。中国已经和全世界联系在一起，因此需要对全世界有准确的认识。
也许有人问：我国目前多个学科都有研究外国问题，为什么还需要区域国别研究，其特殊之处在哪里？回答是这样的：
第一，我国确有多个学科涉及外国问题研究，但各自从本学科角度出发，关注的是本学科问题，而不是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的问题；这些研究分散在多个学科，彼此间很难贯通，无法整合成完整的知识，形成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全息式理解。区域国别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它依靠多个学科参与，共同聚焦于一个地区或国家，相互配合、彼此融和，激发出任何一个单独学科都无法形成的知识谱系——这就是交叉学科的价值所在。
第二，尽管有若干学科涉及外国研究，但总体而言参与外国研究的学科并不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了解，不仅涉及其历史、政治或对外关系，更涉及它的社会、文化、资源、环境、人的心理状态、风俗习惯等，而这些，也许是理解一国、一地区的更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统合多学科研究的学术平台，这个平台正是区域国别研究。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出于多种原因，我国多数学科的多数学者更多关注国内问题，而较少关注外国问题。例如，经济学家们关注中国经济或宏观经济理论，很少有人专门研究某国或某地区经济，包括美国经济。结果就是我们对外国经济的具体情况了解甚少，一旦打贸易战，就感觉炮弹不够；或者有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却对去向国的经济运作方式几乎无知。
如此就明白区域国别研究的意义了，比如：我们应该研究美国（或沙特、俄罗斯）的经济问题，于是需要一批专家，他们不仅是经济学家，也是对某国、某地区有多维度了解的地区研究专家。我们需要这样一批人：他们既掌握某一学科的专门知识，又具备跨学科的地区知识；他们既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或社会学家，同时又对某国、某地区的文化、历史、现状有广泛了解。这种人由现有的各学科按单学科的培养模式是培养不出来的，需要有专门的培养。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应该具备三种能力：专业能力、地区能力和当地语言能力，这种人才只能通过特殊培养才能出现。人才的短缺是最大的短缺，我们需要培养这些人。
此处只讲一个问题，即学科建设问题。如上所述：人才培养是关键，因此学科建设是重中之重。
我国高等教育的特殊之处在学科制；国外有学科，但没有学科制。学科制意味着一切人才培养都需要有固定的、官方正式承认的学科为依托，没有学科依托，从招生到毕业都无法进行。学科制有其优点，改革开放40年以来在学科制的保障下，我们培养了大量人才。如今在各部门工作、正发挥骨干作用的人，多数是我国学科制培养出来的，他们在学科制度下学习，并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但学科制也有缺点，表现为学科边界壁垒森严，各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地，彼此“不越界”。
学科分野是随“科学”的诞生逐步形成的。16世纪以后，科学在西方迅速发展，形成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地理学、天文学等特定的领域，各领域又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更细地划分，形成分支学科，比如物理学就分成固体物理、流体物理、电学、光学、声学，等等。学科的形成及细化标志着研究的深入，但深入到一定程度却走向反面。人们发现：各学科其实是互相交叉的，现实中的学科自然不是割裂的，而是关联的；一种存在可以同时具备多个属性，无法用一个“学科”将其穷尽。比如细胞的活动，既是化学的，又是物理的，当然也是生物的，甚至还是工程学的。于是到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学科交叉已经在自然科学家那里顺理成章了。
文科的动作比较慢。文科分为“学科”，是在自然科学影响下形成的，由此就有了文学、史学、哲学等“人文科学”，以及后来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原本在传统上，“文史不分家”，东方、西方均如此。不过一旦分了家，界限就变得非常分明，尤其当“研究”不再是个人兴趣，而成为职业和谋生的手段后，就更加不可以相互越界了。
我国的现代教育体系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从一开始就按“西学”的模式建立，当时恰逢西方的学科分化步入巅峰，“学科”意识于是就深深扎根在中国教育体系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段时间里实行“全盘苏化”，在教育界的影响是进一步加强了学科意识，因为苏联的教育体系是学科式的，学科间的界限相当严格。但20世纪下半叶却是西方打破学科边界的时候，我国对此则基本不知。在此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我国恢复高考、恢复研究生制度，为规范招生，便于学业和学籍管理，就制定了全国统一的学科目录，把国内所有的人才培养都纳入同一个学科体系，体系外的培养是不存在的。
学科制的时代背景即如此。然而随着教育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在理、工、医、农等部门固守某一学科（特别是其下属分支）已经很困难了，所以在这些部门，交叉就成了不得不为之的事，并且迅速发展。为解决严格的学科分划与强烈的交叉需求之间的矛盾，有些学校（比如北大）就设置了“交叉学科”，使得跨学科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有可能进行。不过文科的交叉意识迄今仍不强，各学科自守边界的现象仍很普遍。
现在回到区域国别研究问题上。前面说过，区域国别研究已经是国家的需要、时代的要求，而人才的短缺是最大的短缺，没有人什么也做不了。因此，若要发展区域国别研究，就应从人才培养这个根上着手。但我国的人才培养又是在学科制框架内进行的，没有学科支撑，就无法培养人。区域国别研究所需要的人比较特别，他们既应有广博的地区知识，又需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国家现有学科目录上的任何学科都无法单独培养出这样的人，所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区域国别研究建设成一个跨学科的学科，成为它自己的学科。
2020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下发文件，在国家学科目录中新设一个门类，即“交叉学科”门类，以解决我国现有学科体系中学科界限严格、互不相通的问题。这是个聪明的办法，一方面保留了现有制度体系的延续性，不会造成脱节混乱；另一方面又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它的缺陷，为“交叉”发放了通行证。对区域国别研究而言这是个契机：区域国别研究本来就是典型的交叉学科，不仅文文交叉，而且文理交叉，将其列入交叉学科门类，就让区域国别研究能够落地发展，得到了制度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