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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与国别研究在中国大地蓬勃兴起，起因于当今中国需要这个领域。当今的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但走向世界必须了解世界。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对世界的了解却非常不足，这不仅阻碍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阻碍中国对世界的承诺，即中国要为世界的共同发展做出贡献。
区域与国别研究是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它通过学术的钻研，强烈体现现实的需要，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出现，从一开始就服从于时代的需求。
所谓区域与国别研究，就是对其他国家、域外地区做研究。早期欧洲列强占领殖民地，统治这些地方，它们需要了解这些殖民地，于是就有人专门关注这些地方，研究各种问题。最早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所谓的“东方学”“埃及学”之类，就是其结果。早期研究的成果以英国、法国最显著，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国家曾经占有最广大的殖民帝国。虽然在那个时代，并没有“区域与国别研究”（Area Studies）这个概念，但研究领域的特征却已经开始显现了，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跨学科性：它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学科，而是多个学科共同的努力，比如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博物学等，都可以在这个领域中施展其研究才能，并且得到充分的成长。西方对世界的整体性研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二战结束后，面对着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美国称霸世界的需要，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正式在美国登场，并很快传布于西方学术界。其时代背景非常清楚，就是西方国家需要了解那些地区、了解新独立的国家。了解的意图是制定新战略，以应对一个全新的世界。“区域与国别研究”在美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其原因正如18、19世纪殖民地研究在英、法两国最为盛行。如同18、19世纪的英、法两个国家，20世纪美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也是跨学科的研究，美国那些最著名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如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即费正清中心）都是针对某一地区或某个国家做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学术基地，其成果涉及许多领域，而领域越全面，成果就越突出，越能把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各种情况说清楚、摸透彻，形成立体性的研究结果，由此而体现这个基地的学术能力和研究水平，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因此，二战后出现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学术界）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其新颖之处不在于开辟了一个新“学科”，而在于组建了一个新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各学科（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甚至理工医农）只要有共同的研究对象（指地理对象，即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都可以互相配合、互相支撑，共同对这个国家或这个地区做研究，最终拼出一幅关于这个国家或这个地区的“全息图”，达到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知识和学术基础的目的。
我们有些人认为区域与国别研究应该是一个学科，为此应不懈努力。这种想法只有在中国才会有，因为中国实行一种严格的“学科制”，没有“学科”的支撑，一切都不存在，所谓“皮之不存，毛发焉附”。我理解其中的考虑，也明白“学科”对每一个研究者的意义。不过区域与国别研究确实不是“一个”学科，它只是一个领域；如果区域与国别研究是“一个”学科，那么它的边界在哪里？由于这个领域的涵盖面确实太大、几乎没有边界，因此如果把它确定为“一个”学科，它几乎可以囊括所有的知识领域。就研究对象而言，“区域与国别研究”所涵盖的各知识领域只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共同的地理对象——某个地区或某个国家。顺便说一句：许多人把“区域与国别研究”等同于“国际关系”，仿佛它是又一个“国关研究”。这就把“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范围大大缩小了，“区域与国别研究”可以为“国际关系”提供广泛而坚实的知识支撑，没有这些支撑，“国际关系”很难取得深入而有洞见的成果。但“区域与国别研究”比“国际关系”范围要大得多，与“国关”相比，它是一个基础性的知识结构。
尽管如此，考虑到“学科”在中国的重要性，我不反对建立某种形式的新学科。如果要建立某种形式的新学科，那么它应该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我国现行学科体制中已经有“交叉学科”的概念，而且在理工科范围内已经相当普及；那么“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一个“交叉学科”是可以存在的，不过它的前提是：任何以“区域与国别研究”身份来申请“学科”的实体部门（如学校、研究所等），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多个学科（比如10个以上不同学科）的研究力量存在，而且都从不同领域对某一特定地区或特定国家进行学术研究、形成共同对象，并有所成果。如果不设严格的前提条件，区域与国别研究这个“学科”就会变得烂而又烂。
在中国，对外国的研究早就存在，20世纪60年代曾在多个高校设立过一批研究机构，旨在研究外国问题，比如美国研究所、非洲研究所等。但限于种种原因，当时的主要工作是翻译资料，而且在“文革”开始后基本上停顿下来。改革开放后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其中包括多个涉外研究所；各高校也形成了一批研究外国问题的师资力量，拿出了一批研究成果。但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角度看，迄今为止有明显的弱点，致使它很难向深度发展。
首先，这些弱点表现为研究力量分散，在高校分散在各院系、各学科。比如研究美国问题的师资分散在历史系、外国语言文学系、国际关系学系、政治系、法律系、教育系等，其研究定位分属历史、外国语言文学、国际关系、政治、法律、教育等诸学科，各有标准，各寻方向，没有办法把所有这些研究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即“美国研究”。结果各学科相互隔绝，声息不通，难以形成一股合力，也无法把美国作为一个完整的对象进行研究。这种情况在科研机构下属部门也大体如此，并且因受到编制限制，很难做到多学科合作。
其次，研究对象分布不匀，专业人员严重不足。国内研究外国问题，长期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比如美、英、日等，对法、德、俄的研究就少了很多，北欧、南欧几乎没有。对发达国家尚且如此，欠发达地区则处处是空白，像印度这样重要的国家，国内很少有专门的研究人员，更不要说柬埔寨、不丹、马拉维、洪都拉斯这些地方了。当中国走向世界，尤其是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问题就变得非常紧迫了。
第三，语言能力欠缺，制约了研究的能力。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用英语进行研究，当研究对象是英语国家时，问题尚不突出；对非英语国家而言，问题就相当大。试问：如何能够用英语研究拉美、中东、东欧或北欧，更不要说非洲或中亚？即使像印度、肯尼亚、马来西亚这些地方，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目前也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对它们仅用英语进行研究也是不够的，因为民众仍旧使用地方语言，没有当地语言的能力，就无法了解深层的情况。
第四，介入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的学科不多，即使有介入，也介入不深，多数浮于表层。前面说过，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对某一地区、某一国家做全方位的了解和全面的研究，几乎各学科都有介入的空间。可是我国目前的形势是，很少有人类学家做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人类学研究，很少有社会学家做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学研究，环境科学家不会去做湄公河流域的环境问题研究，能源学家未必去做中东地区石油资源考察，农学家大体上不会研究阿根廷或乌拉圭的农业问题，而这些研究对“一带一路”倡议而言已经越来越重要了。有一些学科确实有研究外国问题的传统，如政治学、法学等。但即便如此，其研究课题也大体上停留在宏观层面，很少深入到微观层面。比如，外国人对知名科技企业的情况研究很细，而我们对国外知名企业了解多少？再比如，国内关于外国政治制度的书出了不少，可是能够清楚阐明美国的各种权力机构（例如国会）的运作机制或相互关系（比如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的又有多少呢？如果对这些问题不能说清楚，我们就不能说对美国有深入的了解。美国的研究尚且如此，对其他国家呢？
由此引申出第五个欠缺：做区域与国别研究，需要一头扎进研究对象国，沉入当地社会，深深扎下根。了解和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最重要的是了解那里的人，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为此，就要到那里去生活，尽可能融化在那个社会中。这是很难的，也是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最缺乏的。上述提到的几个弱点，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这个缺点分不开。现在许多研究，要么看看书，要么看几张报纸，而且多数是英文书或英文报纸，这样的研究既不接地气，语言上又隔了一层，要靠别人的研究来做研究，很难体会到真实的情况。因此，要推进中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使其真正攀升到国际水平，就要从培养研究者开始，培养出一批在对象国有长期生活经历（至少是经常往返的经历），又有坚实学科基础和学术功底的人。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刚刚起步，因此种种不足在所难免。如何才能建设出中国风格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呢？显然应该从填补不足入手。在所有的任务中，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像弥补语言不足、扎根对象国生活、调动更多的学科参与研究等问题，都有赖于新的人才的培养。有了人，才会有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真正勃兴。然而，人才培养又有赖于顶层的推动和制度的跟进，这些才是决定性因素，没有意志和决心以及相应的各种配套支持，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很难自行发展的。二战以后区域与国别研究在美国起步时，政府曾起过主导作用，因为当时的美国急需这个领域。现在的中国也迫切需要这方面研究，因此，在建设中国风格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时，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而依靠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一定能把这个作用发挥好。
作者简介：钱乘旦，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