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4. 惨痛教训
1966—1975年，高登义多次参加中科院组织的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并参加攀登珠峰的天气预报工作，另外还担任了登山队气象组的测风观察员，每天都要值班，进行测风观测。在此期间，高登义还在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报告《气象与太阳辐射》《气象与环境》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1篇。这些论文成为获得1986年度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成果特等奖、198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研究”项目中的大气科学部分。
同时，这些年高登义的人生也发生很大变化。他1967年与四川老乡杜生渝结婚，1968年大儿子出生，高登义给儿子取名为“高峰”；1976年二儿子出生，高登义给小儿子取名为“高原”，以纪念这段难忘的岁月。
1975年春天，高登义又一次参加珠穆朗玛峰登山科学考察，同样又担任中国登山队气象组副组长，还负责测风观察。当年4月18日，国家登山队接上级电令：“据预报，今年雨季提前来临，5月7日后没有登顶好天，登山队务必于5月7日前登上顶峰。”
王富洲政委和许竞副队长来到气象组，宣读上级电令，听取气象组的意见。李忠同志是拉萨气象局的老预报员，很有预报经验。根据他的预报，当年雨季在6月上旬开始，他不同意电令中的预报。高登义虽然不是专职的预报员，但他在刚刚发表的《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气象条件》一文中，根据珠峰南侧1881—1970年这90年的气象资料，得到珠峰地区的雨季平均于6月8日开始的结论，雨季从未在5月上旬出现过。另外，珠峰北坡和南坡的雨季开始时间不同，北坡的雨季开始时间平均比南坡晚20天左右。因此，高登义也不同意电报中所说的5月7日雨季开始的预告，气象组组长刘长秀和徐德林同志也不同意。尽管登山队领导中相当一部分人不同意气象组的意见，但上级的命令却不可违背。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登山队打破原定的计划，将两个分队合成一个突击队，由邬宗岳任突击队长，要求一定要在5月7日前登上顶峰。
4月24日，由邬宗岳同志任突击队长的登顶突击队在珠峰北坡大本营宣誓后出发，他们从登山队领导手中庄严地接过五星红旗和测绘顶峰用的金属三脚架“觇标”，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中离开了大本营。虽然心有怀疑，但高登义还是和留在大本营的其他人员一样，满怀期望地目送登顶突击队友离去。
但似乎是有所征兆，在惊天动地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中，一群牦牛被惊吓了，它们惊慌地四散奔跑。混乱中，一头牦牛撞上了拉纤的钢缆，折断了立在大本营中央的旗杆，五星红旗跌落地上。尽管高登义等人把旗杆恢复了原状，但每个人的心里却蒙上了一层阴影。
事实就是事实，自然规律不可违背，5月1日—7日，都是大风坏天。
中国登山英雄们，在极端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仍然竭尽全力向顶峰前进。在这些日子里，珠峰顶部的“旗云”往往如万马奔腾，疾速地自西向东奔去，宛如“第三女神”在急速挥动哈达，暗示有智的登山者不要向顶峰前进。
5月4日，当突击队一行17人来到8200米高度时，邬宗岳同志为了拍好登山队攀登顶峰的过程，解开了“结组绳”，离开了他的登山小组。后来，他感到自己体力不支，为不影响于5月7日前完成登顶的任务，他命令突击队副队长大平措率领其余突击队员先行向顶峰前进，自己一人在后面慢慢跟进。按常规，在高山行军，必须结成登山小组，否则会有危险。对于老队员邬宗岳和大平措来说，他们并非不知，但为了执行上级命令，为了完成5月7日前的登顶任务，他们分手了。当晚，大本营收到大平措的报告，16人到达8600米，其中有3名女登山队员。当时，在登山队大本营还有不少队员们也在倾听着，为此消息而高兴。然而，紧接着又传来另外一个信息：邬宗岳队长没有跟上。当大本营知道山上情况后，命令8600米的队员想尽办法为邬宗岳同志照明引路。电筒没有电了，8600米的队员用鸭绒背心点火照明，盼望着邬队长来到。直到5月6日天明，邬队长仍不见踪影。大平措副队长派人返回8100米处找寻，只见邬队长留下的登山包和他使用的摄影机整齐地摆放着，旁边有滑坠痕迹。
还有最后两天了，山上山下的人都心急如焚。一方面，大平措受命组织突击登顶；另一方面，自北坳以下各营地队员开始用各种手段去找寻邬队长。山上，大风劲吹，几次突击未成；山下，各处找寻，不见邬队长踪影。
5月7日下午，根据5月7日8时的天气图，气象组预报：自5月8日起，天气好转。这一消息，宛如给病人打了一针兴奋剂。根据山上队员的身体状况，王洪宝同志被大本营任命为新的突击队长，重新组织队员登顶。
也许，“第三女神”真的为我国登山队员的精神所感动。从5月8日起，一直是小风好天，宜于登顶。但由于山上队员过度疲劳，食品断绝，寻找不到去第二台阶的路径，在非常好的登顶天气条件下，在找不到邬宗岳同志的阴影下，5月9日，他们被迫向下撤离，返回大本营。
不遵从珠峰地区的天气气候规律向“第三女神”挑战，登山队员们付出了血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