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惊险路途

3月18日，经过三天的长途行军，中国登山队和科学考察队一行百余人来到了西藏定日县，住宿在定日兵站。当夜，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平房内，10多名科考队员挤在一排通铺上，正准备睡觉。突然，门外传来紧急集合的哨声。队员们正要外出集合，登山队队长许竞跑来说：“科考队员原地不动，现在有情况。”经打听，原来，定日县武装部传来情报，某处发现土匪活动，请登山队派人支援。

中国登山队第一分队由日喀则军分区某连队挑选的藏族战士组成，遇到这种情况，立刻就拉出去了。高登义第一次参加珠峰考察，还没有到珠峰山脚下，就遇到这种“敌情”，真有点不知所措。顿时，儿时在家乡听到的呼喊“土匪抢人”的情景立刻浮现在他眼前。那是在新中国成立前，每当农历除夕临近时，夜晚，常有枪声伴着“土匪抢人”的求救声划破夜空的宁静，高登义和弟妹们总被吓得打哆嗦。今夜，他似乎又回到那个场景，只是这一次，他并没有打哆嗦。

过了近两个小时，已过了午夜，许竞队长才来宣布：“土匪逃跑了，紧急警报解除，大家安心睡觉。”

3月30日，高登义奉命离开珠峰北坡大本营绒布寺，乘车前往定日县气象站搜集地面和高空气象资料，为登山天气预报制作基本预告工具。几天后，工作完成，高登义一行五人准备乘车返回珠峰北坡大本营。

从定日县至大本营约60千米，汽车在海拔4500米左右的山道上曲折前进。由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工兵连开辟出的一条便道，把定日县和珠峰北坡大本营连接了起来。尽管便道坎坷不平，但毕竟能通行汽车，运送队员及必要的物资和登山装备。司机是位“老西藏”，善言谈。他冲着这条便道说：“自1960年登完山后，很少有车进山。现在好了，可以通车了。”在这条崎岖的山路上，只有他们这一辆小车在孤独地爬行。高登义突然想起了3月18日晚上被“袭击”的情景，不禁问司机：“现在还有土匪吗？”一句话，似乎触动了什么，司机突然望向两侧：“难说啊！我们还是加把油吧！”汽车加足了马力，快速向大本营方向奔去。

在冲过一条水沟的过程中，汽车熄火了。司机多次尝试，马达就是发动不起来。高登义他们只好下车，好不容易把车推过小沟，但汽车却彻底“趴窝”了。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天色渐近黄昏，马达仍然无法发动。司机骂了一句后说：“看来要在这儿过夜了。”大家面面相觑，只好听天由命。正议论如何在这儿过夜时，一名当地青年骑马跑来，围着汽车转了一圈，一句话没说，又离开了。这下，大家马上又紧张起来了，很自然地又把这和那天遇见土匪的事联系起来。经过讨论，他们决定集中所有人的三支冲锋枪、两支手枪，今夜全副武装，轮流值班，明天一早再派人到大本营报信。他们的枪是队里发给队员自卫用的。

当晚夜很静，明月当空，满天繁星。这儿离绒布寺只有40千米，海拔有4500米左右。如此的明月夜，比北京的中秋月夜还要美丽，应该是赏月的最好时辰。然而，此时高登义他们却完全沉浸在紧张的气氛中。值班的和不值班的都没有睡，都在警觉地监视着四周，都在猜想着这位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青年人来此的目的……

凌晨1点，是高登义值班。他端着冲锋枪，不时地围着小车转，俨然像一名哨兵。虽然高登义受过民兵训练，会用常规枪支，但却从来没有真刀真枪动过手。一想到可能会遇到土匪袭击，他心中不觉一阵紧。高登义背靠汽车，巡视前方，这样，仿佛有了靠山，壮了胆。山谷中不时传来野狼的号叫，更增添了紧张的气氛。到底是怕狼还是怕土匪，真有些说不清。

当地时间5点，天刚有点发亮，大家凑在一起商议，由高登义和刘光达医生先去大本营报信，请求派大车来支援。

刘光达医生是一名转业军人，比高登义大几岁，一米八左右的个子，长得也壮实。两人各带一支冲锋枪上路了。山风拂面，寒气袭人，借着微弱的晨曦，他们沿着汽车的便道向大本营走去。

刚走出不远，刘医生提议：“我们鸣枪向大本营报警，如何？”

高登义略加思索后说：“不好。这儿离大本营还很远，报警不成，反会引来土匪。”

刘医生不说话了，两人集中精力悄悄地快速前进。

山路崎岖，山谷中异常寂静。就这样，他们默默地走了3个多小时，来到一处比较宽阔的河谷中。河谷无水，但仍可见到雨季时河水冲刷的痕迹。忽然，高登义看见在前进方向左侧山坡上有座房舍，炊烟袅袅，显然有人家。可以想象，这家人正在做早饭。想到早饭，高登义的肚子咕咕叫起来了。从前一天午饭后到现在，已整整过了20个小时，他滴水未进，再加上一个晚上的紧张，他现在感到饥饿了。但两人并没有停留，他们担心队友们处在危险境地，加紧往前赶路。

高登义两人继续前进着，时而穿越山谷，时而翻过山脊，沿着简便的汽车道向前进。所经之处，大多在海拔4500米左右。高山缺氧，加上又饥又渴，他们的步伐越来越慢了。下午两点多，他们又到达另一条更宽阔的河谷，走得乏了，加上一路上并没有遇到过一个人，原来紧张的心情似乎随着步入宽阔的河谷放松了。他们走走停停，还不时坐在河滩的大石头上休息。不知是心情稍轻松了一点，还是为了壮胆，高登义哼起了“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刘医生也打起了精神，一起哼唱起来。

下午3点多，在河谷的拐弯处，他们遇到了几位藏族同胞。这些藏族同胞正在河边烧火做饭，一见高登义两人，便热情地打招呼，邀请他们来喝酥油茶。原来，这些藏族同胞是刚送柴火到珠穆朗玛峰北坡大本营后返回的。他们见高登义身着登山服装，便格外亲热。香喷喷的酥油茶又解渴又解饿，高登义一连喝了两大碗。临走时，高登义不知该如何感谢藏族同胞，便从口袋里掏出唯一的一张面值五角的人民币，硬塞在一个小孩的手里。告别时，高登义不断地回头向藏族同胞挥手致谢，直到走到拐弯处相互看不见了才停止。

大本营越来越近。下午6时多，山谷中已逐渐转暗，高登义两人已经来到绒布河的下游拐弯处，离大本营只有4千米左右了。经过一阵紧张的赶路后，刘医生实在走不动了，他在河边坐下来说：“小高，你快点回大本营报告吧，我实在不行了。”高登义一想也有道理，带着冲锋枪加速向大本营走去。

一个人在黑暗中赶路，高登义心里难免有些紧张。之前赶路虽然心里也不踏实，但总还有刘医生同行，有相互支撑的精神支柱。现在他才真正感到了孤独的滋味。路不平，天又黑，心又急，越想赶路，越走不爽快，跌跌撞撞，他头上急出了汗，心里觉着似乎有人在后面跟随，于是竟跑起来了。在海拔近5000米的山路上跑，哪能坚持多久？！不一会儿他就累了。累得跑不动了，高登义反而冷静下来：怕什么呢？前面是大本营，后面是刘医生，带着一支冲锋枪，又不是烧火棍！还当过民兵连长呢，怎么这样没有用？大不了一拼！

心里想开了，人就踏实多了，赶起路来也不跌跌撞撞了。到了大本营，已近晚上8点，队员们正在吃饺子。高登义赶到队部向许竞队长汇报了情况，请求派车去支援。许队长当即做了安排，留高登义在队部吃饺子，并交代说：“一天不吃饭了，先吃20来个，喝点汤，休息一会儿再吃。”这也许是经验吧。高登义本想大吃一顿，但也只好遵命了。

队部派出两组人，一组先去接刘医生，一组驱车去接在车边等候的队员。会合后，留守的队员讲，他们并没有遇到麻烦。看来，当时真是多疑了。

回到大本营，高登义在日记中写道：“昨天，我和登山队老刘步行约50千米到大本营。真苦呀！一天一夜滴水未进，又饿又渴又累又怕……为了留在小车上的三位同志，我们几乎以每小时4千米的速度在海拔4500米左右的山路上走着。最后4千米，我只身一人在黑暗的山谷中穿行，一步高来一步低地奔跑前进。说真的，我有些后怕。因为那是我一生的第一次啊！” TNr+E0JR5Kas9kFQeKfmnC/abuNFZp44b7tDUWpUBVLfjDjj2e6HGuJSIcN0S18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