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绝密任务

高登义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第二研究室（1966年起，该室改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从事大气物理学研究。1965年12月19日，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大楼的一个办公室里，第二研究室党支部副书记找他谈话。谈话是在非常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

一进办公室，副书记立即把门关上，严肃地对高登义说：“这是一项绝密级的科研任务。”这句话，让高登义的心一下子就紧了起来。高登义不自觉地立正听命，就像《红岩》中的陈岗正接受江姐布置任务一样。

“组织上决定，派你参加明年的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

高登义紧张的心总算稍为安定下来，因为他知道了要接受的任务。副书记似乎看透了他心情的变化，进一步加强语气说：“这次任务需要两年时间。为了保证这项绝密任务完成，组织上要求你在执行任务期间不许与家人、亲友通信。”

高登义的心跳又加剧了。

“这么绝密啊！”高登义刚闪过这个念头，副书记又问：“能做到吗？”

“能做到！”也许是因为多年来所受教育带来的必然反应，也许是出于组织上对自己信任的感动，高登义不假思索地回答。副书记很高兴，拍拍高登义的肩：“好好干，不要辜负组织对你的期望！”

当晚，高登义很是兴奋，也非常感动。地球物理所有一千多人，却是他被组织选中去执行这项绝密任务，真有点“受宠若惊”。高登义虽然不很清楚执行“绝密”科研任务人员的政治条件，但像他这样家庭出身不好，也不符合共产党员的政治条件，能够参加“绝秘”科研任务，着实让他出乎意料。

其实，高登义也一直不清楚为什么是他被选中参加这次“绝密”科研行动。1960年5月25日，王富洲、贡布、屈银华3人就从北坡攀登珠峰成功，这是人类历史上从北坡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的壮举。但按照国际登山惯例，证明登顶至少要有两种证据：第一，登顶者必须在顶峰留下纪念品，让后人来认可；第二，登顶者必须在顶峰拍摄360°的环境照片和登顶队员在顶峰的照片。然而遗憾的是，当时正值夜晚，无法拍摄；他们放在顶峰的毛泽东石膏像太轻，被大风卷走，后人无法找到。因此，他们的壮举当时并未完全得到国际登山界认可。为了让世界确认我国登山队攀登珠峰成功，登山队必须在1966—1967年期间登顶成功时拍下影片和照片后再公布消息，在此之前必须保密。

而之所以选择高登义，也许是因为他是国家二级运动员，身体好，能胜任高海拔地区工作；也许是因为他大学的学习成绩不错，能完成这项科研课题；也许是他一贯表现优秀，听组织的话，能绝对保密……总而言之，是因为综合实力突出、“能文能武”，他才被组织一眼看中。

高登义在遵守纪律和规矩方面果真很强。在执行任务期间，他不折不扣地按照组织规定，没有告诉家人和亲友。那时通信也不发达，家人往往长时间不知道高登义的去向，而且到处打听也没有消息。一天，高登义的弟弟在四川大邑县城突然遇见一辆写有“中国科学院”字样的卡车，以为能打听到哥哥的消息，赶忙跑去问司机。“师傅，你知道高登义在哪儿吗？”司机愕然：“他是哪个单位的？”“他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的。”司机是个老师傅，笑着说：“中国科学院大得很，我不知道。”后来，当弟弟告诉高登义这事时，他也非常感慨，难得弟弟这片手足之情啊！

从此，高登义走上了科学考察研究之路。

1966年初，中国科学院珠峰登山科考队成立。全队百余人，队长为刘东生副研究员，副队长为施雅风副研究员、胡旭初副研究员，党委书记为冷冰。在珠峰北坡大本营的有冰川气象组、地质组、高山生理组、测绘组。高登义在冰川气象组，属第三专题，负责人是施雅风和高由禧副研究员，野外考察组组长是谢自楚。

2月6日午夜，高登义一行乘35次火车离开北京，途经兰州、红柳园，再乘长途汽车沿青藏公路到达拉萨，之后再由拉萨乘军用卡车向着珠峰北坡海拔5000米的登山大本营——绒布寺前进。

当汽车离开格尔木，向着青藏高原上前进，到达海拔3000多米的纳赤台时，高登义在这里度过了第一个难眠之夜。

据说，纳赤台是当年文成公主曾经住宿过的地方。冰川气象组有10余人，都住在运输站一个大房间里。夜里8点后，灭灯就寝。大家睡在地铺上，一个靠着一个，翻身都得小心，否则会影响他人。高登义入睡历来很快，可这一夜，他却不知怎么了，总是睡不着。他越是想快入睡，越是睡不着。

夜深了，四周静悄悄，没有人打呼噜。

“奇怪了，怎么没有人打呼噜？”高登义自己问自己。就这样，一直熬着，已经午夜12点过了，还是睡不着，高登义这个急啊！突然，不知谁说了声“睡不着”，立刻，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喊“我也睡不着”。原来大家都没有睡着啊！

组长谢自楚告诉队员们，这就是高山反应的一种表现，大家不要紧张，轻松一下，要小便的去小便，要讲笑话的讲笑话，过一会就可入睡了。老谢已来过西藏，比较有经验，他先讲了“两个傻瓜找媳妇”的笑话后，又有两人接着讲。听着听着，高登义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汽车在仍处隆冬的2月行进在青藏高原，第一个要面对的困难就是严寒。而对于坐车的人来说，严寒的考验之一就是上厕所。途中各运输站的厕所都是“通风”的，而科考队上厕所方便的时间只有在夜里或早晨，此时的气温在零下20多摄氏度，大风呼呼地从下往上刮起来，寒气透骨，滴“水”成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便干燥，将会更加痛苦。

组长谢自楚却幽默诙谐，沿途爱讲笑话，也爱说些押韵的顺口溜，什么“五道梁，不喊爹也要喊娘”“唐古拉，不叫老子也要叫妈”……尽管有点夸张，但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缺氧带来的高原反应。当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口时，高登义就深切体会到了缺氧带来的头疼的味道。

在唐古拉山口，车队停下来检查，队员们下车，有的方便，有的拍照。闲不住的高登义抓紧时间拿相机拍了两张风景，却突然感到呼吸急促，头涨得似乎要爆炸，非常难受。此时，他想起了坚守在唐古拉山口的“惠嫂”，想起自己在日记中写过的豪言壮语，想起了同志的注视、领导的嘱托、组织的关怀……高登义紧咬牙关，走到偏僻处，背诵起毛主席语录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也许是因为对毛主席语录的绝对信任吧，这个做法果然有了效果，他的头似乎头也不那么疼了。

经过半个月左右的长途行军，3月1日，科考队一行终于到达了拉萨。经受了严冬和高山反应的考验，回顾这段青藏公路线上的历程，高登义感慨万千，在日记中写道：“科考不怕行军难，万里险道只等闲。当金山上迎飞雪，沙石弥漫走戈壁。昆仑山口诵‘长征’，五道梁上学‘毛选’。更喜车轮转‘唐古’，大队过后尽开颜。” w7Z0OB8glR/nXjYLBPua0ZzyS1WgQ4K3Zwd8+WAk7pyEgX4XYSP18dyk/rjLwa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