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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之所以卓然成“派”，一在于“统”的不断承续与扩容，一在于“派”的逐渐自立与衍播。“统”有道统与文统之别，方苞所谓“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是也。“派”有中心与支派之分，桐城与阳湖、闽南、岭西、湘乡、莲池等关系是也。学术流派的播衍，大致遵循两个维度：历史维度与地理维度。历史维度一般是指学术思潮所处的时代及学术环境，以及成“派”的特性与传承流变。而地理维度主要涉及文化思潮的地理分层与衍布状况，尤其是地域文化，即家族地域迁徙、学术阵地变迁与学术传承统绪的关系问题：细化层面就是代表性学者的祖籍地、出生地、宦游地、施教地、归隐地等；宏观层面则表现为有较为集中的学术群体活动地、学术传承有序的学术派别，如宋代江西诗派、明代竟陵派、清代桐城派等。“统”与“派”的形成，是历史维度与地理维度相互交织的成果。由学者的人生经历与宗族的迁移，以及因服膺共同的学术理念而形成的学术群体与学术宗派来看，桐城派在学术与地理层面，都存在着“小桐城”与“大桐城”的学理特性。
《桐城耆旧传·刘评事传》谓：“刘公讳允昌……先世从豫章迁桐城，是时县人尚无有以科第世家者。刘氏六传曰刘莹，登永乐二年进士。”马其昶评曰：“吾邑文士见于传记者，《一统志》：唐有曹松……宋李公麟……《宋史》公麟列《文苑传》……其他无传焉。……明时，士大夫皆崇风节、娴吟咏……至我朝方、姚之徒出，桐城之文遂极盛矣。”
由唐宋到明清，桐城人文有了一个巨大转折，刘氏由江西豫章迁桐，仅是学术迁徙带来人文兴起的个案。方东树在《潜桐左氏分谱序》中谓：“桐城在江北号为望县，然自宋以前故无人物，稽之史传，寥寥如也。及明以来，乃有世家大族数十百氏蕃衍迭兴，而就中尤以方、左两族为之冠。”
宋前桐城人文寥落，明清以降桐城人文异军突起，其中转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诸家大族的迁入。桐城方氏，包括桂林方、鲁谼方及会宫方三族。据许浩克《桐城桂林方氏家谱序》载：“方氏其先由广信迁鄱阳，由鄱阳迁徽之休宁。宋季讳德益者迁池之池口，元初又迁安庆桐城之凤仪坊。今为桐城人。”
方氏的祖先为江西上饶人，后迁居今之鄱阳，宋时迁至皖南休宁，宋末迁至今贵池之池口镇，元初涉江迁至安庆府桐城县凤仪坊。桐城方氏在元时即为显族，曾繁衍桂林方、会宫方、鲁谼方三系，其中桂林方氏人文最为鼎盛。马其昶在《方植之先生传》中云：“方先生讳东树，字植之。先世迁桐城，居鲁谼，为鲁谼方氏。桐城之方最著者，曰桂林，曰会宫，曰鲁谼，皆自徽州来迁，然皆各自为族。”
桐城鲁谼方氏一族的始祖方芒于明初自婺源播迁于桐城鲁谼山中，遂为鲁谼方氏。而桐城左氏，亦由大徽州文化圈中迁入，《左太公传》谓：“左太公讳出颖，字韬甫，号碧衢，少保忠毅公父也。其先泾县人，祖匡正佐唐有功，庙食于泾。后徙潜山。明洪武初有曰代一者，复迁居桐城横埠河。”
桐城方、左两大家族由江西、徽州迁桐，是学术迁桐之典型。
桐城派在源头上具有“大桐城”的特性，桐城的诸多望族皆从外地迁徙而来，尤其是宋末至元代的江西、徽郡。张英在《紫阳朱氏谱序》中云：“吾桐世族，其由他地迁来，或由江右，或由新安。”
朱书在《告同郡徵纂皖江文献书》中就说：“吾安庆，古皖国也。……然元以后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强半徙自江西，其徙自他省会者错焉，土著亡虑才十一二耳。”
皖江西南部之人，大半多是从江西迁徙而来，桐城尤其明显。桐城的很多著姓望族都是来自江西以及徽州，名家大族如：
桐城著姓望族自江西以及徽州迁桐表
（续表）
其他如桐城江氏，张英《重修江氏宗谱序》谓“其先世豫章都昌人也，洪武初迁皖江，由正观门卜桐之土铜而居焉”
。胡氏，《胡泽庵先生传》谓“胡先生讳孝才，字用甫。先世有曰会者，自徽州徙桐城，是为东门胡氏”
。徐氏，《徐阳城传》谓“徐公讳璈，字六襄。其先元至正中由婺源迁桐城”
。项氏，姚莹《桐城桂溪项氏三修谱序》谓“桐城项氏有二族：其一曰鄱阳项氏，自江西鄱阳迁桐城；……其一曰桂溪项氏，明洪武间自歙之桂溪迁桐……自是以文学著者十数世，族丁颇蕃”
；又《刘评事传》谓“项先生讳琳，字平野，为诸生，颇有声。……其曾祖洪武间自歙之桂溪迁桐城，为桂溪项氏”
。黄氏，吴汝纶《黄氏族谱叙》谓“黄氏其先江西人，元顺帝时有讳图者，生三子：回甫、懿甫、胜甫。徐寿辉之乱，图死鄱阳，回甫与诸弟载其母避寇至桐城，家焉”
。朱氏，张英《紫阳朱氏谱序》谓“吾桐世族，其由他地迁来，或由江右，或由新安，数传后，率辑有谱牒。……其先世由新安迁桐，始祖成一公为徽国文公之六世孙，迄志堂历十三世矣”
；又吴汝纶《会里朱氏族谱序》谓“会里之朱，迁自新安……当宋元之际始迁桐城”
。元末明初，迁桐的移民大都来自江西、徽州地区，据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统计：“在概率把握度95%的条件下，推知安庆府同期移民占总人口的75%~80%……其中，江西移民占87%。”
这个比重相当大。
宋、元之前的桐城，是个文化相对略显贫瘠之地；这之后，诸多著姓望族从江西、徽州迁徙到桐城，给桐城带来丰富的学术文化资源，诚如葛剑雄先生所谓：“有些移民只是普通百姓，但因迁自较先进的地区，迁出地有读书的风气，也会对迁入地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明初迁入安庆地区的来自文化水准更高的徽州和江西籍移民。”
宋、元时期的江西、徽州一带，是中国学术上的一个高地。元末明初的徽州学者赵汸《商山书院学田记》即称：“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当其时，自井邑田野以至于远山深谷，民居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其学所本，则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是以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
宋、辽、金时期的江西、新安一带是理学家、诗人、散文家的策源地：其地书院教育最为发达，著名者有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象山书院、盱江书院等，讲学者有朱熹、陆九渊、周敦颐、吕祖谦等，旨在研究、传播理学。其地是文章学重镇，唐宋八大家中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皆是江西人，至元代，危素古文卓著，刘咸炘先生谓：“江西自欧阳、曾、王以降，直至近代，多以古文名，故有‘古文家乡’之称。……而后来桐城家于王慎思、唐顺之皆不道及，独推有光，然则桐城一派之繁盛于近世者，其远祖乃素也，安可数典而忘之耶？”
即将桐城派古文之祖由归有光推溯到江西危素。
江西产生引领宋代诗坛的“江西诗派”，对桐城派的形成有范式意义。“桐城派”得名之由来自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曩者鼐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
程晋芳是歙县人，周永年是山东人。有趣的是，“江西诗派”之得名，源于山东人“东莱先生”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至宋末歙县人方回在《瀛奎律髓》中提出“一祖三宗”之说，其间因缘也不全是巧合。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同引用“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语后谓：“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
吴敏树《与筱岑论文派书》亦谓：“江西诗派，始称山谷、后山，而为之图，列号传嗣者，则吕居仁。……姚氏特吕居仁之比尔。”
由“江西诗派”到“桐城派”的宗派自觉意识，于此可鉴。
吴汝纶在给《黄氏族谱》作序的时候专门提到：“桐城诸族，大抵元季所迁，其迁多自江西或徽郡，而莫详其移徙之由。《黄氏谱》谓避徐寿辉之乱，其言益信。”
宋、元时期是江西、徽郡人迁居到桐城的一个高峰期。江西、徽州境内郡邑无不通水，向东南、东北方向，可由泷江、泸水、修水诸河流入赣江，再经鄱阳湖入长江，再顺江东下历江洲、彭泽，到达池州、安庆、桐城，水上交通发达。滋养于理学、文章学氛围中的江西、徽郡人，遭遇战乱困扰，来到桐城小邑避难，被此地的淳朴人文和优美山水所吸引，择地定居，传承学理，由“大桐城”入“小桐城”。
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谓：“宸濠反，自南昌犯安庆，所在搜间谍，得江西人辄杀之。而江西挟艺术在吾邑者尤众。”
（莫斋先生）等宿学，创尊闻精舍，讲朱子学，祀朱子而以《吕氏乡约》教化乡里。这批谨守朱子理学的婺源遗老，直接启发桐城鲁谼方氏，鲁谼方十世方泽即师事诸遗老
。方泽即方东树曾祖，方东树曾对三从弟方宗诚说：“吾家世守朱子学不变，其原出自方闲阿先生。”
而方宗诚《桐城文录义例》谓：“康熙间，桐城文学大兴。望溪长于经，潜虚长于史。而其时，潜德隐行确宗朱子之学，以期至于古立言者，则有孙麻山先生。”
婺源遗老苏、刘孙氏族人潜滋笃守朱子之学，彰显桐城诸大望族的文脉统绪。
鲁谼方氏诗学亦与江西诗派有渊源承传。方绩《论诗》一首有云：“深怜历下多惊艳，欲讶新城少性情。莫谩儿孙效初祖，西江社里有莼羹。”又《书〈律髓〉后》：“吾家虚谷解唐音，《律髓》深从坠绪寻。摘取一编丛箭的，几人能听伯牙心。”虚谷，方回字，方回编《瀛奎律髓》，起衰救弊“江西诗派”，方绩尊歙县方回为“吾家虚谷”，取道江西诗派的意图明显。光聪谐称方绩诗“其体导源于韩，其创意清而惬，其造语坚而从，其隶事敏而给，有后山之沉炼，而去其拙钝，有诚斋之警健，而去其粗厉，使读者如游芳林，玩琪花，有爱赏而无厌憎，殆半山、山谷之亚也。”
方绩之子方东树诗亦承家学，苏惇元《仪卫方先生传》谓方东树诗“尤近少陵、昌黎、山谷”
。方东树论山谷诗曰：“涪翁以惊创为奇，意格境句选字隶事音节着意与人远，此即恪守韩公‘去陈言’‘词必己出’之教也。故不惟凡近浅俗气骨轻浮不涉毫端句下，凡前人胜境，世所程式效慕者，尤不许一毫近似之，所以避陈言，羞雷同也。而于音节，尤别创一种兀傲奇崛之响，其神气即随此以见。杜、韩后，真用功深造，而自成一家，遂开古今一大法门，亦百世之师也。”
此评来自清人姚范《援鹑堂笔记》评黄庭坚诗词：“涪翁以惊创为奇，其神兀傲，其气崛奇，玄思瑰句，排斥冥签，自得意表。”
方绩、姚范推崇黄庭坚，姚鼐、方东树更以家学相承
，而桐城诗学以古文法论诗，认为“诗与古文为一”，又是对宋人“以文为诗”论的继承。
桐城一地本自亦重“理学”，《（康熙）桐城县志》《（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在“人物志”中皆首列“理学”，以示“崇其本”之义，谓“桐人知学自唐始”
，理学人物自明代何唐始。何唐，马其昶《何省斋先生传》谓：“何先生讳唐，字宗尧，世居县北洪涛山。……正德十六年进士。……先生勇毅任道，不顾众嘲，风声流播，竟亦克变俗习。吾乡讲学之绪由此起，至方明善先生益昌大矣。明善与先生不相及，盖尝及钧州而私淑云。”
钧州，即赵锐，何唐高弟子；方明善，即方学渐，清人朱彝尊称颂：“方氏门才之盛，甲于皖口，明善先生实浚其源。东南学者推为帜志焉。”
赵锐为方学渐岳父。如此，桐城自有之“理学”与自婺源东迁之“理学”汇流
。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谓：“北人重经术而略文辞（徽州学派无一工文之人，江北学者亦然，与江南殊。），南人饰文词以辅经术，此则南北学派之不同者。”
桐城派源自江西、徽州，重经术，尊程朱；亦重皖南考据学派；但也修饰文词，词章亦受到唐宋古文与江西诗派诗学浸润，此是其不同之处。正是因地理上的播迁，而形成了学理上的大桐城。前引刘师培旨在论述南北学术“不同论”，而东西向学术的播迁未及详考。元末明初自江西、徽州入桐学者群，在桐城或稍后的江苏孕育发展出新的文学与学术思潮，这种思潮又不时地向江西或桐城回溯，因此形成一种“学术反哺”态势，此乃是中国东西向学术交融的一个典型案例。
敷展古桐城的舆图，桐城位居长江之北，东南滨江，山廓水襟，西北环山，群山连亘，戴名世《孑遗录》谓：“桐城居深山之中，地方百余里，一面滨江，而群山环之，山连亘千余里……四封之内，田土沃，民殷富，家崇礼让，人习诗书，风俗醇厚，号为礼仪之邦。”
来自江西、徽州等东迁望族，“囚”在偏安地理的桐城小邑，延续诗礼相承、耕读持家的理学传统，邑“中世族列居，惟东西两街有市廛，子弟无贫富皆教之读，通衢曲巷书声夜半不绝。士重衣冠，无以小帽马褂行于市者……士人晨夕以文字往来相攻错，明以来，多讲性理之学”
，东迁而来的“理学”思潮遇到桐城秀美山水，孕育出独特的桐城文脉：
汪德钺《横山张氏谱序》谓横山张氏迁居桐城是：“爱其负山面湖，山水秀丽，足以谋斡止长子孙，遂卜居焉。”
。
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岂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邪？”
吴汝纶《二许集序》：“余尝爱黄华山水，往往喜从许氏诸老人游，相与访求里
遗事，因以遍览奇胜。盖吾县山水名天下，其维首自潜之天柱，及龙眠、骈枝、东骞，岐出傍骛；其南折也，蜿蜒迤逦拗怒而堕乎江；未抵江廿里，为黄华，瞻顾依韦，如不欲去。余尝凭高而望大江，旋抱如玦，右顾天柱，卓立云外，意山川盘郁之气，盖未艾也。”
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自序》：“吾尝暇日陟
峔、投子之巅，望西北曾峦巨岭隐然出云表，而湖水迤逦荡潏于其前，因念姚先生所称，黄、舒之间，山川奇杰之气蕴蓄且千年，宜其遏极而大昌。”
方宗诚在《桐城文录序》谓：“夫学问之道，非可囿于一乡也。然而流风余韵，足以兴起后人，则惟乡先生之言行为最易入。”
潜移默化的理学基因融入桐城“山水奇秀，甲于他县”
的秀美自然环境，造就出独特文韵与尚礼民风，马其昶《桐城耆旧传》云：“吾乡俗乾嘉前至纯美矣：凡世族多列居县城中，荐绅告归皆徒行，无乘舆者；通衢曲巷，夜半诵书声不绝；士人出行于市皆冠服，客至亦然；遭长者于途必侧立，待长者过乃行；子弟群出必究其所往，不问其姓名谁何也；或非义，辄面呵之，即异姓子皆奉教惟谨。盖至道光之末，蝠山先生殁，而其时故家遗俗犹有存者。”
纵情于桐城山水间，文人雅士的士气文心得以陶冶，将来自江西、徽郡的东迁族群孕育成为桐城望族。
“小桐城”的文化开放中寓封闭，封闭中亦寓开放。“桐邑地当孔道，北通直豫，南达江广，而且泛分水陆，为皖郡门户，四达之区也”
，桐城形胜封闭在于三面环山，开放在与滨湖通江。时值有明，朱元璋金陵称帝，以直隶京师之地为直隶。后来，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直隶南京的地区为南直隶，其地商品经济发达，文化教育事业繁盛，人文环境优越，成为士林之渊薮，号称“东南胜会”之地。明清时期的桐城文人，包括戴名世、钱澄之、方文、方苞、刘大櫆、王灼、姚鼐等人，走出“小桐城”，沿江而下，一路向东，播衍出一个“大桐城”。无论是从历史维度还是地理维度来看，桐城都恰好处在文化中心从江西到江苏的时间过渡段和地理分界域上，对学术的发展起到承接与孕育的作用。
1933年胡适在《致胡近仁》（胡近仁为《绩溪县志》总纂）的信中说：
县志应注重邑人移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饿死，早已不成个局面。新志应列“大绩溪”一门，由各都画出路线，可看各都移殖的方向及其经营之种类。如金华、兰溪为一路，孝丰、湖州为一路，杭州为一路，上海为一路，自绩溪至长江为一路。
胡氏的“大绩溪”与“小绩溪”之说启示我们：桐城派亦是由江西、徽郡移民的“大桐城”到偏安一隅的“小桐城”，再到沿江东向江苏继而扩展全国的“大桐城”；由多元文化中心融汇到一元文化中心，再向多元文化中心发展的历程。
学界一般认为桐城派是中国文学史上历时最长、影响最巨、规模最大的学术流派，这其中，江苏作家的贡献不可抹灭。据胡阿祥先生据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所录统计
，桐城派作家有1211人，其成员遍布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和境外日本等国，其分布图如下（见第13页）：
其中以江苏（包括原上海县）籍作家最多，达到309人，然后依次为安徽198人，河北119人，福建103人，浙江103人，湖南75人，江西73人，山东43人，河南24人，湖北17人，广西13人，山西9人，四川7人，广东6人，贵州4人，辽宁3人，云南2人，台湾、陕西各1人，日本6人，籍贯无考者94人。在桐城派作家区域分布中，江苏籍“桐城派”作家共有309人，远多于排名第二的安徽（198人），约占全国桐城派作家总数的四分之一，且呈现出宗师林立、文人辈出、著作丰硕、理论深湛的特征
。江苏是桐城派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学术高地，在桐城派的发展与传播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枢纽的作用，在桐城派的发展与传播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都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桐城派是“望溪开之，海峰继之，至惜抱而其传始大”
。方苞生于金陵、长于金陵、长眠于金陵，并在金陵将其古文统绪传承给刘大櫆。自刘大櫆至姚鼐，桐城派流衍壮大，而学术理念传播的主阵地是书院。孟森先生在论清代书院的重要性时曾说：“清一代学人之成就，多在书院中得之，此固发展文教之一事也。”
方苞虽未执掌书院，但他曾为王子师，并在翰林院任教，且其弟子已经开始以书院为阵地，来传播他的古文理论与学术观念：刘大櫆主讲山西百泉书院、歙县问政书院、安庆敬敷书院；叶酉主讲钟山书院；沈廷芳主讲福州鳌峰书院、肇庆端溪书院、仪征乐仪书院；孙廷镐主讲蛟川书院；官献瑶主讲鳌峰书院等。姚鼐更是以书院讲习来传播桐城派之功绩最为卓著者，其主讲的书院有：乾隆四十一年（1776）至四十四年，主讲扬州梅花书院，编纂《古文辞类纂》等授学教材；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二年，主讲安庆敬敷书院；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主讲歙县紫阳书院；乾隆五十五年至嘉庆五年（1800），主讲江宁钟山书院；嘉庆六年至九年，又主讲敬敷书院；嘉庆十年至二十年，又主讲钟山书院。姚鼐书院讲学经历四十余年，其中主讲钟山书院更是二十二年之久，充分利用了南京“天下文枢”地利条件和浓郁学术氛围，扩容作家队伍，丰富桐城的学理内涵。书院教学注重理论统绪传承，让桐城派从“小桐城”走向了更大的“大桐城”。
桐城派的中兴人物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总结桐城派的传播流衍过程：“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曾《序》首先追踪姚鼐的学问之源：方苞、刘大櫆、姚范，再详细阐述姚鼐的学术播衍：
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襢之后进，义无所让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有新城鲁仕骥挈非、宜兴吴德旋仲伦。挈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硕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硕士之群从，有陈学受艺叔、陈溥广敷，而南丰又有吴嘉宾子序，皆承挈非之风，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仲伦与永福吕璜、月沧交友，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琦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锡振定甫，皆步趋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昔者，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而吾乡出其门者，未闻相从以学文为事。既而得巴陵吴敏树南屏，称述其术，笃好而不厌。而武陵杨彝珍性农、善化孙鼎臣芝房、湘阴郭嵩焘伯琛、溆浦舒焘伯鲁，亦以姚氏文家正轨，违此则又何求？最后得湘潭欧阳生。生，吾友欧阳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于巴陵吴君、湘阴郭君，亦师事新城二陈。其渐染者多，其志趋嗜好，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姚鼐执掌多地书院讲席，经梅曾亮、陈用光等承传其学术理念而将桐城之学“派”衍至全国：东流江浙——梅曾亮、管同、吴德旋、邵懿辰、孙衣言、余坤；反哺桐城——姚莹、方东树、戴钧衡；回溯江西——陈用光、鲁仕骥、陈学受、陈溥、吴嘉宾；南播广西——吕璜、龙启瑞、朱琦、彭昱尧、王拯；西传湖南——吴敏树、邓显鹤、杨彝珍、郭嵩焘、孙鼎臣、舒焘、曾国藩。至同治间，曾国藩总督直隶，以弟子张裕钊、吴汝纶主莲池书院，桐城之文又北上而渐兴于河北，吴闿生《吴门弟子集序》谓：“自廉卿先生来莲池，士始知有学问。先公继之，日以高文典册摩厉多士，一时才俊之士奋起云兴，标英声而腾茂实者先后相望不绝也。己丑以后，风会大开，士既相竞以文词，而尤重中外大势、东西国政法有用之学，畿辅人才之盛甲于天下，取巍科，登显仕，大率莲池高第。”
莲池高第有贺涛、阎志廉、李刚己、刘春霖等一时俊杰。
曾氏视野囿于域内，桐城派的地理衍播更是远及朝鲜、日本。姚鼐弟子陈用光与朝鲜学者金正喜（1786—1856）交往密切，书信往还频繁，陈用光将《古文辞类纂》《姚先生尺牍》《姚先生行状》等赠予金正喜
；梅曾亮和朝鲜学者金迈淳（1776—1840）交流频繁，且交流的范围扩大到梅曾亮和金迈淳的门人以及门人的朋友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卷十收录宫岛彦，谓其“师事张裕钊七年”，《补遗》谓其“师事张裕钊、黎庶昌，受古文法，夙慕中国文法”
；中岛裁之、中岛成章，刘声木称他们“师事吴汝纶，受古文法”
；宫岛诚一郎，刘声木谓其“师事张裕钊，受古文法，称高第弟子”
。《桐城文学渊源考》卷十一收录藤野正启，刘声木谓其“与黎庶昌友善，以古文相切摩。其为文醇实有法度，趣向桐城，亦取姚鼐、曾国藩阴阳刚柔之说以自辅”
；馆森鸿，刘声木称其文“深得桐城家法”
。又据佐藤一郎考证，自江户时代“言志派”的赖山阳即熟知方苞，访求《方望溪全书》拜读，“入明治时代，一时竟变成若不谈桐城即无论古文资格，人人争学姚姬传的地步”，尤其是明治十四年三月，黎庶昌出任驻日公使，日本朝野对桐城派的关注空前高涨，“桐城派古文被当作一个体系在日本被理解和接受”，除刘声木列举的几位日本籍桐城派作家外，佐藤一郎还考证出本城问亭、重野安绎、龟谷省轩等人也属于日本籍桐城派作家
。
结合曾氏之论并扩展言之，桐城派地理形成了一个以桐城为核心，以江苏为关键枢纽，沿运河而南北，顺长江以东西，形成以赣、湘、桂、冀、浙、闽等为中间层，以朝鲜、日本为外围层，由“小桐城”到“大桐城”的桐城派地理环境。由《龙眠古文》《龙眠风雅》《桐旧集》等地方诗文总集到《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等全国性的大型诗文总集的编纂；由《乡贤实录》《乡贤续录》《桐城耆旧传》等一地的作家史传记载到《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集全国桐城派作家撰述资料为一体的宏大叙录，其中也体现出地理上的“小、大桐城”变迁，更在文统与道统层面昭示学理上的“小、大桐城”之扩容。
马其昶《姚惜抱先生传》谓：“宗派之说，达者所嗤。然经学贵家法，文章有承传，湘乡之论不忘本始，可云至厚。善哉！先生之言曰：‘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
结合前引陈康祺、曾国藩之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桐城派至姚鼐而“大”。《清史稿·姚鼐传》谓：“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辞迈于方，理深于刘。三人皆籍桐城，世传以为桐城派。”
姚鼐之“大”桐城派在于“迈”辞、“深”理，直接系乎“文统”与“道统”。
方苞特别强调“义法”之“精”，一篇《古文约选序》提到10个“精”字，如“得其支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其次《公羊》《穀梁传》……而后可取精焉”“惟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择其尤，而所取必至约，然后义法之精可见”
等等。方苞精于求理而轻于辞章，编《古文约选》重理轻辞，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不录汉、魏古赋，且与弟子论古文作法谓：“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
方苞认为“古文之传，与诗赋异道”
，称唐宋之学者“逐于诗赋论策之末”
。其再传门人王昶也认为“古之取士，或以诗赋，或以经义，体制格调，本去古文甚远”
。方苞及其门人求古文之“精”，将辞赋排除其列。而至姚鼐论文，不再排除辞赋，“姬传先生尝语学者为文，不可有注疏、语录及尺牍气。盖尺牍之体，固有别于文矣”
，其弟子吴德旋亦谓：“古之文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诗赋虽不可有，但当分别言之，如汉赋字句何尝不可用，惟六朝绮靡乃不可也……此等处辨之须细须审。”
方氏以为汉赋“板重字法”，不可入于古文；姚鼐、吴德旋谓古文“汉赋字句何尝不可用”，力求变通文法。姚鼐在《与陈硕士》书中指出“望溪所得，在本朝诸贤为最深，而较之古人则浅。其阅《太史公书》，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
，于是在编《古文辞类纂》中采入大量古赋，以为“汉世校书有《辞赋略》，其所刻者甚当。昭明太子《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
，《古文辞类纂》列文为十三类，将楚辞纳入“辞赋类”，并增入《对楚王问》等战国策文、七体及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扬雄《解嘲》、韩愈《进学解》等类赋之文。姚鼐弟子姚椿编《国朝文录》，专列赋类，选录古体赋，明确表示“是录依桐城姚先生《古文辞类纂》例”
。梅曾亮编《古文词略》，《凡例》称：“姚姬传先生定《古文词类纂》，盖古今之佳文尽于是矣。今复约选之得三百余篇……”
姚椿、梅曾亮均在实践层面与其师同尊古赋体。至姚鼐，桐城派古文选本选古赋，且将类赋之文也囊括在古赋体之中，可谓以广纳众体的姿态扩大桐城“文统”堂庑。
桐城派至曾国藩而又一“大”。吴闿生《明清八大家文钞序》：“姚姬传荟萃古今之作，以为《古文辞类纂》，上下百代二千余载铢两不失，可谓集斯文之大成。……曾氏《经史百家杂钞》颇采魏晋六朝之作，盖欲于《类纂》外有以扩而充之。……要之，清代文学至姚而后醇，至曾而后大。”
曾国藩自称“最好扬、马、班、张之赋”
，评张惠言《七十家赋钞》“评量殿最，不失铢黍”
，自编《经史百家杂钞》立“词赋”类，《序例》云：“姚姬传氏纂《古文辞》，分为十三类。余稍更易为十一类：曰论著，曰词赋……余与姚氏同焉者也……曰颂赞，曰箴铭，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词赋之下编。”
将颂赞、箴铭诸体纳入到辞赋类中，赋体内涵进一步扩容。又编《评注古文四象》，将古文分为“太阳气势”“少阳趣味”“太阴识度”“少阴情韵”四象，其中第一、二、四象皆收录、评注古赋
，可见曾氏对古体赋极其推重。其弟子吴汝纶“托始周末，讫乎近世曾（国藩）、张（裕钊）”
，成《古文读本》一书，一依姚《篹》、曾《钞》，录秦汉古体赋作。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摒弃王先谦同名之作不选“辞赋”体例，承《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例立“辞赋类”，其《叙》谓：“本朝文章，其体实正自望溪方氏，至姚先生，而辞始雅洁。至于曾文正公，始变化而臻于大。桐城之言，乃天下之至言也。”
桐城之言成为天下之言，桐城之文成为天下之文，这个“大”是由曾国藩完成的。
就文统之“体”而言，由方苞《古文约选》到姚鼐《古文辞类纂》、梅曾亮《古文词略》、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评注古文四象》、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吴汝纶《古文读本》，对古赋的选择经历由舍弃到择取，由择取到扩容的过程，这是姚鼐古文“迈”辞的突出征象。由此也与张惠言《七十家赋钞》所提倡的崇尚古赋的“文格”达成一致，与吴德旋主张汉赋可用的旨意一致，囊括“阳湖”一支于桐城派“文统”之中
，故刘声木在《桐城文学渊源考》中称张惠言“取法韩欧两家，变大櫆之清宕为渊雅，文格与姚鼐为近，首倡桐城文学于常州”
。而就文统之“人”而言，则在于作家阵容的扩大。方苞为文之“义法”，直接取法《史》《汉》；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以归有光赓续唐宋八大家；至吴闿生“今录归、方以下至于贺氏，为《明清八大家文钞》”，又以归有光衍及方苞、姚鼐、梅曾亮、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贺涛。诚如刘开在《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所谓：“由是明道修辞，以汉人之气体运八家之成法，本之以六经，参之以周末诸子，则所谓争美古人者庶几其有在焉。”
桐城派“文统”的大、小桐城如此建构。
修辞以明道，桐城派的“道统”堂庑如何承续？《国朝先正事略·方望溪侍郎事略》载：“姜西溟宸英、王崑绳源尝与公论行身祈向，公曰：‘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其庶几乎？’”
方苞的理想是将“韩、欧之间”的文统与“程、朱之后”道统相统一。方苞初到京城，李光地称赏他是“韩、欧复出”；数十年后，刘大櫆入京初见方苞，方苞称赏他是“昌黎复出”
，姚鼐在《刘海峰先生传》中称方苞“见海峰，大奇之，语人曰：‘如苞何足言邪！吾同里刘大櫆乃今世韩、欧才也。’”
方苞期以刘大櫆继之接续文统之意甚明。方东树则称方、刘、姚一起接续文统，谓：“愚尝论方、刘、姚三家，各得才、学、识之一，望溪之学，海峰之才，惜翁之识，使能合之，则直与韩、欧并辔矣。”
应该说，桐城派在文统承续上做到了“韩、欧之间”，而道统上的“程、朱之后”却有争议。
方苞卒后，刘大櫆《祭望溪先生文》有云：“一言之立，百世可孚。从祀阙里，亦其宜与？”
谓：“尊道有祠，为道统设也。古者建学立师教学为先，而其所学则以道德功言为重，而道其总名也。”
潘祖荫《遵议先儒黄宗羲顾炎武从祀疏》：“议准从祀先儒，应以阐明圣学传受道统为断。”
顾炎武《日知录》“配享”条谓：“周、程、张、朱五子之从祀。定于理宗淳祐元年。颜、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于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之后，国无异论，士无异习。历胡元至我朝，先王之统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又“嘉靖更定从祀”条云：“嘉靖之从祀进欧阳修者，为大礼也，出于在上之私意也。进陆九渊者，为王守仁也，出于在下之私意也。”
至清朝，昭梿论“本朝从祀”云：“自明嘉靖间增祀孔庙，两唐诸儒及宋、元、明三代无不具列。本朝罕有继者，惟乾隆初增祀陆稼书阁学一人而已。按国家右文之代，名儒辈出，如名臣汤文正公、李文贞公、孙文定公、杨文定公、朱文端公之崇尚儒道，下者之如李绂、方苞之于理学，顾炎武、胡渭、毛奇龄朱彝尊、惠栋、任启运、江永、顾栋高等之于穷经，极一时之盛。乃有言职者从未议及，何也？”
昭梿也提出了包括方苞在内的清儒为什么没有进入“从祀”之列。
曾国藩九弟曾国荃曾有疏请方苞从祀孔庙之举。曾国藩评论方苞《请矫除积习兴起人才札子》一文曰：“望溪先生古文辞为国家二百余年之冠，学者久无异辞，即其经术之湛深，八股文之雄厚，亦不愧为一代大儒。……沅甫生平笃慕望溪，尝欲疏请从祀孔庙，盖将奉为依归。昔望溪于乾隆初请以汤文正从祀圣庙，未蒙俞允。厥后道光三年，汤公果袱祀圣庙。而望溪之志行几与汤公相伯仲，跻之两庑，殆无愧色。沅甫知取法乎上，或亦既然睎古而恩（思）齐欤？”
那为什么方苞没有成功“从祀”呢？曾国藩《致沅浦弟书》（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解释道：“望溪两次获罪：一为戴名世《南山集序》入刑部狱；一为其族人方某挂名逆案，将方氏通族编入旗籍，雍正间始准赦宥，免隶旗籍，望溪文中所云‘因臣而宥及合族’者也。今欲请从祀孔庙，须将两案历奉谕旨一一查出，尤须将国史本传查出。恐有严旨碍眼者，易干驳诘。从前入祀两庑之案，数十年而不一见，近年层见迭出，几于无岁无之。去年大学士九卿等议复陆秀夫从祀之案，声明以后外间不得率请从祀。兹甫及一年，若遽违新例而入奏，必驳无疑。……国藩于本朝大儒，学问则宗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经济则宗陈文恭公。若奏请从祀，须自三公始。李厚庵与望溪，不得不置之后图。”
孔庙从祀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大事，明成化四年讨论熊禾入祀时有云：“举祀典以崇有德、报有功，实治化之所关，人心风俗之所系，古今皆慎之。若孔庙从祀，必其人修行足以继性圣，明理足以启后人，著书立言足以羽翼群经，传之万世而无弊，然后得与于斯，非止于一德一功之可称者比伦，此尤不可不慎也。”
曾国藩称颂方苞是“一代大儒”，但因“两次获罪”，“从祀”之议只能后图。
《论语·先进》载孔子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评定弟子：“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唐开元八年（720），唐玄宗诏令祭祀孔子，“十哲”从祀夫子，树立道统。清咸丰九年正月，曾国藩《圣哲画像记》谓：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
疏请朝廷增列方苞的“从祀”之举行不通，但桐城派的道统不可不续，曾国藩便“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并作《圣哲画像记》，将孔子的德行、政事科归入姚鼐的“义理”；将言语科归入“词章”；将文学科归入“考据”，姚鼐自然可以接续孔孟之传，曾氏谓：“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蕙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旨哉！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敻乎不可几已。故以殿焉。”于是形成了曾氏家族的“道统”从祀名录：“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曾氏所谓的“微旨”或即有以一己的三十二人名单挑战朝廷从祀三十四人名单之意图。
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称赞姚鼐“持论闳通”，此有别于方苞笃守程朱。方苞《与李刚主书》谓：“孔孟以后，心与天地相似，而足称斯言者，舍程、朱而谁与？若毁其道，是谓戕天地之心，其为天之所不祐决矣。故自阳明以来，凡极诋朱子者，多绝世不祀。”
而姚鼐不同，他在《复曹云路书》中云：“苟欲达贤圣之意于后世，虽或舍程、朱可也。”
在汉、宋之争的学术环境中，姚鼐胜在“会通”，苏舆《虚受堂文集序》：“国朝桐城姚惜抱氏，为义理、考据、词章合一之说，借以融洽汉、宋门户，定文章之趣向。……然姚氏之文，沉潜古籍，于义理、考据为能兼综其全，故虽取法唐宋，而能拔出一代。”
曾国藩认识到了姚鼐的高明之处，且适时提出更高明的主张，将“葛、陆、范、马”归于“经济”，发展姚“三说”为“四说”，以便更好地接续孔门“四科”之说。黎庶昌在《续古文辞类纂自序》称赞曾氏能“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涂，挈览众长，轹归掩方，跨越百氏，将遂席两汉而还之三代，使司马迁、班固、欧阳修之文，绝而复续”
，曾氏在将姚鼐纳入家族“道统论”的同时，也将自己纳入道统之中。
曾氏之举，得到了学术界的回应。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谓：“咸、同间，曾国藩善为文而极尊‘桐城’，尝为《圣哲画像赞》，至跻姚鼐与周公、孔子并列。”
从方苞“从祀”失败，原因一在于“两次获罪”；二在于其“笃守程朱”而过于迂腐，吴汝纶《答姚叔节》谓：“通白与执事皆讲宋儒之学，此吾县前辈家法，吾岂敢不心折气夺。但必欲以义理之说施之文章，则其事至难，不善为之，但堕理障。程朱之文，尚不能尽餍众心，况余人乎？方侍郎学行程朱，文章韩欧，此两事也，欲并入文章之一途，志虽高而力不易赴。”
姚鼐以“义理、考据、辞章”融会孔门“四科”的“闳通”之举，可“与周公、孔子并列”。《清儒学案·惜抱学案》谓：“桐城学派始于望溪，至惜抱标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为宗旨，当乾嘉汉学极盛之际，龂龂以争，为程、朱干城，久之信从始众。湘乡继起，表章尤力，其说益昌。汉、宋门户之见虽难尽化，持平之论终犁然有当于人心焉。”
曾氏增姚氏之说以“经济”，更完善地与孔门“四科”接应，桐城派的“道统”赓续任务得以完成。
刘师培《文章原始》云：“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于桐城。”
桐城派孕育在桐城沃土，这是“小桐城”的地理视角；桐城派不仅仅是桐城的，这是“大桐城”的学理视角。桐城派研究应注重人物的地理迁徙的分布和学理上的师徒传衍的历史，不可但见“小桐城”，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桐城”，若无那“大桐城”，小桐城不会成个局面。“桐城派”研究应有大桐城的视野观，以桐城为核心层，以江苏为枢纽，向四周扩展，东向江浙地区，成“阳湖”一路；东南向福建地区，成“闽南”一路；西南向广西，成“岭西”一路；西向两湖地区，成“湘乡”一路；北向京冀地区，成“莲池”一路；更有远播朝鲜、日本一路。各支派虽各走一路，亦有偏重，然“小桐城”自是桐城人所创，他乡无之。章炳麟《原学》谓：“视天之郁苍苍，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
将地理之“桐城”归入学理之“桐城”，一个学派便得以形成，而其重要之处在于“文统”与“道统”的树立与张扬。桐城派文统与道统的树立，其先在于“专”“精”，以明特色卓荦，有所遵循，此谓之“小桐城”；其次在于“会通”“闳通”，以明包容之心，有所广纳，此之谓“大桐城”；其最后在于追祖溯源，与古圣之道接续，由学理上的多元之“大”到地理上一邑之“小”，再到统绪上的会通之“大”。桐城派之所以成“派”，关键在于地理上的“地方感”
和学理上的“统意识”得以很好地协作运通，而江苏在这个协作运通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