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斯金纳的学术生涯及其主要成就

昆廷·斯金纳是享誉世界的思想史家、历史学家，他在思想史学术领域中孜孜不倦地探索，取得了难以逾越的成就。回顾斯金纳的学术生涯及其主要成就，能使我们对他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斯金纳1940年出生于英国，他的父亲曾经是尼日利亚殖民当局的官员，母亲当过中学教员，婚后因为陪侍丈夫经常往返于英国和尼日利亚之间。由于非洲殖民地经济贫困、教育医疗条件落后，英国政府不鼓励儿童跟随前往，所以斯金纳小时候只能寄宿在他的姨妈家。姨妈虽然是一位医生，但是对历史很感兴趣，家里堆满了历史书籍，而且时常带着小斯金纳去历史博物馆参观。姨妈的言传身教增加了斯金纳对历史学科的兴趣，奠定了他以后思想发展的基础。

从7岁开始，斯金纳就读于贝德福德学校（Bedford School），其间他在拉丁语、历史和英国文学方面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59年，斯金纳顺利通过了牛津和剑桥的联合入学考试，进入了剑桥大学的康威尔（Gonville）和凯鲁斯（Caius）学院学习。 在努力读书的同时，斯金纳也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和创作。他从自己接触到的最新史料开始研究，利用假期时间写了分析英国辉格党政治家萨缪尔·怀特布雷德二世（Samul Whitbread Ⅱ）生平的系列文章。1961年，斯金纳发表第一篇论文，该文评介了一位曾经著名的政治家形象，此人是来自贝德福德的下院议员。1962年，斯金纳写了一篇关于约翰·布雅恩（John Bunyan）的论文，文中阐述了自由概念的竞争性，这成了他以后研究的重要主题。

1962年6月，斯金纳获得学士学位，成为基督学院的研究员，其职责是教导学生学习历史。1965年，他晋升为政治理论史讲师。在这期间，斯金纳开始了对英国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的研究。1964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评论文章《霍布斯的〈利维坦〉》（Hobbes'‘Leviathan’），主要讨论F.C.胡德（F.C.Hood）的《托马斯·霍布斯的神圣政治学》，这是斯金纳与胡德关于霍布斯的一次激烈论战。在批评胡德对于霍布斯的神学解释的同时，斯金纳还对有关霍布斯研究中的两种非传统观点提出批评，即霍华德·沃伦德（Howard Warrender）的义务论解释以及C.B.麦克夫森（C.B.Macpherson）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斯金纳在对胡德的批判过程中，不断援引历史作为他的主要论据，坚持历史证据在解释哲学问题中的重要价值。 斯金纳的主要论点是，纯粹的哲学文本分析会导致对历史的忽视，这成为斯金纳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一贯坚持的基本立场。

斯金纳在对霍布斯和英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中，发现传统的思想史研究理论与方法论方面潜在的一些问题。1969年，斯金纳在《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杂志上发表《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一文，对以往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进行全面批判，这篇文章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反响。文中斯金纳对当时思想史研究领域所盛行的多种理论预设进行了激烈攻击，并在其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斯金纳认为传统的、单纯依靠经典文本的思想史研究形成了三种“神话”，即学说的神话（the mythology of doctrines）、连贯性的神话（the mythology of coherence）和预期的神话（the mythology of prolepsis） 。斯金纳对上述“神话”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批判，使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暴露无遗。在斯金纳看来，思想史家在从事对于过往思想的历史性理解时，最持久、最容易出现的危险就是自身在进行研究时所预见具有的种种期待，思想史研究中的各种谬误大都源于此 。斯金纳认为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这些“神话”，在某种意义上是“史学哲学化”所造成的弊病。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道路，只能是重新回到历史，运用历史的方法来研究思想史。

在这篇文章之后，斯金纳又相继发表了一系列优秀的文章，比如《语言行动的诠释与理解》（Conventions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Speech Acts）、《动机、意图与文本的阐释》（Motives，Intention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exts）、《“社会意义”与社会行动的解释》（‘Social Meaning'and the Explanation of Social Action）和《历史的角色》（The Role of History）等。在这些文章中，斯金纳重申了历史地理解政治思想的合理性，同时强调了将文本放置于语境中考察的重要性。

1974年，斯金纳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在其高级研究院从事学术研究。此后，又于1976年受邀重返该校工作三年。在这两次访问期间，斯金纳得以离开讲席，利用闲暇时间著书立说。1978年，两卷本学术专著《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剑桥大学出版社）得以问世，上卷为“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下卷为“宗教改革”（The Age of Reformation）。

在这本书中，斯金纳选取了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对政治思想的发展变化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些思想家，如但丁、马基雅维里、伊拉斯谟、莫尔、路德、加尔文、博丹等，简要介绍了他们的主要政治著作，综合考察了从中世纪到近代政治理论的演变。斯金纳之所以关注中古后期和近代早期的政治学说，目的是阐明一个比较笼统的历史主题——近代“国家”概念的形成变化过程。在斯金纳看来，公认的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既不是自古存在的，也不是一蹴而就，它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他认为从13世纪晚期到16世纪末逐渐具备了近代“国家”概念的主要因素，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关于“国家”的近代的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

最为重要的是该书示范说明了一种对待历史文本的研究和解释的特殊方式，提供了研究思想史的历史方法。斯金纳改变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传统方法，开创新的研究范式，力图将《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写成“一部以意识形态史而不是以经典著作为中心的历史” 。斯金纳解释说：“我之所以集中研究意识形态的主要原因是：这将使我们在重温经典著作本身的同时，更有希望理解它们。” 为了认识作者著作的真正目的，同时加深对作者的用意的洞察，斯金纳认为需要对产生这些著作的社会以及这个时代的政治词汇有一定的了解。只有如此，我们能够理解的才不仅仅是作者提出的论点，而且还有他们论述和试图回答的问题。考察作者在作品中所涉及的内容或者没有涉及的内容，从而探明他的基本写作意图。斯金纳认为当我们试图以这种方法查明一部著作的特定写作环境时，我们不仅是为我们的解释提供“历史背景”，而且我们已经是在进行解释工作本身 。斯金纳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充分运用这种方法论，不仅集中研究思想家的著作，而且集中研究产生著作的更全面的环境，从而更加贴切地把握了思想家的政治态度和目的。

《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汇集了斯金纳多年来思想史研究的成果，是运用历史方法研究思想史的代表性著作。此书出版后，获得广泛关注，书评不断涌现，引起了一场丰富多彩而又成就斐然的学术争论，次年，斯金纳由此获得沃尔夫森学术奖（Wolfson Literary Prise）。1995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公布了一份“战后最有影响的一百本书”的名单，此书毫无异议地入选，成为被挑选出来的20世纪70年代的15本著作之一 。斯金纳的这本经典研究性著作对政治思想史研究、当代政治生活的思考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仍然能够激发持续而热烈的讨论。该著作奠定了斯金纳在学术界的地位，使其成为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不可绕开的重要人物。就在该书出版的同年，年仅38岁的年轻学者斯金纳被聘任为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此后，斯金纳在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内继续开拓，通过积极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

1980年，斯金纳在牛津大学卡莱尔讲座（the Carlyle Lectures）上作了“马基雅维里的政治理论”的讲演，经过修改和延伸之后出版了《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书，这是一本关于尼科洛·马基雅维里的传记。史学界对马基雅维里的评价一直存在一种偏见，时常将他的学说与破坏道德、鼓吹邪恶联系起来，甚至创造出了“马基雅维里主义”一词。那些对马基雅维里持批评态度的史学家们认为他的政治理论摆脱了道德的支配。在他们看来，“马基雅维里主义”的邪恶原则对政治生活的道德基础构成了一种最危险的威胁。针对这些批评性的言论，斯金纳在书中提供了自己对马基雅维里政治理论的见解。为了能够给予马基雅维里一个相对公正的评判，斯金纳将马基雅维里回复到起初形成他的思想观念的那个世界中，再现和考察了马基雅维里著作产生的背景——古典的和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的思想背景以及16世纪初叶意大利城邦国家生活的政治背景。

按照马基雅维里在当时的社会中所担当的角色，斯金纳将他的一生划分为“外交官”“君主们的顾问”“自由的哲学家”和“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四个阶段。斯金纳纵观马基雅维里的整个思想经历过程，认为他是古典共和主义的人文主义传统的最杰出的代言人。在斯金纳看来，马基雅维里也有自己坚持的一套道德观，比如注重公民自由、城邦自治、公共利益等。马基雅维里反复强调自由，他认为一个城邦国家决心要达到国富民强，必须从各种政治的奴役形式中解放出来——不论这种奴役是来自“内部”的暴君统治还是来自“外部”的帝国压迫 。也就是说，城邦强盛的前提条件是拥有政治自由，除了城邦公众自己，不受任何其他权威的支配，这等同于城邦自治。马基雅维里认为政治自由是城邦走向强大的关键，而获得和维持这种自由需要全体公民拥有美德。他所理解的拥有美德是愿意去做任何为达到公民的光荣和强大所必需的事情，不论采取的行动是否与美德或邪恶碰巧偶合 。马基雅维里坚持认为，无论是统治者或是民众必须将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置于一切私人利益和普通道德之上 。

此外，斯金纳在书中指出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远见中最有独创性的方面，是他对于他所继承并基本上继续赞同的同时代人文主义者的主要信念所作的一系列挑战。其一，马基雅维里认识到当时意大利普遍采用的雇佣兵制度的弊病，主张创立一支自己的装备精良的军队，以自己的军队去武装佛罗伦萨。其二，马基雅维里推翻人文主义的道德观，重新规定德行这个关键性的概念，一个真正具备德行的君主为了达到最高目的应该去做任何事情，不管行动是邪恶的或是道德的。其三，马基雅维里与佛罗伦萨的整个共和主义者思想传统背道而驰的论点是对党派纷争的赞美，他认为古罗马的派系纷争带来了自由和强大，对立的社会势力之间构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均势有益于实现公共自由。

斯金纳除了关注马基雅维里之外，他还选择了托马斯·霍布斯作为研究课题。当时斯金纳本想研究洛克，但是他的同事约翰·邓恩在他之前选择了洛克。他的老师拉斯莱特曾经说过还没有人对霍布斯的理论历史性地进行语境解读，但是霍布斯的理论却比洛克更加系统 。因此，斯金纳围绕霍布斯的政治理论展开研究。

讲到斯金纳对霍布斯的研究，最应该关注的是1996年出版的著作《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Reason and Rhetoric in the Philosophy of Hobbes，剑桥大学出版社）。此书在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具有较大的创新意义，斯金纳从独特的修辞学视角对霍布斯的思想进行分析，从而更加准确地理解了文本所要表达的政治思想，更加恰当地把握了霍布斯的政治观点。在本书中斯金纳主要考察霍布斯的公民哲学思想，将霍布斯的思想放在他那个时代的政治背景和知识背景中来理解。斯金纳通过讨论文艺复兴时期古典雄辩术在英格兰的传播和发展以及霍布斯受到的人文主义教育的情况，进而对他的公民科学思想的形成和变化进行了深刻而富有创见的分析。

斯金纳在对霍布斯公民哲学的考察过程中，依据霍布斯看待人文主义的态度变化，将霍布斯的思想经历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16世纪末当霍布斯开始接受正式教育前，英国都铎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已经开始利用古典雄辩术来思考公民科学的概念，并使之广泛流行。他们认为公民科学的思想由两个不可或缺的成分构成：一是理性即揭示真理的能力，二是修辞即展示真理的艺术。修辞是公民科学的关键部分，其功能是通过演说达到说服的效果。霍布斯是接受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修辞文化的教育而成长起来的，他阅读的书籍主要集中于各种人文学科：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这一阶段霍布斯翻译了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并于1629年完成了题为“修昔底德的生平与历史”的文章，大约1636年第一次发表了自己创作的拉丁文诗歌《峰峦观止》。他早年出版的著述完全限于人文主义的体裁，而且对人文学科作出了贡献。

其次，17世纪30年代后期，当霍布斯致力于公民科学的研究时，开始放弃自己的人文主义，主张用科学取代雄辩术。这一阶段他对文艺复兴时期关于理性与修辞、科学与雄辩术之间的统一的观念产生质疑，他认为只要根据从经验中产生的前提来正确地推理，我们将不仅有能力达到科学真理，而且有能力教导别人，根本没有必要使用说服的艺术 。霍布斯在1640年问世的《法律要义》和1642年首次出版的《论公民》中，充分表现出对修辞技巧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修辞文化的厌恶和怀疑。他特别强调，由于公民科学是一门真正的科学，我们只需使用其他科学学科所使用的方法，无需使用说服的技巧来补充它的结论 。霍布斯不仅认为修辞与公民科学并不相关，而且批判和攻击修辞手法的使用。

后来，霍布斯的思想发生显著变化，在1651年的《利维坦》对公民哲学的最后阐述中，他主张把科学方法与雄辩术的说服力结合起来。霍布斯在很大程度上赞同了人文主义者对理性和修辞的关系的分析，他认为要使理性得以盛行，需要修辞艺术来补充。斯金纳认为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中，人文主义关于理性和修辞的统一的观念不仅得到了辩护，而且还系统地得到了实现 。斯金纳在书中详细分析了霍布斯如何将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手法运用到对经院神学家和狂热新教徒的政治批判中的。斯金纳认为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展示出来的政治理论，反映了科学方法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技巧的巧妙结合。

因为卓越的学术贡献，1997年斯金纳荣任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这标志着他获得了学术上的最高荣誉和崇高地位。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的职位最初是由英国国王乔治一世于1724年设立，一直延续至今。此职均由剑桥大学具有重要国际学术地位的著名历史学家担任，阿克顿、埃尔顿、科林森等著名学者曾荣任这个职位。按照惯例，斯金纳在接任钦定教授之时，作了能代表自己学术水准的就职演讲。1998年，斯金纳对此演讲稿进行整理修改后，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剑桥大学出版社）。此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出版后随即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于1999年、2000年、2001年连续再版。

剑桥大学出版社对该书的简介是这样的：本书由世界顶尖级历史学家之一所作，在各个方面都是重要的学术贡献。本书第一部分试图挖掘并维护在早期近代英国发展的自由公民和自由国家的新罗马理论。这个分析强有力地捍卫和发展了思想史的本质、目的和目标。正如斯金纳所言，“思想史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久远的价值观念如何凸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中，以及我们今天思考这些价值观念的方式，并反思在不同可能的状态中不同的时间里我们所作出的一系列选择” 。从而，关于这种历史询问的重要性、适当性和潜在的刺激性，而创造的最有价值的声明，这本扩展的小书已经提供其中之一。

斯金纳在书中探讨了新罗马自由理论，以此批评了自由主义者所坚持的“消极自由”概念。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就是不受别人干涉，公民的自由与国家的政治体制无关。这种“消极自由”概念已经成为当今思想界论述“自由”的主导。斯金纳通过考察17世纪英国革命时期新罗马自由理论家对自由的理解，挖掘出了“自由”的不同含义。新罗马自由理论家们认为“自由”指的是不受强制地依法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平等权利，公民的自由只有在共和政治体制下才能得以实现和保证。

在斯金纳看来，任何一个概念都会经历它的历史演进过程，它的定义会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发生变化，因此需要运用历史的方法对此进行研究，从而更为准确地理解这个概念及其定义。斯金纳正是在历史中重现了关于“自由”的另一种定义，丰富了“自由”的内容，引导当前学术界在更宽广的视野中来考察和理解“自由”。正如斯金纳在此书的“前言”中所说，“这本小册子的意旨是通过重新进入我们已经丢失的知识世界，去质疑自由主义理念胜利之后这种自由的霸权。我试图在它最初形成的知识和政治语境中来定位新罗马自由理论，考察这一理论本身的结构和前提，由此，以这种方法提供给我们来重新思考，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要求我们思想唯一性的可能性” 。

2002年，斯金纳出版了三卷本的《政治的视界》（Visions of Politics，剑桥大学出版社），卷一：关于方法论（Regarding Method），卷二：文艺复兴的美德（Renaissance Virtues），卷三：霍布斯与公民科学（Hobbes and Civil Science）。此书实际上是斯金纳的论文集，共收集经典论文36篇，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他深厚的哲学功底，具有表达清晰典雅的一贯特征，而且大致代表着斯金纳的思想发展历程，为我们了解他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便利。

斯金纳在“总序”中，对该书进行了简要介绍。三卷中有几章是第一次出版，但大部分是以前已经发表过的文章。因为其中有些问题在学术界仍然被继续讨论着，所以值得重新出版。出于再版的考虑，斯金纳对这些文章进行了认真修改，他多半坚持最初的观点和结论，没有太大变化。在那些不再完全赞同自己起初的观点的地方，斯金纳常常通过添加解释性的脚注来进行简要说明，而不是改变原文。同时斯金纳尽可能地改进他对观点的表达，矫正以前的一些错误，仔细校对参考书目并使之标准化，添加例证来巩固和延伸自己的独特观点。斯金纳把自己的结论与史学界新近的研究联系起来，尽量使用最新的版本，在许多情况下改变以前使用的旧版本。另外斯金纳针对一些批评作出了回应，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并使之变得合理。斯金纳也非常详尽地修补了文章中的措辞，减轻了对辩证法的运用，从而使文章变得相对简单易懂。

对于三卷本论文集挑选文章的依据，斯金纳作了解释。他之所以选择它们，将它们分类，并提供新的题目，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个是使每一卷具有自己主题上的一致性；另一个是使这三卷结合起来，能够形成一个更大的整体。

第一卷中的文章包含他过去四十多年来在思想史研究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重要叙述，这些全部是为了阐明和捍卫关于阅读和解释历史文本的一种特殊观点。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上，斯金纳反对以往传统的只关注于“经典文本”、聚焦于“观念的单元”的研究方法，认为这是非历史的。他主张把注意力转移到历史语境，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在语境中考察思想观念。斯金纳认为，必须将思想家的文本放置在思想语境和话语框架中来研究，进而探寻和识别那些文本的作者在写作它们时想做什么。斯金纳强调文本的语言行动和将它们放在语境中来考察的必要性，其意图是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去理解概念的意涵，追溯它们的差异，恢复思想家的信仰，以及尽可能地以思想家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他们。

该书其他两卷涉及的是近代早期欧洲政治思想的主要话题。在第二卷“文艺复兴的美德”中，斯金纳关注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特别是共和主义的价值观念，这既是一种自由理论也是一种政体性质。他考察共和主义从13世纪到16世纪的重现和发展，这取决于具有美德和受过教育的公民提供了支持国家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关键。他在对“共和主义”的考察中，选取了几个典型个案，比如马基雅维里、托马斯·莫尔、约翰·弥尔顿等，对他们的共和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刻分析。在第三卷“霍布斯与公民科学”中，收集了斯金纳有关霍布斯研究的最重要的文章。斯金纳仔细考察托马斯·霍布斯政治思想的演变和特征，特别集中于他的国家理论，对他在君主权力、臣民义务与自由以及政治服从的范围和界限方面的观点进行分析。斯金纳将这些主题与霍布斯在公民科学性质方面不断变化的观点以及它在他比较一般的科学系统中的地位联系起来。

从三卷各自的内容来看，每一卷都具有论题上的统一性，这就体现了斯金纳的第一个初衷。至于三卷之间的相互关系，斯金纳也没有忽视。在第一卷中，斯金纳阐明了充满他的作品的思想原则。他考虑到在追求认识和解释中存在固有的理论困难，进而清楚明白地阐述了他在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所倡导的哲学观点和理论方法。那么在其余两卷中，便是斯金纳运用自己的方法论对历史上的具体政治思想进行考察。简言之，这种关联可以看作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第二卷与第三卷斯金纳考察的政治思想来看，它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第三卷中斯金纳关注霍布斯思想的发展，霍布斯关于自由和政治义务的许多观点可以作为对第二卷中叙述的政治观点的一种批评性评论来理解。从文艺复兴的公民美德转向霍布斯的公民科学的同时，也从共和自治的思想转向它最大的敌对者。可见，该书的三个部分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

正如斯金纳给予年轻学者的建议——“一直追随你自己的学术热情，研究那些你真正感兴趣的问题” ，他对霍布斯的研究兴趣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2008年，斯金纳的著作《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Hobbes and Republican Liberty，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此书中，就人类自由之性质的两种对立理论提供了一份精彩绝伦的比较性研究。其中第一种起源于古典时代，是古罗马公共生活所遵循的共和主义传统的内核，此论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邦共和国中臻于鼎盛，而在当代政治理论家关于共和主义的大量近期讨论中，一直是个焦点议题。这一思维模式的最可畏的敌手便是霍布斯，他对它的质疑之举，构成了英语世界政治思想史上一次不折不扣的划时代事件。

斯金纳在本书中论证：霍布斯之所以在人类自由问题上坚持不懈地苦斗，主要是因为在英格兰内战期间，激进的议会派著作家提出了一系列主张，而霍布斯意识到必须以和平的名义对它们进行反驳。斯金纳不仅将霍布斯的政治理论视为一个总的思想体系，而且视为一项以辩论干预时代冲突的实际行动。霍布斯的《利维坦》堪称以英语撰述的政治哲学著作中最伟大的一部，斯金纳指出，它反映了霍布斯的道德思想的一次质变，是他对时政之需的特定回应。恰如斯金纳所言，霍布斯静如止水的论说只是欺骗性假象，底下永远潜藏着波涛汹涌的辩论之道。

2014年，斯金纳出版了一本修辞学研究力作《莎士比亚的法辩》（Forensic Shakespeare，牛津大学出版社）。以往对莎士比亚剧中修辞的研究集中在他所用的词汇、比喻等，而斯金纳的研究则集中于莎士比亚作为争辩手段的说服性、对抗性的修辞术（judicial rhetoric）。斯金纳从法庭辩论切入分析了《哈姆雷特》《奥塞罗》《凯撒大帝》《罗密欧与茱丽叶》《威尼斯商人》《一报还一报》以及《终成眷属》等多部莎士比亚戏剧，认为这些莎剧的创作方法广泛借鉴了古典及文艺复兴时期有关法庭修辞的论述。以这种视角解读莎剧，斯金纳概括了莎士比亚独特的用词特征，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特定场景和安排会遵循某些规律在不同剧目中反复出现。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斯金纳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莎士比亚在作品中显露的人文主义思想。

斯金纳的这本书主要研究莎士比亚如何受到古罗马修辞术的影响，以及如何将修辞术的基本原则应用到戏剧文本的撰写中。斯金纳在此书中介绍了莎士比亚所处的都铎王朝时期的修辞术教育以及法庭辩论的五个步骤即“开篇”（prehoemium）、“叙事”（narratio）、“指证”（confirmatio）、“反驳”（confutatio）、“结语”（peroratio），并在罗马修辞术的框架下详细分析了莎剧中与法庭辩论类似的论争的文段。莎士比亚戏剧常被赞誉为“直接地再现了生活”，但在斯金纳看来，其实众多借鉴法庭修辞论述的情节不合现实逻辑，纯属莎士比亚根据那些法庭修辞手册所作的臆想和虚构，只是这些修辞颇具戏剧性效果。斯金纳回应了可能有的多种质疑，显示他知道自己的诠释会被人认为过度解读，也凸显了他对修辞术和雄辩术在英国近代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的强调。

2017年4月，斯金纳应邀到访北京大学。在访问期间，斯金纳作了四次讲座，讲座主题仍是他一直关注的思想史研究方法、马基雅维里、霍布斯以及自由、国家等概念。

在第一次讲座“谈文本的解释”（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exts）中，斯金纳明确表达了他的观点：所有文本都是一种论战性的介入，都是在参与当时存在的辩论；理解某位作家的文本，不应该只关注这个文本本身，必须同时理解其他所有文本；通过探究这些文本做了什么，来试图理解在作者的那个时代持有这些信念的合理性。 也就是说，不能仅仅从字面意义理解文本，而应该将文本置于特定的语境中，通过语境理解作者的意图。

在第二次讲座“马基雅维里：统治者与国家”（Machiavelli：the ruler and the state）中，斯金纳首先介绍了马基雅维里的生平和时代，由此引出马基雅维里在生命最后一个阶段创作完成的首部作品《君主论》。斯金纳特别详细地分析了马基雅维里在这本小书中谈及的君主的德性（virtù）。在斯金纳看来，马基雅维里所认为的“virtù”这个概念是一套品质的名称，“它能使你掌控命运，维持你的地位和国家，并使你上升至君主荣誉和名声的高位” 。只要能在实际上维持他的地位和国家，君主应该选择模仿可鄙狡诈的狐狸和残酷暴力的狮子。一个真正的virtù的君主，是“那些希望能够尽可能遵循道德德性的规定来行动，但同时也能在必要之时对之加以搁置的君主” 。斯金纳认为，马基雅维里事实上重新定义了“virtù”这个概念。

斯金纳的第三次讲座以“霍布斯：图绘国家”（Hobbes：picturing the state）为主题。斯金纳通过展示霍布斯接受的人文主义教育及其所处的智识语境（intellectual context），借助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图像研究，将霍布斯的政治观点与其核心著作中的视觉表象联系起来。根据斯金纳的解释，西方传统在论辩中强调对修辞方法的运用，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印刷术的兴起，图画成为一种极为有力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呈现观点的最好的方法。 斯金纳通过分析霍布斯《论公民》和《利维坦》两部著作中的卷首图，形象地展示了霍布斯的国家理论。

斯金纳的第四次讲座是“霍布斯及其批评者：自由与国家”（Hobbes and his critics：freedom and the state）。斯金纳由上一次讲座的讨论主题“霍布斯的国家理论”引出了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自由与国家的关系。霍布斯的自由概念构成近代以来自由主义自由观（以赛亚·伯林强调的消极自由）的基础，开启了英语世界对自由概念的思考和争论。斯金纳从霍布斯对自由概念的定义出发，勾勒出英语传统中自由概念的不同类型，进而呈现出自由概念的谱系。斯金纳在演讲的最后，总结了对自由概念谱系学考察的意义。梳理思想史上对于自由概念的不同解释，有助于我们跳脱习以为常的、普遍认为“正确”的概念框架，发掘出理解这一问题的更多思路。至于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以及最后做出何种抉择，则要留给人们自己去思考和判断。

除了四次讲座外，斯金纳还与思想史方向的研究生进行座谈，并接受了青年学者的专访。座谈围绕政治思想史的主题与方法、研究与门径等主题展开，专访内容涵盖了与斯金纳本人以及剑桥学派相关的很多重要问题。这些演讲、座谈与访谈经过整理翻译于2018年结集出版，书名为《国家与自由：斯金纳访华讲演录》（State and Liberty：Quentin Skinner's Lectures in China，北京大学出版社），此书对于国内学者理解斯金纳的著作以及剑桥学派的研究思路是不可多得的资料。

2018年，斯金纳又出版了新作《从人文主义到霍布斯：修辞学与政治》（From Humanism to Hobbes：Studies in Rhetoric and Politics，剑桥大学出版社）。此书由引言和12篇文章组成，除了一篇对马基雅维里《君主论》中君主德性修辞的分析，内容基本集中在人文主义和霍布斯两个主题上。书名精确地点明了主旨：修辞学教育对英国人文主义作家们及其政治论述产生的影响。此书虽然可以看作是斯金纳的论文集，其中每篇文章都是单独写就，但是在文章的选排上有明确的逻辑关系：从人文主义代表作家逐步过渡到霍布斯，紧扣修辞学与政治思想的关系展开讨论。这本著作仍然延续历史语境主义研究方法，首要任务是还原英国人文主义的语境和历史。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通过追溯人文主义作家的教育和阅读背景来重建其写作的语境，然后将语境与作者文本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试图解释这些作家为何对某些问题或者概念如此进行理解和写作。

斯金纳在努力创作之余，还参与编写了许多主题性比较强的作品：《历史中的哲学》（Philosophy in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人文科学宏大理论的回归》（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Philosophy，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马基雅维里与共和主义》（Machiavelli and Republicanism，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近代英国政治话语》（Political Discourse in Early Modern Britain，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年），《弥尔顿与共和主义》（Milton and Republicanism，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共和主义：一种共享的欧洲遗产》（Republicanism：a shared European heritage，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国家与公民：历史·理论·展望》（States and Citizens：History，Theory，Prospects，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历史视域中的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剑桥大学出版社2016年）等。每一部作品都汇集了相关专家对该论题的优秀研究成果，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把握整部作品所要表达的中心观点。在这些作品中斯金纳关注的内容，仍然是政治、共和、自由的主题，这完全符合他长久以来的讨论范围。

在《历史中的哲学》中，斯金纳撰写了题为“消极自由的思想：哲学和历史的观点”（“The Idea of Negative Liberty：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的文章。斯金纳在文中呼吁关注思想家马基雅维里的自由观点，马基雅维里认为获得公民自由的前提是积极参与政治和培养公共美德。公民只有生活在民主自治的共和政体下，并且遵循公共利益高于任何个人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原则，才能避免强迫和奴役，从而真正地实现自由。斯金纳认为，这种古典共和理论没有得到史学界的足够重视。在当今消极自由的讨论中，霍布斯的自由理论成为真理。霍布斯认为自由就是个人权利，与国家体制无关。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斯金纳把马基雅维里的共和主义自由理论看作是另外一种消极自由的概念。

在《人文科学宏大理论的回归》中，斯金纳强调一种关于宏大的人与社会的本性系统理论的存在合理性，回应了对构建关于人的本性和行为出现理论和规范理论的否定。为了人文科学的重建，寻求发展一种人文科学的诠释学方法：对人类行动的解释必须总是包括从执行社会行为的行动者的角度，来努力恢复和解释那些行动的意义 ，斯金纳挑选了几位西方现代思想大家，概述了他们的思想方法、路径和意义。在本书的“导论”中，斯金纳分析讨论的思想家包括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托马斯·库恩、约翰·罗尔斯、尤尔根·哈贝马斯、路易·阿尔都塞、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和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些思想家的研究涵盖了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许多人文社科学科，并且是各个领域的权威和知名人物，斯金纳简明而又清晰地阐述各个思想家的相关理论，并适当介绍了这些思想家与其他学术巨人之间的分歧、冲突。

在《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中，斯金纳负责写作“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这一章，将其分为“中世纪的遗产”“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和“北欧的政治思想”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中世纪罗马法的复兴、对亚里士多德的重新发现和经院哲学的发展，这些都对近代早期政治理论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二部分主要探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斯金纳着重考察了建立共和政体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这种政体形式推动了人文主义政治思想的发展，共和政府理论和共和自由思想随之产生。第三部分主要涉及文艺复兴文化对英国、荷兰和法国等北欧国家的积极影响，以及与所谓的北欧文艺复兴相关的政治理论。

《马基雅维里与共和主义》探讨的是斯金纳长期关注的论题，其中收入他的两篇著述。一篇题为“马基雅维里的《李维史论》和共和主义思想的前人文主义起源”（‘Machiavelli's Discorsi and Pre⁃humanist Origins of Republican Ideas’）。斯金纳认为，马基雅维里的共和自由观点与前人文主义的传统共和思想之间既有不同点又有相同点。马基雅维里对骚乱的辩护和对美德的看法不同于前人文主义者，但他们都认为城市强大、共和政体、公民自由三者之间息息相关。另一篇题为“共和主义的政治自由理想”（‘The Republican Ideal of Political Liberty’）。斯金纳在当今西方史学界“消极自由”盛行的形势下，提出了共和主义的自由观。斯金纳赞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观点，认为除了霍布斯和洛克等主张的自由思想外，还有一种与公共义务和公民美德相联系的共和主义自由思想。马基雅维里、哈林顿、弥尔顿等坚持这种共和主义的政治自由思想，声称只有在公民自治的前提下，才能享有个人自由。

在《近代英国政治话语》中，斯金纳写作的是“古典修辞学和早期霍布斯著说中的‘公民科学’”。他详细探讨了古典修辞学在霍布斯的著作《法律要义》和《论公民》中的地位，着重强调古典修辞学对于霍布斯思想发展的重要性。古典修辞理论家西塞罗、昆提良及其追随者坚持认为任何起作用的公民科学都必须建立在理性与雄辩相结合的基础上。而霍布斯在他的这两部作品中否认这个信条，认为修辞术对于奠定公民科学的基础没有什么用处，力图将公民科学建构在纯粹的理性原则上。在斯金纳看来，虽然当时霍布斯拒绝了古典雄辩术理论及其相关的公民科学概念，但是霍布斯正是通过对它们的贬低和批判，才构想出他自己对于公民科学本质的见解的。

在《弥尔顿与共和主义》中，虽然没有斯金纳亲自执笔的章节，但他以极高的效率和热情参与并推动了此书的编辑和出版，此书与《历史中的哲学》《马基雅维里与共和主义》《近代英国政治话语》同属于剑桥大学出版的一套系列丛书。该书集合了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对弥尔顿共和主义的研究，将弥尔顿的思想放置在欧洲共和主义传统的背景下和英国无王统治时期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进行考察。他们探讨弥尔顿共和主义的古典起源以及它在17世纪40年代的产生、50年代的消失和王政复辟之后的再现，并且将弥尔顿的思想与他的前辈和同时代的人的思想作比较，认为弥尔顿是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共和主义思想的重要转送者和传达人。该书不仅关注弥尔顿的政治著作，而且对他的文学作品散文和诗歌也给予同等的重视，提供了对弥尔顿的全面而系统的评价。

在《共和主义：一种共享的欧洲遗产》中，斯金纳写作的章节是“古典自由与英国内战的到来”（‘Classical Liberty and the Coming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斯金纳在文中首先论述西塞罗、萨卢斯特、李维和塔西佗等古罗马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对“自由”和“奴役”的定义。他们认为实际的压迫以及支配和依赖关系的存在，都会导致自由的丧失。如果一个人的自由可以由他人随意决定，这样会导致屈从于他人的意志，那么就仍然处于被奴役的状态中。享有自由不仅需要从强迫和威胁中解放出来，而且必须从可能存在的强迫和威胁中解放出来。换言之，个人自由就是摆脱任何强制，无须依从他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判断行事。在他们看来，生活在君主政体下的臣民犹如奴隶，只有在共和政体下，个人才能获得充分的自由。斯金纳认为查理一世专制体制的反对派正是继承和借用这种古典自由理论来反对王权统治、捍卫议会主权的。王权反对者认为最高法院以及国家和法律事务必须掌握在代表人民的议会两院手中，才能完全保证人民的自由和安全。从这个角度讲，英国内战起初实质上就是国民摆脱奴役争取自由的解放战争。

在《国家与公民：历史·理论·展望》中，斯金纳写作的章节题名为“国家和公民的自由”（‘States and the Freedom of Citizens’），讨论的主题是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间的关系。斯金纳首先谈到17世纪英国内战时期新罗马自由理论家对公民自由和国家体制之间关系的分析，他们认为自由会因为依从而受到限制，因此要实现公民自由，就要求国家的行动体现公民全体的意志。按照这些新罗马自由理论家们的观点，只有生活在自治的民主共和国中，公民才能充分地享受自由。这种新罗马自由理论在18世纪时被用于批驳英国的寡头统治，后来又被美利坚殖民地人民用作反抗英国王权的革命理论。斯金纳接着论述霍布斯关于公民自由的不同观点，他认为公民的自由基本上取决于“法律的沉默”，公民的自由只与法律的多少有关，而与国家的政治体制没有任何关联。英国的功利主义者继承并发展了这种霍布斯式的“自由”定义。他们认为，对于公民自由最为严重的潜在威胁来自国家的专断权力。在斯金纳看来，“尽管在许多方面功利主义者和新罗马理论家具有很大的差异，但他们都赞同一个基本观点：自由的概念本质上是消极的。换句话说，他们一致认为自由的存在总是以缺乏为标志的——在新罗马理论家看来是缺乏依从，在功利主义者看来是缺乏干涉” 。19世纪后期许多自由主义理论家如T.H.格林（T.H.Green）、伯纳德·鲍桑葵（Bernard Bosanquet）等认为新罗马自由理论和功利主义自由观都低估了国家改善人民生活的能力，他们要求必须超越消极性，主张积极的自由理论。按照他们的观点，自由是国家的目的，国家不再是自由的敌人，而是自由的保护人，国家有义务也有能力保护公民免受侵犯，并引导公民实现自由。斯金纳勾勒出的各种自由理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而且引导我们重新思考现代国家的公民自由问题。

2016年剑桥出版社出版的由理查德·伯克与昆廷·斯金纳主编的《历史视域中的人民主权》是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相关课题的成果总结，汇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家对“人民主权”概念的理解，为读者展现了横跨两千五百年的“人民主权”概念史。该书的第一主编理查德·伯克是斯金纳的弟子，在2019年当选剑桥大学历史系政治思想史讲席教授。该书其他作者包括埃里克·纳尔逊、理查德·塔克也都曾受教于斯金纳。虽然斯金纳没有执笔任何章节，但是此书采用的是其所提倡的“历史语境主义”研究方法，书名“历史视域中的人民主权”本身就带有明显“历史语境主义”色彩。此书追踪考察了“人民主权”这一概念的历史演变，细致审视了“人民主权”概念变迁中的重大历史时刻，囊括古代、中世纪欧洲、现代早期和现代等多时期，阐述了博丹、西塞罗、亨利·帕克、埃德蒙·伯克、马克斯·韦伯等人的人民主权理论。作者们借助大量相关文本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社会以及智识背景进行勾勒，并将以往被单独抽离出来进行思辨的政治思想经典文本放回其中，以便将其还原为特定历史现象进行理解。

以上是斯金纳编著的代表性作品，除此之外，他还在《历史》（The Historical Journal）、《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英国历史评论》（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等著名期刊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不仅如此，更令人惊叹的是斯金纳与其剑桥的同事雷蒙德·盖斯（Raymond Geuss）共同主持翻译和整理了许多思想家的原著，编辑了大型丛书《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至今，这部丛书已出版近百本，收集了从古希腊到20世纪初期西方政治思想史方面的经典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现代英文版本，便利了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正不断地发展壮大，在当今学术界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7m32Q7f+NcwZr6x7jUa1RMyPpqfdz3Hc/+37fZB8m/5ysCf9PUV0aY7nlYSTV/v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