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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初平天下、大封诸侯时，将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城”封予从兄刘贾，并封其为荆王。淮南王英布谋反后，刘贾为叛军所杀，荆国废。战乱平定之后，刘贾没有子嗣，荆王空缺。刘邦便将荆国改为吴国，封刘濞为吴王。吴王刘濞的封地即是当初荆王刘贾的封地——“三郡五十三城”，都城位于广陵，即今之扬州市。
翻检汉代相关典籍，并结合当代学者研究成果可知“东阳郡、鄣郡、吴郡三郡五十三城”涵盖的大致区域。东阳郡，治所在下邳，今江苏徐州睢宁西北，辖境北至江苏新沂、邳县，南至盱眙和安徽嘉山，东至江苏涟水、淮安和清江。东阳郡后改为临淮郡，因此常见文献记载称之为“故东阳郡”。鄣郡，治所在故鄣，今浙江湖州安吉西北，辖境包含今江苏长江以南，安徽水阳江流域以东，江苏茅山、浙江天目山以西和安徽、浙江两省的新安江流域。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鄣郡改为丹阳郡。吴郡，即会稽郡，治所在吴县，今江苏苏州，辖境相当于今长江以南、茅山以东、浙江省大部，以及福建全省。
简言之，吴王刘濞封地区域涵盖今上海市、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在内的广大地区。
经考察，两千多年前吴王刘濞煮海为盐的盐区分布，当包含江淮东部沿海周边的广大地区，其中，较为重要的有：
其一，盐渎，今江苏省盐城市，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置县，隶属广陵郡，后隶属临淮郡。盐渎，即盐河之意，盛产海盐。史料记载，早在汉代，这里便“有海盐之饶”
“环城皆盐场”
“煮海利兴，穿渠通运”
。东晋义熙七年（公元411年），盐渎改称盐城，后世沿用至今。万历《盐城县志》载曰：“盐城，古名盐渎，先世欲建城以射阳，土不及海边厚，且海可渔，滩可樵，为民生利，于是乃城海上，环城皆盐场也，故名盐城。”
乾隆《盐城县志》载曰：“盐城在周秦以前，地名不可考，至西汉始名‘盐渎’，意其时有董煮盐之役于兹土者。至晋安帝者，始名‘盐城’，盖建城即在此时，然亦无可考。相传先世欲建城射阳，以射阳土不及海边厚，且海可渔，滩可樵，为民生利，乃城海上。环城皆盐场也，故名‘盐城’。”
解释了盐渎得名，以及更名盐城的缘由。盐渎海盐之盛，历千年而不衰。
其二，海陵，今江苏泰州海陵。西汉文学家枚乘（约公元前210年—约公元前138年）在其名作《上书重谏吴王》中盛赞海陵之富足，文曰：“转粟西向，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
唐代学者李善（公元630年—公元689年）为《文选》作注时，引注称：“海陵，县名也，有吴太仓。”
这里既是鱼米之乡，又是交通枢纽，是刘濞封地内重要的海盐产、储、运、销之枢纽。
其三，海阳，今江苏南通海安。历史上，海阳的名称和隶属情况较为复杂多变，仅在西汉一朝，便先后隶属过东阳郡、楚国、荆国、吴国、江都国、临淮郡等。而不论称谓如何变化，都改变不了海安历史上作为重要盐区的既定事实。史载，为方便运输经营，大约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41年，刘濞曾组织开凿人工运盐河，西起扬州茱萸湾，经海陵仓、海安等地，东至如皋蟠溪。运盐河经过的海安，是吴王刘濞盐业王国的重镇之一。
其四，盐官，今浙江嘉兴海宁境内。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会稽郡海盐县设置司盐之官，该地便以盐官命名。对此，史书文献多有记录。北魏郦道元（约公元470年—公元527年）《水经注》即载曰：“吴有盐官县……谷水之右有马皋城（笔者按：马皋城今位于海盐县城东南），故司盐都尉城，吴王濞煮海为盐，于此县也。”
其五，海盐，今浙江嘉兴海盐。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置县，此地物华天宝，南陈史学家顾野王（公元519年—公元581年）《舆地志》载曰：“海滨广斥，盐田相望。吴煮海为盐，即盐官县境也。”
西汉时，海盐隶属会稽郡，官府设有盐官。
当然，吴王刘濞所辖“三郡五十三城”所包含的海盐产区远远不止于此。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显示，自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始，全国范围内开设盐官的郡县共有三十五个，分别为：河东郡安邑县，太原郡晋阳县，南郡巫县，巨鹿郡堂阳县，渤海郡章武县，千乘郡，北海郡都昌县、寿光县，东莱郡曲城县、东牟县、㡉县、当利县、昌阳县，琅邪郡海曲县、计斤县、长广县，会稽郡海盐县，蜀郡临邛县，益州郡连然县，犍为郡南安县，巴郡朐忍县，陇西郡，安定郡三水县，北地郡弋居县，上郡独乐县、龟兹县，西河郡富昌县，朔方郡沃壄县，五原郡成宜县，雁门郡楼烦县，渔阳郡泉州县，辽西郡海阳县，辽东郡平郭县，南海郡番禺县，苍梧郡高要县。而据一些学者考证，当时设置盐官的郡县可能不止上述地区，还应包括：朔方郡朔方县，越巂郡青蛉县，巴郡临江县，陇西郡西县，朔方郡广牧县，犍为郡南广县，渔阳郡，广陵郡。
在这些设置盐官的郡县里，江苏、浙江、山东等东南滨海的海盐产区，比例大约占到一半。其中，绝大部分又都可划入吴王刘濞“三郡五十三城”的范畴。
学者吉成名在其《江苏海盐产地变迁》一文中，考证了先秦至民国时期，江苏省境内的海盐产区。其中，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盐产区主要有：东海郡朐县（今江苏连云港）、临淮郡盐渎县（今江苏盐城）、东海郡郁洲（今江苏连云港）、山阳郡盐城县（今江苏盐城）、晋陵郡南沙县（今江苏苏州常熟）
。文章考证翔实，简摘其中考证“东海郡朐县”的部分，既飨读者，亦可佐证“三郡五十三城”盐产区之丰富。吉成名文曰：
东海郡朐县。《汉书·地理志》载东海郡朐县（治所在今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镇锦屏山侧）曰：“秦始皇立石海上以为东门阙。有铁官。”此处“有铁官”当为“有盐铁官”之误。为什么这样说呢？桓宽《盐铁论·通有》提到“朐卤之盐”，即指东海郡朐县所产之盐。1993年2月，考古工作者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6号墓出土了24支木牍。其中，2号木牍为《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详细记载了东海郡太守、都尉、县、侯国、邑和盐铁官总数以及长吏俸禄。有关盐官材料如下：“伊卢盐官吏员卅人。长一人，秩三百石；丞一人，秩二百石；令史一人；官啬夫二人；佐廿五人。凡卅人。北蒲盐官吏员廿六人。丞一人，秩二百石；令史一人；官啬夫二人；佐廿二人。凡廿六人。郁州盐官吏员廿六人。丞一人，秩二百石；令史一人；官啬夫一人；佐廿三人。凡廿六人。”伊卢，今灌云县伊卢乡；北蒲，今灌云县板浦镇；郁州，今连云港市云台山。此三处都在朐县境内，且均为海盐产地，所以设有盐官。2号木牍还载有东海郡下邳、朐县铁官。从这些史料来看，《汉书·地理志》所载东海郡朐县“有铁官”确为“有盐铁官”之误。
司马迁在《史记·吴王濞列传》中清楚写道：“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
这句话，包含了几方面的重要意思。其一，就制盐方法来看，吴地当时制盐是“煮海为盐”，即“淋煎法”。其二，就盐工来源来看，为吴王刘濞煮盐铸钱的盐工和铸工，为“天下亡命者”。
关于“煮海为盐”。宋元之际著名历史学家马端临（公元1254年—公元1323年，一说公元1340年）《文献通考》载曰：“按东南之盐，煮海而已。”
海盐之祖夙沙氏，制盐的方法便是“煮海为盐”。吴王刘濞时代的海盐生产距离夙沙氏生活的时代大约有两千五百年。作为中国古代沿海制盐最原始的工艺，“煮海为盐”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摸索实践，及至汉代，煎制工艺已经十分成熟，并逐步形成了实用的生产工艺流程：刈草于荡，烧灰于场，晒灰淋卤，归卤于池，煎盐于鐅。
明代宋应星（公元1587年—卒年不详）在《天工开物》中曾详细描述过海盐的制作和储藏：
凡海水自具咸质，海滨地高者名潮墩，下者名草荡，地皆产盐。同一海卤，传神而取法则异。一法：高堰地，潮波不没者，地可种盐。种户各有区画经界，不相侵越。度诘朝无雨，则今日广布稻麦稿灰及芦茅灰寸许于地上，压使平匀。明晨露气冲腾，则其下盐茅勃发，日中晴霁，灰、盐一并扫起淋煎。一法：潮波浅被地，不用灰压，俟潮一过，明日天晴，半日晒出盐霜，疾趋扫起煎炼。一法：逼海潮深地，先掘深坑，横架竹木，上铺席苇，又铺沙于苇席上。俟潮灭顶冲过，卤气由沙渗下坑中，撤去沙、苇，以灯烛之，卤气冲灯即灭，取卤水煎炼。总之功在晴霁，若淫雨连旬，则谓之盐荒。又淮场地面，有日晒自然生霜如马牙者，谓之大晒盐。不由煎炼，扫起即食。海水顺风飘来断草，勾取煎炼，名蓬盐。
（《天工开物·作咸》）
在这段文字中，宋应星将海盐的制作方法大致分成三种。方法一，在海潮不能浸漫的高岸取盐，盐民们各自拥有地块，互不侵占。先将寸余厚的稻秆、麦秆灰或是芦苇、茅草灰，均匀撒于地面，并压至密实。次日天晴，灰下会迅速结满盐茅，过午即可收集卤灰，并淋洗煎炼。方法二，在潮水清浅之地，不用撒灰，只等潮落，次日天晴，过午即可收集盐霜，并加以煎炼。方法三，在能被海潮淹没的低洼处挖掘深坑，放置竹架或木棒，上置苇席，苇席上铺沙子。海水中卤气卤水聚集入坑，便可取卤煎炼。海盐制作与天气状况密切相关，如阴雨连绵，则海盐难出，此即为“盐荒”。江苏淮盐产区，人们靠日光把海水晒干，这种经过日晒而自然凝结的盐霜，状如马牙，称为“大晒盐”；捞起海草熬炼而成的盐，则称为“蓬盐”。
凡淋煎法，掘坑二个，一浅一深。浅者尺许，以竹木架芦席于上，将扫来盐料（不论有灰无灰，淋法皆同），铺于席上。四围隆起作一堤垱形，中以海水灌淋，渗下浅坑中。深者深七八尺，受浅坑所淋之汁，然后入锅煎炼。
凡煎盐锅古谓之“牢盆”，亦有两种制度。其盆周阔数丈，径亦丈许。用铁者以铁打成叶片，铁钉拴合，其底平如盂，其四周高尺二寸，其合缝处一以卤汁结塞，永无隙漏。其下列灶燃薪，多者十二三眼，少者七八眼，共煎此盘。南海有编竹为者，将竹编成阔丈深尺，糊以蜃灰，附于釜背。火燃釜底，滚沸延及成盐。亦名盐盆，然不若铁叶镶成之便也。凡煎卤未即凝结，将皂角椎碎，和粟米糠二味，卤沸之时投入其中搅和，盐即顷刻结成。盖皂角结盐，犹石膏之结腐也。
凡盐淮扬场者，质重而黑。其他质轻而白。以量较之，淮场者一升重十两，则广浙、长芦者只重六七两。凡蓬草盐不可常期，或数年一至，或一月数至。凡盐见水即化，见风即卤，见火愈坚。凡收藏不必用仓廪，盐性畏风不畏湿，地下叠稿三寸，任从卑湿无伤。周遭以土砖泥隙，上盖茅草尺许，百年如故也。
（《天工开物·作咸》）
海盐虽然历史悠久，但关于其具体制作过程和方法，唐代以前文献保存较少。因此，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作咸篇》，即使置于整部人类盐业文明史中，都显得弥足珍贵。上述文字便详述了海盐制作中的“淋煎法”。
淋煎法首先要挖掘一浅一深两坑。浅坑深约一尺，上置竹木，竹木上铺芦席，芦席上铺盐卤。四周高，成堤坝状；中间低，淋灌海水。盐卤渗入浅坑，后集中至深坑。深坑大约深七八尺。最后，将深坑中的集卤一并倒入铁锅煎炼。煎盐的铁锅被称作“牢盆”，直径可达丈余。其中一种形制是把铁锤打成叶片，再用铁钉铆合。底部像平盂，深约一尺二寸，接口处由卤汁结晶堵塞。牢盆置于灶台之上，柴火同时烧煮。灶眼多的，可达十二三个；灶眼少的，亦有七八个。煎炼卤水时，如果卤水没有即时凝结，可将皂角舂碎，掺小米糠投入其中，搅拌均匀。盐卤便会很快结晶成盐粒。加入皂角使盐凝结，原理就像做豆腐时用石膏一样。淮盐色黑且重，其他盐则又白又轻。一升淮盐重约十两；而广东、浙江、长芦盐场的盐，一升则只有六七两重。盐，遇水即溶，遇风流卤，遇火则愈发坚硬。储盐不必用仓库，盐怕风吹，但不怕地湿。在地上铺几寸厚的稻草，地势低湿也无妨。如果周围再砌上砖，封堵缝隙，加盖茅草，那么即使放置百年，盐也不会变质。
其次，关于“天下亡命者”。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提到“亡命者”，如：
济东王彭离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济东王。二十九年，彭离骄悍，无人君礼，
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
。所杀发觉者百余人，国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杀者子上书告言。汉有司请诛，上不忍，废以为庶人，迁上庸，地入于汉，为大河郡。
（《史记·梁孝王世家》）
张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
张耳尝亡命游外黄
。
（《史记·张耳列传》）
上曰：“吴王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豪桀，白头举事。若此，其计不百全，岂发乎？何以言其无能为也？”袁盎对曰：“吴有铜盐利则有之，安得豪桀而诱之。诚令吴得豪桀，亦且辅王为义，不反矣。
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率以反
。”……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吴，酤酒无行，吴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谒，说王曰：“臣以无能，不得待罪行间。臣非敢求有所将，原得王一汉节，必有以报王。”王乃予之。
（《史记·吴王濞列传》）
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
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
，都王险。
（《史记·朝鲜列传》）
臣谨与列侯吏二千石臣婴等四十三人议，皆曰“
长不奉法度，不听天子诏，乃阴聚徒党及谋反者，厚养亡命，欲以有为
”。臣等议论如法。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观上述诸例，可推测“亡命者”大意，指逃亡在外、消除本地名籍之人。唐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贞（公元679年—公元732年）考证“亡命者”说道：“晋灼曰：‘命者，名也，谓脱名籍而逃。’崔浩曰：‘亡，无也；命，名也。逃匿则削除名籍，故以逃为亡命。’”
“亡命者”，多为朝廷缉拿而逃亡在外的犯人。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亡命者”，为其铸钱煮盐，朝廷前来追捕捉拿时，刘濞又包庇不予。
客观来看，即便汉代生产技术有所进步，煮盐也并不是简单的个体劳动，而是作坊形式的共同劳动，大的盐场甚至需要上千盐工彼此配合、共同协作。吴王刘濞广罗“天下亡命者”，其人数不可小觑；铸钱煮盐的规模，自然不可低估。煮盐的盐工劳役繁重，地位低下，且世代因袭，被视作“土民”“贱民”。煮盐的利润极高，成本极低，规模极大，吴王刘濞的财富王国便这样迅速地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