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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2年，刘邦在经历了七年的南征北战后，于定陶（今山东菏泽定陶）称帝。西汉王朝的历史帷幕，由此拉开。建汉初期，国家面临的是连年混战带来的民生凋敝和经济崩溃。《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等，对此皆有记录，文曰：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史记·平准书》）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汉书·食货志》）
首先，就“接秦之弊”来看。《史记》记载，壮年男子须从军入伍，老弱病残须运送粮饷。生产力极度低下，物资极度匮乏。天子御驾甚至不能够置备颜色统一的马匹，将军丞相只能乘坐牛车。始皇统一六国时所铸钱币太重而不便流通使用，汉朝廷就下令百姓重新铸钱，一金为黄金一斤，简化法令制度。那些不守法令、唯利是图的商人，囤积居奇、操纵物价，致使物价飞涨，百姓苦不堪言。高祖即位后，对商人实施系列新规，令他们戒奢华、缴重税。《汉书》的文字更加惊心动魄，当时甚至还发生了卖儿鬻女、易子相食的人间惨剧。
其次是“承秦之制”。所谓“秦制”之具体措施，《汉书·食货志》和《盐铁论·非鞅》皆有文字可作参考：
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
（《汉书·食货志》）
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是以征敌伐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
（《盐铁论·非鞅》）
秦孝公嬴渠梁（公元前381年—公元前338年）任用商鞅实施变法，废除井田制，允许土地买卖，加大了贫富差距。国家管控着山川林泽资源，对盐铁行业实行垄断。县邑之中，有尊贵如皇帝者；市井之中，有富贵如公侯者。平民百姓的各种劳役从未间断，须戍边，须服役，旧的劳役刚刚结束，新的就又开始了，各种苛税杂赋是过去的二三十倍还要多。贫民租种富人之田，要缴纳一半的租税。民生之艰，不难想象。加之贪官污吏暴虐昏庸，老百姓为生计所迫，只能逃到山林中，做了强盗。犯案之多，犯人之众，数不胜数。这段文字是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上书进谏景帝（公元前188年—公元前141年）所作，他认为，应当减免百姓赋税，将盐铁之利归还百姓。即所谓“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
。这恰可佐证，西汉开国初期，沿袭了秦代“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壹山泽”
的旧制。为了尽快恢复生产，汉王朝除了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之外，还下令“开关梁，弛山泽之禁”
，土地、山林、矿藏皆可由百姓自由开发而获利。
《盐铁论·非鞅》全篇围绕着对商鞅的评价展开。文学贤良一方认为，商鞅导致了秦国灭亡。御史大夫认为，商鞅促成了秦国称霸。节选的这部分文字是说，御史大夫们认为，商鞅对内制定法令，严明刑罚，整顿教化，并采取了许多增加收入的措施，开发山川林泽，并征收赋税。当国家府库充裕时，征兵打仗，开拓疆域，不必向百姓征收赋税，百姓亦不觉得困扰。盐铁官营，实在是利国利民的良策，帮百姓所急，供军队所用，积蓄财物，以备不时。理论上讲，“汉承秦制”可获丰厚盐铁之利，国家府库亦当迅速充盈，百姓生活自然随即恢复。事实却并非如此。刘邦初登帝祚的分封诸王之策，成为影响西汉社会经济发展的“冰与火之歌”。
刘邦打天下时，为安稳计，分封了一批异姓诸侯王，分别为梁王彭越（生年不详—公元前196年）、楚王韩信（生年不详—公元前196年）、燕王臧荼（生年不详—公元前202年）、淮南王英布（生年不详—公元前195年）、赵王张耳（生年不详—公元前202年）、长沙王吴芮（生年不详—公元前202年）等。随着夺取天下的完成，刘邦践祚不久，陆续将异姓诸侯逐一剪除。随后，他又先后分封了九个刘姓子弟为王，包括齐王刘肥（生年不详—公元前189年）、楚王刘交（生年不详—公元前179年）、代王刘恒（公元前202年—公元前157年）、淮南王刘长（公元前198年—公元前174年）、梁王刘恢（生年不详—公元前181年）、赵王刘如意（生年不详—公元前194年）、淮阳王刘友（生年不详—公元前181年）、燕王刘建（生年不详—公元前181年），以及吴王刘濞。这些诸侯王的封国“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
（《汉书·诸侯王表》）。不仅如此，诸侯王们还掌握着封国内的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政治经济大权。“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
（《史记·平准书》）
分封同姓诸王，意味着刘邦将天下大权收回到刘姓宗亲手中，同时，也意味着皇帝本人只拥有直接所辖郡县的有限的山泽之利。以彼时疆域之辽阔、资源极度不均的自然条件来看，吴、齐、淮南等诸侯王们迅速崛起、富可敌国，最终尾大不掉、威胁中央，也在意料之中。景帝时爆发七王之乱，便是积弊所致。因此，汉初所谓的“汉承秦制”，国家所获盐铁之利并不理想。而分封的诸侯王那里，却积累了足以匹敌国家府库的巨大财富。
高祖之后，惠帝刘盈在位七年、前少帝刘恭（公元前192年—公元前184年）在位五年、后少帝刘弘（生年不详—公元前180年）在位五年，三位皇帝享国日浅，吕后成为幕后实际掌权者，国策基本延续高祖时代。紧接着，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
文帝刘恒接受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晁错的建议，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同时，一改前朝“抑商”策略，鼓励经商。这便有了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
。景帝刘启，励精图治，兴修水利，劝勉农桑，下令削藩，平定叛乱。文帝、景帝在位的近四十年间，整体上以黄老治国，休养生息，内抚诸侯，外和匈奴，国家安定清平，百姓日渐富足。
随着生产力的日渐恢复，一些新的社会问题逐渐滋生。《汉书·食货志》描述这段历史以及相关社会问题时，这样写道：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汉书·食货志》）
自高祖刘邦建汉（公元前202年），至武帝刘彻登基（公元前140年），中间经文、景休养生息，六十余年之间，除非旱涝荒年，百姓生活基本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国家粮仓府库日渐充实，商人所聚财富日渐丰盈。社会上开始出现土地兼并、竞攀豪奢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