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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可以说是当今世界的热词。它既指发达国家所走过的现代化历程，又指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目标和发展进程。现代化作为中国人的百年梦想，实际上反映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的现代化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折射出现代化的诸多共性，反映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一般性规律。我国作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尊重现代化的一般性规律，重视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成败得失中总结经验，关注世人普遍认可的现代化一般标准。
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和自己的文化，各自的现代化道路有各自的特色，打上不同社会制度的烙印。首先，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背景迥异于西方国家，现代化历程不可能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无论是其目标内涵还是道路都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既要发挥自己的后发优势，又要避开先行现代化国家所走过的弯路，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其次，现代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发展格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会有相应的守正和创新。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现代化道路，可以说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20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报告，报告中明确：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何为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归结为一个字就是“人”。与以“资”为本的西方式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为本，也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突出表现在：
第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现代化。现代化进程所要满足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仅有经济的，还有文化、精神、健康、生态等多方面的需求。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描绘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第二，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只是一部分人富裕，而且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要以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为前提。这个感受不只是纵向的，还有横向的比较。生活水平、环境质量、公共服务、法治环境的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直接影响人民对现代化的评价和认可。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特别关注与共同富裕同步推进，绝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
第三，是促进人的现代化。现代化不能只见物不见人。与人的现代化密切相关的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与过于追求物质层面的西方式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注重物质文明，还强调精神文明。实现人的现代化，既离不开物质生活的改善，也离不开精神生活的丰富、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物质文明会对精神文明提出更高的要求，精神文明的发展也会成为物质文明建设的动力。中国实现现代化，不仅要成为经济强国，也要成为文化教育强国。
第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其意义不仅在于当代人的健康和安全，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还要可持续发展，实现生态、资源的代际公平。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坚决抛弃轻视自然、破坏自然的现代化模式，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最早是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
。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式现代化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始的。
中国所要推进的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虽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人口达14亿多人，占世界人口总量的18.3%。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约为10亿人）。14亿多人口的国家整体实现现代化，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但是我们又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的人均GDP才过1万美元，位居世界第60多位。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明确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要求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已经达到3万美元（如韩国2020年人均GDP为3.14万美元）。2035年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对我国来说，有两点必须考虑。第一，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是动态的，到那时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肯定会有更高的水平。第二，中国是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按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计算，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必须要有更高的GDP总量。这意味着中国要基本实现现代化，不能没有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
我国在改革开放开始后的30多年中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改革开放解放了潜在的生产要素，从而支持了较高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二是在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下的对外开放获得了全球化的红利。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2010年我国GDP增长率高达10.64%，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进入新发展阶段，一方面，由于潜在的增长要素已经得到了充分释放，如果没有新的要素被动员出来，潜在经济增长率就有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对外开放遇到逆全球化的冲击。2012年以后，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成为新常态。我国经济增长率2013年的增速为7.77%，2016年为6.85%，2018年为6.75%，2019年为5.95%，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等原因下滑至2.35%，2021年回升为8.0%。2013至2021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6.6%，仍属于中高速增长。新常态下，推进现代化建设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这就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其必要路径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现代化之路。在新发展阶段推进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依据新发展理念，还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由此创新的现代化道路可称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拓展，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守正创新。
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表现在以下方面。
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也就是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发展方式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创新成为现代化的第一动力。从现代化的进程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同时，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之列。在此基础上，基本实现现代化要求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全面实现现代化时要求我国成为科技强国。
当今世界正在进入数字经济新时代，这是崭新的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时代。依托数字技术的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国家治理数字化能使经济社会获得更高质量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指出：综合判断，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
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实现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创新成为新的发展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把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阻力在缺乏高端科技。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能称雄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掌握了高端科技，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只有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才能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
科技的自立自强，不仅要避免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而且要占领科技和产业的世界制高点。这就要求科技创新进入并跑和领跑阶段：一方面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以核心技术为目标与发达国家的科技研发并跑，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在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领跑，瞄准国际最新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与未来接轨。
二是建立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所有这些，关键在于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实现科学成果迅速转化为新技术、新产业的跨越。科技现代化最终落实在产业现代化上，要将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转化为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就要依托拥有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科技成果，推动产业迈上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三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当前的国际竞争主要表现为全球产业链的竞争，科技水准、成本和市场直接影响产业链环节的布局。一些发达国家为了阻碍我国的崛起，在高科技环节上对我国企业断供，造成多条有我国参与的产业链的国外高科技环节“断链”。这种情况对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是挑战，但也是机遇。应对这种挑战，“要以培养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主导产业为主攻方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发展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经济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
四是建立有效的科学—技术—产业的转化机制。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的通道，解决好从“科学”到“技术”的及时、顺利转化，形成有利于创新成果产业化和市场转化的机制及通道。其路径为：首先，充分发挥举国一致的制度优势。“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作用，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创新主体作用，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体制。”
这种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就是在制度上推动知识创新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之间形成互补、协同和合作，建立大学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孵化新技术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其次，发挥市场作用，其中包括发展完善的技术市场有效转移技术，能够有效提供创新投资并锁定创新风险的规范的资本市场。最后，形成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氛围。就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所说：“现代经济把那些接近实际经济运行、容易接触新的商业创意的人，变成了主导从开发到应用的创新过程的研究者和实验者，科学家和工程师往往被他们召集过来提供技术支持。”现代经济把各种类型的人都变成了“创意者”，金融家成为思考者，生产商成为市场推广者，终端客户成为“弄潮儿”。
实现创新发展的动力和资源就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协调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手段。针对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经济发展需要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
“四化”的并联式就是“四化同步”。这是依据中国的实践总结出的现代化的中国经验，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在农村推进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工业化同信息化融合发展，实现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其明显效果是，相较于西方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可以在时间上大大缩短进程，所付出的代价也要小得多。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不仅需要准确把握“四化”在新时代的新内容，还需要根据协调发展的要求，补齐短板以实现“四化同步”。
一是“四化”的新内容。2021年末，我国的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降到7.3%，农业从业人员占比降到22.9%，城镇化率达64.7%。这意味着以降低传统农业部门比重为标志的工业化、农民进城意义上的城镇化都已基本到位。在此基础上，“四化”有了新内容：工业化转向工业现代化、绿色化；信息化进入数字化、智能化阶段，数字经济为其他“三化”赋能成为协调发展的着力点；城镇化的重点和核心转向人的城镇化，即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与此相应，城镇的城市化、城市的现代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部分。
二是补农业现代化的短板。在现实的发展进程中，不平衡是绝对的。为了不使农业、农民和农村成为现代化的短板，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这意味着“三农”发展将由原来的非农产业发展通过“涓滴”效应惠及“三农”，转向直面“三农”本身的发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成为新阶段“三农”现代化的目标。农业强国的基础是农业从弱势产业变为强势产业。这不仅需要农业科技进步，还需要基于三权分置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后的规模经营和产业化经营。
三是后发地区实现现代化跨越。后发地区是现代化的短板。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针对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现代化水平的差距，其一，后发地区同样需要根据“四化同步”的要求，补工业化的课，补城镇化的课，在信息化（数字经济）上进入与先发地区的同一起跑线。其二，后发地区的现代化需要外力推动。后发地区与先发地区要在产业一体化、创新一体化的协调联动中一起实现现代化。其三，需要利用国家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中国已迈入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新时代。针对工业文明时代破坏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人类社会在生产力落后、物质生活贫困的时期，由于对生态系统没有大的破坏，人类社会延续了几千年。而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仅三百多年，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西方式现代化，但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
今天，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文明时代走的高投入、高排放的现代化道路。我们所要推进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把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到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提出“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
基于此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需要解决过去发展所遗留的生态环境问题。长江经济带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就体现了这一思想。
二是创新财富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多样性的生物、绿色的环境被视为宝贵的生态财富，这种财富观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这种财富观的指导下，绿色发展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生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生态文明的底色。与新财富观相适应的经济发展，不仅要谋求物质财富，还要谋求生态财富，提供人民美好生活所需要的高质量的生态产品，不能为谋求物质财富而牺牲生态财富。
三是明确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时间表。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无论是碳达峰，还是碳中和，其达标时间都显著快于西方发达国家同等条件下的时间表。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不能仿效西方式的待实现现代化后再来解决环境和生态问题，而是一开始就要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的道路。其意义不只是对世界生态文明的“国家自主贡献”，同时也会带动科技和产业的革命性变化。
实践已经证明，一个国家只有开放才能成为现代化国家。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不仅需要在开放中获取资源和市场，更要在开放中获取国际前沿高新技术。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全球化快速扩张趋势逐渐趋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与全球化并存。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敏锐地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并且明确这同时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降低开放发展的作用，实际上，无论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都离不开开放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更高质量的开放发展。我国开放发展的内涵不同于出口导向的开放型经济，而是内需导向的开放型经济，也就是服从我国自身发展需要的开放。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首先，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参与外循环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不是建立在原来的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就如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要成为国际竞争的优势，就必须如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的那样，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其中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将从国外引进的高级要素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结合，形成更有竞争力的比较优势。
其次，开放式创新。创新处于国际前沿、引领产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需要充分利用国际创新资源。我国参与的全球产业链，由于发达国家的断供和断链，不少产业链的外循环难以为继，产业链循环的国外环节转向国内不可避免。要使产业链的国内循环得以顺畅，就要突破“卡脖子”技术，使其在国内得到替代。其中相当部分“卡脖子”技术源自基础研究。突破“卡脖子”技术要以基础研究的开放式创新为突破口，利用和引进国际创新资源（尤其是创新人才），进行开放式的基础科技创新，获得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科技成果。
第三，以内循环促外循环。一是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依托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以进口促出口；二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以高质量“引进来”促进高水平“走出去”，提高国际投资合作水平；三是引资、引技、引智并重，以高质量的引资促引“技”和引“智”，重视引进促进现代化的发展要素；四是全球产业链环节的国际国内布局并重，扩大以我为主产业链环节的国外布局，促进产业链现代化。
第四，统筹开放和国家经济安全，防止中国的现代化被国际风险打断。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警示的：“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也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
现在所面临的国际风险，除了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如世界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的输入以及汇率风险外，又出现了逆全球化风险，涉及全球产业链中的脱钩断链，各种形式的经济制裁，等等。这些都可能危及供应链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因此，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这就要求建立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在共享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2021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大地上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现代化新征程则要进一步克服相对贫困问题。共同富裕不可能完全消除富裕程度的差距，也不可能简单地拉平收入，更不可能回到过去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是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由低收入群体占大多数的金字塔型结构转向中等收入群体占大多数的橄榄型收入结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方面收入差距需要有个“合理区间”，另一方面共同富裕需要分阶段推进。
克服相对贫困既需要改革，也需要发展。针对相对贫困人口大都集中在农村和后发展地区这一现实，不能只是关注城市和先发展地区现代化的先行，更要关注农村和后发展地区现代化的跨越；由市场对各个行业的客观评价产生的行业间收入差距，主要靠结构调整和市场调节；由不同行业所需要的人力资本水平造成的收入差距，主要靠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培训去调节；而由行业垄断和非合理收入造成的收入差距，则要靠反垄断和规范市场秩序来调节、约束和规范。
在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体制中，不同个人所拥有的要素差距必然会导致收入分化。针对收入分配体制所产生的收入差距需要在体制上实现效率与公平包容。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我们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
一是在初次分配阶段虽然要突出效率，但同时要解决好劳动者同其他要素所有者的共同富裕问题。首先，就业是民生之本，需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针对科技进步引起的就业排挤，需要“教育与技术赛跑”，尤其是在数字经济发展迅猛的条件下克服“数字鸿沟”，使劳动者就业能力提高与已有就业岗位被替代同步。其次，在要素报酬的框架内，让劳动者也成为多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比如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的家庭财产，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的所有权、收益权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技术、管理和数据要素本身就属于复杂劳动，复杂劳动应该得到较高的收入。直接劳动者能够提供技术、管理等要素，从而获得直接劳动以外的收入，体现勤劳和智慧致富。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
。
二是防止社会阶层固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
简言之，就是要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现实中，不是所有富人都是靠继承财产获取财富，不乏底层人群奋斗致富的。处于底层的劳动者突破阶层固化，改变自身地位，需要收入分配体制以外的制度创新，涉及劳动力市场等各类要素市场的完善，以教育平等促使劳动者获取知识和技术要素，以营商环境法治化和创新创业环境更加宽松促使其获取资本和管理收益，以畅通的要素流动为底层劳动者提供改变自己经济地位的要素，等等，从而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依靠奋斗实现富裕的机会。除了机会均等的市场规则外，尤为重要的是要提供更多的创新创业机会，营造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环境，使劳动者突破财富继承而靠创新创业致富。
三是政府在再分配环节上更注重公平。这是共同富裕的政府导向。政府主导的税收和公共产品的供给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二是公平提供公共产品。虽然不排除不同家庭存在一定程度的私人产品的差别，但不同家庭享用公共产品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则应该是无差别、公平的。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居民对公共产品的强烈需求基本集中在环境、公共交通、健康与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上。政府要确保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一个公平且达到现代水准的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体系，使全体人民均等享受公共产品。
四是发挥第三次分配的先富帮后富的作用。第三次分配不是“杀富济贫”，而是在自愿基础上，以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与社会财富进行分配。尤其是在救灾、济贫、助学等方面，第三次分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三次分配体现了先富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责任。其基础是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慈善文化的弘扬，需要有相应的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激励。从总体上说，现阶段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是有限的，需要培育，但相信其作用在现代化进程中会逐渐增大。
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是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主要涉及七大体系，其中，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要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调发展。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要形成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的现代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要实现收入分配合理、社会公平正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要实现区域良性互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要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要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要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仅是开启现代化新征程的总体性、基础性安排，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创新，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又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其明显的创新之处是：强调以共享推进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特色；坚持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内容特色；突出创新和绿色发展的道路特色；突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特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也是现代化的一般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这是发展中大国特有的现代化之路。坚定不移沿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前行，本世纪中叶我国必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