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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理论自具备一门正式学科的地位至今，在中国只有十来年的历史。在国外，它的地位就更难以把握了，因为直到现在，英语国家把它当作成熟学科去研究的仍不多见；取而代之，“art theory”一词本身更经常地被用来指称作为视觉艺术理论的“美术理论”，而非一般的“艺术理论”，尽管后者正在逐渐增多。但是，有关艺术普遍性问题的研究，也就是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艺术理论研究的相近或相关情形，在中外却有着久远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中国的先秦时代和欧洲的古希腊时代（即便那时还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艺术概念）。
中国古代并没有使用过今天意义上的“美的艺术”一词，但有关这种艺术现象的理论思考和探索却历史悠久。早在先秦时期就有“诗言志”之说，主张《诗经》表现诗人内心之“志”，这后来被引申而泛指所有诗歌都应具备“言志”功能，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语言艺术门类的）艺术理论。汉代以降，司马迁提出“愤书”之说，扬雄主张“言为心声，书为心画”，还有南朝钟嵘的“滋味”和谢赫的“六法”、唐代杜甫的“诗兴”、五代荆浩的“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宋代苏轼的“诗画本一律”、清代方熏的“艺事必藉兴会，乃得淋漓尽致”等，这些都能代表中国人有关艺术的理论思考。更重要的是，依托道家、儒家和禅宗等多种思想源流的持续支撑，中国在各个相关时代出现了丰富多样的艺术理论，共同形成深厚而又有变化的古典艺术理论传统。
就西方情形来看，从在艺术理论发展中起到重要支撑作用的背景性学科这一意义着眼，艺术理论先后经历了由若干不同学科去分别助推的转向历程。下面不妨列举其中的几个重要转向：古希腊人学转向、中世纪神学转向、启蒙运动时期美学转向、心理学转向、语言学转向、社会学转向、经济学转向。
率先出现的转向为古希腊的人学转向。哲学家苏格拉底开创了希腊哲学从研究自然规律到研究人的精神的转向，这种人学转向相继催生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艺术摹仿论（再现论）、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论等相关艺术理论，奠定了后来欧洲艺术理论的基础。接下来是中世纪的神学转向，这是指基督教神学将世间一切归结为上帝所造，而艺术形式之美也被认为源自上帝之光。随后的第三次转向为启蒙运动时期的美学转向（或审美论转向），其中以鲍姆嘉通的“美学”、夏尔·巴托的“美的艺术”、康德的“审美无功利”等学说为代表，认为艺术的根本属性在于“美”或“审美”，这种艺术理论影响至今。第四次转向为心理学转向，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拉康的“镜像”理论等在艺术理论领域的深远影响为突出代表，先后给予人们重新认识艺术创作的无意识根源以及分析现代主义艺术的意义等以新的启迪。要说第五次转向，可以列出语言学转向（或语言论转向），是指自索绪尔现代语言学以来语言学或符号学在艺术理论界引发的转变，尤其以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艺术符号学等为标志。
第六次转向为社会学转向，以阿诺德·豪塞尔《艺术社会史》（1951）的出版为标志。随后布尔迪厄将社会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艺术领域，致力于消解自康德以来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审美及艺术无功利之说，以便拆解笼罩在美的艺术上的神圣光环。以1979年出版的《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为标志性成果，这次转向通过多种社会统计调查和时尚采样，揭示出所谓的文化品位及生活趣味等高雅文化消费实质上是各个阶级或阶层之间相互展开权力竞争的场域，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等级之间的“区隔”或“区分”，而人们的这些文化消费行为实际上又属于这种社会“区隔”状况的再生产行为。
可以列举的最近一次转向即第七次转向，为经济学转向。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论著早就开创出艺术理论的经济学范式。德国学者格尔诺特·伯梅在《审美经济批判》（2001）中较早提出“审美经济”概念，提醒人们关注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外的第三种价值即“审美价值”，为研究当代社会生活中艺术活动的经济规律开启了新的思路。稍早之前，美国的约瑟夫·派恩二世和詹姆斯·吉尔摩的《体验经济》（1999）一书问世，要求关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产品的个性化体验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当代论者注意运用经济学方法去研究商品经济中的艺术问题，使得“文化经济”“审美经济”“创意经济”“艺术金融”等相关领域成为艺术理论与经济学理论频频交融的热门话题。
上面的简要论述表明，中外艺术理论有着漫长的演变历史，先后经历过复杂的学科背景及其转向历程。今天的艺术理论假如只要求仅仅依托某一背景学科去发展，无疑不现实。今天的艺术理论所需要的，或许是一种更加开放和包容的视角，例如跨学科或多学科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