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

这是一部篇幅很长的小说，而写这么一篇前言无疑会使它变得更长，这使我深感惭愧。作者可能是最没办法恰如其分地评论自己作品的那个人。关于这一点，罗歇·马丁·杜·加尔，一位杰出的法国小说家，曾讲过一个有关马塞尔·普鲁斯特的颇有教益的故事。普鲁斯特想让法国的一家杂志发表一篇评价他那部伟大小说的重要文章，他觉得没有人能比他写得更好了，就坐下来自己写了一篇。然后他请一个年轻朋友，也是位作家，署上自己的名字，把文章交给杂志的编辑。这位年轻人就按他的要求做了，可是几天以后，杂志的编辑派人把他给叫了去。“你的文章我绝不能发表，”他对他说，“这篇对普鲁斯特作品的评论写得如此敷衍草率，如此冷漠无情，我要是把它登出来，他是绝不会原谅我的。”尽管作家对自己的创作非常敏感，容易对那些负面的评论心怀怨恨，他们却极少会自鸣得意。他们知道一部花费了他们大量时间和心血的作品与他们最初的构想存在多大的差距，每念及此，他们因自己未能完满地表现出自己的构想而感到的恼火，要远甚于因这里那里让他深感满意的那几段文字而心生的愉悦。他们的目标是完美无缺，而他们满怀苦涩地意识到这个目标他们并没有达到。

对于我这本书本身，我不打算说什么，不过我倒愿意跟读者大致地说说，一部迄今为止寿命已经算是相当长了的小说（就小说的标准而言）是如何写成的；而如果读者对此并不感兴趣，我只能请他原谅。小说的第一稿写于我二十三岁那一年，经过在圣托马斯医院五年的学习已获得医学学位后，我来到塞维利亚，决定从此靠写作谋生。我写的那本书的原稿现在还在，不过自从我把打字稿校正过以后就再没有看过它，我毫不怀疑它是极不成熟的。我把它交给费希尔·昂温，我的第一本书就是由他出版的（学医期间我写了一本叫《兰贝斯的丽莎》的小说，还算成功），可他拒绝付给我要求的那一百镑预付金，而后来我接触的其他几位出版商就算一分钱不预付也不愿意拿去出版。这让当时的我非常难过，但现在我知道，那实在是一种幸运；因为如果有任何一位出版商接受了我的那本书（书名叫作《斯蒂芬·凯里的艺术气质》），我就会失去一个由于太年轻而无法充分利用的主题了。当时我与我所描述的那些事件尚未拉开足够远的距离，而且后来继续丰富了我终于写成那本书的很多经历也是当时的我并不具备的。而且那时我也还没有明白，写你熟悉的东西要比写你不熟悉的东西更加容易。比如说，我把我的主人公送去鲁昂学法语（我对鲁昂的认识只限于一个游客的一知半解），而非送去海德堡学德语（而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被这样断然拒绝以后，我就把原稿束之高阁了。我又写了几部小说，都得以出版，然后我开始写剧本。如我所愿，我成为一名非常成功的剧作家，并决心把余生都献给戏剧舞台。但我忽略了内心的一种力量，是它让我的决心落了空。那时的我非常快乐，非常成功，非常忙碌。我脑袋里充满了我想写的剧作。不知道是因为那种成功并没有带给我期望的一切呢，还是这本来就是大获成功以后的自然反应，反正是我刚刚确立了当时最受欢迎的戏剧家的地位，无数对于往昔人生的回忆就又开始揪住我不放了。它们无比迫切地出现在我眼前，在睡梦里，在散步时，在排练中，在聚会上，它们变成了我的一个沉重的负担，我最终认定，只有一个办法才能摆脱它们的纠缠，那就是在纸上把它们都写下来。在自愿忍受了多年戏剧界急如星火的工作节奏以后，我无比渴望小说创作的那种无限的自由。我知道我脑子里的这本书会是一部很长的作品，我想不受干扰地把它写完，所以我拒绝了剧院经理们无比热切地提供给我的剧作合同，暂时从舞台引退了。那年我三十七岁。

在成为职业作家以后的很长时间之内，我曾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如何写作，并自觉进行了一项异常烦难的训练，力图提升我的文字风格。不过这些努力在我的剧作开始上演后我就放弃了，当我再次开始写作时，我已经有了不同的目标。我不再寻求一种镶金嵌玉的行文和华丽富赡的肌理，这些东西之前我白白浪费了大量苦工却并无所得；相反，我开始力求平实和简洁。我有那么多内容想在合理的篇幅限制内诉说，我觉得再去无谓地废话是我负担不起的，所以这次我是带着这样的理念开始写作的：只使用能把我的意思表达清楚所必需的文字。我没有装点修饰的余裕。我在戏剧界的经验也教给了我简洁明快的价值。我毫不松懈地整整工作了两年。我不知道该给我的这本书取个什么名字，在颇经过一番大肆搜寻以后，偶然碰到了“烬余之华”这个说法，出自《以赛亚书》，在我看来相当贴切；但我得知这个标题最近已经有人用过了，只得另寻他途。我最终选定斯宾诺莎《伦理学》其中一卷的标题，把我的小说叫作《人性的枷锁》。我倒是认为在发现我最初想到的那个标题不能使用的时候，我又交了一次好运。

《人性的枷锁》不是一本自传，而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事实和虚构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情感是我自己的，但并非所有的事件都是据实讲述的，有一些并不是从我自己的生活，而是从我熟悉的某些人那儿移植到我的主人公身上的。这本书实现了我的初衷，它出版发行的时候（它所面对的那个世界正处在一场恐怖战争的阵痛中，只顾关心自身的苦难，无暇去旁顾一个虚构人物的历险了），我发现自己已经从过去一直折磨着我的那些痛苦和不愉快的回忆中彻底解脱出来了。这本书得到了非常好的评价。西奥多·德莱塞为《新共和》杂志写了一篇长评，他以睿智和同情讨论了这本小说，而正是这两点使他无论写什么都不同凡响；不过在当时看来，这本书极有可能像绝大多数小说那样，在出版几个月后就被人遗忘了。不过，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机遇，几年以后它还能引起不少杰出的美国作家的关注，他们不断地在报刊上提到它，终于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这本书由此而获得的新生都应归功于这些作家，而对于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继续取得的越来越大的成功，我也必须感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