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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院学习的最后一年，我曾经照料过一个病人。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可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忘记。当时我正轮岗到内科实习，高级住院医生分配了三个病人让我照管，其中有一个满脸皱纹、70来岁的葡萄牙裔老太太，入院原因是“感觉不太舒服”。她说自己全身疼痛，总是有气无力，还老咳嗽。她没有发热，脉搏和血压也都正常，但化验结果显示，她的白细胞数异常高。胸部X线片表明她可能患了肺炎——只是可能而已。基于上述原因，内科医生将她收治入院，而后就交给我负责。我按照内科医生的吩咐，针对她患肺炎的可能性，开始为她注射一种抗生素。接下去的几天里，我每天都过去看她两次，检查她的各项生命体征，用听诊器听她肺部的声音，查看化验结果，然而她每天都是老样子，咳嗽，没有发热，就是感觉不舒服。我想，就这样一直给她注射抗生素吧，她会好起来的。
一天早晨7点钟我巡房时，她抱怨说夜里失眠，还整晚出汗。我们查看了她的各项数据，依然没有发热，血压也正常，只是心率比以往稍稍快了一些，仅此而已。高级住院医生嘱咐我，要密切留意她的情况。我回答说没问题，暗自盘算着午饭前后再过来看看。然而，就在当天上午，高级住院医生却亲自去查看了两次。
就是这个小小的举动，我以后会经常回想起来。这只是很小的一件事，但这细微的举动体现出了他的尽职尽责。早晨巡房的时候，他察觉到病人有些不对劲，就一直挂在心上。
看病人可不是两秒钟就能完成的事情。老太太住在医院的14楼，而我们早晨的例会地点、自助餐厅还有医生的办公室等都在低层，医院的电梯又素来以龟速而臭名昭著。作为高级住院医生，他还要亲自主持一个教学会议。其实，他大可以等着护士发现问题后再来通知他（大多数医生都是这样做的）或者指派一位初级住院医生去探视那个病患，但他没有这么做，他选择亲自上楼去看。
第一次去，他发现那个老太太发热到38.9℃，于是加大了鼻腔插管的输氧量。第二次，他发现她的血压已经下降，有了休克的迹象，形势十分危急，于是让护士把鼻腔插管换成了氧气面罩，并把她转移到了重症监护室。等我得知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已经采取了治疗措施，换用新的抗生素，进行静脉输液，利用药物来维持她的血压。由于他的亲自探视，老太太最终得以活命，而且康复过程非常顺利，再也不需要戴呼吸器了。24小时之后，她的热度退了下来，三天后就出院回家了。
在某些领域，我们很容易遭遇失败，想达到精通和出众的水平，到底要具备什么素质？那天，那位高级住院医生在我面前展示的不仅仅是专业能力——掌握肺炎的一般发展规律、熟知恰当的治疗方法，更重要的是洞悉具体的细节，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利用特定的资源和可调配的人手，抓住时机挽救病人的生命。
人们常常关注那些伟大的运动员，从他们身上寻找成功的秘诀。对我们外科医生来说，运动员身上的确有一些长处值得学习，譬如毅力、勤奋的练习和实践、精益求精的态度。不过，医学领域毕竟与运动场不同。当病人面临生命危险时，我们做出任何决断、发生任何疏失，从本质上来说都关乎病人的生死存亡。大众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也会让我们压力倍增。我们的任务是对抗疾病，运用科学让每一个人尽可能活得长久、健康，但具体如何实现，往往是不明确的。一方面，需要掌握的信息浩瀚无边，我们的所知又总是不够完备；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在工作中体现人性化，态度和蔼、满怀关切。医疗工作之所以让人又爱又恨，就是因为我们的成败不仅关系病人的生死，而且牵涉众多复杂的层面。
＊ ＊ ＊ ＊
最近，我接手了一个乳腺癌患者，名字叫弗吉尼娅·马格布，64岁，是一名英语教师。她的乳房里长了一个鹌鹑蛋大小的肿瘤，直径约1.9厘米。她权衡了各种方法，最终决定采取保守疗法，将肿瘤切除，保留乳房。
手术并不困难，也没什么危险性，但手术小组仍然小心谨慎地对待每一个步骤。手术当天，进手术室之前，麻醉师反复核对马格布的医疗记录和用药记录，查看她的化验结果和心电图，确定她至少6小时没有进食，并让她张开嘴，检查有没有可能脱落的牙齿或是忘记取出的假牙；一名护士核对了她的姓名标识，确保她就是手术对象，跟她本人核实其药物过敏史，确认她在手术同意书上签过字，并确定她没有佩戴隐形眼镜和珠宝首饰；我用标签笔在肿块的位置做了一个记号，这样在手术时就不会搞错开刀部位。
那天早上，在手术之前，为了确保在手术时能将癌细胞彻底切除，我们在她乳房肿块的周围注射了小剂量的放射性指示剂。到了下午2点，在手术室里，前一台手术已经完成，手术室已被彻底清洁干净，需要的设备也都已经就位。这时，我接到一个电话。
“她的手术被推迟了。”一位负责调控手术室的女士这样告诉我。
“为什么？”我问道。
“术后恢复室
满了，因此有三个手术室没办法把病人送出来，所有后续手术都暂停，直到恢复室开放。”
“好吧，没问题。”这种事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一次，我们只好等着。然而，到了4点，马格布还没有被送进手术室，于是我打电话给调控室，想问问情况怎么样了。
我被告知，恢复室已经开放了，但马格布的手术室被一个急诊科送来的大动脉瘤破裂的病人占用了。工作人员将设法给我们腾出另外一间。
此时，马格布正躺在术前等候室里。我向她解释目前的状况，并表达了歉意。我告诉她，应该不会再等太久了。她倒是很乐观，对我说：“顺其自然吧。”她努力想要睡着，好让时间过得快一点儿，可总是频繁醒来。每次她醒来的时候，情况都没有什么进展。
6点的时候，我再次打电话过去，被告知已经腾出了一间手术室，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护士。我们医院共有42间手术室，5点过后，值班的护士人数只够分配给17间，而现在，已经有23台手术正在进行——他已经强制性地要求6间手术室里的护士加班，不能再让其他人也这么做了。因此，绝对不可能再插进来一个病人。
“那么，照你估计，马格布要等到什么时候？”
“也许她今天做不了手术了。”那边的负责人说。他指出，7点以后，值班的护士就只够9间手术室的了；而11点之后，顶多只剩5间手术室有护士。马格布不是唯一等待做手术的病人。“她的手术很可能会被取消。”他说。
取消？我们怎么能把手术取消？！
我亲自下楼赶到调控室，一进门就看见一位外科医生正站在那里，努力游说当班的麻醉师；另一个医生正冲着调控室主管大吼大叫。每个人都想要一间手术室，可没有足够的手术室供应。一位肺癌患者需要做癌细胞切除手术，另一个病人脖子里长了一个肿块需要检测。“我的手术很快。”一位医生争辩说。“我的病人不能再等了。”另一位说。尽管调控室允诺第二天给我们安排手术室，可我们谁也不愿意。每个人的日程表上都已经安排好了其他病人，如果今天的手术推迟到明天，那么预定明天做的手术就得被取消或推迟。而且，谁又能保证明天不会继续出现这种混乱情况呢？
我想争取为马格布做手术。她长了乳腺恶性肿瘤，必须把那个肿瘤取出来，手术宜早不宜迟。8小时之前注射进她体内的放射性指示剂正在逐渐失去效用，推迟手术意味着她必须再次接受注射，那么她所受的辐射量将加倍，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找不到一间手术室。“这对病人不公平。”我说道。
然而，问题依然存在。
你刚踏入这个行业，成为一名医生时，也许认为这份工作需要的不过是谨慎的诊断、高超的技术以及关怀他人的善心。但你很快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面临着似乎永无休止、花样百出的障碍，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不断前进、改善和提高。
这个世界躁动、无序、动荡不安，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医学不可能独善其身。更何况，医学界不过是由我们这样一群普通人组成的而已。人类易受迷惑、身心脆弱、眼界狭隘的弱点，我们身上一个都不少。尽管如此，选择医生这个职业，就意味着我们要过负有责任的生活。那么，问题在于，接受这份责任之后，我们该怎样做好这份工作。
弗吉尼娅·马格布躺在那里又等了2小时，心神不安，饥肠辘辘。等候室里一扇窗户也没有，一片静谧，只有白色的灯光。时钟滴答作响，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有时候，我会感觉自己面对的是一部庞大、复杂得无法想象的机器，它的齿轮从来都只按照自己的节奏运转，根本不理会他人的想法。我素来相信，治病救人，只要多努力，也许就能扭转他们的命运，但到了此刻，心中却充满了无能为力的懊恼。
马格布问我当天晚上是否真能做上手术。我回答说，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但我无法说服自己把她送回病房，我请求她和我一起坚持等待。然后，就在快8点时，我的呼叫器上收到一条消息：“请把病人带到29号手术室。”后来我才知道，有两名护士本来可以下班回家了，但是看到手术室里的人手严重不足，便自愿留下来加班。当我询问其中一位护士时，她迟疑了一下，说：“反正我今晚也没有其他重要安排。”看，你做出努力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愿意这么做的人。
收到呼叫的11分钟之后，马格布躺在了手术台上，一支镇静剂被注射进她的体内。肿瘤被顺利取出。活检结果证明，癌细胞没有转移到淋巴结。手术成功了。我们收拾器具的时候，她平静地醒来，凝视着上方的手术灯。
“那灯看上去好像一颗颗闪亮的贝壳。”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