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者:陈保平
1956年出生 自由撰稿人
1950年入住
问 :沈老先生是什么时候住进武康大楼?几号房?几间?是怎么住进去的?什么时候搬出来的?为什么?搬到哪里?
答
:爹爹沈仲章
后半生住在武康大楼602室,住了三十七八年。
听爹爹讲,解放那年,他用几根金条“顶”
下602室,当时叫诺曼底公寓。那时候上海租房子不容易,要“顶”。房租以外,先要交一笔顶金,一次性的。不记得爹爹讲过顶费给的啥人,房东、老房客还是中间人。
蛮小就晓得“诺曼底公寓”,就是听爹爹讲他第一次看房子。原来的房客是外国人,好像是葡萄牙人,要离开中国了。爹爹去看房子的辰光,那个外国人非常得意地讲,他看遍上海公寓房子,诺曼底公寓602室的窗景全上海最好。
所谓解放那年,大概指头一年。顶房子肯定在1950年5月份之前,也可能是1949年下半年。顶下602室之后,爹爹姆妈没马上住进去,先让亲眷住。要到夏天,爹爹姆妈才带了头生儿子搬进大楼。听姆妈讲,哥哥满月以后才搬。哥哥是1950年5月份生的。
为啥没马上搬进大楼呢?因为爹爹姆妈在巨鹿路有房子,姆妈请她几个老朋友接生,读美国护士学校的同学,后来考了产科执照,姆妈
也有执照的。老同学离巨鹿路近,所以就生好小囡
再搬。
原来整套602公寓是我家的,四大间。厨房旁边还有一小间,本来是给保姆的。后来爹爹用来做暗房,冲放照片。还有间储藏室,我们叫“箱子间”。内走廊相当宽,爹爹给哥哥姐姐请家庭教师教古诗词,就在靠前门的内走廊上课。我还没读书,站在“教室”外偷听。
沈仲章肖像。
1966、1967年,全家到一楼住过一段辰光。大概几个月,甚至更短。蛮快就搬回六楼,还是独门独户。要到1972年以后,开始有人搬进来。最后,我家就剩一大间跟厨房旁边的小房间。三个子女长大了,五个大人挤在一间房间里,房子问题让爹爹非常头痛。那时的事讲起来长,另外慢慢讲。
爹爹1905年出生,1987年过世。听嫂嫂讲,爹爹最后病危进医院大概只有两三个礼拜。算起来爹爹住在武康大楼的时间,接近他人生的一半。爹爹过世以后,姆妈邵嫣贞还住了15年,2002年过世,一共住了52年。
问 :能否简单讲讲沈老住在武康大楼时的工作、生活状况?你们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记忆?(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后的不同历史时期)
答 :要讲沈仲章的“工作”,读履历表没用。换个角度,我理解“工作”是“做事”。而且,也是爹爹自己对“工作”的解释。
爹爹有个别号叫Argon,北大学生圈的朋友喜欢用。Argon是惰性元素的名称,但千万别写化学元素表里的带“气”字头的“氩”字,爹爹自己写“亚贡”,金克木写“亚工”。爹爹老了承认,他一生就是做事,就是“工作”,没啥“贡献”,还是金克木用“工”字用得准确。
爹爹讲,他本来也没认为自己会做啥大贡献,生来就是做事的。据我观察,爹爹只要做事就起劲。但要讲“做事”,题目又太大,太多事,讲不完。
假使要总结一点,就是爹爹老帮别人做事。做不算自己正式职务的事,做没名分、没报酬,还贴钞票的事。爹爹自己讲,是“管闲事”,常常是因为没人做,他只好临时“顶一顶”,所以“不算的”。凡是听到人家讲他有啥功劳,或者加上啥头衔,爹爹总对子女讲,“不算的”。姆妈呢,常常笑爹爹,“买了炮仗给人家放”。
我比爹爹小51岁,新中国成立初我还没生出来,1966年我才10岁,哪会晓得爹爹以前做的事呢?那时小学、中学没啥课,爹爹已经退休,经常对我讲老早的事。那段时间听到、看到自杀的人多,爹爹也受冲击,难免有朝不保夕的感觉。而且,爹爹蛮早就有类似口述史的想法,我也受他影响。1985年,我跟爹爹约好每个礼拜半天,爹爹比较系统地回忆生平。大概用了9到10个月,我朋友自告奋勇做了笔录。
不过,我还在整理爹爹的早期经历,主要是他唐山大学3年、北京大学11年,还有抢救居延汉简阶段。香港期间跟抗战以后,也零零碎碎写过一点点。爹爹前半生还有大段大段,我还没对外头讲过,后半生基本还没理到。下面准备一口气讲下来,就讲从记忆里流出来的。
爹爹帮别人忙,自己不讲,也不要人家讲。后来,虽然他回忆生平时讲过一点,但肯定讲得少、做得多。不过,假使别人来我家商量,姆妈会晓得。夫妻俩开玩笑,会带出点来。小人在旁边听进去,连起来。还有爹爹去世后,姆妈来美国住过,对我讲过一点。再有就是受帮助的人当时有信、有纸条,或者后来告诉我。总的来讲,我晓得的还只是一小部分。
1985年全家欢。
以上先打个招呼,信息来源大概如何,接下来就勿一桩一桩指明证据了。但是,假使有疑问,尽管来问,我尽量解释。也会再仔细想想,再问问别人,是不是我记错。假使我错了,我会承认、会更正,还要谢谢你。因为我认为,口述史非常重要,但随口讲的信息是需要核证的,我尽我力。
爹爹帮人的时候,根本没想出名,还逃避出名。因为他讲:“一有名分地位,就麻烦了,我就不能做事了。”现在要记录历史,我有责任讲出来。记录历史当然应该认真。另外我还有私心:要是子女不当心弄错信息,讲过头了,让人家不相信,反而损坏沈仲章的名声,那么宁可按照爹爹本来意愿,勿要对人讲。
爹爹一生跨的领域相当广,我先试试讲一点,讲到哪里算哪里,以后慢慢补充。
从新中国成立初讲起,大概爹爹出力最多的是音乐方面。我年龄小,但听蛮多人提到过,“沈仲章录音棚”(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叫)是有点名气的。当然,爹爹做事不会到处张扬,只有圈内的人晓得,名声是私底下传开的。
从前我家有间房间,主要用来录音。爹爹自己设计,叫工匠做了隔声设备,活动的,所以录音间还可以派别的用场。爹爹一向对采风感兴趣,自己录了不少声音,从地方语言、民族音乐、宗教音乐到各种戏曲。爹爹还帮音乐机构录音、帮电台录音、帮民间团体或者私人录音,不计其数。我还有部分录音目录,上头写明为上海电台录制等等。
爹爹自己是不要留名的,心甘情愿义务帮忙。他留记录只是资料工作的一部分,人家来要拷贝,有索引容易找。大部分索引笔记只有爹爹自家看得懂,他自创的代号有各种外语缩写。要是英、德、法语,比较容易查,拉丁、希腊文还能分出字母,连写的阿拉伯文对我就难了。爹爹写起来有竖排有横排,所以要横看竖看,从左往右,从右往左读。我到现在也弄不懂,阿拉伯文字到底是否代表地中海一带、太平洋南部比方马来西亚,或者新疆地区的语种。我想,假使有比较好读的记录,大概还是因为整批资料要转交给别人用。
70年代末发还抄家物资的单子里,有张纸条上写,有一千多张自灌唱片“还不出”。我勿晓得灌唱片,只晓得我家录音器材相当多。早先爹爹会打开橱门,东一样西一样稀奇古怪的设备,弄给我看,讲给我听。可惜那时我不到十岁,听不大懂,就算当时勉强懂了,也记不牢。
印象深的是钢丝录音机,方方的,比我家常用的磁带盘式录音机小一点。我还帮爹爹理过钢丝录音盘。印象中,钢丝录音带,或者应该叫“丝”,假使全乱了,基本上理不好。
记得钢丝录音机,是因为爹爹一边弄,一边讲有趣的事。爹爹讲,他第一次看到钢丝录音机,是赵元任拿出来“显摆”。爹爹听力记忆相当好,就学给我听,赵元任录一段话,正过来放,再倒过来放。
爹爹还真的倒过来讲英文。小辰光耳朵灵,虽然不大懂英文,说不定反而客观。因为,脑子里没有习惯性的“正道”,当裁判思路不受干扰。反正就听有啥音,排列能不能对得起来。小人嘛,要是能捉到大人有错,用上海通俗说法:勿要太神气噢(很得意)。
岔开去讲个小插曲:我是先识五线谱后识字的,爹爹教我弹钢琴。实际上他就带我入门,让我自己学。不过我弹的辰光,爹爹不离开房间,要么编唱词跟我对唱,要么坐在旁边看书。有一次,爹爹眼睛盯在书上,一没看琴谱,二没看琴键,突然指出我弹错一个音。我哪能服气,强词夺理。姆妈在房间外面听了好笑,熬不牢跑进来,用上海话“请教”一对父女:哎,我倒听糊涂了,倷两个人,到底啥人教啥人啊?
再回到岔开去的前头,反正,假使句子短,正读反读对不对,还是听得出来的。大约摸听起来,爹爹没骗我。
那时候,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还只有蜡筒录音机。爹爹是语音室助教,帮刘半农
忙。赵元任从国外带回来钢丝录音机,算是先进设备。赵元任让大家试,别的人文科出身,不敢碰“高级”机器。沈仲章考进北大是读物理的,就带头试,当场就会了,还蛮得意。后来接触的技术复杂了,回想起来实在是“小儿科”。
接下来,就讲帮人家录音。有时,专业机构的人作为项目采访民间音乐家,录了音带回去,一放声音不理想,或者漏了重要的人,漏了重要的曲目,就来寻沈仲章,能不能想办法补救。从前,国家机构经费不足,假使“成果”已经报出去,更加不好再申请了。还有,懂音乐的人不一定懂技术,反过来也一样。正好沈仲章全晓得,又愿意贴资金,也绝对不要名。
不但帮忙录音,有的民间音乐家经济困难,爹爹干脆就接济人家生活。音乐研究机构有几个人,年轻时跟沈仲章的都是刘天华
的学生,是非常熟的朋友,晓得沈仲章为人。或开门见山、转弯抹角提出要求。爹爹晓得有这种需要,自己再寻机会主动帮人。
除了请到家里来录音,爹爹还走出去,到全国各地,带录音机、照相机,还带电影机。爹爹有部小电影机,比电影厂拍电影的机器小一号。走得比较大的一圈是1956年,爹爹去西南采录古琴、宗教音乐等,是受北京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古琴家所托。
当时爹爹先到北京去参加音乐周
,有通知不要早走,最后一天中央领导接见,后来听说是最高领导。但是爹爹讲我另有任务,坚持要先离开。郑振铎是沈仲章的老朋友,问明白啥任务,就讲,我给你个名分。爹爹马上回答,我就是不要名分,有了做不成事。
这次外出有较多故事,另外讲,专门讲。
再讲摄影,与音乐有关的除了拍人物、演出,还有就是拍古乐器、古乐谱。爹爹帮音乐研究机构、编百科词典的机构,拍大小忽雷
、拍古琴、拍稀有琴谱、拍少见的民间乐器等等。全是义务的,少数机构要付费,爹爹就拿印照片发票,几角几分,一块两块,向对方报销,就算两清了。
帮人家拍照的范围,应该比录音广得多。照相机挂在身上,需要就拍,数也数不清的。现在听来也不稀奇,人人拿出手机就拍。但那个年代,有照相机的人不多。比较专业性的是帮机构翻拍珍贵图片、古籍、拓片之类的。爹爹有几种专用架子,角度全要试过调节好。如果利用日光,好像选时段也有讲究。爹爹讲解过,可惜我记不清。
我现在闭起眼睛,回想爹爹摆弄这些架子的形象,一点也不像一个“读书人”,倒像是一个做手工的人。我这样讲是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喜欢看书,爹爹带我去认得的忘年交,大多数是读书人。所以我一想到爹爹这一辈人,脑子里浮出的总体形象是“读书人”。爹爹也喜欢读书,也是我的忘年交,是我的知音,这个题目另外再讲。
继续讲摄影,爹爹有各种各样照明用具。我不到10岁时(10岁后那间屋子封了),爹爹会让我跟他走进一间平常关起来的房间。开红外线灯,给我暖手。开紫外线灯,叫我别用眼睛看,把头发扒开“晒晒”照不到阳光的地方。按现在的理论,大概也不太好,不过就几分钟,说不定只有半分钟,小人只晓得稀奇,记不清长度。
还有各种闪光灯、反光板、滤色镜啥的。爹爹替人拍静物,常常要“差”子女举闪光灯、反光板。闪光可以联动,照相机快门一揿,几只闪光灯从不同角度一起亮。现在大概不稀奇了,那时候不普遍。我读大学期间跟同学讲过一次,人家以为我吹牛。还好,我从小到大不习惯对人说家里事,否则就麻烦了。爹爹的稀奇事,老早的、后来的,太多了。
应该在1949年前,爹爹已经认得傅雷了,施蛰存等都是共同的朋友。新中国成立后,爹爹的一个好朋友去给傅雷翻拍原著插图,爹爹一起去,更加熟了。
傅雷家的昙花要开了,就叫沈仲章去拍。那次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等爹爹给我讲故事,等到快半夜,不情愿地睡着了。结果,爹爹第二天早上才回来,兴奋地大讲昙花如何如何好看,一点也没照顾女儿的感情。
傅雷家的珍贵玫瑰品种养在盆里,也会让沈仲章带回来拍。那几盆花在我家放了几天或者几个礼拜,爹爹换采光,换背景,用各种方式拍,我们全家都帮忙,印象也蛮深。
帮傅雷拍花,以彩色照片为主,我进暗房帮过忙。爹爹大概老早就开始弄彩色摄影了,我看到过一封信,大概1948年或者更加早,写信的人问亚贡(爹爹别号):彩色照片印出来了没有?武康大楼外景应该还有少量彩色底片,要等我有空找出来,就是色彩全褪掉了。
前面讲到拍电影,提到1956年西南采风。结果爹爹走到昆明,又被北京古琴家用电报召回,要沈仲章带电影机陪他去湖南视察。叫沈仲章做事是可以这样讲的:你多买点电影胶片。那时啥都缺,爹爹北京买了不够,再回上海买。
那次是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视察活动,沈从文也去,大概再出发已经是1957年。到湖南以后,旅费大概公家的,因为要公家安排集体行动。电影机自备么,电影胶片跟采购自备材料的费用大概也就应该自己出了。费用爹爹不会在乎,没仔细讲,我也没兴趣问。
这样的事父亲经常做,讲不完的。提倡学雷锋的时候,姆妈就笑爹爹是“资本家雷锋”。
讲起资本家,我不晓得划成分到底用啥标准。如果按照有多少股票,爹爹是资产阶级。如果按照是不是当老板,那么爹爹当资本家的过程,听起来又有点特别。每当读到报纸上或者听到小囡提到,“解放前的资本家”如何如何,姆妈就笑爹爹是“解放后的资本家”。
新中国成立好几年以后,大概都快要公私合营了,上海有家照相器材商店,老板过世了或者出国了。那些年还是有人能够出去的。那家店大概才三个店员,可能爹爹有股份,可能因为听说沈仲章心好,店员就跑到武康大楼我家来,对沈先生讲:店里没老板就要关门,阿拉就要失业。沈先生侬只要挂名当老板,别的阿拉来做。爹爹就同意了。
公私合营后,不晓得是马上还是后来合并调整,那家小店并入冠龙。再讲定工资,单位里开会,定沈仲章月薪三百块。爹爹就讲:我勿天天来上班,勿应该拿工资,给我六十块,作为车马费,意思意思就可以了。
1957年反右运动,没人想到沈仲章。这辰光,爹爹的书生气冒出来了。爹爹算音乐家协会的,一般来说,文艺界难免为名利弄出一点不开心,但是这个沈仲章又让名又让利,人缘好。爹爹先去问音协,要不要来开会。人家哼哼哈哈不接口,故意放过沈仲章。对比傅雷,本来也是自由职业,还是没逃过。
爹爹虽然从来不会存心去批评人,而且还常常帮人家化开僵局,避开难堪,但既然沈仲章做事跟别人常常不一样,讲话也会不一样。假使开会一开口,就难保了。我也晓得,爹爹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人。他做事十分认真,讲话相当风趣。
确实,爹爹讲的话常常跟人家不一样。碰到小囡看啥看得太了不起了,爹爹还会“泼冷水”。爹爹本意是善意提醒,希望冷静一点。因此,他可能对别人也会这样。但假使别人按字面理解,或者朝另外一个方向扭一扭,就容易扣上“右派”帽子。还有,爹爹重情义,肯代人受过,现在流行说法是替人“背锅”。这样一想,我倒后怕起来了,还好,还好。
爹爹去音协的辰光,大概反右的风头已经过去了。爹爹是去问,自己是不是漏网右派。音协不审查么,爹爹又跑到冠龙。冠龙的人明白老沈是个好人,审查之后,发现了一个漏网劳动力。宣布结果:你不是右派,但不劳而获可耻,应该天天来上班。
从此,爹爹做起了营业员。若填履历,“营业员”是爹爹新中国成立后名正言顺的“工作”。但是,没人想到老沈是全劳力了,应该获得月薪三百块。一直到1965年爹爹退休,还是60块。退休工资打折,36块6角。
本来是无所谓的,但一年后运动就开始了,定息存款全部冻结,连姆妈结婚前的积蓄也抄家抄去了。我家五个人,开始就靠爹爹的36块6角退休工资。
我家最穷的时期是我管账。小学四年级教珠算,爹爹就叫我学记账。从前要人去领工资,常常是我到南京路冠龙去,到楼上办公室去领,钞票角子当面点清。姆妈呢?因为街道生产组看中我家缝纫机,就叫她去缝纫组上班。这样讲起来,姆妈工资也有十几块,记不清从啥辰光开始的。反正最最头上,只有爹爹的退休金。
大概爹爹算有退休劳保,家里其他人看医生全要自费。哥哥从小严重气喘,经常要送急诊。本来爹爹姆妈请人从国外买进口药,转转弯弯带进来,到了六七十年代当然不可能了。气喘发起来,进医院打针、接氧气、吊葡萄糖,还有住院费……哪能吃得消?连急诊挂号费还想省一省,能熬一熬就挂门诊。大概门诊一角,急诊要贵一点。哪能办呢?
爹爹在冠龙也人缘好,单位里的人大部分是同情我家的。主动出主意,抄家物资将来总归要还的,叫老沈写申请,要求补助。补助费从哪里来呢?就到抄家存款里去拿。虽然原来是我家的,但手续还是规规矩矩的,申请要有理由,单位头头还要开会讨论批准。
啥理由呢?我家除了哥哥生病,我小毛小病不断。爹爹有心脏病,不晓得劳保啥规矩,反正有的费用要自己出。开头是爹爹自己去申请补助,后来他叫我去代办,每次要等几个钟头。有时给几十块,有时可以给一两百块。
数目记不大清了,倒是记得,每次领回来,爹爹叫我给他一部分,不要放到家里账上。爹爹留“私房钱”做啥?他讲:我家可以申请补助,有的人没地方申请补助,要留一点帮别人。
前头是讲帮人做事既出力也出钱,爹爹专门出资帮人的事也多得数不清。我发过两篇文章,一篇讲爹爹捐给故宫一卷宋代米友仁的画
。(差不多同一年,可能晚一点,爹爹还捐了一幅元代黄公望的画。这桩事的过程我还没研究,但苏州电视台有节目讲过,可以参考。)第二篇是前一篇的继续,讲有封信记录,沈仲章除了向故宫捐画,还向考古研究所、音乐研究机构和苏州文管会捐资金。已经有文章了,就不重复了。
爹爹资助私人、向公家捐赠物品或者资金,又是一个可以专门讲的方面。爹爹资助呢,一般也是尽量支持当时不受重视、申请不到经费的个人、团体、机构、项目、事业。支持想要学习的年轻人,还有就是几乎到了最后一代,必须及时抢救的传统音乐、民间艺术等等。比如,当时古琴不受重视,爹爹认为必须及时抢救。出了不少力气和资金……这些都说来话长,先放一放。
通过回答“工作”,讲爹爹“做事”,我总算想通:沈仲章是做事的人,只要事情做好了,何必讲是自己做的?不讲,不出名,他还可以继续做事。正像爹爹讲的:“一有名分地位,就麻烦了,我就不能做事了。”现在,爹爹已经不需要做事了,记录他做事的过程,是我应该做的事。
问 :当时的生活状况如何?
答 :家庭生活以及爹爹个人的生活习惯,都有可以讲的。
如果说社交,那么我家可以说是个大客厅,不是沈家一家的历史,到我家来的人各行各业,全国各地,还有海外。
来人常常跟工作分不开,随便举个例子:古琴界聚会,还有“上海之春”
演出的有些排练,都是在我家进行的。小人读小学之前,还不大晓得怕难为情。爹爹叫我在家里为他们报幕,让他们有现场感。后来有人讲小姑娘不错啊,有一两次正式演出,干脆叫我上台报幕。
再往生活方面、私人来往方面想。有一段辰光,差不多天天夜里,有人来喝咖啡。我稍许大一点看了民国年代文字再回想,大概就是所谓“沙龙”。不同圈子的人分批来,轮流来。
平常,爹爹姆妈也会让子女尝尝咖啡,当然是早上。不晓得为啥,夜里的咖啡闻起来特别香,吸引小人想挤进大人堆里去。爹爹姆妈对子女蛮平等,没啥东不许西不许的硬性规定,主要靠引导。有意思的倒是,大人们夜里到我家来喝咖啡,客人“教训”沈家小囡,喝咖啡睡不着觉,客客气气地把我们“引导”出客厅。
我还记得“训”我的人当中一个,是陈传熙
,上海电影乐团指挥。后来我长到十几岁,陈传熙跟他夫人邵乃偲都是我的忘年交。尤其邵乃偲,把她家藏的翻译小说,一本一本偷偷拿给我看。还对我说:“我连儿子也不给看。”结果她儿子正好进门听到,接口说:“我早就偷出来自己看了。”邵乃偲是邵飘萍
二女儿,一口京腔,非常好听,我和她家人说普通话。
喝咖啡是预先约好的,每批人不多,像是算好人头的。现在想,大概是爹爹弄到进口咖啡,分量有限,所以客人不让小人挤进来。
另外,爹爹经常事先不计划,就开口留人“吃便饭”。客人总归要客气几句,爹爹就讲:便当的便当的,邵嫣贞烧菜快来西。那么姆妈急煞了,老早不用冰箱,天天早上买菜是算好一天分量的。姆妈医护人员出身,特别讲究卫生,不喜欢留剩菜的。偏偏姆妈总能够急中生智,弄出一桌蛮像样的菜来。那么爹爹真的当作是便当的,老毛病不改。
1960年代后半期,大家不敢来往。我跟姐姐两个人轮流做家务,后来姐姐下乡,家里我烧饭。早上买五分洋钿
青菜,换花样么,四分洋钿豆腐,或者三分洋钿冬瓜。因为没人来“吃便饭”,所以我当家蛮好当。
再后来,老朋友又慢慢走动了。因为我家住房压缩,又是里弄的专政对象,我们往外跑多一点。爹爹介绍我认识的忘年交,如果没受太大冲击,看我是少年,长得比较瘦,碰到家里有好吃的,就招呼我一起吃,想起来感动。
改革开放后,来我家的人又多起来了,虽然不能在我家开会,但是来寻爹爹帮忙解决问题的人不断。吃便饭当然也常常有,再到后来我家有冰箱了。
问 :你们住在武康大楼感觉如何?对内部的装修有什么改动么?
答 :三个小囡我最小,哥哥亚宁比我大六岁,姐姐亚馨比我大五岁。武康大楼602室是我跟姐姐出国前的家。姐姐生在家里,就生在爹爹姆妈的大床上。我生在一家私人医院里,叫沈克基医院。算起来到现在,我跟姐姐一生中,大概也是住在武康大楼的时间最长。
爹爹过世一年多,哥哥过世。可以讲,哥哥一辈子住在武康大楼,除了刚出生头一两个月没搬进来,还有结婚头一年住出去。爹爹过世后,他跟嫂嫂又常常住回来。哥哥过世后,我侄子也经常住在武康大楼,跟好婆
非常亲。
总的来讲,对大楼的感情深,记忆多,讲不完。
问 :对这栋楼的历史有所了解么?
答 :爹爹向来对历史地理感兴趣。他喜欢查资料,中文的、外文的,又喜欢到处跑,还喜欢去问人家,不管啥阶层的人全谈得来。他跟我讲过大楼历史,不过我不上心,记不牢。现在看外头传的武康大楼历史、掌故,只要是老的,我记事前的,好像爹爹或多或少提起过。
问 :与周围的邻居有来往么?
答 :我生出来之前,大楼邻居可能洋派人家多一点。哥哥姐姐提起有家姓王的,家里养了两只德国大狼狗。好像住四楼,经常跟我家来往。小囡总归喜欢动物的,可惜哥哥有哮喘,姆妈怕养狗养猫引起过敏,就养了两只“蜡子”鸟,爹爹说相当聪明。
从我懵懵懂懂认得人开始,大楼里好像是干部家庭多。我上小学以前,自己会去敲门的邻居,只记得600号跟601室两家。不晓得为啥,我习惯讲“六百号”“六〇一室”“六〇二室”,不讲“六〇〇室”“六百零一号”“六百零二号”。
我家的铁拖,就是抛光打蜡地板用的,算是我家交际最广的成员,称得上“外交特使”。大楼里每一层楼,至少有一家用过我家的铁拖。常常是第一家来借铁拖的邻居,跟我家有点认得。结果几个月不还,我家要用了去问,第一家讲另一家借走了,再去那家,又再指另一家。
记得有一次,我真的跑遍每一层楼。还不是一层一层按顺序跑,比方,六楼的人讲七楼,七楼讲四楼,四楼讲一楼,一楼讲二楼,二楼讲五楼,五楼讲三楼……同一层隔壁指隔壁的也有,每层楼还不止跑一次,比方三楼又讲四楼。顺序不一定这样,反正我上上下下来回跑。
姆妈肯定就算了,我小,发起兴来跟踪追击。我体质弱,第一天跑不动了。想想铁拖不应该出大楼,第二天第三天再问,结果还没追到。大概最后的那家人家,已经弄不清铁拖来源了。总不见得拖着铁拖一楼一楼问,因此没办法还。后来晓得是我家的,就拿来还了。
要讲同楼邻居,像半邻半友一样走动的,大概还是资产阶级跟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小囡全比我大,所以我不大熟悉。邻居走动跟朋友不一样的,好像不会请吃饭。邻居大人来,一般就是来通个气,讲一桩事,马上就走了。小人来往算小朋友,又跟邻居不一样了。
爹爹接触过电影与戏剧界,所以跟楼里这方面的人,也算有一点点认得,我记不清具体名字。反正越是前辈,越有可能认得沈仲章。大概郑君里、吴茵两个人当中,爹爹至少认得一位,甚至两位。主要是有共同朋友,在大楼外面有机会碰到。爹爹轻描淡写提过,不太详细。我只能根据非常模糊的记忆,讲大约摸情况:小圈聚会场合,双方先聊老早,一讲,噢,原来……曾经……再聊现在,一讲,噢,原来住在楼上楼下啊!
大概聚会结束不久,有过礼节性拜访。后来,偶然代朋友传达消息。再后来,就淡下来了。我猜,文艺界里一次次思想改造,不断开会互相批评,蛮多人不大敢再跟有点搭界文艺的人来往了,免得一聊老早,一不当心,带出啥不应该讲的事情来。
爹爹最早接触演艺界,只有十几岁。爹爹在上海一家洋行当学徒,几个少年组织一个剧团。周末到各种小广场去演文明戏,春节放假还到团员的外地老家去演戏。爹爹离开上海去读唐山大学以前,曾经跟辛汉文
是好朋友。两个人有空就去电影厂,其中一家好像叫明星电影厂。去看人家排练,东帮忙,西帮忙,当当临时群众演员。
爹爹提起有个电影叫《张新生》
,是根据当时真实新闻拍的。据说场面太恐怖,后来不许放映了。大概是张石川导演的,爹爹应该有镜头。张石川的遗孀住得不远,就在淮海西路登云公寓
。爹爹跟她有往来,但大概不勤。
爹爹去当学徒前,小学五年级只读了一半。几年后,爹爹直接报考大学。那年碰巧,唐山大学出考卷,只考动脑筋解决问题,不管公式不公式,居然让沈仲章混过分数线。出题的教授哪能想得到,考生当中有一个胆子大的人,一天中学也没读过。本来是想招不死读书的学生,结果招进一个没读书的学徒。
等到爹爹去上大学了,教课的老师又哪能想得到,新生当中有一个啥也不懂的人,几何、代数、物理、化学一样也没学过。课程设计是针对中学毕业生的,小学没毕业的沈仲章哪能吃得消。头两趟考试不及格,差一点被开除。爹爹拼命补,大概就是现在讲的恶补,总算补考过关。老早是公布成绩排名的,第一年沈仲章从最后一点一点朝前跑,第二年就跑到前头去了。但从总体上讲,爹爹进唐山大学头两年读书十分紧张,课外活动比较少。
第三年,爹爹跟几个好朋友领头闹学潮,那么真的被校方公告开除。结果教授们不同意,要保读书好的学生,保了沈仲章。但爹爹已经转考北平大学,录取了,就走了。进北大后觉得功课太轻松,参加了一个学生剧团。当时北京有好几个学生剧团,互相支持鼓励。剧团一般是大学生或者大学毕业生当主导,中学生可以参加。蓝马
跟着姐姐来帮忙,是沈仲章推他上台的。其他剧团“老一辈”发现新秀像白杨、张瑞芳,也会叫沈仲章去评价、去指点。他们认为沈仲章算专业的,因为爹爹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读过编导专业,有文凭的。后来爹爹在香港,跟各界关系不错。张瑞芳早期的男友来演出,也找沈仲章安排。
按爹爹性格,人家出名了,他就躲开了。跟爹爹比较熟的人大部分在北京,爹爹在北京朋友相当多,每次去不可能去看望所有认得的人。名演员、名导演肯定忙得不得了,就越来越疏远了。同楼名人本来就不熟,有点认得不等于必须来往。至于不住武康大楼的各种演员,来我家应该是一直有的。60年代前肯定蛮多,但是我太小,我家客人又太多,所以弄不清。
到了70年代,我人大点了,家里房子缩到一间。有人来,不特意去看也看得到;有人讲话,不用心去听也听得到。印象比较深的是周刍
跟林默予
,来上海一定会来看沈仲章。当时两个人不算特别出名,后来听说林默予扮演《红楼梦》里的贾母,名声响了。不过我已经出国了,到现在还没看过那个电视剧。我模模糊糊有印象,有次周刍、林默予来我家,临走讲要去大楼里拜访另外一位演员,拉爹爹一道去,讲那个演员认得沈仲章。我已经记不得是哪一位,也记不得爹爹最后是不是跟他们去了。
其实,要讲邻居往来,大概要看女主人。少数几家邻居太太,应该全是比较早就住进来的,家里煤气炉跟我家一样,都是原装,下头有一只大烤箱。她们有辰光会到我家来,跟姆妈交流烘烤西式点心的经验,分享新出炉的样品。假使小囡正好在旁边,就当品尝师。饭吃隔灶香,人家做的点心特别好吃。几年前跟我小学同学重新联系,原来全是住在大楼里的,她们记得我姆妈给她们做西式点心吃,也讲好吃。
600号张医生的太太烤点心花样多,姆妈会去请教。有辰光姆妈试新花样,也会叫我送一点过去。好像烘烤点心不难,面包反而难,外头一层皮总归太硬。有一趟,张家大哥哥,应该是张家小儿子,不过比我要大十岁左右,我叫他“张家大哥哥”,兴冲冲地跑到我家来,报告烤面包试验成功了。他在烤箱里放一盘水,不断冒蒸汽,保持一定湿度,皮就不硬了。我对厨房里的事不上心,方法记不准。
张家搬走以后,好像不大回来,但张沈两家还保持联系。我嬷嬷,就是姆妈的姐姐生白内障,是张家姐姐开的刀。爹爹有个老朋友的女儿是舞蹈演员,视网膜剥离,也是爹爹去托张家姐姐做手术。我上大学时,有盘卡式录音带夹带。爹爹讲张家儿子会修,我就自己去求张家大哥哥。他跟我讲西洋歌剧,我回来告诉爹爹,爹爹就唱起来了。爹爹学过男高音,跟意大利声乐教师学过美声唱法。
601周家当然最近。你们已经采访了,我就不讲了。十多年前我突然发兴,一口气写了一串童年回忆,有一段是601巧云阿姨,就是周家的保姆。
大跃进,里弄办食堂,叫姆妈去帮忙。周家沈家上班的上班,上课的上课。601就剩保姆,602就剩我。三岁以上才可以进幼儿园小班,我两岁。每天有一段辰光,食堂工作人员不好带小囡去。姆妈告诉我,有需要可以去敲601的门,寻巧云阿姨,这是我最早一个人去邻居家里。1966年后,巧云阿姨回乡了。好几年后,来上海看过601老东家。我家请巧云阿姨吃了一顿饭,可能算点心,但姆妈一道一道上了好几道。全家正正经经围桌坐好,招待远方来客。巧云阿姨一个一个沈家小囡看过来,讲我们小辰光哪能哪能。
605对着我家前门,住过苏联专家。姐姐讲两家合用过保姆,爹爹拍过两个洋小囡的照片。我只记得一个苏联老太太,用俄文骂一群到她家门口捣蛋的小鬼头。
再讲小邻居。十岁以前,我不跟同楼小朋友玩。跟我同班的同楼同学当中,干部子女要比出身不好的多好几倍。上课没啥机会交谈,回楼除了参加老师安排的课外小组,平常我在家跟书“玩”。爹爹姆妈并没叫我勿要出去,小邻居也没排斥我,主要还是因为我喜欢在家看书。记得六楼走廊有人跳橡皮筋,我去过几趟,是我自己跳不动,缩回来看书。
10岁时,学生分成“红五类”跟“黑五类”,马上扩大到“黑七类”包括资本家。当时还没大片打倒走资派,干部子女全算“红”的。我是“黑”的,没资格当红小兵,但开始有同楼“红”的小朋友了。奇怪了,“红”与“黑”是阶级敌人,哪能反而成朋友了呢?有个戏剧性的转折,发生在学校里。四年级刚刚开学,全班学生10岁。教室里没老师,红小兵要闹革命。革命的对象哪里来呢?就地选拔,班级里有“黑七类”同学。哪能革命呢?打。
我就坐在座位上,趴在课桌上,用手臂保护头。一群男小囡用棒头打我,记得打到腰部特别痛。后来因为其他“黑七类”都被打哭了,就是我一个人不哭,所以全部围过来,专打我一个人。最后,大概有人来管了,或者他们打不动了,反正停了。我还是没哭,站起来准备走了。
迎面走过来六个女生,其中一个讲了一句给我印象极深的话:“从来没见过这么勇敢的女孩,我们要和你做朋友。”六个女生全是武康大楼的,父母都是干部。我们七个女生从此以后,一直到中学毕业,上学结队,放学串门。我也从此开始,才走进大楼里干部子女的家。
我在学校被打,没告诉家里人。爹爹在外被打,也没对我讲,有辰光我会看出有点不对头。爹爹要监督劳动,我自觉去二楼花园,陪牛鬼蛇神们用烂泥做砖头。只去过几次,因为那几天爹爹早上起来,捂着心口,蛮难过的样子,我怕他心脏病发作。
我去的时候,好像只有我一个“可教育好的子女”。后来听同学讲,她们也做过砖头,当然不是监督劳动,而是备战任务。我倒不记得这事,或者为“我军”备战的光荣任务轮不上还没教育好的“可教育好的子女”。
讲到“我军”,有段更加早的记忆。大概我两三岁的辰光,四楼到七楼的学龄儿童组织了两支“军队”,哥哥刚刚够格“参军”。战场是从六楼往上走的楼梯,正好对着602后门。我就通过钥匙洞看“打仗”,还帮“我军”拾过“子弹”。这批邻居大概老早搬走了,姐姐都不记得了。再讲,他们也不叫女小囡上阵。
林江鸿常来找我哥哥沈亚宁,常来我家,见到人听到名字我应该认得出,但不记得跟他说过话,因为林江鸿高我两三个年级。那时同班男生女生交谈也是犯戒,更不要说跨年级了。我还记得五十多年前有两件小事。
一件事约发生在1966年秋,林江鸿结识我哥哥不久。哥哥转述林江鸿如是对他说:(先前)你妹妹在她班级当班长,每天站在讲台边,一本正经喊“立正”。我看着不顺眼,有次就踢了她一脚。另一件事应该发生在1973年前。林江鸿和他弟弟弄到几只小猫宝宝,装在一个盒子里,拿到我家来。说他家大人不让养,要寄放在我家。那时我家还是独门独户,就让他俩把小猫放在厨房一个角落。林家兄弟十几岁,没有养小宝宝的经验。姆妈为小猫着急,说要饿死了。妈妈每次打蛋,让小猫舔蛋壳里残留的蛋白。熬薄米汤,吹凉,让小猫喝。小猫大点了,能吃厚一点的东西了,也需要更多营养了。熬粥最面上的那层,上海话叫“粥凝汤”,我自编说法是“粥奶油”,本来妈妈是留给小女儿我的,就成了小猫的了。
上面讲的,我零零碎碎写过回忆。以后寻出来,现在就不多讲了。到我开始写爹爹以后,觉得爹爹的故事对历史重要,就不特意去回想自己的经历了。
1960年代后半期,扫地出门到一楼,不是独门独户。我家两间,另外一间是个沪剧演员,叫乐小青,爹爹讲曾经蛮出名。虽然邻居辰光非常短,大概我有老人缘,老太太捉牢我,要我听她唱戏说戏,看她走台步摆身段。记得她单身一个人,没亲戚朋友来看她。
国内老朋友新朋友告诉我,叫我写写大楼故事。我就计划,要先写我不写就可能没人写的人,想到了乐小青。问题是我脑子里有不少人要写,写不过来。我写爹爹也是因为他的事我不写出来,大概没别人会写。写爹爹也写不过来,矛盾。
60年代末期搬进我家公寓的有两家邻居。一家跟我家关系相当好,等有机会征求他们意见后再讲。另一家摆出强势作风,欺负爹爹姆妈。姆妈被吓得心惊肉跳,爹爹非常难受。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想去多想,但确实是爹爹姆妈晚年一段不愉快的经历。
问 :对内部的装修有什么改动么?
答 :关于“装修”改动,“装修”带引号,我又去问了姐姐,她有更加准确的记忆。核证对比记忆,对口述研究有用。我讲的在前面,姐姐的补充更正加在后面。
602室四间房间里,三间朝南。当中一间带阳台,先前是小囡活动间。因为哥哥气喘,天热好一点,天冷容易发作,所以那间房间装过火炉,用煤饼。我倒也讲不出啥样子,低低的,可以放只水壶烧水。记得上头有铅皮做的管道,先横过来一小段,再笔笔直上去;靠近天花板,九十度打弯,烟囱通到外头,我猜墙上要钻洞。姐姐讲,烟囱从天窗通出去。高处有扇小窗留个空当给管道,周围再用像锡纸差不多的材料封起来。烟囱冬天装,夏天拆。请专业工匠来弄清爽,检查密封不密封。否则积灰太多,冒出去的烟不清爽,外头的墙壁要熏黑的。铅皮管道旧了,接口也会有松动。所以差不多每一年,管道是重做的。
我最早认得房管处的一个员工,就是因为他带工匠来,跟姆妈商量买多少材料,重新做烟囱。六十年代中期,就“养”不起火炉了。
卫生间装了一只“炮仗炉子”,浴缸的龙头可以放热水。还有小朋友记得1966年来我家里洗过澡,我姆妈给她们一个一个烧热水。姐姐补充:炮仗炉子装在浴室里面,又烧热水又提高室内气温。后来,因为一家变三家,浴室地方不够用,就拆了。
大楼原来家家有“水汀”,就是热气管,北方可能叫“暖气片”。我家每间房间的水汀都有薄木板做的罩子,或者叫架子,上面可以放东西,木板上有镂空花式。姐姐补充道:是量好尺寸请木匠做的,活动的,不会损坏房子的。应该讲,主要作用是保护水汀。她小辰光,大楼是用水汀统一供应暖气的。听她一讲,我好像也有一点印象。
602室靠东面的两间,一南一北是套间。两间房间各有通向内走廊的单扇小门,南北两间直统统,当中走得通。大楼里同样布局的公寓,套间当中装法式双开玻璃门。据姐姐讲,大楼每室款式不同,602南北套间没装双开玻璃门。因为,南北套间属于我家的时候,门框的颜色、木料、边纹装饰等,全部跟整套公寓的其他门框窗框一式一样,是原装,门框上没有任何痕迹,像装过门或者啥。
爹爹最得意的带引号的“装修”,就是为门框定做隔声板。隔声板是一套,另外几块是为窗框定做的。原有建筑结构是一点不动的,爹爹设计的隔声板是“活动”的,不用的辰光可以拿下来。而且装上去不用钉子,大小计算要刚刚好,利用木板的弹性,一点一点用“巧劲”,慢慢地嵌进门框窗框,“密缝”(“巧劲”“密缝”全是爹爹用词,上海话)。完全不透光,有一块就是暗房用的。应该讲,暗房用的是隔光板,大概单层就够了。
录音间用的隔声板都是夹层,爹爹自己设计。如何拼接,如何隔层,总重量、各部分的材料等等,全有讲究的。爹爹量好门框窗框的尺寸,买好材料,再请手巧心细的木匠来做。爹爹跟木匠又像朋友又像同事,每做到一个阶段,两个人一道检查,事先的设计合不合实际情况,理想的要求能不能达到。
最大的一块隔声板,就是按照南北套间当中门框大小定做的。高214厘米,宽200厘米,是夹层,外面厚度7—8厘米。嵌进门框的隔声板嘛,当然是落地的。每次装好之后,既不需要用钉子,也不需要挡家具,但就是成年人拿隔声板当墙壁靠,板也不会倒。
革命运动期间,南北套间里的物品、家具都抄走了,隔声板留下来了。后来,全公寓四大间,房管所收走了三间,包括南北套间。当时,核对室内公物设施明细记录,查明隔声板不是原装的,也不是公家改装的。房管所讲,房间将来会还给你家的,木板可以留在里面。
房管所的人来我家,保证“不搬人进来”。我亲耳听到,这点确定无疑。我常替家里办事,但似乎没去过房管所。猜想:大概母亲领取了她劳动所获,就直接去缴付房租?这点记不清。所以我也记不清,我管的账上有无母亲工资这项收入。但能肯定,母亲会全数奉献于家用。哪怕留开,也是以备家里不时之需。父亲胳膊会往外拐,常先顾人家后顾自家。
后来形势变了,房管所派人来,指挥我家搬走隔声板,腾地方给新住户,而且不许放在公用的内走廊。最大一块隔声板面积四个多平方米,假使放进我家大房间,五个人转身就困难了。房管所的人讲,放小房间。爹爹为隔声板花了不少心血,希望将来还能再派用场,就照办了。
小房间离厨房近,打扫厨房会用水拖地板。爹爹怕水从门底下渗进小房间,木板受潮变形,所以,隔声板竖放,底部隔空,不贴地。爹爹还关照,搬动旁边家具要当心,勿要让尖角碰撞隔声板。当时,到我家的亲眷朋友多起来了。晓得我家经济紧张,有人建议,木料紧缺,拿隔声板转让出去,应该会值点钞票。爹爹根本不考虑。
再后来,那家强势邻居搬进了602室。强邻来看房子时,看到过大木板。他家与房管所某些人员有特殊关系,就找房管所的人一起来,撬开我家小房间,自说自话拿走了。结果,隔声板成了强邻私家木料,我家人再也没见到过,据说早就四分五裂了。
以上对事不对人,并不想指责任何个人。但假使跳过隔声板不讲,沈仲章人生经历就缺了一个小角。从某种意义上,隔声板不仅仅是沈仲章人生的一个小角,也是在音乐资料历史中起过作用的一小组配角,可能作用不小。我不会定义,用词不一定准确,只是大概的意思。
要是隔声板完整保留下来,是独此一套的文物。想想可惜,想想心痛。再往回想,心痛是爹爹传给我的。
爹爹一生接触的木板成千上万。他11岁到祥泰木行
学生意,后几年就在木板厂,直到十八岁考上大学。抗战后期,因为懂木材性能(大概接近“精通”),帮老朋友吴羹梅
等办中国自己的铅笔厂,到乡下一根一根采购木头,割成木板。每次爹爹拿到佣金,就到处接济朋友。办厂的朋友讲资金不够,劝沈仲章留一部分佣金作为股份。就这样,爹爹才富起来。
沈仲章对身外之物向来不计较。落实政策非常困难。我为争取解决房子去北京找父辈老友,有的是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在政协中位置不低。(比如孙晓村,曾任政协副秘书长。我父母刚成婚时找不到住房,孙家夫妇就招沈家夫妇去合住一套公寓。我每次上京,是必定会拜访孙伯伯孙伯母的。)老伯们都要我劝父亲加入他们各自的党派,明言暗示凭沈仲章资历,足以获得一定头衔。有个名分,落实政策就可优先,也便于他们出面呼吁。但是,父亲说他无党无派。还说要入党就入共产党,但从来没申请。
爹爹一生设计的木工制品,他经常讲的有两大“得意之作”。一样是为偷运“居延汉简”特制的两只大木箱,另外一样就是武康大楼602室“沈仲章录音棚”的那一套隔声板。但爹爹在人生最后十几年,一直心痛隔声板的遭遇。
采访后记 :
沈亚明是沈仲章的小女儿。抗日战争时期,沈仲章曾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国宝“居延汉简”。他也是音韵学和中国古琴方面的专家。由于他特殊的经历,他的故事不太为人知道。但百度上仍可以查到一些资料。他们全家从1950年入住武康大楼,1988年搬出,可以说大部分人生是在这里度过的。沈亚明的叙述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也看到了即使在“文革”这样晦暗的年代,一些平民百姓和干部子女仍然有是非标准,心存善念,能超越当时极左的政治划分关爱受害者。沈亚明最大的贡献是讲述了父亲在家里做隔声板的故事。谁能想到,武康大楼602室曾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第一家(或也是唯一一家)私人录音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