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亚明

访谈者：陈保平

问 ：沈老先生是什么时候住进武康大楼？几号房？几间？是怎么住进去的？什么时候搬出来的？为什么？搬到哪里？

答 ：爹爹沈仲章 后半生住在武康大楼602室，住了三十七八年。

听爹爹讲，解放那年，他用几根金条“顶” 下602室，当时叫诺曼底公寓。那时候上海租房子不容易，要“顶”。房租以外，先要交一笔顶金，一次性的。不记得爹爹讲过顶费给的啥人，房东、老房客还是中间人。

蛮小就晓得“诺曼底公寓”，就是听爹爹讲他第一次看房子。原来的房客是外国人，好像是葡萄牙人，要离开中国了。爹爹去看房子的辰光，那个外国人非常得意地讲，他看遍上海公寓房子，诺曼底公寓602室的窗景全上海最好。

所谓解放那年，大概指头一年。顶房子肯定在1950年5月份之前，也可能是1949年下半年。顶下602室之后，爹爹姆妈没马上住进去，先让亲眷住。要到夏天，爹爹姆妈才带了头生儿子搬进大楼。听姆妈讲，哥哥满月以后才搬。哥哥是1950年5月份生的。

为啥没马上搬进大楼呢？因为爹爹姆妈在巨鹿路有房子，姆妈请她几个老朋友接生，读美国护士学校的同学，后来考了产科执照，姆妈 也有执照的。老同学离巨鹿路近，所以就生好小囡 再搬。

原来整套602公寓是我家的，四大间。厨房旁边还有一小间，本来是给保姆的。后来爹爹用来做暗房，冲放照片。还有间储藏室，我们叫“箱子间”。内走廊相当宽，爹爹给哥哥姐姐请家庭教师教古诗词，就在靠前门的内走廊上课。我还没读书，站在“教室”外偷听。

1966、1967年，全家到一楼住过一段辰光。大概几个月，甚至更短。蛮快就搬回六楼，还是独门独户。要到1972年以后，开始有人搬进来。最后，我家就剩一大间跟厨房旁边的小房间。三个子女长大了，五个大人挤在一间房间里，房子问题让爹爹非常头痛。那时的事讲起来长，另外慢慢讲。

爹爹1905年出生，1987年过世。听嫂嫂讲，爹爹最后病危进医院大概只有两三个礼拜。算起来爹爹住在武康大楼的时间，接近他人生的一半。爹爹过世以后，姆妈邵嫣贞还住了15年，2002年过世，一共住了52年。

问 ：能否简单讲讲沈老住在武康大楼时的工作、生活状况？你们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记忆？（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后的不同历史时期）

答 ：要讲沈仲章的“工作”，读履历表没用。换个角度，我理解“工作”是“做事”。而且，也是爹爹自己对“工作”的解释。

爹爹有个别号叫Argon，北大学生圈的朋友喜欢用。Argon是惰性元素的名称，但千万别写化学元素表里的带“气”字头的“氩”字，爹爹自己写“亚贡”，金克木写“亚工”。爹爹老了承认，他一生就是做事，就是“工作”，没啥“贡献”，还是金克木用“工”字用得准确。

爹爹讲，他本来也没认为自己会做啥大贡献，生来就是做事的。据我观察，爹爹只要做事就起劲。但要讲“做事”，题目又太大，太多事，讲不完。

假使要总结一点，就是爹爹老帮别人做事。做不算自己正式职务的事，做没名分、没报酬，还贴钞票的事。爹爹自己讲，是“管闲事”，常常是因为没人做，他只好临时“顶一顶”，所以“不算的”。凡是听到人家讲他有啥功劳，或者加上啥头衔，爹爹总对子女讲，“不算的”。姆妈呢，常常笑爹爹，“买了炮仗给人家放”。

我比爹爹小51岁，新中国成立初我还没生出来，1966年我才10岁，哪会晓得爹爹以前做的事呢？那时小学、中学没啥课，爹爹已经退休，经常对我讲老早的事。那段时间听到、看到自杀的人多，爹爹也受冲击，难免有朝不保夕的感觉。而且，爹爹蛮早就有类似口述史的想法，我也受他影响。1985年，我跟爹爹约好每个礼拜半天，爹爹比较系统地回忆生平。大概用了9到10个月，我朋友自告奋勇做了笔录。

不过，我还在整理爹爹的早期经历，主要是他唐山大学3年、北京大学11年，还有抢救居延汉简阶段。香港期间跟抗战以后，也零零碎碎写过一点点。爹爹前半生还有大段大段，我还没对外头讲过，后半生基本还没理到。下面准备一口气讲下来，就讲从记忆里流出来的。

爹爹帮别人忙，自己不讲，也不要人家讲。后来，虽然他回忆生平时讲过一点，但肯定讲得少、做得多。不过，假使别人来我家商量，姆妈会晓得。夫妻俩开玩笑，会带出点来。小人在旁边听进去，连起来。还有爹爹去世后，姆妈来美国住过，对我讲过一点。再有就是受帮助的人当时有信、有纸条，或者后来告诉我。总的来讲，我晓得的还只是一小部分。

以上先打个招呼，信息来源大概如何，接下来就勿一桩一桩指明证据了。但是，假使有疑问，尽管来问，我尽量解释。也会再仔细想想，再问问别人，是不是我记错。假使我错了，我会承认、会更正，还要谢谢你。因为我认为，口述史非常重要，但随口讲的信息是需要核证的，我尽我力。

爹爹帮人的时候，根本没想出名，还逃避出名。因为他讲：“一有名分地位，就麻烦了，我就不能做事了。”现在要记录历史，我有责任讲出来。记录历史当然应该认真。另外我还有私心：要是子女不当心弄错信息，讲过头了，让人家不相信，反而损坏沈仲章的名声，那么宁可按照爹爹本来意愿，勿要对人讲。

爹爹一生跨的领域相当广，我先试试讲一点，讲到哪里算哪里，以后慢慢补充。

从新中国成立初讲起，大概爹爹出力最多的是音乐方面。我年龄小，但听蛮多人提到过，“沈仲章录音棚”（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叫）是有点名气的。当然，爹爹做事不会到处张扬，只有圈内的人晓得，名声是私底下传开的。

从前我家有间房间，主要用来录音。爹爹自己设计，叫工匠做了隔声设备，活动的，所以录音间还可以派别的用场。爹爹一向对采风感兴趣，自己录了不少声音，从地方语言、民族音乐、宗教音乐到各种戏曲。爹爹还帮音乐机构录音、帮电台录音、帮民间团体或者私人录音，不计其数。我还有部分录音目录，上头写明为上海电台录制等等。

爹爹自己是不要留名的，心甘情愿义务帮忙。他留记录只是资料工作的一部分，人家来要拷贝，有索引容易找。大部分索引笔记只有爹爹自家看得懂，他自创的代号有各种外语缩写。要是英、德、法语，比较容易查，拉丁、希腊文还能分出字母，连写的阿拉伯文对我就难了。爹爹写起来有竖排有横排，所以要横看竖看，从左往右，从右往左读。我到现在也弄不懂，阿拉伯文字到底是否代表地中海一带、太平洋南部比方马来西亚，或者新疆地区的语种。我想，假使有比较好读的记录，大概还是因为整批资料要转交给别人用。

70年代末发还抄家物资的单子里，有张纸条上写，有一千多张自灌唱片“还不出”。我勿晓得灌唱片，只晓得我家录音器材相当多。早先爹爹会打开橱门，东一样西一样稀奇古怪的设备，弄给我看，讲给我听。可惜那时我不到十岁，听不大懂，就算当时勉强懂了，也记不牢。

印象深的是钢丝录音机，方方的，比我家常用的磁带盘式录音机小一点。我还帮爹爹理过钢丝录音盘。印象中，钢丝录音带，或者应该叫“丝”，假使全乱了，基本上理不好。

记得钢丝录音机，是因为爹爹一边弄，一边讲有趣的事。爹爹讲，他第一次看到钢丝录音机，是赵元任拿出来“显摆”。爹爹听力记忆相当好，就学给我听，赵元任录一段话，正过来放，再倒过来放。

爹爹还真的倒过来讲英文。小辰光耳朵灵，虽然不大懂英文，说不定反而客观。因为，脑子里没有习惯性的“正道”，当裁判思路不受干扰。反正就听有啥音，排列能不能对得起来。小人嘛，要是能捉到大人有错，用上海通俗说法：勿要太神气噢（很得意）。

岔开去讲个小插曲：我是先识五线谱后识字的，爹爹教我弹钢琴。实际上他就带我入门，让我自己学。不过我弹的辰光，爹爹不离开房间，要么编唱词跟我对唱，要么坐在旁边看书。有一次，爹爹眼睛盯在书上，一没看琴谱，二没看琴键，突然指出我弹错一个音。我哪能服气，强词夺理。姆妈在房间外面听了好笑，熬不牢跑进来，用上海话“请教”一对父女：哎，我倒听糊涂了，倷两个人，到底啥人教啥人啊？

再回到岔开去的前头，反正，假使句子短，正读反读对不对，还是听得出来的。大约摸听起来，爹爹没骗我。

那时候，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还只有蜡筒录音机。爹爹是语音室助教，帮刘半农 忙。赵元任从国外带回来钢丝录音机，算是先进设备。赵元任让大家试，别的人文科出身，不敢碰“高级”机器。沈仲章考进北大是读物理的，就带头试，当场就会了，还蛮得意。后来接触的技术复杂了，回想起来实在是“小儿科”。

接下来，就讲帮人家录音。有时，专业机构的人作为项目采访民间音乐家，录了音带回去，一放声音不理想，或者漏了重要的人，漏了重要的曲目，就来寻沈仲章，能不能想办法补救。从前，国家机构经费不足，假使“成果”已经报出去，更加不好再申请了。还有，懂音乐的人不一定懂技术，反过来也一样。正好沈仲章全晓得，又愿意贴资金，也绝对不要名。

不但帮忙录音，有的民间音乐家经济困难，爹爹干脆就接济人家生活。音乐研究机构有几个人，年轻时跟沈仲章的都是刘天华 的学生，是非常熟的朋友，晓得沈仲章为人。或开门见山、转弯抹角提出要求。爹爹晓得有这种需要，自己再寻机会主动帮人。

除了请到家里来录音，爹爹还走出去，到全国各地，带录音机、照相机，还带电影机。爹爹有部小电影机，比电影厂拍电影的机器小一号。走得比较大的一圈是1956年，爹爹去西南采录古琴、宗教音乐等，是受北京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古琴家所托。

当时爹爹先到北京去参加音乐周 ，有通知不要早走，最后一天中央领导接见，后来听说是最高领导。但是爹爹讲我另有任务，坚持要先离开。郑振铎是沈仲章的老朋友，问明白啥任务，就讲，我给你个名分。爹爹马上回答，我就是不要名分，有了做不成事。

这次外出有较多故事，另外讲，专门讲。

再讲摄影，与音乐有关的除了拍人物、演出，还有就是拍古乐器、古乐谱。爹爹帮音乐研究机构、编百科词典的机构，拍大小忽雷 、拍古琴、拍稀有琴谱、拍少见的民间乐器等等。全是义务的，少数机构要付费，爹爹就拿印照片发票，几角几分，一块两块，向对方报销，就算两清了。

帮人家拍照的范围，应该比录音广得多。照相机挂在身上，需要就拍，数也数不清的。现在听来也不稀奇，人人拿出手机就拍。但那个年代，有照相机的人不多。比较专业性的是帮机构翻拍珍贵图片、古籍、拓片之类的。爹爹有几种专用架子，角度全要试过调节好。如果利用日光，好像选时段也有讲究。爹爹讲解过，可惜我记不清。

我现在闭起眼睛，回想爹爹摆弄这些架子的形象，一点也不像一个“读书人”，倒像是一个做手工的人。我这样讲是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喜欢看书，爹爹带我去认得的忘年交，大多数是读书人。所以我一想到爹爹这一辈人，脑子里浮出的总体形象是“读书人”。爹爹也喜欢读书，也是我的忘年交，是我的知音，这个题目另外再讲。

继续讲摄影，爹爹有各种各样照明用具。我不到10岁时（10岁后那间屋子封了），爹爹会让我跟他走进一间平常关起来的房间。开红外线灯，给我暖手。开紫外线灯，叫我别用眼睛看，把头发扒开“晒晒”照不到阳光的地方。按现在的理论，大概也不太好，不过就几分钟，说不定只有半分钟，小人只晓得稀奇，记不清长度。

还有各种闪光灯、反光板、滤色镜啥的。爹爹替人拍静物，常常要“差”子女举闪光灯、反光板。闪光可以联动，照相机快门一揿，几只闪光灯从不同角度一起亮。现在大概不稀奇了，那时候不普遍。我读大学期间跟同学讲过一次，人家以为我吹牛。还好，我从小到大不习惯对人说家里事，否则就麻烦了。爹爹的稀奇事，老早的、后来的，太多了。

应该在1949年前，爹爹已经认得傅雷了，施蛰存等都是共同的朋友。新中国成立后，爹爹的一个好朋友去给傅雷翻拍原著插图，爹爹一起去，更加熟了。

傅雷家的昙花要开了，就叫沈仲章去拍。那次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等爹爹给我讲故事，等到快半夜，不情愿地睡着了。结果，爹爹第二天早上才回来，兴奋地大讲昙花如何如何好看，一点也没照顾女儿的感情。

傅雷家的珍贵玫瑰品种养在盆里，也会让沈仲章带回来拍。那几盆花在我家放了几天或者几个礼拜，爹爹换采光，换背景，用各种方式拍，我们全家都帮忙，印象也蛮深。

帮傅雷拍花，以彩色照片为主，我进暗房帮过忙。爹爹大概老早就开始弄彩色摄影了，我看到过一封信，大概1948年或者更加早，写信的人问亚贡（爹爹别号）：彩色照片印出来了没有？武康大楼外景应该还有少量彩色底片，要等我有空找出来，就是色彩全褪掉了。

前面讲到拍电影，提到1956年西南采风。结果爹爹走到昆明，又被北京古琴家用电报召回，要沈仲章带电影机陪他去湖南视察。叫沈仲章做事是可以这样讲的：你多买点电影胶片。那时啥都缺，爹爹北京买了不够，再回上海买。

那次是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视察活动，沈从文也去，大概再出发已经是1957年。到湖南以后，旅费大概公家的，因为要公家安排集体行动。电影机自备么，电影胶片跟采购自备材料的费用大概也就应该自己出了。费用爹爹不会在乎，没仔细讲，我也没兴趣问。

这样的事父亲经常做，讲不完的。提倡学雷锋的时候，姆妈就笑爹爹是“资本家雷锋”。

讲起资本家，我不晓得划成分到底用啥标准。如果按照有多少股票，爹爹是资产阶级。如果按照是不是当老板，那么爹爹当资本家的过程，听起来又有点特别。每当读到报纸上或者听到小囡提到，“解放前的资本家”如何如何，姆妈就笑爹爹是“解放后的资本家”。

新中国成立好几年以后，大概都快要公私合营了，上海有家照相器材商店，老板过世了或者出国了。那些年还是有人能够出去的。那家店大概才三个店员，可能爹爹有股份，可能因为听说沈仲章心好，店员就跑到武康大楼我家来，对沈先生讲：店里没老板就要关门，阿拉就要失业。沈先生侬只要挂名当老板，别的阿拉来做。爹爹就同意了。

公私合营后，不晓得是马上还是后来合并调整，那家小店并入冠龙。再讲定工资，单位里开会，定沈仲章月薪三百块。爹爹就讲：我勿天天来上班，勿应该拿工资，给我六十块，作为车马费，意思意思就可以了。

1957年反右运动，没人想到沈仲章。这辰光，爹爹的书生气冒出来了。爹爹算音乐家协会的，一般来说，文艺界难免为名利弄出一点不开心，但是这个沈仲章又让名又让利，人缘好。爹爹先去问音协，要不要来开会。人家哼哼哈哈不接口，故意放过沈仲章。对比傅雷，本来也是自由职业，还是没逃过。

爹爹虽然从来不会存心去批评人，而且还常常帮人家化开僵局，避开难堪，但既然沈仲章做事跟别人常常不一样，讲话也会不一样。假使开会一开口，就难保了。我也晓得，爹爹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人。他做事十分认真，讲话相当风趣。

确实，爹爹讲的话常常跟人家不一样。碰到小囡看啥看得太了不起了，爹爹还会“泼冷水”。爹爹本意是善意提醒，希望冷静一点。因此，他可能对别人也会这样。但假使别人按字面理解，或者朝另外一个方向扭一扭，就容易扣上“右派”帽子。还有，爹爹重情义，肯代人受过，现在流行说法是替人“背锅”。这样一想，我倒后怕起来了，还好，还好。

爹爹去音协的辰光，大概反右的风头已经过去了。爹爹是去问，自己是不是漏网右派。音协不审查么，爹爹又跑到冠龙。冠龙的人明白老沈是个好人，审查之后，发现了一个漏网劳动力。宣布结果：你不是右派，但不劳而获可耻，应该天天来上班。

从此，爹爹做起了营业员。若填履历，“营业员”是爹爹新中国成立后名正言顺的“工作”。但是，没人想到老沈是全劳力了，应该获得月薪三百块。一直到1965年爹爹退休，还是60块。退休工资打折，36块6角。

本来是无所谓的，但一年后运动就开始了，定息存款全部冻结，连姆妈结婚前的积蓄也抄家抄去了。我家五个人，开始就靠爹爹的36块6角退休工资。

我家最穷的时期是我管账。小学四年级教珠算，爹爹就叫我学记账。从前要人去领工资，常常是我到南京路冠龙去，到楼上办公室去领，钞票角子当面点清。姆妈呢？因为街道生产组看中我家缝纫机，就叫她去缝纫组上班。这样讲起来，姆妈工资也有十几块，记不清从啥辰光开始的。反正最最头上，只有爹爹的退休金。

大概爹爹算有退休劳保，家里其他人看医生全要自费。哥哥从小严重气喘，经常要送急诊。本来爹爹姆妈请人从国外买进口药，转转弯弯带进来，到了六七十年代当然不可能了。气喘发起来，进医院打针、接氧气、吊葡萄糖，还有住院费……哪能吃得消？连急诊挂号费还想省一省，能熬一熬就挂门诊。大概门诊一角，急诊要贵一点。哪能办呢？

爹爹在冠龙也人缘好，单位里的人大部分是同情我家的。主动出主意，抄家物资将来总归要还的，叫老沈写申请，要求补助。补助费从哪里来呢？就到抄家存款里去拿。虽然原来是我家的，但手续还是规规矩矩的，申请要有理由，单位头头还要开会讨论批准。

啥理由呢？我家除了哥哥生病，我小毛小病不断。爹爹有心脏病，不晓得劳保啥规矩，反正有的费用要自己出。开头是爹爹自己去申请补助，后来他叫我去代办，每次要等几个钟头。有时给几十块，有时可以给一两百块。

数目记不大清了，倒是记得，每次领回来，爹爹叫我给他一部分，不要放到家里账上。爹爹留“私房钱”做啥？他讲：我家可以申请补助，有的人没地方申请补助，要留一点帮别人。

前头是讲帮人做事既出力也出钱，爹爹专门出资帮人的事也多得数不清。我发过两篇文章，一篇讲爹爹捐给故宫一卷宋代米友仁的画 。（差不多同一年，可能晚一点，爹爹还捐了一幅元代黄公望的画。这桩事的过程我还没研究，但苏州电视台有节目讲过，可以参考。）第二篇是前一篇的继续，讲有封信记录，沈仲章除了向故宫捐画，还向考古研究所、音乐研究机构和苏州文管会捐资金。已经有文章了，就不重复了。

爹爹资助私人、向公家捐赠物品或者资金，又是一个可以专门讲的方面。爹爹资助呢，一般也是尽量支持当时不受重视、申请不到经费的个人、团体、机构、项目、事业。支持想要学习的年轻人，还有就是几乎到了最后一代，必须及时抢救的传统音乐、民间艺术等等。比如，当时古琴不受重视，爹爹认为必须及时抢救。出了不少力气和资金……这些都说来话长，先放一放。

通过回答“工作”，讲爹爹“做事”，我总算想通：沈仲章是做事的人，只要事情做好了，何必讲是自己做的？不讲，不出名，他还可以继续做事。正像爹爹讲的：“一有名分地位，就麻烦了，我就不能做事了。”现在，爹爹已经不需要做事了，记录他做事的过程，是我应该做的事。

问 ：当时的生活状况如何？

答 ：家庭生活以及爹爹个人的生活习惯，都有可以讲的。

如果说社交，那么我家可以说是个大客厅，不是沈家一家的历史，到我家来的人各行各业，全国各地，还有海外。

来人常常跟工作分不开，随便举个例子：古琴界聚会，还有“上海之春” 演出的有些排练，都是在我家进行的。小人读小学之前，还不大晓得怕难为情。爹爹叫我在家里为他们报幕，让他们有现场感。后来有人讲小姑娘不错啊，有一两次正式演出，干脆叫我上台报幕。

再往生活方面、私人来往方面想。有一段辰光，差不多天天夜里，有人来喝咖啡。我稍许大一点看了民国年代文字再回想，大概就是所谓“沙龙”。不同圈子的人分批来，轮流来。

平常，爹爹姆妈也会让子女尝尝咖啡，当然是早上。不晓得为啥，夜里的咖啡闻起来特别香，吸引小人想挤进大人堆里去。爹爹姆妈对子女蛮平等，没啥东不许西不许的硬性规定，主要靠引导。有意思的倒是，大人们夜里到我家来喝咖啡，客人“教训”沈家小囡，喝咖啡睡不着觉，客客气气地把我们“引导”出客厅。

我还记得“训”我的人当中一个，是陈传熙 ，上海电影乐团指挥。后来我长到十几岁，陈传熙跟他夫人邵乃偲都是我的忘年交。尤其邵乃偲，把她家藏的翻译小说，一本一本偷偷拿给我看。还对我说：“我连儿子也不给看。”结果她儿子正好进门听到，接口说：“我早就偷出来自己看了。”邵乃偲是邵飘萍 二女儿，一口京腔，非常好听，我和她家人说普通话。

喝咖啡是预先约好的，每批人不多，像是算好人头的。现在想，大概是爹爹弄到进口咖啡，分量有限，所以客人不让小人挤进来。

另外，爹爹经常事先不计划，就开口留人“吃便饭”。客人总归要客气几句，爹爹就讲：便当的便当的，邵嫣贞烧菜快来西。那么姆妈急煞了，老早不用冰箱，天天早上买菜是算好一天分量的。姆妈医护人员出身，特别讲究卫生，不喜欢留剩菜的。偏偏姆妈总能够急中生智，弄出一桌蛮像样的菜来。那么爹爹真的当作是便当的，老毛病不改。

1960年代后半期，大家不敢来往。我跟姐姐两个人轮流做家务，后来姐姐下乡，家里我烧饭。早上买五分洋钿 青菜，换花样么，四分洋钿豆腐，或者三分洋钿冬瓜。因为没人来“吃便饭”，所以我当家蛮好当。

再后来，老朋友又慢慢走动了。因为我家住房压缩，又是里弄的专政对象，我们往外跑多一点。爹爹介绍我认识的忘年交，如果没受太大冲击，看我是少年，长得比较瘦，碰到家里有好吃的，就招呼我一起吃，想起来感动。

改革开放后，来我家的人又多起来了，虽然不能在我家开会，但是来寻爹爹帮忙解决问题的人不断。吃便饭当然也常常有，再到后来我家有冰箱了。

问 ：你们住在武康大楼感觉如何？对内部的装修有什么改动么？

答 ：三个小囡我最小，哥哥亚宁比我大六岁，姐姐亚馨比我大五岁。武康大楼602室是我跟姐姐出国前的家。姐姐生在家里，就生在爹爹姆妈的大床上。我生在一家私人医院里，叫孙克基医院。算起来到现在，我跟姐姐一生中，大概也是住在武康大楼的时间最长。

爹爹过世一年多，哥哥过世。可以讲，哥哥一辈子住在武康大楼，除了刚出生头一两个月没搬进来，还有结婚头一年住出去。爹爹过世后，他跟嫂嫂又常常住回来。哥哥过世后，我侄子也经常住在武康大楼，跟好婆 非常亲。

总的来讲，对大楼的感情深，记忆多，讲不完。

问 ：对这栋楼的历史有所了解么？

答 ：爹爹向来对历史地理感兴趣。他喜欢查资料，中文的、外文的，又喜欢到处跑，还喜欢去问人家，不管啥阶层的人全谈得来。他跟我讲过大楼历史，不过我不上心，记不牢。现在看外头传的武康大楼历史、掌故，只要是老的，我记事前的，好像爹爹或多或少提起过。

问 ：与周围的邻居有来往么？

答 ：我生出来之前，大楼邻居可能洋派人家多一点。哥哥姐姐提起有家姓王的，家里养了两只德国大狼狗。好像住四楼，经常跟我家来往。小囡总归喜欢动物的，可惜哥哥有哮喘，姆妈怕养狗养猫引起过敏，就养了两只“蜡子”鸟，爹爹说相当聪明。

从我懵懵懂懂认得人开始，大楼里好像是干部家庭多。我上小学以前，自己会去敲门的邻居，只记得600号跟601室两家。不晓得为啥，我习惯讲“六百号”“六〇一室”“六〇二室”，不讲“六〇〇室”“六百零一号”“六百零二号”。

我家的铁拖，就是抛光打蜡地板用的，算是我家交际最广的成员，称得上“外交特使”。大楼里每一层楼，至少有一家用过我家的铁拖。常常是第一家来借铁拖的邻居，跟我家有点认得。结果几个月不还，我家要用了去问，第一家讲另一家借走了，再去那家，又再指另一家。

记得有一次，我真的跑遍每一层楼。还不是一层一层按顺序跑，比方，六楼的人讲七楼，七楼讲四楼，四楼讲一楼，一楼讲二楼，二楼讲五楼，五楼讲三楼……同一层隔壁指隔壁的也有，每层楼还不止跑一次，比方三楼又讲四楼。顺序不一定这样，反正我上上下下来回跑。

姆妈肯定就算了，我小，发起兴来跟踪追击。我体质弱，第一天跑不动了。想想铁拖不应该出大楼，第二天第三天再问，结果还没追到。大概最后的那家人家，已经弄不清铁拖来源了。总不见得拖着铁拖一楼一楼问，因此没办法还。后来晓得是我家的，就拿来还了。

要讲同楼邻居，像半邻半友一样走动的，大概还是资产阶级跟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小囡全比我大，所以我不大熟悉。邻居走动跟朋友不一样的，好像不会请吃饭。邻居大人来，一般就是来通个气，讲一桩事，马上就走了。小人来往算小朋友，又跟邻居不一样了。

爹爹接触过电影与戏剧界，所以跟楼里这方面的人，也算有一点点认得，我记不清具体名字。反正越是前辈，越有可能认得沈仲章。大概郑君里、吴茵两个人当中，爹爹至少认得一位，甚至两位。主要是有共同朋友，在大楼外面有机会碰到。爹爹轻描淡写提过，不太详细。我只能根据非常模糊的记忆，讲大约摸情况：小圈聚会场合，双方先聊老早，一讲，噢，原来……曾经……再聊现在，一讲，噢，原来住在楼上楼下啊！

大概聚会结束不久，有过礼节性拜访。后来，偶然代朋友传达消息。再后来，就淡下来了。我猜，文艺界里一次次思想改造，不断开会互相批评，蛮多人不大敢再跟有点搭界文艺的人来往了，免得一聊老早，一不当心，带出啥不应该讲的事情来。

爹爹最早接触演艺界，只有十几岁。爹爹在上海一家洋行当学徒，几个少年组织一个剧团。周末到各种小广场去演文明戏，春节放假还到团员的外地老家去演戏。爹爹离开上海去读唐山大学以前，曾经跟辛汉文 是好朋友。两个人有空就去电影厂，其中一家好像叫明星电影厂。去看人家排练，东帮忙，西帮忙，当当临时群众演员。

爹爹提起有个电影叫《张新生》 ，是根据当时真实新闻拍的。据说场面太恐怖，后来不许放映了。大概是张石川导演的，爹爹应该有镜头。张石川的遗孀住得不远，就在淮海西路登云公寓 。爹爹跟她有往来，但大概不勤。

爹爹去当学徒前，小学五年级只读了一半。几年后，爹爹直接报考大学。那年碰巧，唐山大学出考卷，只考动脑筋解决问题，不管公式不公式，居然让沈仲章混过分数线。出题的教授哪能想得到，考生当中有一个胆子大的人，一天中学也没读过。本来是想招不死读书的学生，结果招进一个没读书的学徒。

等到爹爹去上大学了，教课的老师又哪能想得到，新生当中有一个啥也不懂的人，几何、代数、物理、化学一样也没学过。课程设计是针对中学毕业生的，小学没毕业的沈仲章哪能吃得消。头两趟考试不及格，差一点被开除。爹爹拼命补，大概就是现在讲的恶补，总算补考过关。老早是公布成绩排名的，第一年沈仲章从最后一点一点朝前跑，第二年就跑到前头去了。但从总体上讲，爹爹进唐山大学头两年读书十分紧张，课外活动比较少。

第三年，爹爹跟几个好朋友领头闹学潮，那么真的被校方公告开除。结果教授们不同意，要保读书好的学生，保了沈仲章。但爹爹已经转考北平大学，录取了，就走了。进北大后觉得功课太轻松，参加了一个学生剧团。当时北京有好几个学生剧团，互相支持鼓励。剧团一般是大学生或者大学毕业生当主导，中学生可以参加。蓝马 跟着姐姐来帮忙，是沈仲章推他上台的。其他剧团“老一辈”发现新秀像白杨、张瑞芳，也会叫沈仲章去评价、去指点。他们认为沈仲章算专业的，因为爹爹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读过编导专业，有文凭的。后来爹爹在香港，跟各界关系不错。张瑞芳早期的男友来演出，也找沈仲章安排。

按爹爹性格，人家出名了，他就躲开了。跟爹爹比较熟的人大部分在北京，爹爹在北京朋友相当多，每次去不可能去看望所有认得的人。名演员、名导演肯定忙得不得了，就越来越疏远了。同楼名人本来就不熟，有点认得不等于必须来往。至于不住武康大楼的各种演员，来我家应该是一直有的。60年代前肯定蛮多，但是我太小，我家客人又太多，所以弄不清。

到了70年代，我人大点了，家里房子缩到一间。有人来，不特意去看也看得到；有人讲话，不用心去听也听得到。印象比较深的是周刍 跟林默予 ，来上海一定会来看沈仲章。当时两个人不算特别出名，后来听说林默予扮演《红楼梦》里的贾母，名声响了。不过我已经出国了，到现在还没看过那个电视剧。我模模糊糊有印象，有次周刍、林默予来我家，临走讲要去大楼里拜访另外一位演员，拉爹爹一道去，讲那个演员认得沈仲章。我已经记不得是哪一位，也记不得爹爹最后是不是跟他们去了。

其实，要讲邻居往来，大概要看女主人。少数几家邻居太太，应该全是比较早就住进来的，家里煤气炉跟我家一样，都是原装，下头有一只大烤箱。她们有辰光会到我家来，跟姆妈交流烘烤西式点心的经验，分享新出炉的样品。假使小囡正好在旁边，就当品尝师。饭吃隔灶香，人家做的点心特别好吃。几年前跟我小学同学重新联系，原来全是住在大楼里的，她们记得我姆妈给她们做西式点心吃，也讲好吃。

600号张医生的太太烤点心花样多，姆妈会去请教。有辰光姆妈试新花样，也会叫我送一点过去。好像烘烤点心不难，面包反而难，外头一层皮总归太硬。有一趟，张家大哥哥，应该是张家小儿子，不过比我要大十岁左右，我叫他“张家大哥哥”，兴冲冲地跑到我家来，报告烤面包试验成功了。他在烤箱里放一盘水，不断冒蒸汽，保持一定湿度，皮就不硬了。我对厨房里的事不上心，方法记不准。

张家搬走以后，好像不大回来，但张沈两家还保持联系。我嬷嬷，就是姆妈的姐姐生白内障，是张家姐姐开的刀。爹爹有个老朋友的女儿是舞蹈演员，视网膜剥离，也是爹爹去托张家姐姐做手术。我上大学时，有盘卡式录音带夹带。爹爹讲张家儿子会修，我就自己去求张家大哥哥。他跟我讲西洋歌剧，我回来告诉爹爹，爹爹就唱起来了。爹爹学过男高音，跟意大利声乐教师学过美声唱法。

601周家当然最近。你们已经采访了，我就不讲了。十多年前我突然发兴，一口气写了一串童年回忆，有一段是601巧云阿姨，就是周家的保姆。

大跃进，里弄办食堂，叫姆妈去帮忙。周家沈家上班的上班，上课的上课。601就剩保姆，602就剩我。三岁以上才可以进幼儿园小班，我两岁。每天有一段辰光，食堂工作人员不好带小囡去。姆妈告诉我，有需要可以去敲601的门，寻巧云阿姨，这是我最早一个人去邻居家里。1966年后，巧云阿姨回乡了。好几年后，来上海看过601老东家。我家请巧云阿姨吃了一顿饭，可能算点心，但姆妈一道一道上了好几道。全家正正经经围桌坐好，招待远方来客。巧云阿姨一个一个沈家小囡看过来，讲我们小辰光哪能哪能。

605对着我家前门，住过苏联专家。姐姐讲两家合用过保姆，爹爹拍过两个洋小囡的照片。我只记得一个苏联老太太，用俄文骂一群到她家门口捣蛋的小鬼头。

再讲小邻居。十岁以前，我不跟同楼小朋友玩。跟我同班的同楼同学当中，干部子女要比出身不好的多好几倍。上课没啥机会交谈，回楼除了参加老师安排的课外小组，平常我在家跟书“玩”。爹爹姆妈并没叫我勿要出去，小邻居也没排斥我，主要还是因为我喜欢在家看书。记得六楼走廊有人跳橡皮筋，我去过几趟，是我自己跳不动，缩回来看书。

10岁时，学生分成“红五类”跟“黑五类”，马上扩大到“黑七类”包括资本家。当时还没大片打倒走资派，干部子女全算“红”的。我是“黑”的，没资格当红小兵，但开始有同楼“红”的小朋友了。奇怪了，“红”与“黑”是阶级敌人，哪能反而成朋友了呢？有个戏剧性的转折，发生在学校里。四年级刚刚开学，全班学生10岁。教室里没老师，红小兵要闹革命。革命的对象哪里来呢？就地选拔，班级里有“黑七类”同学。哪能革命呢？打。

我就坐在座位上，趴在课桌上，用手臂保护头。一群男小囡用棒头打我，记得打到腰部特别痛。后来因为其他“黑七类”都被打哭了，就是我一个人不哭，所以全部围过来，专打我一个人。最后，大概有人来管了，或者他们打不动了，反正停了。我还是没哭，站起来准备走了。

迎面走过来六个女生，其中一个讲了一句给我印象极深的话：“从来没见过这么勇敢的女孩，我们要和你做朋友。”六个女生全是武康大楼的，父母都是干部。我们七个女生从此以后，一直到中学毕业，上学结队，放学串门。我也从此开始，才走进大楼里干部子女的家。

我在学校被打，没告诉家里人。爹爹在外被打，也没对我讲，有辰光我会看出有点不对头。爹爹要监督劳动，我自觉去二楼花园，陪牛鬼蛇神们用烂泥做砖头。只去过几次，因为那几天爹爹早上起来，捂着心口，蛮难过的样子，我怕他心脏病发作。

我去的时候，好像只有我一个“可教育好的子女”。后来听同学讲，她们也做过砖头，当然不是监督劳动，而是备战任务。我倒不记得这事，或者为“我军”备战的光荣任务轮不上还没教育好的“可教育好的子女”。

讲到“我军”，有段更加早的记忆。大概我两三岁的辰光，四楼到七楼的学龄儿童组织了两支“军队”，哥哥刚刚够格“参军”。战场是从六楼往上走的楼梯，正好对着602后门。我就通过钥匙洞看“打仗”，还帮“我军”拾过“子弹”。这批邻居大概老早搬走了，姐姐都不记得了。再讲，他们也不叫女小囡上阵。

林江鸿常来找我哥哥沈亚宁，常来我家，见到人听到名字我应该认得出，但不记得跟他说过话，因为林江鸿高我两三个年级。那时同班男生女生交谈也是犯戒，更不要说跨年级了。我还记得五十多年前有两件小事。

一件事约发生在1966年秋，林江鸿结识我哥哥不久。哥哥转述林江鸿如是对他说：（先前）你妹妹在她班级当班长，每天站在讲台边，一本正经喊“立正”。我看着不顺眼，有次就踢了她一脚。另一件事应该发生在1973年前。林江鸿和他弟弟弄到几只小猫宝宝，装在一个盒子里，拿到我家来。说他家大人不让养，要寄放在我家。那时我家还是独门独户，就让他俩把小猫放在厨房一个角落。林家兄弟十几岁，没有养小宝宝的经验。姆妈为小猫着急，说要饿死了。妈妈每次打蛋，让小猫舔蛋壳里残留的蛋白。熬薄米汤，吹凉，让小猫喝。小猫大点了，能吃厚一点的东西了，也需要更多营养了。熬粥最面上的那层，上海话叫“粥凝汤”，我自编说法是“粥奶油”，本来妈妈是留给小女儿我的，就成了小猫的了。

上面讲的，我零零碎碎写过回忆。以后寻出来，现在就不多讲了。到我开始写爹爹以后，觉得爹爹的故事对历史重要，就不特意去回想自己的经历了。

1960年代后半期，扫地出门到一楼，不是独门独户。我家两间，另外一间是个沪剧演员，叫乐小青，爹爹讲曾经蛮出名。虽然邻居辰光非常短，大概我有老人缘，老太太捉牢我，要我听她唱戏说戏，看她走台步摆身段。记得她单身一个人，没亲戚朋友来看她。

国内老朋友新朋友告诉我，叫我写写大楼故事。我就计划，要先写我不写就可能没人写的人，想到了乐小青。问题是我脑子里有不少人要写，写不过来。我写爹爹也是因为他的事我不写出来，大概没别人会写。写爹爹也写不过来，矛盾。

60年代末期搬进我家公寓的有两家邻居。一家跟我家关系相当好，等有机会征求他们意见后再讲。另一家摆出强势作风，欺负爹爹姆妈。姆妈被吓得心惊肉跳，爹爹非常难受。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想去多想，但确实是爹爹姆妈晚年一段不愉快的经历。

问 ：对内部的装修有什么改动么？

答 ：关于“装修”改动，“装修”带引号，我又去问了姐姐，她有更加准确的记忆。核证对比记忆，对口述研究有用。我讲的在前面，姐姐的补充更正加在后面。

602室四间房间里，三间朝南。当中一间带阳台，先前是小囡活动间。因为哥哥气喘，天热好一点，天冷容易发作，所以那间房间装过火炉，用煤饼。我倒也讲不出啥样子，低低的，可以放只水壶烧水。记得上头有铅皮做的管道，先横过来一小段，再笔笔直上去；靠近天花板，九十度打弯，烟囱通到外头，我猜墙上要钻洞。姐姐讲，烟囱从天窗通出去。高处有扇小窗留个空当给管道，周围再用像锡纸差不多的材料封起来。烟囱冬天装，夏天拆。请专业工匠来弄清爽，检查密封不密封。否则积灰太多，冒出去的烟不清爽，外头的墙壁要熏黑的。铅皮管道旧了，接口也会有松动。所以差不多每一年，管道是重做的。

我最早认得房管处的一个员工，就是因为他带工匠来，跟姆妈商量买多少材料，重新做烟囱。六十年代中期，就“养”不起火炉了。

卫生间装了一只“炮仗炉子”，浴缸的龙头可以放热水。还有小朋友记得1966年来我家里洗过澡，我姆妈给她们一个一个烧热水。姐姐补充：炮仗炉子装在浴室里面，又烧热水又提高室内气温。后来，因为一家变三家，浴室地方不够用，就拆了。

大楼原来家家有“水汀”，就是热气管，北方可能叫“暖气片”。我家每间房间的水汀都有薄木板做的罩子，或者叫架子，上面可以放东西，木板上有镂空花式。姐姐补充道：是量好尺寸请木匠做的，活动的，不会损坏房子的。应该讲，主要作用是保护水汀。她小辰光，大楼是用水汀统一供应暖气的。听她一讲，我好像也有一点印象。

602室靠东面的两间，一南一北是套间。两间房间各有通向内走廊的单扇小门，南北两间直统统，当中走得通。大楼里同样布局的公寓，套间当中装法式双开玻璃门。据姐姐讲，大楼每室款式不同，602南北套间没装双开玻璃门。因为，南北套间属于我家的时候，门框的颜色、木料、边纹装饰等，全部跟整套公寓的其他门框窗框一式一样，是原装，门框上没有任何痕迹，像装过门或者啥。

爹爹最得意的带引号的“装修”，就是为门框定做隔声板。隔声板是一套，另外几块是为窗框定做的。原有建筑结构是一点不动的，爹爹设计的隔声板是“活动”的，不用的辰光可以拿下来。而且装上去不用钉子，大小计算要刚刚好，利用木板的弹性，一点一点用“巧劲”，慢慢地嵌进门框窗框，“密缝”（“巧劲”“密缝”全是爹爹用词，上海话）。完全不透光，有一块就是暗房用的。应该讲，暗房用的是隔光板，大概单层就够了。

录音间用的隔声板都是夹层，爹爹自己设计。如何拼接，如何隔层，总重量、各部分的材料等等，全有讲究的。爹爹量好门框窗框的尺寸，买好材料，再请手巧心细的木匠来做。爹爹跟木匠又像朋友又像同事，每做到一个阶段，两个人一道检查，事先的设计合不合实际情况，理想的要求能不能达到。

最大的一块隔声板，就是按照南北套间当中门框大小定做的。高214厘米，宽200厘米，是夹层，外面厚度7—8厘米。嵌进门框的隔声板嘛，当然是落地的。每次装好之后，既不需要用钉子，也不需要挡家具，但就是成年人拿隔声板当墙壁靠，板也不会倒。

革命运动期间，南北套间里的物品、家具都抄走了，隔声板留下来了。后来，全公寓四大间，房管所收走了三间，包括南北套间。当时，核对室内公物设施明细记录，查明隔声板不是原装的，也不是公家改装的。房管所讲，房间将来会还给你家的，木板可以留在里面。

房管所的人来我家，保证“不搬人进来”。我亲耳听到，这点确定无疑。我常替家里办事，但似乎没去过房管所。猜想：大概母亲领取了她劳动所获，就直接去缴付房租？这点记不清。所以我也记不清，我管的账上有无母亲工资这项收入。但能肯定，母亲会全数奉献于家用。哪怕留开，也是以备家里不时之需。父亲胳膊会往外拐，常先顾人家后顾自家。

后来形势变了，房管所派人来，指挥我家搬走隔声板，腾地方给新住户，而且不许放在公用的内走廊。最大一块隔声板面积四个多平方米，假使放进我家大房间，五个人转身就困难了。房管所的人讲，放小房间。爹爹为隔声板花了不少心血，希望将来还能再派用场，就照办了。

小房间离厨房近，打扫厨房会用水拖地板。爹爹怕水从门底下渗进小房间，木板受潮变形，所以，隔声板竖放，底部隔空，不贴地。爹爹还关照，搬动旁边家具要当心，勿要让尖角碰撞隔声板。当时，到我家的亲眷朋友多起来了。晓得我家经济紧张，有人建议，木料紧缺，拿隔声板转让出去，应该会值点钞票。爹爹根本不考虑。

再后来，那家强势邻居搬进了602室。强邻来看房子时，看到过大木板。他家与房管所某些人员有特殊关系，就找房管所的人一起来，撬开我家小房间，自说自话拿走了。结果，隔声板成了强邻私家木料，我家人再也没见到过，据说早就四分五裂了。

以上对事不对人，并不想指责任何个人。但假使跳过隔声板不讲，沈仲章人生经历就缺了一个小角。从某种意义上，隔声板不仅仅是沈仲章人生的一个小角，也是在音乐资料历史中起过作用的一小组配角，可能作用不小。我不会定义，用词不一定准确，只是大概的意思。

要是隔声板完整保留下来，是独此一套的文物。想想可惜，想想心痛。再往回想，心痛是爹爹传给我的。

爹爹一生接触的木板成千上万。他11岁到祥泰木行 学生意，后几年就在木板厂，直到十八岁考上大学。抗战后期，因为懂木材性能（大概接近“精通”），帮老朋友吴羹梅 等办中国自己的铅笔厂，到乡下一根一根采购木头，割成木板。每次爹爹拿到佣金，就到处接济朋友。办厂的朋友讲资金不够，劝沈仲章留一部分佣金作为股份。就这样，爹爹才富起来。

沈仲章对身外之物向来不计较。落实政策非常困难。我为争取解决房子去北京找父辈老友，有的是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在政协中位置不低。（比如孙晓村，曾任政协副秘书长。我父母刚成婚时找不到住房，孙家夫妇就招沈家夫妇去合住一套公寓。我每次上京，是必定会拜访孙伯伯孙伯母的。）老伯们都要我劝父亲加入他们各自的党派，明言暗示凭沈仲章资历，足以获得一定头衔。有个名分，落实政策就可优先，也便于他们出面呼吁。但是，父亲说他无党无派。还说要入党就入共产党，但从来没申请。

爹爹一生设计的木工制品，他经常讲的有两大“得意之作”。一样是为偷运“居延汉简”特制的两只大木箱，另外一样就是武康大楼602室“沈仲章录音棚”的那一套隔声板。但爹爹在人生最后十几年，一直心痛隔声板的遭遇。

采访后记 ：

沈亚明是沈仲章的小女儿。抗日战争时期，沈仲章曾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国宝“居延汉简”。他也是音韵学和中国古琴方面的专家。由于他特殊的经历，他的故事不太为人知道。但百度上仍可以查到一些资料。他们全家从1950年入住武康大楼，1988年搬出，可以说大部分人生是在这里度过的。沈亚明的叙述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也看到了即使在“文革”这样晦暗的年代，一些平民百姓和干部子女仍然有是非标准，心存善念，能超越当时极左的政治划分关爱受害者。沈亚明最大的贡献是讲述了父亲在家里做隔声板的故事。谁能想到，武康大楼602室曾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第一家（或也是唯一一家）私人录音棚。 4NDFi7UWOPX8F+civUgiSHhChp83VpLFaK6benOobX8QWPIa1PZF5f9qusWthvy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