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94年2月15日，武康大楼以优秀近代建筑，被上海市政府公布为市建筑保护单位。那时，距这艘巨轮“登陆”恰好70年。除了居住者，一般的公众对这幢楼并没有什么印象。20世纪90年代，正是上海经济腾飞、土地再次开发、城市大变样的时代。此时，武康大楼旁立起了兴国大厦，西南方向1公里开外竖起了港汇恒隆广场，天际线重新改变，过去被称为“九层楼”（实为八层）的武康大楼从区域中最高楼变为矮楼。人们在拆除大量旧建筑时，想到了对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毕竟，这是城市历史的文脉，是现代建筑的典型，也是我们这座城市开放和多元的证明。这种意识的觉醒与同济大学阮仪三、伍江等一批专家学者的长期呼吁和建议是分不开的。而这种保护意识的深入人心，则得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一次大规模的对上海优秀历史保护建筑的修葺。其中包括内部维修、外墙清洗、统一安装空调架等。最可贵的是当时提出了修旧如旧的思想。许多大楼洗去沉年积尘后，仿佛恢复了最初的面貌。武康大楼也是在那之后开始声名远扬，游客纷至沓来，报纸杂志上各种介绍文章也开始层出不穷。
如果你打开1924年的上海地图，会发现武康大楼所处的这一片土地当时是荒芜清冷的。除了对面一栋假三层的花园别墅（建于1920年，现为宋庆龄故居），武康路上有少许私人住宅，周边几乎没什么房子。近百年来，它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武康大楼这艘登陆船泊在大上海后，是如何与这座东方都市融为一体的，人们更想知道其中的故事。
做这本口述史时，武康大楼里年纪最大的居民叫邵洛羊，浙江宁波人，2016年刚满100岁时过世。诺曼底公寓当年开工时，他只有7岁。若有儿时记忆，他可能还记得无轨电车从善钟路（今常熟路）哐当哐当驶来的声音，或者见过大楼拔地而起时的脚手架。他可能是诺曼底公寓“登陆”后，在那里居住时间最长的居民。他从小喜爱美术，1935年曾就读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系。那时，他们全家住在南市区的石库门房子里。1937年“七七事变”，邵参加了学生界抗日救亡运动，后又在一位同乡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据方志载，1949年5月25日，国民党宪兵九团五连上尉连长王如黎等二百余者，于汾阳路150号白崇禧公馆起义，九团三连及交警总队数者参与。领事者乃田云樵、邵洛羊（时做中共地下党策反事）。
武康大楼公共空间的窗户。
然后，据史料记载：上级派邵洛羊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在黎天才先生
陪同下驱车直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首次晤见秘书长茅以升
，向他说明党的政策，协商保护全市水电、公交的正常运行；保护档案等财产，静待人民政府的接管。而诺曼底公寓差不多也是在那时候作为敌产被政府接管的。
武康大楼侧边外墙及马路。
1945年抗战已经结束，法商破产，诺曼底公寓拍卖，孔祥熙的二女儿孔令伟将大楼买下，自己也住了进去，还在二楼建了花园、私人游泳池
。于是，这幢楼的产权实际归入孔祥熙名下。据说1948年蒋经国来上海“打老虎”，就居住在对面的中央信托局招待所（现为宋庆龄故居，一栋乳白色的花园洋房），观察孔祥熙一家的出入情况。而这栋洋房曾多次易主，原是来华经营内河航运的希腊籍船主鲍尔的别墅，后转给德国医生菲尔西里。1929年又为工商界人士朱博泉
购得。抗战胜利后，朱博泉被控有附逆之嫌疑，财产为国民政府没收。此房先由蒋纬国居住，后又为中央信托局招待所。1945年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因将莫利爱路（今香山路）29号寓所移赠国民政府，以作孙中山纪念地之用，且暂居的寓所较为简陋，根据蒋介石手谕，国民政府行政院将此屋拨归宋庆龄使用，产权亦归其所有。1949年宋庆龄从靖江路45号迁居此处，并在这里迎来了上海的解放。几乎所有被采访的武康大楼住户都会说起宋庆龄故居，他们在阳台或窗内可以看到对面的花园和花匠。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来上海看望宋庆龄，淮海路晚上就会熄灯，汽车直接拐进大门。将近一百年过去，这一高一低两栋西式楼房，遥相呼应，见证了中国近代以来的风云变幻，诉说着大时代的许多常人不知的故事。
网易博客上有一篇写武康大楼的日志体文章，署名“岁月如驰”。作者用半文半白的文字，惟妙惟肖地记录了武康大楼的旧事，并附有许多照片，想来一定也是久居楼内的住户。现摘几段如下，以对这幢楼有更多的了解：
汽车间顶为一花园，园中花草如积，北侧设喷水池，故所谓屋顶花园者，沪上30年代既有之。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乃去其壤土，并起一小屋，以为车库采光、通气之用。
解放后至上世纪70年代，淮海中路为国宾道，固有国宾来，是楼住户自可临窗观之。1972年，美基辛格到沪，时五楼有一太太，闻人呼：“来也！来也！”遂趋窗瞰睨，手中尚捉一奶瓶，不暇置之，讵料有人争睹，伏其背，瓶脱，坠楼下，幸未触人。旋缇骑至（皆衣便衣，䩧究不已，盖太太年八十有余，手既僵，且慈颜可掬，不类阶级敌人，既有其后辈具保证书，事乃寝）。
此间则为贴大字报之所。时大字报弥楹，住户争阅之，楼中亦恒有红卫兵隳突叫号，蒋铁如
（寓二楼，市府参事）忧危积心，乃奋袂攘襟，捉笔书就《我的大字报》，躬悬诸是。痛斥其乱，辞旨慷慨。姚姚（音，其父为工商业者，寓七楼）亦尝悬报于是。盖其名有“封资修”之嫌，故自易位“姚要武”，以示革命之志。奈楼中革命群众不允。骂曰：汝不过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岂欲于无产阶级斗狠哉？因命以“姚要改造”为名。姚气慑，受之。嗣凡悬报罪己，概署是名。
今入楼须蹑三级，首级（实为半级）者，乃“文革”时筑防空洞使然。时得“要准备打仗”之最高指示，事发是楼内廊地，深可一丈，工竣，则地高焉。彼二、三级者，20世纪50年代既如是。盖外高内低，故每遇大雨，大厅必遭淹浸，宛以半亩方塘，住户多恶之，惟孩童喜甚，赤足戏水，以为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