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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权力的交接与继承：怎样保证权力从一拨人手里顺利传到下一拨人手里不引发武装斗争。
在无风无浪的年代里，我们都忘了内战有多么恐怖，那种没心没肺的大屠杀是如何猝不及防地袭向我们。勒内·杰拉尔关于冲突中的孪生关系的寓言真是一语中的：两个党派之间实质性的分歧越少，他们彼此间的敌意就越是深刻。你们也可以回想一下丹尼尔·笛福关于英格兰宗教冲突的言论：国教追随者们发誓憎恨教皇信奉者和天主教会，根本不管教皇是个人还是匹马。
关于承祧问题，早期的解决办法看上去无疑具有专断性质：例如，统治者一俟死亡，其长子就是接掌权力的人。这种长子继承制的好处在于长子身份是独一无二的；坏处是这个长子也许并无统治的天赋。那些王国的编年史充斥着不称职的亲王们的故事，更不消说那些无法留下继承人的君王了。
从务实的角度来看，只要不使国家陷入内战，权力继承的方式是如何运作的并无多大关系。在当下体制中，会有若干（通常只是两个）候选者为了竞选领袖地位，把自己搁在选票上向国民大众推介，这只是极富创造性的头脑想出的妙招之一。然而，长子继承本身并不比民主选举高明或是愚蠢。权力更替方案本身不是问题，多数人的共识选择这一方案并容忍其结果才是关键。但是，处于民主时代即意味着生活在一个只有民主能成为主流并受到尊崇的时代。
在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周围的空气中有一股良好的气流震荡了一下，这股气流可不是来自我这儿，我再也没有那种能耐了，必定是从她那儿过来的，且并无具体目标，只是向四周弥散。迎宾接待这一行，她又说，或许也算人力资源部门，她对付人力资源的事儿（甭管那是什么）颇有经验；痛楚的阴影再一次掠遍我全身，这种痛楚我前边曾隐约提及，是某种形而上的，或者至少是摆脱了身体属性的。
正如生活在王权时代的人们得十分天真才会以为君王的长子就是最适合王位的人选，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若相信经由民主制度选出的人是最佳人选也不明智。权力交接规则不是验证最佳统治者的既定公式，那只是授予此人或那人执政的合法性，从而规避内部冲突的一种方案。选民们—— 天下苍生 ——相信他们在做的事情是挑出一个最好的人，而实情是他们的任务相当简单——只是选定一个人（ 民众之声即上帝之意 ），甭管那是个什么人，选票计数似乎只是授予合法性（给予获得喝彩声最多的那位）的一种途径，取决于 民众之声 ；但是，由计票形式授予的权力，就像长子继承权的模式一样，乃缘于一种客观的、毫不含糊的、超越政治纷争的现实。抛掷硬币的办法同样是公平而客观的，没有歧义，无可争辩，所以，也不妨被认为（向来就有人这样认为）是代表 民意 的。我们并没有通过抛掷硬币来挑选统治者——抛掷硬币让人联想到低档次的游戏活动——但是谁敢说，倘若我们一开始采用抛掷硬币的方式来挑选统治者的时代，这世界就一定会更糟呢？
她还在继续闲聊，不干迎宾接待以后我替艾伦做笔录什么的，所以他把我当秘书使唤了。
艾伦？我问。
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想象着，自己正在与一个持怀疑态度的读者就反民主问题进行辩论，他一直把我的主张与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对于澳大利亚的民主现状，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民主政体，我该怎么说？这位读者的头脑里得装上这样的事实，对于每一个澳大利亚这样的民主政权来说，都还有两个同样赞成选票民主的白俄罗斯，或是两个乍得，两个斐济或哥伦比亚。
以大多数人的标准来看，澳大利亚是一个先进的民主国家。这也是一个对政治玩世不恭，对满坑满谷的政客不屑一顾的国度。但是，这种玩世不恭和轻蔑态度相当舒适地被容纳在体制之内。如果你对这个体制的看法有所保留还想要改变它，那么按照民主的言论，你得在体制内做这件事：把你自己变成政党机构的候选人，让你的同胞国民把自己翻来覆去地审查再让他们投票选你。民主不允许政治脱离民主的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是专制的。
如果你在每一个人都声称自己打心眼里就是具有民主精神的人的时代里对民主提出异议，你就有与现实疏离的危险。至于要恢复那种联系，你只需每时每刻提醒自己与国家（民主国家或其他类型国家）——其实就是具有政府官员身份的人——面对面的时候会有怎样的情形。然后问问你自己：是谁为谁服务？谁是仆人？谁是主人？
艾伦，她说，我的伴侣。她瞟了我一眼。那眼神并不是在说， 没错，我是一心一意要嫁人的女人，所以，你若有意跟我调情，那只能暗地里通奸，这可得冒很大的风险， 根本不是这意思，相反，她的意思是， 你似乎觉得我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个孩子，要我向你证明我压根儿就不是孩子吗？
我也需要一个秘书，我说，我抓住了这根荨麻。
是吗？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