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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种”一词最初在澳大利亚流行时，其指涉对象众所周知。那时，“杂种”是囚犯用来称呼那些骑在自己头上的家伙，他若不服便要招致鞭笞。现在，“杂种”是指那些政客，那些打理国家事务的男男女女。问题在于：如何判定这老调调的正当性——这是来自下层的说法，是囚犯们的观点，从本质上来说具有不正当性，处于法律的 对立面 ，是 对抗 杂种们的。
作为杂种们的对立面，通常总是打着自由的旗号去反抗政府，由于每每以抗税为基本理念，这就闹出了一个坏名声。说到向杂种们纳贡这事儿，不论你持何种看法，最关键的第一步是要把你自己跟这一类的自由派区别开来。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把我拥有的一半拿走，把我挣来的一半拿走，我这些都给了你；作为回报，就别来找我麻烦了。”这样足以证明一个人的诚意吗？
米歇尔·德·蒙田的年轻朋友埃蒂安·德·拉·博迪埃，在1549年写过一篇文章，他注意到老百姓在统治者面前的奴颜婢膝，最初是一种后天获得性的品质，而后来却成了一种遗传性的毛病，一种冥顽不化的“心甘情愿地被统治”，这种意愿是如此根深蒂固，“甚至本性里似乎都没有对自由的热爱了。”
谢谢，我对维尼说。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我也许会找到一种没有半点不得体的方式进一步刨根问底（住哪个单元？以什么名义入住的？）。但这并不是理想的世界。
她和那个背上无疑生满色斑的阿伯丁先生之间的关系极为令人沮丧。想到他俩并排靠在一起的情形就让我痛心万分，也就是说，并排躺在床上，说到底，这就是问题所在。痛心并非出于一种侮辱的感觉——对天意的侮辱——一个颟顸的男人拥有一个如此美貌的情妇，而是出于他们搞在一起而繁衍的后代：由于他凯尔特人的苍白，她那种金光璀璨的肤色将消退殆尽。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些曾是臣民的平民会突然彻底忘掉他们早先渴望独立的想法，以至于要唤起他们并重新获得这种信念已经不可能了；事实上，他们无须敦促就在尽心尽力地服役了，做得相当自在，乃至有人会说，从表面上看，他们没有失去自由，只是做稳了奴隶。实情也许是，一开始，这种服役是不得已的，因为受到了外力的强迫；但后来那些无怨无悔尽心效劳的人，却是以自己的自由意志在从事他们的前辈被强迫做的事儿。所以，事情就成了这样，那些生而负轭的人，那些在奴隶状态中成长起来的人，对他们天生的状态相当满意……把他们天生的状态设想成自然的状态。
说得好。然而，拉·博迪埃的论述中有一个重要之处出现了疏漏。是否甘于奴役是一端，揭竿而起则是另一端，而其间尚有选择。这里存在着第三条道路，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选择了这条路。那就是逃避现实，归隐内心，自我放逐。
光阴荏苒，也许可以安排一次巧妙的偶遇，让洗衣房里的短暂交流在别处重现一回。可是对于计划来说生命总是太短促。所以，我得长话短说，我们的第二次邂逅是在一个公园里，那公园就在马路对面，我一眼就瞥见她戴着一顶硕大的太阳帽在那儿优哉游哉地翻阅一本杂志。这回她的态度显得较为友善，对我没有那么不耐烦了；从她自己嘴里我得到证实现在她手上没有什么事儿，或者，照她自己的说法，
暂时还没找到下一份活儿
：所以就戴着太阳帽，翻翻杂志，所以就闲着没事儿。她说，她以前一直做迎宾接待
这一行，她想在适当的时候（倒也不着急）在这地方换一份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