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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关于国家起源的解释都以“我们”为前提——不是我们这些读者，而是某种属性宽泛的我们，以至于它无所不包——本身即本质。但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我们”——我们自身以及我们身边的人们——乃生而即属于国家；而我们的祖先更是早在远古就落生在邦畿之内，这事情我们已无法追溯。在我们之前，国家早已有之。
（我们能追溯多远？对非洲人来说，其共识是上溯七代之后我们就无法区分历史和神话了。）
如果说（姑且不论我们的理性依据），我们接受了我们——或是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国家这个前提，那么我们也必须接受由此而来的附加条件，那就是，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们或是我们的祖先也可能以其他某种形式创造国家；也许，如果我们这个集体足够强大，尚可改变这一选择。但事实上，就算是集体，由于“置于”国家之下，“从属于”国家，人们会发现要改变其形态真的很难；他们——或者说我们——肯定是无力废止它的。
以我们的力量要改变国家的形态或是废止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相对国家而言，我们确实势单力薄。在托马斯·霍布斯笔下关于建立国家的神秘见解中，我们落入无能为力的境地是自愿的：为了规避无休止的两败俱伤的战争暴力（族群间冤冤相报，仇杀不断），我们一个个个体便各自屈服于国家，屈服于国家支配我们人身自由的权力（权力即威权，威权即权力），从而得到法律的保护。那些选择宁愿留在契约之外的人便不受法律保护。
我第一眼瞥见她是在洗衣房里。那是一个宁静的春日，挨近中午时分，我坐在那儿，看着洗衣机转动着，这让人眼前一亮的女人进来了。说她让人眼前一亮，是因为我根本没料到会瞧见这般奇幻的景象；乍见之下她那身宽松的番茄红直筒连衣裙简直太亮丽了。
法律保护安分守法的公民，甚至保护那些不否认法律效力，却对其同胞诉诸武力的公民：法律对违法者的惩处乃其罪有应得。甚至对敌军也是如此，即便他代表的是敌对国家，一旦被俘也不应该被处死。但是，法律不能保护置身于法律之外者，一个拿起武器对抗自己国家的人，照实说来，国家还是把他定义为自己的臣民。
霍布斯说，国家（政治实体、
国民共同体
）之外的个体，也许会感到自己享有绝对的自由，可是那种自由对他并无好处。从另一方面来看，在国家范畴内，“每一个公民都享有足以让他安居乐业的自由，［同时］也有充分的自由使之免除对他人的恐惧……总而言之：政治实体之外是仇恨、战争、恐惧、贫困、恶意、孤独、暴行、无知，是荒蛮之地；而政治实体之内，却是理性、和平、富足、体面、友谊、优雅，乃真与善的国度。”
在霍布斯的哲学中，这番追根溯源的神话没有提及权力向国家的移交是不可逆转的。这个选项并没有改变我们的想法，选定由国家独揽大权，并将法律典制化，这毕竟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我们宁愿回到一个自然的国度。
我们生而就有归属。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是臣民。这种从属关系，通常以出生证明作为标识。体制完备的国家握有签发出生证明的垄断权。如果你持有（并随身携带）这种国家证明，你便获得自己生命过程中的一种 身份 ，这样国家就能全程追踪并辨识你的人生经历（直到你死）；否则，没有这层身份，你会像动物一样将自己弃身于国家之外（动物不需要身份证）。
可能我的模样也叫她吃了一惊：角落里一个干瘪老人，冷不丁一看还以为是街上拐进来的流浪汉呢。嗨，她平静地打了个招呼，接着就忙自己的事了，把两个白色帆布袋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儿倒入搅拌式洗衣机，袋子里几乎差不多都是男人的内衣内裤。
不仅如此，也许你还不可能在没有证明的情况下登记入册：对国家来说，你有一张死亡证明才说明你死了；只能由某个他／她（本人持有证明的官员）证实你死了你才可以死去。国家对死亡验证制度实施尤为彻底——事实表明，2004年12月的大海啸之后，大批法医学者和官僚受遣去考察堆积如山的大批尸体，他们对着尸体拍照，这儿戳一下那儿捅一下，只为了给那些尸体建立个人身份档案。他们不遗余力地要确保国民人口普查的完整准确。
其实，公民的生死并非国家关心之事。国家关注的是公民生存与死亡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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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武士》是一部完全受制于创作素材的影片，尚且带有某种天真意味，它以相当简单的手法径直切入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处理国家诞生的情节时，它具有莎士比亚的清澈透明和包罗万象。事实上，《七武士》正是黑泽明关于国家起源理论的阐述。
天气不错，我说。是啊，她应道，背对着我。你是新来的？我问，我的意思是问她是不是刚搬到西德纳姆塔楼这儿来的，当然也有别的意思，比如说： 莫非你突然降于尘世？ 不是，她说。伴随着谈话，机器嘎吱嘎吱地转动着。我住在一楼，我说。用这样的方式挑起话头容易让人接受，顶多被认为过于饶舌。真是个碎嘴老头，她会对那件粉红色白领子衬衫的主人这样说，我好不容易甩掉了他的搭讪，总不能显得粗鲁无礼吧。我住在一楼，从1995年起就住那儿了，我还不认识所有的邻居，我说。是啊，她吭一声，不多说了，没有更多的表示， 是的，我听到你说的话了，我同意你的说法，不认识自己的邻居确实很悲哀，但大城市里都这样，我现在还有别的事儿要对付，所以，我们是否就让眼下这种插科打诨的交流自然地消失呢？
影片讲述一个村庄在政治混乱时期——那一时期国家的作用不存在了——村民与一伙武装强盗的故事。多年来，强盗们像一阵阵风暴似的扑进村里，奸淫妇女，杀戮抵抗的男人，掠走贮藏的食物，可是后来强盗们突发奇想，将这种袭击变成定期的到访，强迫村民们一年一度向他们进贡（纳税）。也就是说，那些强盗不再像掠食者似的扑向村民，而是摇身一变成为食客了。
不妨假定，那些强盗的铁腕下还有别的实施类似“安抚性政策”的村子，这样一来他们可以轮番造访，这些村庄无疑成了强盗的税收基地。他们很有可能还得打败别的强盗团伙以便控制某些村子，虽说我们在电影里根本没有看到那情景。
那些强盗尚未生活在他们的臣民中间，没有靠村民们来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把村民们变成奴隶。黑泽明只是为我们布设了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
影片进入主要情节时，村民们正商议为自己雇请一帮硬汉——七个有头衔的无业武士——来保护他们不受强盗侵犯。计划成功了，强盗们被打败了（影片充满了冲突与战争），武士们大获全胜。武士那伙人看到这种保护和勒索模式颇为有效，他们便成了新的食利者。他们向村民们提出：他们会有条件地将村子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也就是说，他们会取代强盗的位置。然而，在颇为一厢情愿的结尾中，村民们拒绝了：他们要求武士们离开，武士们只得走人。
她头发很黑，全身骨骼匀称。她的皮肤有某种金色的光泽， 皎洁 ，也许就得用这个词。至于那件红色宽松直筒连衣裙，倘若料到工作日上午十一点光景会在洗衣房里和一个陌生老头撞到一起，她没准就不选这件衣服了。红色直筒连衣裙和人字凉鞋。脚上是一双人字凉鞋那类玩意儿。
我们这个时代，黑泽明关于国家起源的故事仍在非洲上演，在那儿一伙伙武装分子攫取了权力，也就是说，他们吞并了国库和国民税收机构（从他们的对手手中），宣布改朝换代。虽然通常而言，非洲那些武装团伙不如亚洲或东欧的犯罪团伙组织强大，但他们的行动却体面地刊载在媒体上——甚至是西方媒体——不是在犯罪栏，而是刊载在政治栏（国际事务）中。
人们也可以从欧洲国家的诞生和复兴的事实中引述某些例证。1944年至1945年，第三帝国被打败后出现了权力真空时期，另一方的武装团伙趁乱控制了新解放的那些国家；在那些有外国军队做后援并说了算的地方，他们攫取了政权。
在1944年，是否有人对法国平民说过这样的话：
想想吧：我们的至高无上的德国统治者的撤出，意味着短时间内没人会统治我们。我们是要终止这种情况，抑或就这样延续下去——成为第一拨缩减政府
的现代人？作为法国人，让我们凭借这突如其来的、全新的自由，无拘无束地辩论这个问题吧。
也许某个诗人说过这样的话；但如果他真的这样说过，武装团伙很可能立即闭嘴，在这种情况下，在任何情况下，这些人都更接近于不同派别的彼此，而不是更接近芸芸众生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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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量着她，心里滋生着一种痛感，一种形而上的痛感，爬遍我全身，让人无法自已。凭着某种直觉她似乎觉察到什么，觉察到墙角塑料椅子上这老头萌生着某种个人的情愫，是跟年龄、忏悔、眼泪有关的东西。这是她特别不喜欢、不想挑起的感觉，虽说这是冲她而来的羡意，冲着她的美，她的青春，以及她短短的连衣裙。如果这一切来自另一个人，如果这种羡意表达得更简单也更直截了当，她倒还不难接受；可是这种感觉来自一个老人，就算在这样的好天气里也未免太暧昧太抑郁了，特别是在你要忙着做事的时候。
在王权时代，臣民被告知： 你曾是国王A的臣民，现在国王A出局了，注意，现在你成了国王B的臣民了。 然后，民主时代来了，臣民第一次有了选择权： 你（以集体概念）想被公民A统治，还是想被公民B统治？
呈现给臣民的一向都是某个既定事实：第一种情况表明他的臣属关系，第二种情况下出现了事项选择。选择的形式是不会公开讨论的。选票上没有说： 你要A，还是B，还是二者都不要？ 那上面从来不会印着： 你选A，还是B，还是一个都不选？ 公民只能以唯一向他开放的选择模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不投票，或是毁掉他的选票——而这根本不能进入选票计数，也就是说，他的表达打了折扣，被忽略掉了。
面对非A即B的选项，面对选票上通常给出的A项或B项，大多数人，那些 普通 老百姓，就其内心而言，倾向于哪个都不选。但这里只会有一种意向，国家决不会具有多元意向。多元意向通常不属于政治范畴。处理国家事务即诸种选项。普通人更喜欢说： 有时候我倾向于A，有时候是B，大部分时候，在我看来他们最好都滚蛋； 或者说 ，此时选A，彼时选B，另外一些时候，A或B都不选，我得另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国家摇摇头。 你必须选择， 国家说： 或者A，或者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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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见到她是在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在这样一个规划良好的公寓小区里，要追踪你的邻居可不是一桩容易事儿——她在前门迅捷地一闪而过，穿着闪闪发亮的勾勒出近乎完美的臀部线条的白色休闲裤。上帝，在我死之前应允我一个心愿吧，我喃喃地说；可是随即被这特定愿望带来的羞耻感压倒了，我退缩了。
“传播民主”如今正由美国在中东推行，意思是传播民主的规则。这意味着要告诉人民，以前他们没有选择，但现在他们有了选择的机会。以前他们只有A，不能不选A；现在他们可以在A或B之间作出选择。“传播自由”意味着为人民创造条件，让他们自由地在A或B之间作出选择。这种对自由与民主的传播已联袂登台。参与这一进程的人体会不到前述的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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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政治之外谈论任何涉及政治的事情都很困难？为什么涉猎政治的话语本身没有不带政治意味的？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答案是政治建立于人的本性之上，也就是说，是我们命运的一部分，就像君主制是蜜蜂的命运一样。寻求一种完善的超政治的话语体系是徒劳的。
从维尼（北塔楼的管理员）那儿，我得知她（完全是出于谨慎，我没有把她说成 一个身穿诱人短裙的年轻女人，而这会儿又换了优雅的白色便裤，不过提到她是黑头发年轻女人 ）就是我暗自称之阿伯丁先生那人的女友或妻子，那人向来行色匆匆，肥胖的脸上总是热汗涔涔，偶尔跟我在门厅里擦身而过；还有，照通常的说法，她不是新来的，从一月份开始她就（跟A先生一起）住进我们这北塔顶楼最好的一个单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