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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切于2002年从南非移居澳大利亚东南部港口城市阿德莱德，2006年3月正式入籍澳大利亚。近年来，他的作品如《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2003年）和《慢人》（2005年）都是以澳大利亚为背景，《凶年纪事》是他改变国籍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故事发生在悉尼。
打开任何一本库切的书，总会在形式与内容上遭遇新的挑战。这次他不仅模糊了小说与其他文类写作的界限，还故意设置了阅读障碍。这部需要我们恭恭敬敬捧读的著作在排版上非常独特，前23页分上下两栏，第24页空白，从第25页开始新出现一栏，前面的下栏从此升为中栏。三栏的文体语气与视角各不相同，如果读者能够错综参会，全书略显零散的文字背后就会浮现出一个饶有意味的整体轮廓。以下我以栏为单位撮要介绍梗概，如果不合作者本意，还得道歉在先。
上栏分《危言》与《随札》两部分，共收有评论和随感式短文五十五篇，是作品的主要内容，字数约占全书三分之二。文章的缘起是这样的：一家德国图书公司有感于当今世界混乱无序，约请六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作家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发表观点，语涉违碍也无妨。这些个人色彩浓厚、容易引起争议的文字将于第二年夏季在德国出版，取名《危言》。C先生是来自南非的著名作家，在垂老之年移民澳大利亚。他患有轻度帕金森病，现在独自住在悉尼的一幢塔楼里。本书《危言》部分就是C先生应邀为该书撰写的三十一篇文章，其中不少是他对目前国际事务以及澳大利亚所扮演角色的思考。这位曾获大奖的小说家深感当下的世界恶人当道，却如天意难违。究其原因，就是强大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另立规则，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他爱用的“dispensation”一词有点神学的渊源，指不容抗拒的统治以及对法律规定／禁止之事的特免／特许。于是在这些文章里C先生揭露霸权的凶恶本质，拆解人们盲目接受的概念，如“民主”，如“竞争”。
在为《危言》撰稿之余，C先生还写了一些人情味也许更重的札记，他将它们汇集，取名《随札》，谈到的话题包括父亲的遗存物、“粉丝”来信等。这些文字虽然未收入《危言》，却有不少草蛇灰线与之接续、呼应。例如第一篇《一个梦》与《危言》末篇《论来世》衔接，讲述C先生梦到自己在弥留之际有一位年轻女子相伴。第六篇《政治的喧嚣与骚动》、第二十三篇《巴赫》和第二十四篇《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与《危言》中的《论恐怖主义》（第五篇）、《论音乐》（第二十七篇）和《论小说的权威》（第三十篇）大致对应。
《随札》中的隐喻甚至大大强化了《危言》的论说。最出彩的一篇是《户外的鸟儿》，主角是一只拟人化的喜鹊。他贪婪残暴，神态不可一世，是同类中的大王，有一批献媚取宠的妻妾。他要求处处得到充分的尊重，不时发出威胁：“你敢嗤笑我，我就跟你没完。”喜鹊常见于悉尼一带，有时会对人类发起恐怖袭击，在英文里又叫“butcher bird”（直译为“屠夫鸟”，即中国人说的“伯劳”），是虐俘的好手，每有捕获，就把猎物穿挂在带刺的枝头撕食。我们可以从《凶年纪事》英文原版护封上的照片一睹这凶鸟的尊颜。它正在展翅，喙长，微张，尖端钩曲，如同猛禽，爪利而强健。这只尚武凶恣的“屠夫鸟”点出了小说的题旨，它像黑色隐形轰炸机一般腾空而起，开始在并不属于它的地方播撒死亡。文中与这只喜鹊唱双簧的是一只凤头鹦鹉，它把公共绿地视为私产，还说：“这是一个自由的世界。”
如果上栏是政论和随感集，那么中下两栏相当于一篇由两位当事人分头讲述的中篇小说。中栏取C先生的视角。一天他在塔楼的洗衣房里见到一位少妇安雅，以为是天仙下凡，浑身掠过一阵“形而上的痛感”，不能自持。一周后他又巧遇安雅，情意依然殷切，攀谈中得知她正待聘，于是出高价请她整理手稿并输入自己录音下来的文字。从此《危言》与《随札》的写作、定稿就与发生在C先生、安雅以及她的同居男友艾伦之间的故事同步进行。作为投资顾问兼股票掮客，艾伦是时代骄子，美国版本的保守派和新自由主义代言人，观点上处处与C先生相左。库切安排艾伦享用塔楼顶层最昂贵的公寓，有意使他与住在塔楼一层的老派人文知识分子C先生形成鲜明的对比。安雅接触了作家和他不合时俗的文字后，与艾伦产生疏远感。她不仅仅是打字员，还经常就文稿提出批评意见，实际上也参与了写作。C先生书稿告竣，请他们晚餐以表达谢意，艾伦对主人出言不逊，安雅不能容忍他的行为，离他而去，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中栏在三栏中篇幅最短，最后部分是安雅收到德文版《危言》后发给C先生的一份电子邮件，它起到中下栏接榫的作用，写得很长，亲切感人。下栏是安雅讲的故事，语言不避俚俗，相当刺激。它与《危言》第六篇同时登场，给读者一种滞后的感觉，毕竟《危言》的文稿是在完成数篇后才交安雅输入的。下栏的记述也起始于洗衣房的邂逅，与中栏互补，在细节上有少许耐人寻味的差异，比如提到一些C先生不会主动交代的言谈举止，暗示他也不是绝对可靠的叙事者。这一栏还有艾伦贬斥、反驳C先生的文字，价值观上代表了《危言》的对立面。结尾又呼应了《危言》末篇与《随札》头篇：安雅表示，如果C先生病危，她会飞到悉尼，坐在他身边，握住他的手，鼓励他接受命运的安排，勇敢登上冥河的木筏。然后她将遵照C先生的遗愿安排后事。作者在谋篇布局上很用心思，暗设了首尾相接的常山之阵。
如果读者记忆力超强，《凶年纪事》也可以一页一页地读下来而不致产生破碎之感。对常人而言，一栏一栏地通读效果可能更好。这意味着小说读毕，全书已翻阅三遍。新颖的排版方式造成阅读不便，难道这种形式实验体现了巴赫金所谓的共时性“杂语”，或有助于产生间离效果和片断式时空感？小说上栏的短文完全可以单独出一本文集，在书店的非小说类上架。将那些火药味十足的文字用分栏线隔成片段，而且还置于一个不似爱情而又胜似爱情的故事框架之内，作者可能有多层用意。
我们先来谈谈书名。
《凶年纪事》的题目立即让人想到英国作家笛福的《瘟疫年纪事》（1722年）。仿佛要给读者留一条寻踪追源的线索，库切在书中两次提到笛福。几十年来，库切不断与笛福对话、缠斗，并在此过程中探讨叙事艺术，甚至叩问自己的文化认同。他1986年的小说《福》的主角是笛福同时代一位叫苏珊·巴顿的女性，由她讲述的故事糅合了《鲁滨孙漂流记》和《罗克珊娜》等作品中的内容与笛福的生平事迹，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流行于欧美的“重写经典”的杰作。库切在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晦涩难解，与该奖历史上同类的应景之作绝少共同之处。题为“他和他的人”的致答谢词蕴蓄了从容自信的反抗能量：鲁滨孙，这位笛福笔下的人物，现在反客为主，居高临下地阅读笛福的生平与写作，并想拿起笔来安排他的命运。他与笛福是奴隶与主人，还是双胞胎，甚至仇敌？
假如《瘟疫年纪事》是《凶年纪事》的背景，那么读者立即联想到一场扩散性的灾难。笛福这部作品也混杂了数种文类，讲的是1664年至1665年发生在伦敦的鼠疫。虚虚实实的叙述者“H.F.”记载了它的发生、蔓延和可怕的后果。库切是不是要通过《凶年纪事》暗示，有一种病毒正在迅速传播？
《危言》第十五篇《关于禽流感》就是对新病毒的讨论。C先生有此怪论：病毒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它能寻找适应病毒的温血动物宿主，不断复制和繁衍。它将长期在我们的地球上生息，而且总是走在科学研究的前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类的理性未见得是它的对手。C先生更关心的不是自然灾害。禽流感或许只是一种隐喻，它指向人祸与意识形态之祸，指向美国的反恐战争及其遗害。
《危言》写作时间标明是2005年9月12日，亦即“9·11”事件整整四年之后。新的一年又是凶年。2005年12月6日，澳大利亚随美英两国通过反恐新安全法，很多公民权利被无限期中止。作者C先生准备在这个国家定居，对它自然会有一种道德上的期望。他写道，澳大利亚人既直率又含蓄，深得他喜爱，但是使他担忧的是这个国家在梦游中与美国越走越近。他在《随札》第六篇《政治的喧嚣与骚动》中披露，新法案实行不久，他受邀去堪培拉国家图书馆朗读作品，结果他选用了《等待野蛮人》。2004年以来美军在巴格达市郊阿布格莱布监狱和关塔那摩湾拘留营虐囚的照片不断让世界震惊，那些精心设计的虐待方式与《等待野蛮人》中的酷刑出奇地相似。何为野蛮？这是库切从他的创作生涯初期就不断提出的问题。他曾把野蛮界说为“从别人的痛苦中得到感官之乐”。南非早期的殖民者称当地居民为野蛮人，但这些殖民者“从别人的痛苦中得到感官之乐”，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野蛮人。那天C先生在朗读前就安全问题发表意见，其中有一段话揭示了虐囚乃至整个反恐战争背后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实质：
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所有这一切［指随心所欲地处置嫌犯］都是真的，甚至还要过分……这一切都是在所谓反恐斗争的名义下进行的。我曾想，这些人设计出能让真正的法律准则失效的法律，准是道德上的野蛮人。现在我明白了，他们倒是社会先驱，走在他们这个时代的前面。
当时有名的报纸《澳大利亚人报》报道了这则新闻以及C先生的感言，但是记者没有引用这些分量最重的文字，C先生失望地猜测，记者可能担心受到“危害国家安全”的指控。
这个插曲有案可稽。2007年8月25日晚，为配合《凶年纪事》澳大利亚版的即将发行，墨尔本作家节邀请库切朗读新作。当时霍华德政府追随美英的政策在国内声名狼藉
，新安全法的锋刃也略微卷曲，《凶年纪事》的出版又成为反战人士发出抗议之声的机会。当天的《澳大利亚人报》在评论库切这本新作时弥补过失，转载了上面那段引文。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小说中有些素材直接取自库切的经历，如果再考虑到书中不少主张（如动物权利）是库切的一贯立场，我们可以放心地视C先生为库切的替身或第二个自我。然而作者一方面鼓励读者这样推断，一方面又让C先生戴了小说人物的面具行文说话。这恐怕就与第二个结论即小说的政治性相关。这部作品2008年1月登陆美国，《纽约书评》早在2007年7月就转载英文版原书前19页，这是该刊的反伊战立场使然。《凶年纪事》的接受过程证明它的政治色彩非常浓厚。有了“贾雨村言”的名义，就不致引起太多的麻烦。
《危言》英文原名为“Strong Opinions”，译为“危言”是神来之笔。“危”在中文里有“直”的意思，危言即直言，刚直的言论，如“盛世危言”。颜师古为《汉书·贾捐之传》中的“危言”作注时还添了一笔：“言出而身危，故曰危言”。库切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居留美国时曾参加抗议越战的游行，不料被有关部门记录在案。对外松内紧的“管理型国家”库切深怀戒惧，反恐法出台后尤甚。他将所有嗤笑喜鹊和凤头鹦鹉的言论置于小说的框架之内，甚至用排版来强调这些文字无非是破碎的残片，或许是担心“言出而身危”，担心妻妾成群的喜鹊大王跟他没完。因此我们需要说明，以下言论纯属虚构，而且本来是不连贯的，转述也许无异于扭曲。
C先生还对哈罗德·品特致意。品特因病未能出席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他在预先录制的演讲里把布莱尔称作应受审判的战犯。C先生赞赏地写道，品特射出了第一枪，并挺起腰杆面对回击。也许他的行为有点鲁莽，他将为此受到奚落，但是他绝非懦夫，他的义愤和耻辱感如此之深，已顾不上体面和审慎：“他必须有所行动，也就是说，必须发言。”
上面的文字有点像品特式的大胆发言，但是总体上C先生另有风格。他喜爱蒙田，长于说理分析，口气文雅克制，而且拥有对付喜鹊（以及任何恶魔）的利器：嘲讽讥笑。称他为怀疑主义者也许更加贴切：他怀疑国家的观念，怀疑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政治，怀疑概率论和数字所代表的理性世界和普遍原则，怀疑开明人士的想当然之事。一旦怀疑的精神压倒了行动的决心，他就想自我放逐，沉入内心的古井，不起一丝波纹。
不能否认，上栏的文章涉及面太广，形不成辐辏之势。但也不尽然。如《危言》第二十八、二十九两篇是关于旅游和英语习惯用法的新趋向。C先生也许受美国诗人庞德的影响，曾在法国南部朗格多克地区买了第二居所。他在《关于旅游》一文中提到，庞德沉迷于十二世纪处于巅峰状态的普罗旺斯文化，走访了图卢兹与贝济耶之间一个个古老的城镇和乡村，以图亲身感受行吟诗人生活过的地方。C先生自己则骑自行车从弗瓦到拉维拉尼特追寻庞德的足迹。然而现在旅游的性质已彻底改变。下一篇的话题转到当代英语新用法。C先生把有些词组的频繁出现归结于语言的退化：“乱糟糟的语言行为要追溯到乱糟糟的思想，是思想的混乱导致了语言的混乱。”早在八十年前，庞德就呼吁“被人小看的文人学士”做好文字的看护。他在长文《如何阅读》中满怀焦灼地写道，文化的健康来自语言的健康，如果我们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失灵了，如果以词指物的方式不再中用，“那么，社会和个人的思想和秩序的整个机制也就完蛋了，这是一个历史教训，一个未被记取的历史教训。”C先生对庞德的兴趣或许还有更深层但不必探究的原因。庞德曾经批判过建基在“高利贷”原则之上的经济结构，反面人物艾伦恐怕就是那一体制的杰出代表吧。
《凶年纪事》贯穿了耻辱感（dishonor，shame）的主题。
以词指物的方式不再中用，正合讼师的愿望。在《危言》第十篇我们读到，美国政府雇用的律师区别“torture”（虐待，酷刑）与“coercion”（强制）两词，公然为美军种种虐囚的恶行狡辩。这种无耻使语言与现实进一步脱节，C先生更无法摆脱他的耻辱感。
品特的义愤和耻辱感很大程度上也与类似然而更严重的事例相关。2003年5月底6月初，亦即英美入侵伊拉克两个多月以后，BBC爆出猛料：据知情人透露，2002年9月英国政府关于伊拉克生化武器的文件与事实不符，有人做了手脚，添油加醋，是为入侵伊拉克寻找借口。消息播出后英国政府大为恼怒。记者安德鲁·杰列根迫于压力，于7月9日供出了消息来源：参与联合国（多么乖顺好使的挡箭牌！）派往伊拉克核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大卫·凯利博士。于是这位英国国防部专家立即成为媒体关注的中心。7月18日，凯利博士在牛津郡的住处附近自杀。为了应对国内一片责难声，布莱尔政府立即委托赫顿勋爵领导一个委员会就凯利博士之死和政府是否在攻打伊拉克之前误导公众展开调查。2004年1月下旬报告出笼，它为政府巧妙卸责，批评BBC新闻报道审核不严，直接导致BBC两位主管辞职。这份报告确实把法律用语的机巧精致推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它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令无数英国人目瞪口呆，并在广大BBC雇员中激起公愤。被赫顿报告确认为自杀致死的凯利博士曾对一位英国外交官说，他向伊拉克人许诺过，如果他们认真配合就不会有战争。那位外交官问道：要是入侵了又怎么样呢？凯利博士回答：那我就大概会被发现死在林子里。我们也可以虚构一个小说人物来发问：凯利博士是不是出于良知自杀？武器核查鸡蛋里挑骨头，纯粹为了维持已经导致无数伊拉克人死亡的禁运，其目的与手段无不体现了“用法律杀人”（托克维尔语）的精髓。凯利博士洞悉内幕，深为自己国家的罪行感到耻辱，为自己的同谋感到耻辱，为举世屈从感到耻辱，断然以一死证明良知未泯。
C先生引用狄摩西尼的名言：“奴隶怕痛，自由人最怕的是耻辱。”C先生自己并不以个人的荣辱为意，他想借此表示，某些人以国家的名义犯下罪行，假使该国民众还是自由人，他们都会感到耻辱；不义战争和虐囚丑闻使美国人乃至所有西方人深感耻辱，澳大利亚是美国人所说的“意愿的联盟”里奴性十足的可怜虫，澳大利亚人也难逃耻辱感的折磨。如何面对集体罪疚感，如何避免带着一双肮脏的手出席历史的审判，这是美国人、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都必须提出来的问题。此时此刻，焚烧国旗、公开宣布痛恨领导人已经远远不够。C先生甚至猜测，已有美国人出于耻辱感生出“除凶之念”：“也许已经有施陶芬贝格计划了，而相关的卷宗或许有望于未来的某个时候公之于众？”这位施陶芬贝格是二战时德国军官，曾密谋暗杀希特勒未果。C先生受辱感之深已能从这里暗含的比喻看得十分清楚。我们要记得，如此激烈的言语出自一位小说人物之口。
库切通过《凶年纪事》表述的耻辱感与哲学家齐泽克在《伊拉克：借来的壶》（三联书店，2008年版，涂险峰译）中所揭示的道理非常相似。齐泽克有惊人之语：这本由伊拉克战争切入的书并不是关于伊拉克，而是关于我们大家，因为我们都身处“新秩序”以及相关联的一套话语模式之中。其实C先生描述的集体罪疚感可以用来形容我们经常产生然而又难以定位的那种情绪。当我们看到黑矿里的工人已经沦为奴隶（仅举一例），我们在气愤之余还为这事发生在中国感到深深的耻辱。
《凶年纪事》里的安雅却说出了对立的想法。她读了《危言》的文稿不以为然，劝说C先生不要自寻烦恼。这时她还未能摆脱艾伦对她思想上的控制，搬出艾伦的歪理来开导他：“虐待、强奸、拷打，这都不是耻辱的理由：新的观念是，只要不是你的错儿，只要你不必为此负责，耻辱就不会落到你身上。可见，你一直都让自己毫无来由地背负着痛苦。”库切故意通过安雅之口来表达常人之见，并用欲擒故纵之法让她自己以行动来驳斥这一新观念。以个人经历来喻说当世大事，这是库切乐用的笔法。《幽暗之地》上篇《越南计划》的叙事者唐恩绑架乃至刺伤自己的儿子马丁，据说是为了保护他。唐恩之于马丁就是美国之于越南。C先生向出版商交稿后请安雅与艾伦到寓所用餐，席上的交谈带来了小说的高潮。艾伦酒喝多了，或者是他借酒使性，故意在C先生面前倨傲无礼。他明知C先生的名字为约翰，偏偏将英文John发音为西班牙文Juan（胡安）
，还问他有什么“想法”，原文用的是“proposition”，意指正式的提议，也可以理解为厚脸皮的求欢。C先生不解其意，还问了一句：“Proposition？”艾伦屡屡在安雅面前取笑C先生想亲近她，苦于心有余而力不足。此时用这样的语言，是想当着安雅的面羞辱C先生，安雅一听就明白。艾伦施辱于老作家，若无其事，继续发表他的长篇大论。艾伦的举动使安雅震骇并大怒（“in a spirit of outrage”），她在旁劝阻无效，当即决定与他分手。她的出走是对所谓有关耻辱的“新观念”的无声的否定：她不必对这事负责，不必为艾伦的无耻感到羞耻，但是她做不到。当一个国家的行为如同艾伦一般，那就不能仅仅追究几个低级别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所有人都应该有耻辱感，都应该像安雅那样，为了挽回名誉作出反应。
安雅并不掩饰她对《危言》的失望，对她而言，霍布斯和马基雅维里之类的名字实在太枯燥了。其实《危言》对她有潜在的影响，她只是没有意识到罢了，不然她为什么从心底里仰慕C先生以及他驾驭文字的能力呢？当初她爱上艾伦，佩服他身上那股拼命的干劲，听他夸夸其谈也总是点头称是，并相信是他那样的人在推动世界。随着她不断接触C先生的文字，她悄悄发生了变化，不知不觉间竟感到C先生仿佛插在了她和艾伦中间。“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表白使得她格外可爱。她在致C先生信上发问：“你对我影响过甚？……我觉得你对我压根儿没产生什么影响。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把事情往反里说。”这问题本来是艾伦提出来的，他的感觉并不错：是C先生唤醒了安雅身上的潜质。安雅倦于投票选举总理，她模糊的不满不是已经由C先生在《论国家起源》和《论民主》两篇文章里透彻清晰地表述了吗？可以想象她在输入那些文字时如何会心一笑。最终她对C先生是心怀感激的，若不是他的缘故，她仍然会与艾伦这等俗物在一起。
但是《凶年纪事》好又好在安雅的叙述不是对《危言》《随札》和C先生故事的简单补充和陪衬。库切把自己的政见与一个感人的故事互相交织渗透，并在排版上别出心裁，也不完全是为了自我保护的目的。T.S.艾略特在评论英国十七世纪诗人马韦尔时说过，马韦尔的才智表现为一种不断审视、批评自己经验的能力。库切恰恰具备这种才智。他意识到可能存在不同的视角，因而有必要与自己保持一点小小的距离，以保证自我怀疑之光不致熄灭。C先生没有被描绘成英雄。安雅留意到他房间墙上挂着一张证书（从细节上看不是诺贝尔奖证书，不然对该奖失敬），读者暗笑，原来C先生也有虚荣心，生怕别人不知他的来头。不过，这位略有瑕疵的老者不乏自知之明，能够自嘲自贬。德国出版社与他接洽，正中他下怀，他庆幸自己终于可以在文章里公然发泄不满，报复这个与他的梦想不符的世界。他的文章为公为私，读者自会明断。不过这么一点自我剖析恰恰表明他能够与自己分身，取别人的角度观察自己，因而情感炽烈（或情绪激烈）的时候还能保留一丝冷静，不会一心一意地美化、拔高自己的动机。艾伦与他相反，深陷于他那套“真理”而不自知，从来没有反省的时刻。
安雅的思路带来一种平衡。也许正是她的劝说使C先生没有沉溺于“我控诉”式的愤怒，使他能用克制、嘲讽的口气写出像《户外的鸟儿》那样的文字来。安雅深以为政治就同空气与污染一样，躲不掉也改变不了，只能学会与之共存。这是她对亚里士多德人之定义的改写。C先生不一定赞同她的观点，但是库切让读者听到了她声音中合理的成分。她最想要读的是人性与富有人情味的故事，也就是说，一个伟大的作家还有比品特所说的履行公民的职责更重要的使命。她不带恶意地对C先生抱怨，即使我们身处黑暗时代，也不必爬到肥皂箱上做鼓动家：
有一种腔调——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最贴切——就是那种真的拒人以千里之外的腔调。好像什么都知道。说什么都是那么尖刻而又干涩： 我就是掌握所有答案的人，事情就是这样，别来跟我争辩，你不会有结果的 。
在她与艾伦讨论任何问题的时候，艾伦就是用这种腔调驰骋其辞。《危言》与《随札》的文章没有艾伦的腔调，字里行间处处可见探寻与怀疑的精神。但是安雅这一席话也是对C先生的忠告。C先生的观点与艾伦针锋相对，但是如果他们风格相同，那么他们之间真正的差别就不像想象中那么巨大了。库切使她的视角与C先生的视角同等有效，两者形成对话的关系。安雅对整部作品的贡献其实并不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微不足道。奇妙的是经过她一番淬火处理，上栏那些文章在硬度和权威性上却有增无减。
在库切的所有作品里，安雅是最令人难忘的女性之一。她生性慷慨，打扮上休闲而自信，爱在男性面前显摆她的身材，并不在乎他们生出绮思淫念，也许不逾规矩的撩逗是生活中无伤大雅的美事。由于她原先职业（“迎宾接待”）的缘故，她熟谙男性的弱点，捕捉起他们意识深处最隐蔽的肮脏意念来不留一点情面。她读书少，常识多，遇事讲究实际，干脆利落。她说，任何人做C先生的妻子，都首先会让牙医把他那口牙齿嘁里咔嚓修理一番。她拿得起，放得下，与法国男友和艾伦分手，都是说走便走，不会抛下一滴感伤的泪。但是她对C先生却是放不下心来，或许人世间很多不能用“爱情”和“友谊”来概括的关系同样是小说家可以施展本领的地方。
那个宁静的春日，她穿着宽松的番茄红直筒裙飘进塔楼洗衣房，简直就像波德莱尔《美丽的船》一诗中那位“懒洋洋的魔女”，“穿着宽大的裙鼓风而来”，踢起的裙边“折磨着暗中的情欲”（郭宏安译文）。蜷缩在墙角椅子上的C先生眼睛一亮，冲着她的青春与活力生出令他自己也感到难为情的渴望来。这是一位肌肉控制已经失灵的老者在为自己的性爱拉上帷幕前最后一次虚弱而绵长的犹豫。C先生“发乎情，止乎礼”。初见安雅时，他心痒难挠，言语与举止都有点失当。后来安雅进他公寓工作，他反而自敛自重，像个绅士，行为无可挑剔。至于有无意淫，那又当别论。库切近年的作品经常涉及一个受忽略而且常人难以启齿的主题：老人与性。他把那种暧昧的冲动和迟疑的压抑拿捏得恰到好处。安雅好为悦己者容，得体地给予他遐想的满足，但是并不过分纵容，始终没有像伊丽莎白那样为了给老人菲利普一点“幸福”而出格。
下栏结尾处她想到如何安排C先生的后事。她会把他为数可观的财产按照死者遗愿全部捐给动物康复中心，这倒是没有提及，因为做起来并不费力，而且再粗心的人也不会把这样的大事遗忘。她特别提到的一件事是费功夫的：要把这位孤老房间里可能存放的色情碟片找出来扔到垃圾桶里，省得别人说三道四。这位硬娘子有一颗如此体贴周到的心。
这种极富人情味的细心在安雅身上也是习惯性的善意，一直体现在她与C先生的交往之中。艾伦让她乘着收拾房间的机会检查一下老头子是不是把钱塞到鞋盒子里去了，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是用绳子扎住的鞋盒？我问。用绳子扎的或是用橡皮筋扎的，艾伦说。艾伦从来都不会意识到我是在取笑他。真是个傻瓜。……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偷他的钱呢？这不叫偷，艾伦说，如果他死了那就不叫偷。
后来安雅还真告诉他，自己去检查过鞋盒子了，只有一只，她“只是要确认一下”。出于什么目的，她就放心地任大家猜测。自以为聪明的艾伦缺乏幽默感，更不知反讽为何物，要他理解“确认一下”的原因，恐怕是难为他了。安雅只是要确切知道老人并没有把钱胡乱塞到盒子里，然后又忘得干干净净。这种善意已经超出了艾伦借以认识并解释世界的一整套自私话语。幸好安雅说话的时候对两人之间是否存在默契已不大在意。写到安雅的诚实，库切几乎不落笔墨。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欧阳修说：“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宣扬“好人好事”，就是不懂何为“君子之常”。
艾伦这么一个当代英雄式的人物是在男童收容院长大的，可见他的经历是自我奋斗的成功例子。他住在塔楼的顶层，又有一个让所有男人都艳羡不已的女友，足可以傲视群雄了。他相信市场经济的硬道理，脑子里备好了种种高妙的理论来为自私的行为辩解。他自以为把世界看得透而又透，笑称德国和法国为“老欧洲”，透出一股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式的傲气。他把间谍软件拷到C先生电脑上，对他实行远程监控，甚至动起挪用他存款的念头来。他的一切算计都是以钱为中心，如果C先生真的向安雅求婚，那就正合他的意思（proposition的动词形式propose可作“求婚”解），那样他就可以与安雅合谋顺理成章地占有他的全部财产了。这个懂得高科技的职业骗子把自己那一行与作家相比：两种行当都靠储存在大脑里的资源吃饭，只是作家更可怜一些，把头脑里的情节故事落实到纸上还需要经年累月的功夫，他那一行就不一样，拍拍脑瓜，打个响指，钱就哗哗来了！
《凶年纪事》中多政治，但也是“为文学一辩”式的著作。将文学与政治断然分割开来总是不妥的。文学即人学，永远涉及“应该怎么生活”这个折磨晚期托尔斯泰灵魂的问题（见《随札》第十三篇《写作生涯》）。C先生并不像浪漫主义者那样将作家视为“未经认可的立法者”，他戏称作家无非只是“娱乐业中不太炫目的那部分的一员”。但是艾伦之类不免小看了文学的力量。C先生写道：
这些信息行家忘了诗与诗意，那里面的文辞可能与词典上的解释大相径庭，那里隐喻的火花是永远超越解码功能的，还有，那里面有着永远无法预测的阅读的可能性。
“解码”出自“信息行家”艾伦之口倒也自然，可叹的是它近数十年来也变为文学理论界偏爱的行话。库切本人多年研究、教授英语文学，他对20世纪的文学批评却是不大恭维的。《危言》与《随札》中有好几篇关于文学的短评。C先生为文学一辩，为经典一辩，尤其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辩。俄罗斯形式主义者连篇累牍的研究无非要证明托尔斯泰只是一个修辞学的高手，讲故事的专家，有本事让读者浑然不觉地落入他的圈套。他们以为如果能把这些技巧一一归类、解码，那么他们就掌握打开文学奥秘的钥匙了。稍后，罗兰·巴尔特和福柯的一系列关于作者的说法也是跳不出修辞的窠臼。C先生不敢苟同所有独重形式和修辞的文学理论。他写道，这些理论界的大师红过一阵后还是如过眼烟云，丝毫撼动不了托尔斯泰的权威。C先生相信经典，相信经典里人道的理念和渗透了人性的故事。在《随札》最后一篇，C先生讲到自己阅读《卡拉玛佐夫兄弟》时竟然抽泣起来。他感谢“俄罗斯母亲”对人类的贡献，正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为后世确立了检验作品的试金石。以他们的标准要求自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唯其如此，才有望成为出色的艺术家：
这里“更出色”的意思并非指技巧，而是有着更高的伦理准则。他们消除了你污秽的借口；让你的视线变清晰，臂膀更强健。
我倒希望C先生是一位当代中国作家。
陆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