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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大学是自治性的公共机构，这话总有点不靠谱。然而，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大学背上了相当丢脸的名声，因为它们屈服于资金削减压力而允许学校转向商业化运作，此前自由地进行学术探求的教授们变成了疲于奔命的雇员，在那些职业经理人的详细考核下去完成自己的工作份额。教授们过去一直有的权威能否得以恢复，看来大可怀疑。
一家妓院。我就像瞧见她在妓院前台忙活着。坐下吧，自在点儿，厄休拉一会儿就出来，要不你瞧瞧蒂凡娜行不行？
那么在妓院之前做什么呢？我打破砂锅问到底。
写写板球吧，我建议。写你的回忆录。写什么都行就是别写政治。你这种写作不适合谈政治。政治就是冲着别人叫喊，把别人的气势压下去，自己占上风，是不讲逻辑的。写写你周围的事情吧。写写鸟儿。公园里总是聚集着成群的喜鹊，好像公园是它们的，他不妨写写那些鸟儿。嘘，你们这些捣蛋鬼！我喊道，当然，它们不会在意的。它们没有脸，脑壳直接安在嘴上，没地儿容纳大脑。
他谈论的那些政治把我送入了梦乡。政治无处不在，就像空气，就像污染。你没法战胜污染。最好是别理会它，或者就习惯它，适应它。
在原有制度统治期间，波兰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在自己家里开办夜校，组织学生研讨那些不为官方认可的作家和哲学家们（譬如柏拉图）。他们没有学费收入，不过也许会有别的支付方式。如果想要留存这种大学精神，高等教育已完全屈从商业原则的那些国家就必须采取某些相似的思路。换言之，真正的大学也许得搬进人们家里去，而授予学位的唯一标识就是学者们在学业证书上签署自己的名字。
如果你想要我的简历，最好一开始就提出来，她说，而不是一见面看我的样子就雇了我。你现在想不干了？我倒巴不得走人。这样你不妨去找一个合你心意的档次高点的。要不去文印社，就像我一开始跟你说过的那样。
艾伦在我打字的时候进了房间。你这会儿干吗？他问。替一个老头打字，我说。打什么？他问。武士，我说。他走过来在我身后看了看。动物的出生证明，他念道——他疯了吗？他想给它们都起名字？老鼠克利弗德·约翰。老鼠苏珊·安娜贝尔。还有死亡的证明又怎么说，如果按他的意思？你什么时候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