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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的电视中，一部BBC拍摄的纪录片说，美国政府出于自身的需要宁愿让“基地”组织作为一个神话继续存在下去，让人们把它视为一个在全球各地都有其巢穴的强大的秘密恐怖组织，尽管事实上“基地”组织差不多已被摧毁，而我们今天所见的恐怖袭击其实来自一些各行其是的激进团伙。
我毫不怀疑，这部纪录片基本上是说到点子上了，即所谓“某某恐怖主义”并不是一个受制于中央操控和领导的阴谋集团；再说，美国政府也很可能是故意夸大了公众所面临的危险。如果确实存在一个秘密特工遍布全球的穷凶极恶的组织，且这个组织一心想打击西方人并摧毁西方文明，现在各地的水源准是都被投了毒药，或是到处都能听到商业航班被击落的消息，或是毒菌四处蔓延——此类恐怖主义行动实在很容易得手。
因为对她阅读我的手稿的能力不能指望，所以我每天把口述录音的带子转录一份，让她根据录音带和手稿校订。这方法我以前也用过，这回没有理由不管用，虽说我的字迹无疑是越来越潦草。我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的运动神经了。这就是我的一部分状况。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某种情形。有的日子里，当我乜视自己刚写出来的东西时，几乎认不出我写了什么。
我这招是跟鸭子学的，我想：尾巴急速摆动起来，几乎是发颤了。快快——嘎嘎。我们干吗高高在上，不学学鸭子的样子呢？
你是从哪儿来的？头一天他在洗衣房问我，一切都在那儿开始。怎么啦，好先生，我从楼上下来，我说。我不是这意思，他说，我问你出生在什么地方？我说，你为什么要打听这个？我不是金发碧眼不合你的口味？
电视节目里讲述了四个年轻的美国人因密谋袭击迪士尼乐园而受审的案情。审判中，起诉人出示了在他们公寓里发现的一段录像作为证据。录像的摄录水平很外行。其中有一长段录像拍的是一个垃圾桶和摄像者走动的脚步。起诉人声称这种像是生手的摄录纯属掩饰，这里大家所看到的是一种现场踩点的门道：那个垃圾桶是一个可以安放炸弹的隐蔽处，走动的脚步是在测定从A点到B点的距离。
起诉人这种臆断式解读的基本准则是，拍摄录像的业余水平正是可怀疑的依据，因为，凡事只要是扯上“基地”组织，一切都不是表面看起来的样子。
我们这样弄下去，只能时不时地出点差错了。“获得意大利人身份”。她觉得我是谁——埃涅阿斯？“戴帽兜”。国家公民们套着黑色风帽在街上闲逛。绝对的超现实形象。也许这就是她心目中的作家：对着麦克风大声咆哮，把脑子里最先想到的东西说出来；然后把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塞给某个女孩，或是某种不靠谱的设备，等着瞧他们会整出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说楼上没别的意思，光是我们一个单元就有二十五层，我在他楼上隔着二十四层，你抬眼一瞥，就能看见一个玻璃门廊，港湾景色尽收眼底。所以，他和我也算是邻居，隔着老远的邻居。这位先生和这位女秘书。
天黑以后你不该不拉上窗帘，我提醒他，你一起身陌生人就会看见你的。他说，我起身做什么事会引起陌生人的兴趣？我不知道，我说，人总有好奇心的。嗯，他回答，他们很快就会把我看腻了，我和他们没什么两样。胡说，我说，我们都是不一样的，都有微妙的差别，我们不是蚂蚁，我们不是羊群。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朝敞开的窗子里张望的原因：瞧瞧那些微妙的差别。这是人的本性。
起诉人从哪儿学到这种思维方式的？答案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美国的文学课里，那时候人们得到的教诲是，在文学批评这一行里，怀疑是最可贵的品性，批评家必须学会不按字面意义解读任何内容。按他们这套文学理论暴露的观点，那些并不很聪明的人文学院的毕业生在其后现代主义课程中掌握了一套分析手段，他们隐隐觉出这套方法大可用于课堂以外，于是直觉便赋予了他们这种辨析力，即只要相信任何事情都不是看上去的样子，你就能有所收获。他们手中掌握了这样的工具，正所谓是我们这个时代的
知识分子的背叛
。“你教会了我语言，我从中学到的是如何诅咒。”
我尽量装出随意的口吻，问起她以前都干过什么工作，她说的“迎宾接待”和“人力资源”究竟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在问我有没有打字文凭之类的东西？她回应道。我根本不在乎什么文凭不文凭的，我说，我只想多了解一些。我做过所有的事情，她回答，这个，那个，还有别的，我没法全部列举出来。不过，什么叫“这个，那个，还有别的”呢？我坚持问下去。好吧，她回答，我这么说吧：六、七月里，我做迎宾员。临时性的活儿。在一家妓院。我盯着她看。一家妓院，她直白坦率地瞪着我重复了一句，你知道，就是鸡窝。
黑泽。《七武士》。约翰·霍华德和自由党人就是七武士重新现身。谁会相信这个？我记得《七武士》是在台湾看的，是配中文字幕的日语原声。有一大半时间我都不知道在看些什么。唯一记住的形象是一个扎着顶髻的疯男人光着一双长腿，小腿上还裹着绑腿，大腿却赤裸着，光着屁股：他们那时候怎么会这样穿衣服！足以让女孩子发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