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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鸠用哀伤的鸣叫不停地呼朋引伴，阳光透过没有遮挡的窗户轻柔地照进奥利维亚的卧室，她整个人沐浴在柔和的晨曦中。现在，她的一天一般都是这样开始的：与鸟儿和太阳一同起床。如果是多云或者暴风雨的早晨，斑鸠们没有兴趣聊天，她就会一直睡到中午，或许还要更晚，她并不清楚。她对时间已经完全没概念了。上个月停电了一天，此后又停了很多次，而她从没费心去校准过时钟。她也不再戴手表了。现在，奥利维亚不需要去任何地方，所以钟表上的时间是否准确对她并无太大意义。她生活在时间之外。
奥利维亚看了看床的另一边，枕头和被子还和之前一样，她再次想起大卫根本不在这里。他在欣厄姆镇，而她在楠塔基特岛，他们分居了。只是她仍然侧着身子蜷缩着睡觉，一只胳膊抱着床垫的边缘，好像是为了给他留下足够的空间。她晃悠悠地爬到床中间，平躺在床上，将胳膊和腿伸开，尽可能地占据更多的空间。但这种感觉很奇怪。
她伸了个懒腰，又打了个呵欠，不着急下床，享受着从一整夜的睡眠中慢慢醒来的奢侈时光。过去的生活仿佛就在昨天，那时奥利维亚每天早上被大卫的闹钟或者安东尼“咿咿呀呀”的声音过早地吵醒后，整个人仍然筋疲力尽。其实，不仅仅是筋疲力尽，她还被时光侵蚀了。她每天都会比前一天失去一点东西。那些早晨就像发生在昨天，但它们已经是几百万年前的事了。时间是个有趣的东西，它可以随着视角的变化被随意弯折、扭曲、伸缩。
现在是4月，奥利维亚之所以知道，还是因为她前两天收到的律师来信的日期是4月14日。要是没有收到那封信，她会以为现在还是3月，依然是春寒料峭，一切都没有改变。
她在波士顿度过的春天与她长大的佐治亚州雅典城的春天完全没有可比性，雅典城的春天温暖怡人，草木葱茏，绿意盎然。波士顿的春天就是冬天的另一个说法，是冬天的下半场。当雅典城的木兰争奇斗艳时，欣厄姆镇还在下雪，而且绝不是扫一扫就行的薄雪。欣厄姆3月的降雪量足以让学校停课，街上寸步难行，处理积雪总是一个大问题。奥利维亚从不掩饰她对3月下雪的厌恶，但她也不得不承认，一片雪白至少能让贫瘠、荒凉、寸草不生的大地变得明亮起来。
楠塔基特岛不会像波士顿那样下雪。由于被海洋包围，这里的空气通常过于潮湿，难以支撑雪花的脆弱结构，一般只会下雨。奥利维亚有几次注意到地面泥泞不堪，但今年她还没看到任何真正的降雪，也不曾扫过一次雪。她甚至不确定自己有没有真正的雪铲。她能想到的唯一一把铲子就放在她吉普车的后座上，那是为了吉普车被卡住时把车轮从沙子里挖出来而准备的，而不是用来铲雪的。
但即使不像内陆一样下雪，这里也没有春天的气息。就算阳光明媚，这种寒冷也势头不减。而且，不知是何缘故，这里的一切看起来都灰蒙蒙的，就像透过太阳镜看世界一样。几个月来，楠塔基特岛上都是同样寒冷而灰蒙蒙的冬日，时间在这里简直像是被冻结了。
根据律师的来信，她的离婚进程也被冻结了。他们的离婚协议是无争议和无过错的，离婚这件事也是她和大卫长久以来没有产生争执的少数几件事情中的一件。她已经把这份文件读了三遍。她喜欢在“无过错”这几个字上逗留，它们被白纸黑字地印在正式的法律文件上，就好像马萨诸塞州政府承认了他们的努力，免除了他们两人所有的责任。他们的婚姻之所以失败，其实并不是他或她的错。
在提到孤独症这个词的几次呼吸间，安东尼的儿童神经科医生居然问他们：“你们夫妻俩感情好吗？”奥利维亚记得自己当时怒火中烧，心想：这和你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安东尼，不是我和大卫。但那名神经科医生早就知道他们婚姻的未来走向。他见过太多这种情况了——父母离婚是儿童患孤独症的并发症。
奥利维亚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回答医生了。她也不记得听到孤独症这个词后在那间办公室里发生的大部分情况了，但从那之后，她一直在反复思考医生的问题和自己的回答。当时她认为那是自己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后来的几年证明远非如此），如果当时她设法礼貌地回答了那个问题，可能说出了类似于“很好”的话。他们的婚姻本可以经营得很好，只要他们没有受到生活的压迫，没有被孤独症拉扯和掏空。而这一切是两名已婚人士在他们盛装打扮、对彼此说出“我愿意”的时候无法想象的。
不，他们在那天之后当然不会好了。怎么可能还会有人好呢？这就像把一个玻璃花瓶扔到砖墙上而期待它不会被砸成无数的碎片，并对它不能再盛水而表现得惊讶和不安。花瓶总是会碎的。这就是玻璃撞到墙之后会发生的事。但这并不是花瓶的错。
当他们在大学毕业之后继续约会，当他们进入“真实的世界”，当情况变得严肃起来时，奥利维亚曾怀疑过大卫不是做丈夫的料。她在脑海里列了一份丈夫必须具备的品质清单，开始对着大卫的情况一个个地打钩：英俊、聪明、幽默、有养家糊口的能力、熟悉各种家具，还喜欢孩子。清单上的每一条都被她打了钩。然后他们在她二十四岁的时候结了婚。
她从未想过她应该在那个清单上再加上一些选项：可以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下工作多年，愿意贡献勇气和每天忍受心碎，愿意把赚得的钱扔进无底洞里。
就像马萨诸萨州政府说的那样——这不是他的错。
离婚协议上的所有条款都是他们共同商议的。她选了楠塔基特岛上的小屋，他选了欣厄姆的房子。没有存款需要分配，因为他们已经在安东尼身上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他们的钱都花在了应用性行为分析疗法、言语疗法、感觉统合训练、金属螯合、无麸质饮食、无酪蛋白饮食和维生素B12注射液上。他们带安东尼看了儿科医生、神经科医生、胃肠科医生、专业治疗师、物理治疗师以及能量治疗师。从主流疗法到非传统疗法，再到几乎算是巫术的疗法，奥利维亚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治疗费用是由医保覆盖的了。大卫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们用房子作了抵押贷款。他们掏空了他们的个人退休账户。因为，要是明知道有一种治疗方法可能对安东尼有帮助，他们却因为太贵而没有尝试，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怎么能留着银行里的钱和一个患有孤独症的孩子想着退休呢？
他们还准备卖掉这个小屋。
奥利维亚还记得那些关灯后在床上进行的深夜谈话，她躺在她那边，大卫躺在他那边，希望和绝望在他们与每一个字之间生存和呼吸。她读到或听说了一些新的治疗方法。“这个疗法还没有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批准用于治疗孤独症，我同意这听起来有点荒谬，但是某某专家在今年的会议上说，它对部分儿童有效。这要花上一大笔钱，你怎么想？”她记得他呼气的声音，然后是沉默，她知道他在黑暗中点头了。
他们试了所有的疗法，他们必须这么做。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剩下任何钱，零分成两半还是零。他们也不需要支付赡养费。当然，也没有孩子的抚养费。基本上就是这样，非常简洁明了。他们可以让彼此自由了。
但大卫还没有签署协议。奥利维亚知道他会签字的，他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既然时间哪里也不会去，她也不介意等待。
她起身走进厨房，打开橱柜，叹了口气——她忘记买咖啡了。
若是大卫在这里，他会说：“没事的，我们去咖啡馆吧。”在生下安东尼之前，他们会在咖啡馆里度过整个上午。他们坐在一张桌子旁，最好是靠前窗角落的那张，他看《环球报》，她读工作方面的书，他会点两大杯咖啡，都是黑咖啡，她会要一大杯拿铁和一块蓝莓司康。每当这时，他就会给她读一些新闻，她会给他分享一些特别有见地的、措辞华丽的智慧短文，或者分享一些骇人听闻的垃圾段落。她喜欢他们刚结婚时那些轻松、无拘无束的早晨。
奥利维亚希望他也在这里。随着她越来越沉浸在这些问题中，她意识到她真正渴望的是一杯拿铁、一块司康以及在咖啡馆度过一个悠闲的上午。她不需要大卫在这里。她被一种目标感和一种很久没有体验过的外出的渴望所吸引，套上一条牛仔裤和一件毛衣，拉上外套拉链，抓起帽子、钱包和钥匙，在前厅穿上靴子，在她说服自己不要出门之前，离开了家。
小镇中心热闹极了，到处都是汽车和人。自从今年冬天来到这个岛后，奥利维亚就很少开车穿过小镇。在冬天，即使是周末，小镇中心也是冷冷清清的。商店的橱窗一直是黑漆漆的，里面摆放着裸体模特模型和写着“下一季再见”的招牌。大多数餐馆在中午就关门了。到处都是停车位，就像任何人在冬天都会预料到的那样，因为岛上的人太少了，无法支撑起大部分的生意。
但是今天，一切都变得生机勃勃，仿佛已经到了8月中旬，而不是4月中旬。这是怎么回事？她想不出原因。
她向右转到印度大街，开始第三次绕着街区转圈，发誓如果这次再找不到车位，她就放弃喝咖啡了。奥利维亚正准备放弃找车位并已经打算去便利店买咖啡的时候，恰巧发现在楠塔基特图书馆前面有一个空位，就在一辆悍马和一辆越野车之间。
楠塔基特图书馆是一座气势恢宏的白色建筑，正门两侧矗立着巨大的爱奥尼亚柱。这栋建筑看起来有点不合时宜，它更像是一座古希腊神庙，而不是现代的图书馆，它似乎应属于雅典卫城，而非楠塔基特岛这个古雅的、经过历史修复的新英格兰风格的中心小镇。既然已经来了，奥利维亚开始想象在咖啡馆喝拿铁的时候读上一本书会有多美好，就像过去一样，只不过没有了大卫。因此，她决定跑进去找点东西来读。
正如外面车水马龙的交通可能预示的那样，图书馆内也人头攒动。到处都是婴儿车，家长们训斥着孩子，孩子们大喊大叫，从父母身边跑开。一辆婴儿车里的婴儿正在哭闹，根本无法安抚。这个地方充满了活力，喧闹的声音在高高的天花板上回荡和跳跃。这种氛围给人一种决定完全错误、不受尊重的感觉，就像孩子们在教堂里说话和嬉闹的场景，奥利维亚对自己进来的决定产生了怀疑。
她在快到前台的时候停了下来，开始犹豫自己究竟有多迫切地需要一本书，以至于可以忍受眼前的这片混乱。最后她决定还是宁愿离开这里。正要转身离开时，她突然看到一本熟悉的书独自待在一辆待上架的金属推车上，那是《深夜小狗神秘事件》。
几年前，就是安东尼被诊断出患有孤独症之后，奥利维亚就读了这本书，这也是她的任务之一——阅读所有关于孤独症的书。她记得，当时她在想，书中主角的孤独症和安东尼的症状是多么不同。它们就像光谱的两端，彩虹中的红色和紫色。它们在种种最具代表性的方面都截然不同，不过奥利维亚发现了它们之间微妙和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这让她感到安慰，重新燃起了希望。紫色并不是蓝色，因为它也包含了红色。
“请把这个给我，谢谢。”奥利维亚说。她觉得自己可能已经准备好再读一遍了。
填写好申请借书证的文件之后，她便拿着借来的书，急匆匆地出了图书馆，走下图书馆门前的台阶，如释重负地离开了那里。奥利维亚绕过街角走向咖啡馆，以为可以直接进去，却被一列蜿蜒的顾客队伍拦在了门口。天气很冷，队伍很长，但她周围的人似乎都特别高兴。奥利维亚很少离开她家附近，但当她冒险出门时，比如去杂货店或银行，她从来没有碰到过人群。自从搬到楠塔基特岛以来，她就没有排过一次队。她已经习惯了这里安静的生活，习惯了只需要很少的人际接触就可以方便地处理所有事。
奥利维亚低头看了看自己光秃秃的手腕，想看一下时间，好奇排队要花多长时间。现在应该已经过了中午。为什么这些人还在这里？她拉起外套的领子遮住下巴，双手塞到口袋里，闭上眼睛，深呼吸。
终于，队伍向前移动了一点，她踏进了店里。咖啡馆还和她记忆中一模一样：破旧的木地板，水滴形的水晶吊灯，架子上摆放着铜制和锡制的古董茶壶，玻璃罐里装满了脆饼干。但是，当她注意到咖啡馆里的每个座位都有人时，熟悉的环境带给她的享受气氛就消失了。
“您要点什么？”柜台后面的女孩问。
“我要一大杯拿铁和一块蓝莓司康，谢谢。”
“我们的司康都卖完了。”
“噢，好吧，那就只要拿铁。”
“加牛奶还是豆奶？”
“牛奶。”
“常规的、低脂的，还是脱脂的？”
“嗯，常规的。今天这是怎么了？”
“你说什么？”
“这里为什么这么多人？”
“因为黄水仙。”
奥利维亚想了想。“那是一个乐队吗？”
咖啡馆的姑娘们上下打量着奥利维亚，那眼神就像是年轻人看搞不清状况的老年人。“就是水仙花呀，你不知道吗？那你来这里干吗？”
“我住在这里。”
“哈。”那个女孩说，根本不相信她的话。
“所以这些人都是来看黄水仙的？”
“是的，岛上差不多有三百万朵黄水仙。”
三百万朵。这是真的吗？她一朵也没注意到。而且真的有人会数有几朵花吗？奥利维亚怀疑这个女孩在夸大其词，就像年轻人常做的那样。“所以，那个，人们就是开车到处转，然后看花？”
那姑娘把拿铁递给奥利维亚，奥利维亚付了钱。
“有很多活动，有游行，还有车尾派对
——”
“还有车尾派对？”
“就在沙滩那边。”
“是有橄榄球比赛吗？”
那姑娘大笑起来。
“不好意思，你买好了吗？后面还排着很长的队呢。”奥利维亚后面的人说。
“对不起，这就好。”
奥利维亚走到一边，最后一次绝望地环视整个店，还是没发现座位。她挤过源源不断涌进来的顾客，回到车上。在主街的鹅卵石上颠簸，然后驶入平坦的硬路面时，她第一次注意到所有的水仙花——种在花园和窗台花盆里的水仙花，沿着篱笆和前院生长的水仙花，点缀在路边的“野生”水仙花。它们无处不在。她以前怎么就没注意到它们呢？
水仙花和车尾派对。出于好奇，奥利维亚决定绕近道去沙滩。曾经，每次在波士顿学院主场进行橄榄球比赛前，她和大卫都会和他们的朋友一起去参加车尾派对。每个人都穿着波士顿学院的运动衫和夹克，戴着学院的帽子。总有人会带上烧烤架和几个小桶，里面装着烤得焦香的芝士汉堡以及用塑料杯装的密尔沃基啤酒。大卫和他的朋友们会热烈地谈论球员的细节，总会有人拿四分卫和弗鲁迪作比较，他们会争论谁的球技更好。到开球之前的上午，他们都会吵吵嚷嚷地喝得酩酊大醉了。
随着她接近沙滩的主干道，奥利维亚看到了，车尾派对的参与者一个接一个地停在迈尔斯通路和自行车道之间的草地上。她现在处于拥挤的车流中，但是为了看得更清楚，她放慢了车速。一辆停在前面草地上的车子在她靠近时驶离，于是她占据了那个位置。
奥利维亚拿起她的偏光太阳镜，从吉普车上下来，开始步行。主干道被车辆堵住了，她沿着马路中央走。参加车尾派对的车基本都是古董车或者昂贵的敞篷车，肯定是得到特别许可才来到这里的。大多数车牌显示它们来自纽约州或康涅狄格州。这些人绝不是整年在一处定居的人。
所有的车上都装饰着水仙花——巨大的花束被绑在镜子、车顶架和引擎盖上。人们也用水仙花打扮自己，大家把水仙花插在帽子上编成花环，装饰在腰部或肩部，或者做成胸花。大多数人都穿了迎合这个节日的衣服，比如黄色衣服和带有水仙花配饰的某种套装，休闲舒适又富有节日气氛；但有些女人穿着优雅的春装和高跟鞋，一些男人穿着泡泡纱西装、打着领带，仿佛他们是在英国乡村，准备出门喝茶。这感觉像肯尼迪家族举办的狂欢节游行。
这里没有啤酒，但有红酒、香槟和马天尼，还有搭配青橄榄和芹菜条的血腥玛丽。这里有草坪躺椅和带装饰的卡座，当然还有插满水仙花的花瓶。桌子上堆满了食物，不是汉堡和热狗，而是精美的食物——一篮篮的面包、奶酪条、油炸蛤蜊、寿司、沙拉和杂烩汤，足以供一场婚礼的宾客享用。
一切都很文明。虽然每个人似乎都在公共场合喝酒，而且她确信这些人中有很多人会喝到微醺，但不会有谁醉到足以成为公害的程度。这里没有人会找校园警察，没有人想再做出传球、倒立或者呕吐的动作，也没有人会脱下衬衫，用手指在胸前写上“加油老鹰队
”或者“你真烂”的字样。
这些人来这里不是为了给他们心爱的主队加油，也不是为了庆祝一个胜利的赛季。这些人收拾行李，搭乘飞机、驾驶汽车或乘坐渡轮，跨越数百公里，准备了装满饼干、奶酪、龙虾和葡萄酒的野餐篮子，穿上古怪的黄色服装，在4月寒冷的一天开车到沙滩，只为坐在路边庆祝水仙花的盛开。这些人都疯了。
奥利维亚避免与他人发生眼神交流，在马路中间以轻快的步伐走着，好像她正在去某个特定地方的路上，在寻找她认识的人，而没有时间停下来看看。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泥土、奶油般香甜的花朵、海洋和大蒜的味道。她的肚子咕咕叫着。她真希望能吃到蓝莓司康，或者咬一口某个女人的龙虾卷。奥利维亚已经了解清楚这个奇怪的路边假日的所有情况，于是她满意地掉头回到她的车上，朝岛的另一个方向出发，一边开车，一边欣赏装饰周围风景的令人愉快的黄色花朵。回到自家的车道上，她发现自己的前院里也有六朵水仙花，三朵金色、三朵白色，已经完全盛开了。它们在风中摇曳，仿佛在向她点头示意，表示很高兴见到她。她想知道这些花是谁种的。她不禁露出笑容，现在她不仅感到饿了，还产生了某种灵感。
奥利维亚用微波炉热了一碗海鲜杂烩汤，在上面撒了一堆牡蛎饼干。她拿起勺子、拿铁、沙发上的一条毯子，还有她在图书馆借的书，坐在门廊的摇椅上。冷咖啡、放了三天的杂烩汤，还有三百万朵水仙花中的六朵，这些都是她一个人的。她举办了自己的私人车尾派对来庆祝水仙花节，或者随便他们怎么称呼的这个节日。这很完美，或者，至少还不错。
她喝了一勺海鲜杂烩汤，端详着在风中摇曳的花朵，在楠塔基特岛4月的寒冷灰暗之中，她的花是如此不可思议的明亮鲜艳，柔弱却勇敢。在这里当水仙花一定很辛苦吧。它们可能希望自己能在地下多待一个月，但它们在这件事上没有发言权。它们体内的一些生物钟触发了萌芽开关，指示每个球茎发芽并开始生长，不管是在天气晴朗、春天气温有二十摄氏度的佐治亚州，还是在4月仍像冬天般寒冷的楠塔基特岛上。它们年复一年地发芽、生长和开花。
奥利维亚又喝了一勺汤，想着在沙滩举办派对的那些人。他们来这里庆祝水仙花开，可这里的天气一点也不欢迎他们前来，起码还要过几个月才会转暖，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她喝完杂烩汤，又喝掉拿铁。她继续坐在门廊的摇椅上，面对着鲜花和阳光，在寒冷的空气中感受着面颊的温暖。她闭上眼睛，沉浸在这种小确幸之中。
也许这是夏天的承诺。在经历一个直接延伸到春天的漫长而凄凉的冬天之后，也许水仙花的开放预示着夏天再次到来。地球会自转，会围绕太阳公转。时钟会滴答作响。即使奥利维亚没有重置她的时钟，时间也会继续消逝。冬天就要结束了。这一切也会过去。这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承诺。上百万朵水仙花将一起绽放，生机将重新回到岛上。
不管奥利维亚愿不愿意，生活也会回到她身边。她坐在门廊上，目光紧紧跟随着她的水仙花，她还注意到太阳已经从她的卧室窗户划过天空。现在一定快到下午三点左右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人们总说，时间会治愈一切。
奥利维亚看了看从图书馆借来的那本书的封底。她完全准备好再次阅读有关孤独症的东西了。她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去面对发生的一切，去回忆所有事，去试着理解安东尼的人生以及他为什么不在人世了，然后开始愈合内心的伤口。但如果她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勇气再次面对孤独症，那就不应该去看小说。她把借的书拿回屋里，很快又拿着别的东西回到门廊。
奥利维亚休息好了，也吃饱了，她觉得今天这个水仙花日可能就是重新面对过往的最佳时机。她打开她的一本日记，翻到第一页，开始读起来。
2001年3月19日
我们今天去给安东尼做一周岁的例行检查。他现在身高七十四厘米、体重十九斤，个子在同龄孩子里算中等。他被扎了好几针，我可怜的宝贝儿子。我全程都在和他一起哭！我不忍心看到他遭受任何痛苦。我很自豪地四处炫耀他已经会走路了。哈维医生说我们现在可以给他换成全脂牛奶了。不用再烦恼买配方奶粉实在是太好了。
我都不敢相信他已经一岁了！他长得实在是太快了。他现在总是四处摸索。他只让我扶着他喝奶，其他时候都想下地探索世界。他已经不再是我可爱的小婴儿，而是正式成为一个蹒跚学步的幼儿了！
这就是必然会发生的事。他已经开始漫长的成长过程，松开父母的手，成为一个独立的小人儿。他应该这样做，但我希望这不要开始得这么早。
这就是母亲要生好几个孩子的原因。我们忘记了怀孕和分娩时的痛苦、不适和极度的不便，因为这样，我们就能再次感受抱着一个温暖的婴儿，还有他们依偎在我们胸前的那种仿佛身处天堂般的感觉。那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体验。也许大卫和我应该再开始试试。我们想要一个大家庭，而且我也不再年轻了。
我告诉哈维医生安东尼还不会说话，并询问是否应该担心此事。他说不是所有的婴儿都会在一岁时说话，我们应该会在他十五个月大时听到安东尼说一些词，所以他开口说话的时间不会晚太久。可是，姐姐玛丽亚的孩子全都不到一岁就会说话了。我记得贝拉在她一岁生日前就会说“妈妈”“爸爸”“月亮”，还会表达“更多”和“全部完成”。
哈维医生说，女孩一般比男孩说话早。他让我不必担心。但那种担心，它就在那里，我就是忍不住。这就像告诉我不要长棕色的眼睛，但我的眼睛就是棕色的一样。我就是很担心。为什么安东尼还不开口说话？
大卫一点也不担心。他说我总是对一切太过担心。我知道他是对的。我确实非常担心，但这种感觉与平时的精神过度紧张不同，比如我平时担心开关保护器不够安全，担心没有给他的奶嘴消毒，担心他的配方奶粉可能会被虫子污染。
我想知道他的听力是否正常。安东尼似乎听不到我说话，每次我叫他的名字，他都不看我。事实上，他真的几乎从来不看我。有一天，我尽可能大声地拍手，而他甚至没有转过头来。他只是一直坐在地板上，望向玻璃滑门外，看叶子飘落到露台上，就好像我并不存在。
他是聋人吗？他不是。我知道他不是，所以我才没有告诉哈维医生。我看到他在我们放音乐的时候蹦蹦跳跳。他喜欢雷鬼音乐。还有一天，我在厨房掉了一个平底锅，我看到他被吓了一跳，然后开始哭。所以他绝对不是聋人。那为什么我内心的一部分总希望他是呢？这种想法也太疯狂了。上帝啊，安东尼究竟是怎么了？请告诉我他一切都好。
我究竟在担心什么？哈维医生说他一切正常。大卫认为他一切正常。我确定他一切正常。
我就是个自欺欺人的大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