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李鸿章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初年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国的劲敌。他并且知道中国的胜负要看哪一国的新军备进步得快。他特别注重海军，因为日本必须先在海上得胜，然后能进攻大陆。所以他反对左宗棠以武力收复新疆，反对为伊犁问题与俄国开战，反对为越南问题与法国打仗。他要把这些战费都省下来作为扩充海军之用。他的眼光远在一般人之上。

李鸿章既注重中、日关系，不能不特别注意朝鲜。在国防上朝鲜的地位极其重要，因为朝鲜做敌人陆军侵略我东北的根据地，也可以做敌人海军侵略我山东、河北的根据地。反过来看，朝鲜在日本的国防上的地位也很要紧。朝鲜在我们手里，日本尚感不安，一旦被俄国或英国所占，那时日本所感的威胁就更大了。所以朝鲜也是日本必争之地。

在光绪初年，朝鲜的国王李熙年幼，他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摄政。大院君是个十分守旧的人，他屡次杀传教士，他坚决不与外人通商。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朝关系，在日本方面由幕府主持，由对马岛之诸侯执行。维新以后，大权归日皇，所以日、朝的交涉也改由日本中央政府主持。大院君厌恶日本的维新，因而拒绝与新的日本往来。日本国内的旧诸侯武士们提倡“征韩”。这种征韩运动，除了朝鲜不与日本往来外，还有三个动机：（一）日本不向海外发展不能图强；（二）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国，尤其是俄国，恐怕要下手；（三）征韩能为一般不得志的武士谋出路。光绪元年 （即日本明治八年） 发生朝鲜炮击日本船的案子，所谓江华岛事件。主张征韩者更有所借口。

当时日本的政治领袖如岩仓、大久保、伊藤、井上诸人原反对征韩。他们以为维新事业未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前，不应轻举妄动地贪图向外发展。但是在江华岛事件发生以后，他们觉得无法压制舆论，不能不有所主动。于是他们一面派黑田青隆及井上率舰队到朝鲜去交涉通商友好条约，一面派森有礼来北京试探中国的态度，并避免中国的阻抗。

森有礼与我们的外交当局大起辩论。我们始终坚持朝鲜是我们的属国：如日本侵略朝鲜，那就是对中国不友谊，中国不能坐视。森有礼则说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是有名无实的，因为中国在朝鲜不负任何责任，就没有权利。

黑田与井上在朝鲜的交涉成功。他们所订的条约承认朝鲜是独立自主的国家。这就是否认中国的宗主权，中国应该抗议，而且设法纠正。但是日本和朝鲜虽都把条文送给中国，北京没有向日本提出抗议，也没有责备朝鲜不守本分。中国实为传统观念所误。照中国传统观念，只要朝鲜承认中国为宗主，那就够了。第三国的承认与否是无关宏旨的。在光绪初年中国在朝鲜的威信甚高，所以政府很放心，就不注意日朝条约了。

朝鲜与日本订约的问题过了以后，中日就发生琉球的冲突。琉球自明朝洪武十五年 （一三七二年） 起隶属于中国。历五百余年，琉球按期进贡，未曾中断，但在明万历三十年 （一六〇二年） 琉球又向日本萨摩诸侯称藩，成了两属，好像一个女子许嫁两个男人。幸而这两个男人曾未遇面，所以这种奇怪现象竟安静无事地存在了二百七十多年。自日本维新，力行废藩以后，琉球在日本看来，既然是萨摩的藩属，也在应废之列。日本初则阻止琉球入贡中国，终则改琉球为日本一县。中国当然反对，也有人主张强硬对付日本，但日本实在时候选得好，因为这正是中、俄争伊犁的时候。中国无法，只好把琉球作为一个悬案。

可是琉球问题暴露了日本的野心。士大夫平素看不起日本的到这时也知道应该戒备了。日本既能灭琉球，就能灭朝鲜。琉球或可不争，朝鲜则势在必争，所以他们专意筹划如何保存朝鲜。光绪五六年的时候，中国可以说初次有个朝鲜政策。李鸿章认定日本对朝鲜有领土野心，西洋各国对朝鲜则只图通商和传教。在这种形势之下，英、美、法各国在朝鲜的权利愈多，他们就愈要反对日本的侵略。光绪五年李鸿章写给朝鲜要人李裕元的信说得很清楚：

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亦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彼日本恃其诈力，以鲸吞蚕食为谋，废灭琉球一事，显露端倪。贵国固不可无以备之。然日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统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

经过三年的劝勉与运动，朝鲜才接受这种新政。光绪八年春，由中国介绍，朝鲜与英、美、德、法订通商条约。

朝鲜不幸忽于此时发生内乱。国王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一面反对新政，一面忌王后闵氏家族当权。他于光绪八年六月忽然鼓动兵变，围攻日本使馆，诛戮闵族要人。李鸿章的谋士薛福成建议中国火速派兵进朝鲜，平定内乱，一则以表示中国的宗主权，一则以防日本。中国派吴长庆率所部淮军直入朝鲜京城。吴长庆的部下有两位青年，张謇和袁世凯。他们胆子很大，朝鲜的兵也没有抵抗的能力。于是他们把大院君首先执送天津，然后派兵占领汉城险要，几点钟的工夫，就把李昰应的军队打散了。吴长庆这时实际做朝鲜的主人翁了。后朝鲜许给日本赔款并许日本使馆保留卫队。这样，中、日两国都有军队在朝鲜京都，形成对峙之势。

八年夏初之季，中国在汉城的胜利，使得许多人轻敌。张謇主张索性灭朝鲜。张佩纶和邓承修主张李鸿章在烟台设大本营，调集海陆军队，预备向日本宣战。张佩纶说：

日本自改法以来，民恶其上，始则欲复封建，继则欲改民政。萨、长二党，争权相倾；国债山积，以纸为币；每兴劳役，物价翔贵，众怨沸腾。虽兵制步伍泰西，略得形似，然外无战将，内无谋臣。问其师船，则以扶桑一舰为冠，固已铁蚀木窳，不耐风涛，余皆小炮、小舟而已……去中国定远铁船、超勇扬威快船远甚；问其兵数，则陆军四五万人，水军三四千人，犹且官多缺员，兵多缺额，近始杂募游惰，用充行伍，未经战阵，大半恇怯，又（去）中国湘淮各军远甚。

邓承修也是这样说：

扶桑片土，不过内地两行省耳……总核内府，现银不满五百万两……窘迫如此，何以为国？水师不满八千，船舰半皆朽败，陆军内分六镇，统计水陆不盈四万，而又举非精锐。然彼之敢于悍然不顾者，非不知中国之大也，非不知中国之富且强也，所恃者中国之畏事耳，中国之重发难端耳。

这两位自命为“日本通”者，未免看事太易。李鸿章看得比较清楚。他说：

彼自变法以来，一意媚事西人，无非欲窃其余绪，以为自雄之术。今年遣参议伊藤博文赴欧洲考究民政，复遣有栖川亲王赴俄，又分遣使聘意大利，驻奥匈帝国，冠盖联翩，相望于道，其注意在树交植党。西人亦乐其倾心亲附，每遇中、日交涉事件，往往意存袒护。该国洋债既多，设有危急，西人为自保财利起见，或且隐助而护持之……

夫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第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

昔年户部指拨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岁共四百万两。设令各省关措解无缺，七八年来，水师早已练成，铁舰尚可多购。无如指拨之财，非尽有著之款……统计各省关所解南北洋防费，约仅及原拨四分之一……可否请旨敕下户部总理衙门，将南北洋每年所收防费，核明实数，并闽省截留台防经费，由南洋划抵外，再拨的实之岁款，务足原拨四百万两之数。如此则五年之后，南北洋水师两枝，当可有成。

这次大辩论终了之后，越南问题又起来了。张佩纶、邓承修诸人忽然忘记了日本，大事运动与法国开战。中、法战事一起，日本的机会就到了。这时朝鲜的党政军正成对垒之阵。一面有开化党，其领袖即洪英植、金玉均、朴泳孝诸人，其后盾即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这一派是亲日的，想借日本之势力以图独立的。对面有事上党，领袖即金允植、闵泳翊、尹泰骏诸人，后盾是袁世凯；这一派是联华的，想托庇于我们的保护之下，以免日本及其他各国的压迫。汉城的军队有中国的驻防军和袁世凯代练的朝鲜军在一面，对面有日本使馆的卫队及日本军官所练的朝鲜军。在中法战争未起以前，开化党不能抬头；既起以后，竹添就大活动起来，说中国自顾不暇，哪能顾朝鲜？于是洪英植诸人乃决计大举。

光绪十年十月十七夜，洪英植设宴请外交团及朝鲜要人。各国代表都到，唯独竹添称病不至。后忽报火警，在座的人就慌乱了。闵泳翊出门，被预埋伏兵士所杀。洪英植跑进王宫，宣称中国兵变，强迫国王移居，并召竹添带日兵进宫保卫。竹添这时不但无病，且亲率队伍入宫。国王到了开化党的手里以后，下诏召事上党领袖。他们一进宫就被杀了。于是宣布独立，派开化党的人组阁。

十月十九日，袁世凯带他所练的朝鲜兵及中国驻防汉城的军队进宫。中、日两方就在朝鲜王宫里开战了。竹添见不能抵抗，于是撤退。王宫及国王又都到袁世凯手里。洪英植、朴泳孝被乱兵所杀，金玉均随着竹添逃到仁川，后投日本。政权全归事上党及袁世凯，开化党完全打散了。袁世凯这时候尚不满三十，忽当大事，因电报不通无法请示，只好便宜行事。他敢大胆地负起责任，制止对方的阴谋，难怪李鸿章从此看重他，派他做驻朝鲜的总代表。

竹添是个浪人外交家。他如果没有违反日本政府的意旨，至少他超过了他政府所定的范围。事变以后，日本政府以和平交涉对朝鲜，亦以和平交涉对中国。光绪十一年 （一八八五年） 春，伊藤与李鸿章订《天津协定》，双方皆撤退驻朝鲜的军队，但朝鲜以后如有内乱，中、日皆得调兵进朝鲜。

光绪十一年正是英、俄两国因为阿富汗的问题，几至开战。他们的冲突波及远东。英国为预防俄国海军从海参崴南下，忽然占领朝鲜南边之巨磨岛，俄国遂谋占领朝鲜东北的永兴湾。朝鲜人见日本不可靠，有与俄国暗通、求俄国保护者。在这种形势之下，英国感觉危险，日本更怕英、俄在朝鲜得势。于是日本、英国都怂恿中国在朝鲜行积极政策。英国觉得朝鲜在中国手里于英国全无损害，倘到俄国手里，则不利于英国甚大。日本亦觉得朝鲜在中国手里，他将来还有法子夺取；一旦到了俄国手里，简直是日本的致命之伤。所以这种形势极有利于我们，李鸿章与袁世凯遂大行其积极政策。

从光绪十一年到二十年，中国对朝鲜的政策完全是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政策。他们第一紧紧地把握朝鲜的财政，朝鲜想借外债，他们竭力阻止。朝鲜财政绝无办法的时候，他们令招商局出面借款给朝鲜。朝鲜的海关，是由中国海关派员代为管理，简直可说是中国海关的支部。朝鲜的电报局是中国电报局的技术人员用中国的材料代为设立、代为管理的。朝鲜派公使到外国去，须先得中国的同意，到了外国以后，朝鲜的公使必须遵守三种条件：

一、韩使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具报，请由中国钦差挈同赴外部，以后即不拘定。

二、遇有朝会公宴酬酢交际，韩使应随中国钦差之后。

三、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韩使应先密商中国钦差核示。

这种政策虽提高了中国在朝鲜的地位，但与光绪五年李鸿章最初所定的朝鲜政策绝对相反。最初李要朝鲜多与西洋各国往来，想借西洋的通商和传教的权利来抵制日本的领土野心。此时李、袁所行的政策是中国独占朝鲜。到了光绪十八九年，日本感觉中国在朝鲜的权利膨胀过甚，又想与中国对抗。中国既独占朝鲜的权利，到了危急的时候，当然只有中国独当其冲。

甲午战争直接的起因又是朝鲜的内乱。光绪二十年 （即甲午西历一八九四年） ，朝鲜南部有所谓东学党，聚众数千作乱，中、日两国同时出兵，中国助平内乱，日本借口保卫侨民及使馆。但东学党造乱的地方距汉城尚远，该地并无日本侨民，且日本派兵甚多，远超保侨所需之数。李鸿章知道日本另有野心，所以竭力先平东学党起义，使日本无所借口。但是内乱平定之后，日本仍不撤兵。日本声言朝鲜内乱之根在内政之不修明，要求中、日两国共同强迫朝鲜改革内政。李不答应，因为这就是中、日共管朝鲜。

这时日本舆论十分激烈，一意主战。中国舆论也激烈，要求李鸿章火速出兵，先发制人。士大夫觉得朝鲜绝不可失，因为失朝鲜就无法保东北。他们以为日本国力甚小：“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挡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李鸿章则觉得一调大兵，则双方势成骑虎，终致欲罢不能；但他对于外交又不让步。他这种军事消极、外交积极的办法，是很奇怪的，他有他的理由。俄国公使喀西尼答应了他，俄国必劝日本撤兵，如日本不听，俄国必用压服的方法。李觉得既有俄国的援助，不必对日本让步。殊不知喀西尼虽愿意给我援助，俄国政府不愿意。原来和战的大问题，不是一个公使所能负责决定的。等到李鸿章发现喀西尼的话不能兑现，中、日外交路线已经断了，战事已经起始了。

中、日两国同于七月初一宣战。八月十八 （阳历九月十七日） 两国海军在朝鲜西北鸭绿江口相遇。那一次的海军战争是我民族在这次全面抗战以前最要紧的一个战争。如胜了，朝鲜可保，东北不致发生问题，而在远东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的海军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值得我们研究。那时我国的海军力比日本海军大。我们的占世界海军第八位，日本占第十一位。我们的两个主力舰“定远”和“镇远”，各七千吨；日本顶大的战舰不过四千吨。但日本的海军也有优点，日本的船比我们快，船上的炮比我们多，而且放得快。我们的船太参差不齐，日本的配合比较合用。所以从物质上说来，两国海军实相差不远。那一次我们失败的缘故很多。第一，战略不如人。我方原定舰队排“人”字阵势，由“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先，称战斗之主力。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定远”为坐舰，舰长是刘步蟾。丁本是骑兵的军官，不懂海军。他为人忠厚，颇有气节，李鸿章靠他不过做精神上的领导而已。刘步蟾是英国海军学校毕业的学生，学科的成绩确是上等的，而且颇识莎士比亚的戏剧，颇有所谓儒将的风度。丁自认不如刘，所以实际是刘做总指挥。等到两军相望的时候，刘忽下令把“人”字阵完全倒置，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后，两翼的弱小船只反居先。刘实胆怯，倒置的缘故想图自全。这样一来阵线乱了，小船的人员都心慌了。而且日本得乘机先攻我们的弱点了。

其次，我们的战术也不及人。当时在“定远”船上的总炮手英人泰乐尔看见刘步蟾变更阵势，知道形势不好。他先吩咐炮手不要太远就放炮，不要乱放炮，因为船上炮弹不多，必命中而后放。吩咐好了以后，他上望台，站在丁提督旁边，准备帮丁提督指挥。但丁不懂英文，泰乐尔不懂中文，两人只好比手势交谈。不久炮手即开火，而第一炮就误中自己的望台，丁受重伤，全战不再指挥，泰乐尔亦受轻伤。日本炮弹的准确远在我们的之上，结果，我海军损失过重，不敢再在海上与日人交锋。日人把握海权，陆军输送得行动自由，我方必须绕道山海关。其实海军失败以后，大势就去了。陆军之败更甚于海军。

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订《马关条约》。中国承允朝鲜独立，割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近代的战争固不是儿戏。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这一次要吃亏的是朝鲜的共管。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领袖如曾、左、李及恭亲王、文祥诸人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 vWEwnUtN3X9E9P/HpjqgquCfkNE+X+m6/LJONCamdrLryZCA8OiHvUXU1IhLjM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