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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世家，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大的当属常熟翁氏。谢俊美先生曾有精炼概括：“像常熟翁心存一家，父子入阁拜相，同为帝师；叔侄联魁，状元及第；三子公卿，四世翰苑，如此功名福泽的，实属罕见。”
而翁心存不仅是翁氏家族官品最高的人物（官至大学士，翁同龢仅至协办大学士），更是常熟翁氏成为豪门巨族的关键人物。他不仅廉政克己，而且善于教育后代，使“廉政克己”内化为家族中人共同追摹的精神范式。常熟翁氏能够绵延百年，至今仍代有闻人，与翁心存对子孙的教育与影响是分不开的。
研读翁心存留下的数十册《知止斋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对其人会有多方面的感受，如忧心国事、关爱民生、学问淹博、品行纯粹、守正不阿等，但给人印象最强烈的，莫过于他的廉政克己。
“廉政”今天主要指政府工作人员在履行其职能时不以权谋私，办事公正廉洁。在古代，“廉政”同“廉正”，主要指官吏的正直廉洁，古今之意大致可通。翁心存一生历官数十，在每一任上皆能实心办事，力求谨慎公正。道光五年他任福建乡试主考官，为防题目漏泄，在出题、刻题、刷板过程中，竟全程监督，该年《日记》八月八日载：“清晨写题，午初传匠入，封门……坐堂皇严督，申正刻完排板。酉初，传刷字匠入，刷题板凡三副，题纸须刷八千四百纸，日不暇给。余恐题目透漏，自午后危坐门内，竟日达旦，惟略进茶点，不遑饭也，亦惫极矣。”道光六年至八年他出任广东学政，粤人考试多弊，翁心存按试各州县，将弊端“厘剔殆尽，粤人称神明”（《先文端公年谱》）。道光十五年他任浙江乡试主考官，搜寻落卷，不遗余力，该年《日记》九月二日载：“是日覆阅中卷，遂搜落卷，余所搜者单房约四千卷，各房评阅皆尽心，并无遗珠之叹。余虽未搜中一卷，然卷卷加墨并间有详批，自信尚竭尽心力而已。”道光十七年他任大理寺少卿时，于案件慎重核查，力避冤假错案。该年《日记》二月九日载：“会题稿经刑部核定，虽无错误，然人命至重，一成而不可变，敢不尽心？设使懵焉不知其何故而陷于刑，即署押稿尾，于心安乎？故余于各稿必通览一遍，既核其案情，复详观所引用之律例，非好劳也，聊求无憾焉而已。”道光二十年常熟大水，当时告养在籍的翁心存“捐资振饥，率绅士誓于城隍神，有私一钱者祸且及子孙，在事者皆悚惕，无敢欺隐”（《先文端公行述》）。可见无论在朝在野，其尽忠为公的性格皆无改变，《先文端公行述》里也说他“不独在朝之日指陈朝野利病，军事得失，侃侃谔谔，必殚忠竭诚而后已，即家居十年及晚岁养疴京邸，每闻四方水旱兵革之事，未尝不忧见颜色”。
与正直相伴的，还有他的清廉。《日记》中有多处相关的记载，先看道光十八年他告养回籍后的生活：
道光二十年除夕：“今岁家中日用窘迫，逋负丛集，不知内子与五儿如何设法典贷度岁，意甚悬悬。吾在此（指苏州）聊为謻台之避而已。”
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廿八日：“余性拙谋生，清俸无多，节缩所余，聊营负郭之田以养母，岁比不登，而食指浩繁，日用以此益绌。近复为遣嫁长女，料量荆布，更拮据异常。逋负累累，打门来索，称贷不足以给，恨无謻台以避之也。”
道光二十一年除夕：“借贷得数百金，偿逋辄尽，看囊遂无一钱，可慨也。”
道光二十二年除夕：“索逋者坌集，告贷无从，粜米减直以偿之，始得粗了，自恨无术筑謻台也。”
道光二十八年除夕：“索逋者坌集，恨无謻台避之。予今年脩脯较丰，又得叔岩处会项五百千，又称贷千缗，乃岁暮尚不足以一清债负，计拙谋生，自叹又自笑也。”
“謻台”在今河南洛阳境内，周赧王负债，无以归之，主迫责急，乃逃于此台，后人因名此台为逃债之台。此时的翁心存是以正四品大理寺少卿的身份告归养亲的，之前他四次主考外省乡试，三次出任学政，告养后也非坐吃山空，而是主讲龙游书院和紫阳书院。按当时惯例，仅主考所得“程仪”和学政所得“棚费”，累积下来至少就有数万两，常理而言，决不至发生每到岁末就债主堵门，甚至跑到苏州去躲债的现象。其中原因，除了购买彩衣堂及家族众人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所费之外，也和他奉公无私有关。道光二十年五、六月间，常熟大水，又兼英法联军海路入侵，各地兴办团练，劝捐困难，翁心存举而倡之，常熟设巡船共得捐银六百余贯，翁家即捐了七十贯，占十分之一还多（《知止斋日记》道光二十年五月廿七日“议定设巡船，书捐者约六百余千，吾家亦捐七十之数”）；之后赈灾办团，需款更巨，而缙绅缩手，大有为难情绪，翁心存毅然“效古人毁家纾难，亟出曩在江西所余养廉库平宝银五百两，拟为慈亲卜寿藏者，举以畀之”（《知止斋日记》道光二十年六月廿四日）。翁心存屡笑自己“性拙谋生”，大约也是因为觉得仅靠正常合法的廉洁收入，是很难公私兼顾的吧。
这种现象直至他位居一品宰辅、体仁阁大学士后也没有改变：
《日记》咸丰八年除夕：“寒俭一如诸生时，虽匡时无术，覆
贻羞，而清白家风或可无惭先德而已。”
《日记》咸丰九年九月四日：“房东钟氏索城寓房租甚急，重阳节近，例应催租，自古如斯，不足怪也。惟予服官四十年，无一瓦之芘，性拙于鸠，良可叹耳。”
是他生活奢侈、开销巨大吗？非也。据翁同爵回忆，翁心存的朝珠从来没有用过百两银子以上的，而且即使是炎热的夏季，他连可避蚊虫的碧纱橱也舍不得添置。如果为政稍不廉洁，生活是不会如此拮据的。
正因为如此，他去世后朝廷特颁谕旨，赞他“品学纯粹，守正不阿”；杨彝珍《体仁阁大学士翁文端公神道碑铭》赞他“清节硕望”；李元度《清朝先正事略》赞他“服官四十年，以清介正直，受累朝特达之知”；光绪二十四年，安徽布政使于荫霖上疏陈时政攻击翁同龢时，也称赞翁心存“廉正传四海”（《翁同龢日记》闰三月初八日）。
翁心存的廉正无私，与其克己知足的修养密不可分。这从“知止斋”的命名可以体味一二，知止即适可而止，知足常乐。翁心存早年的愿望不过是“微禄但能邀主簿”（《知止斋诗集》卷二《腊日祭灶》），仅仅做到一个县的主簿就满足了，因此自己的每一次升迁，他都感恩戴德，希图尽心回报。《先文端公行述》载他“每与家人言及两朝厚恩，辄呜咽流涕”，《日记》咸丰八年九月十日也对他授大学士后的心情做了记述：“申刻将入城矣，忽闻有端揆之命，疑未敢信，因亟入城寓，并携源孙来，至酉初三刻，内阁传钞先到，枢廷转后刻许，爰缮折，命曾源书之。衰年疲曳，正拟乞身，乃忽荷天恩，畀以重任，惟有勉力驰驱，鞠躬尽瘁而已。”即使家族中人每一件喜事，翁心存也总是怀着一颗感恩之心，告诫自己和家人勤慎悚惕，以报天恩祖德。如道光二十年，翁同书中进士，翁心存《日记》中写道：“天恩祖德，报答愈难，且感且悚。”（《日记》道光二十年四月十五日）次年，当他得知翁同书散馆后有望留翰苑时，又写道：“若留馆果确，则天恩高厚，真感激迥越寻常，亦祖德慈荫之所致也。”（《日记》道光二十一年三月三十日）当翁同书确定留馆时，翁心存复写道：“乃蒙逾格天恩，得授馆职，非常宠遇，感激难言，宜如何立品自修，以图报效乎？……益当兢惕持守，毋坠家声矣。”（《日记》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咸丰六年，翁同龢状元及第，翁心存当时的感受是：“感念天恩祖德，惭悚交深，喜极出涕。”（《日记》咸丰六年四月廿五日）咸丰八年，翁同书擢升安徽巡抚、翁同龢钦点陕西乡试副考官，翁心存愈觉“悚惕曷胜”（《日记》咸丰八年六月十三日），“天恩高厚，悚惕万分”（《日记》咸丰八年六月廿二日）。翁心存《知止斋诗集》卷十有《二疏故里》诗，将知止常乐之意揭示得非常清楚：
禄厚贵知足，位高贵知止。投老念子孙，斜日不移晷。驱车过东海，缅彼二疏子。抱经侍虎闱，后先相济美。天人禀异姿，受书通大旨。两贤相顾谓，吾属可行矣。连章乞骸骨，解组携衣起。祖饯上东门，观者倾都市。揽裙涕汍澜，啧啧叹不已。图形播休徽，舞笔志芳轨。两贤去不顾，长揖归田里。欲往寻高踪，苍葭隔秋水。
此诗是道光十二年腊月，翁心存赴江西学政任，途经山东峄县二疏故里时所作。“二疏”指汉宣帝时名臣疏广与兄子受。广为太傅，受为少傅，同时乞致仕，归日，送者车数百辆，饯行于东都门外，时人皆贤之。翁心存道光十八年大理寺少卿任上告归养亲，咸丰九年大学士任上告病开缺，应该说都和这种“禄厚贵知足，位高贵知止”的思想有关。总之，克己方可真廉政，知足始能无贪念。正是这种克己知足的人生修养，才使翁心存的廉洁公正能够落到实处，而且善始善终，赢得了朝野上下一致称赞。
金代大诗人元好问说：“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薛明府去思口号七首》其一）翁心存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不仅自己能够上承清廉祖德，而且能够训启后人，将其发扬拓展为内涵更为丰富的“廉政克己”的家族文化精神。
据《海虞翁氏族谱》，“翁氏之先，出于姬姓”，明永乐中，翁景阳入赘常熟庙桥璇洲里，是为常熟翁氏始迁之祖，其八世孙翁长庸，顺治四年进士，官至河南布政使司参政，奉母至孝，为官清廉，勤政爱民，人民呼为“翁佛子”。翁长庸之子翁大中，康熙三十六年进士，任福建上杭县知县，“为政洁清自矢，除加派，实仓谷，立义学，禁溺女，在任五年，德教洋溢，及卒，邑民醵金归榇，请祀名宦”。翁大中的嫡系子孙中，数代不显，直至其玄孙翁咸封，始稍振家业。
翁咸封（1750—1810），字子晋，一字紫书，晚号潜虚，乾隆四十八年举人，乾隆六十年大挑二等，嘉庆三年选海州（今连云港市）学正，虽然自家生活贫困，却实心爱民，在任十二年，曾捐出八年俸银倡导利民善事。海州旱涝，每易为灾，翁咸封多次奉檄赈灾，“手散万金，而不名一钱”（《潜虚文钞》卷一《与曾勉庵书》）。他曾誓于神前曰：“所或侵赈一钱者，吾子孙其为饿殍矣。”（《潜虚诗钞》附录《崇祀录》）常驰驱风雪中，竟日不得食，亲核户口，剔除积弊。上官知其廉明，每遇灾，必檄令往。海州水灾，翁咸封冲风冒浪，乘舟渡民，全活者甚众。后积劳成疾，病卒任上。翁咸封去世后，士民哭送者数千人，遗泽在人，久而益著。道光四年，海州生员“以千秋理学正宗，百代醇儒极则”，上递公呈，请求将翁咸封入祀海州名宦祠，两江总督琦善以推许过当，不准入祠。道光十一年，州县生员再次公呈，又未获准，道光十二年，海州生员三上公呈，经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江苏学政廖鸿荃联合推荐，翁咸封经谕准正式入祀海州名宦祠，此时距翁咸封去世已经二十几年了，可见翁咸封在当地的官声和影响。
翁心存不仅清廉克肖乃父，而且非常注意通过各种形式的家族教育，将这种优良传统灌输给子孙，以缅怀祖德，激扬后人。嘉庆二十五年，翁同书、翁同爵“皆失学”，翁心存“亲督课之”（《先文端公年谱》），道光十八年翁心存告养在籍，亦曾亲督课翁同龢及曾文等孙儿辈。除了亲课学业外，翁心存还常通过祭祀先人的活动教育子弟：
《日记》咸丰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今日始祀奎星并祀先人，追念祖父贫乏之时，不胜呜咽，盈满是惧，训子孙砥行读书。因与家人饮福团聚，并犒仆从酒食。”
《日记》咸丰六年十二月廿九日：“夜祀先，与儿孙团坐饮福。追念先大父清贫之日，除夕家祭毕，与先君子讲二簋用享之义；又嘉庆戊午，先君子初任海州学博，以赈灾中寒，除夜祀先，拜不能起，与儿孙辈话之，不禁泣然。”
《日记》咸丰八年十二月廿九日：“夜祀先，悬挂真容为今年胡芑香山人重临本，瞻对音容，不胜怵惕。念六十年前先君子以勘灾发赈中寒疾，除夕家祭，拜不能兴，卒然气厥，半夜乃苏。予时方八岁，随侍海州学舍情景，宛在目前。忽忽已甲子一周矣，抚今追昔，感怆奚如。常训子孙以弗克负荷为惧云。”
编订先人文集和纂修族谱也是翁心存教育子弟的好机会。翁咸封的《潜虚文钞》《潜虚诗钞》由翁心存于道光二十七年编成，但他无疑指导了不少家族子弟参与其中，如《潜虚文钞》卷一由翁同福校字，卷二由翁同书校字，卷三由翁同爵校字，卷四由翁同龢校字；《潜虚诗钞》卷一由翁曾文校字，卷二由翁曾禧校字，卷三由翁曾祥校字。看得出这是一次精心的安排，在这种配合紧密的对家族先人文献的整理中，对祖先廉洁事迹的学习和廉洁精神的认同得到集体强化，家族情感进一步加深。《潜虚诗钞》后附有翁心存跋：“命下之日，士庶欢呼，适新葺名宦祠成，相与醵金，涓吉奉位入祠，槃桉纷罗，旨酒嘉栗，登降奠醊，秩秩訚訚，雅乐歌诗，乙夜乃罢，远近观礼者殆将万人，皆啧啧叹为盛事。呜呼，其可感也已，谨志颠末，垂示子孙，庶扬石室之清芬，勿替桐城之遗爱云尔。道光丁酉八月朔男心存谨跋。”不仅记述了翁咸封最终入祀海州名宦祠的情状，而且将翁心存整理先人文集的目的揭示出来，即“垂示子孙”、发扬先人被后世追怀的高洁品德（“清芬”“遗爱”）。道光二十三年翁心存编订《海虞翁氏族谱》，也有家族子弟参与其中，其继成和刊刻即由翁同龢在同治十三年完成，这同样是一次对家族事迹的系统整理和学习，家族子弟不仅在慎终追远的过程中加强了家族认同意识，而且由于列名《谱》中，从而对其中宣扬的家族文化精神产生情感上的依赖和向往。翁同龢《族谱后序》即云：“先公事君则忠，事亲则孝，身居宰辅，刻苦甚于儒生。尝曰：‘一世显宦，必至三世僚幕，盖世家子弟，往往不能安贫，不安贫则亟营微禄以自效，甚则走四方谋衣食以客游为事，当此之时，即欲求为农夫布衣之士而不可得，乌在其能自立乎？夫富贵不足保，而诗书忠厚之泽可及于无穷。’故谨著先训以示子孙，以告我族之人，俾世世永以为式。同治十有三年三月同龢谨序。”
文字训示也是翁心存教育子弟的一种常用手段。国家图书馆藏稿本《常熟翁氏家书》中虽然没能收录翁心存的信函，但是通过翁同书、翁同龢等人的信函，可以大略推测出翁心存家信的内容。
道光二十八年翁同书典试贵州，有信寄翁心存云：
男同书百拜谨禀父母亲大人膝下……本月廿五日行抵贵阳，廿六日接印，今日拜发奏折，定于冬月十日开考首郡嘉平按临遵义，祀灶日前旋省。总期清而不刻，俭以养廉，以慰两大人远念……
又有一信云：
……爰有数愿，请得具陈。一愿同书德日以修，学日以进，忠孝之性不改乎本来，文章之名无惭乎继起。二愿海波不扬，春晖益丽，子弟皆知自爱，室家罄无不宜。三愿闽浙典文，湖山乞郡，匪夸荣于闾里，庶稍慰夫瞻依。用是将口过、心过、身过逐件划除，冀以为感应之初基耳。至于此间谨慎持躬，宽和待下，恪遵训迪，弗敢稍逾……
咸丰六年翁同龢中状元后曾有信寄翁心存，云：
前日传胪，男名幸列第一，此皆仰赖天恩祖德，及两大人福荫，得以致此，喜极滋惭，感深图报。昨读谕函，备言旧德之艰难，远溯深仁之积累，敬聆之下，兢惕益深。惟有保啬精神，为守身之本，敦崇品学，为报国之原，不特侈志不敢萌，并喜念亦不敢有也。男同龢谨禀。
可以想见，追思祖德和教导子孙清廉谨慎、克己兢惕，应该是翁心存家信中的主旨之一。《知止斋诗集》卷十五《得家书知儿子同龢应廷对蒙恩折一甲第一名赋诗纪恩即以勖之》其二，更鲜明直接地表现出翁心存对子孙教育的内容和期望：
贞松慈竹色常青，予家两节母苦节六十年，得延两世一线之绪。明发长怀咏鹡鸰。官冷朐阳时灭灶，堂开石室忆传经。三秋鹗荐抽身避，万户鸿嗸掩泪听。先大夫任海州学正十二载，振灾八次，秩满保荐知县，力辞不就，先母却金助廉，以豆粥麦饭糊口。为语汝曹须自立，家风清白守仪型。句胪三唱极峥嵘，若论科名胜父兄。敢说文章能报国，恐因温饱负平生。连句尚待占霖雨，四海何时洗甲兵。驿骑不劳频送喜，白头愁病卧山城。
“为语汝曹须自立，家风清白守仪型”，翁心存的教育和期望没有落空，在其影响下，翁氏族人大都能以廉正克己立身。以翁心存的三个儿子翁同书、翁同爵和翁同龢为例，他们都有乃父之风。翁同书曾任贵州学政，安徽巡抚，但他卸任后回到京城时，其行李“衣箱无一个，惟襆被一囊，破书数束而已，见者皆谓地方大吏行李，未有如是萧条者也”（翁心存《日记》同治元年正月十六日）。翁同爵长期任职兵部，同光年间，又历任湖南盐法长宝道、署理湖南按察使兼署布政使、四川按察使、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等，但从他给家人的书信中，屡谓举债度日，他在四川按察使任上，翁同龢曾写信给他：“湘省攀辕，蜀中竹马，政声所布，实意所孚，此岂可强致者。昨四川世兄谢观察晓庄来，盛称兄为政廉静，士民交感，属吏翕然。”（《常熟翁氏家书》）足见翁同爵在湘、蜀时为官的廉正守己。翁同龢的廉正事迹更多，具体可参见谢俊美先生《翁同龢评传》中《清正廉介的一生》一章、周立人先生《翁同龢清廉却赠传佳话》（《常熟政协》2006年第3期）一文。这里只补充两个例子：
一是光绪二十四年维新变法刚刚开始，慈禧太后就逼着光绪皇帝将翁同龢开缺回籍，行前，友人门生纷纷厚赠，翁同龢大多回绝之。如《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记：“那琴轩来，厚赆，却之。荣仲华遣人致书，厚赆，亦却之。”《那桐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亦记：“未刻到翁师处送程仪千金，辞不受，谈许久。”荣禄（字仲华）是维新派的死敌，不收他的赠金可以理解，那桐（字琴轩）是翁同龢的学生，平日关系素密，而亦却之，这只能说是其廉正个性使然了。
二是光绪九年四月初三日，翁同龢突然收到来京会试举人龙赞宸、龙赞鼎转交来的广东龙兰簃信函，书云“南横街屋归先师者已三十年，此后永为翁氏世业，龙氏不得预，令六房同具一纸，令赞宸等画押收执”（《翁同龢日记》四月初三日）等，原来翁家所住京城数十年的南横街房屋系龙赞宸（龙兰簃之侄）房产，翁同龢对此全不知情，现在龙兰簃命龙赞宸将之赠送给翁家，令翁同龢十分感慨，他很快筹借两千两银子，用偿屋值。但二龙坚不肯收，并“写送屋笔据来”（《翁同龢日记》五月初四日），翁同龢无奈，只好厚赠其行，之后遂将屋款汇寄给了龙氏。这段佳话再次彰显了翁同龢的廉正品格，但也带来了一丝疑问，即“廉正传四海”的翁心存当时如何肯接收南横街的住宅呢？翁心存《日记》里提供了一些线索：
咸丰三年三月十九日（4月26日）：“未刻访兰簃，其现住之横街宅官房也，允予借屋，代为扣俸，议定而回。”
四月十六日（5月23日）：“是日五儿先移屋南横街新宅。”
四月十七日（5月24日）：“申初出城，移居横街新宅，内子暨六儿夫妇先于卯刻移寓矣。”
翁同龢纪念馆所印《松禅年谱》（《翁同龢自订年谱》）光绪九年条亦云：“南横街屋，龙兰簃元僖旧居也。兰丈出京，让先公居之，曾交过户部官房价，而起造之费未酬。至是，兰丈手书谓‘此屋归翁氏三十年，以后作为翁氏世业’云云。余备二千金交其兄子赞宸、赞新，而两君坚不受也。”由此知翁心存咸丰三年与龙兰簃商定借住其南横街官房住宅，租金由翁心存俸禄里代扣，并非无偿居住，无碍于翁心存的清廉形象。只是同治元年翁心存突然去世，没有来得及交代此事，遂使翁家人一直以为南横街房屋是翁心存所购，才会坦然居之数十年。至于龙兰簃，名元僖，字兰簃，是翁心存道光七年按试广东顺德县所取秀才，因此其书信中才称翁心存为“先师”。
有意思的是，翁同爵、翁同龢兄弟训迪子孙，亦颇肖乃父，颇得翁心存“廉正克己”教育的菁华。《常熟翁氏家书》里收录了不少两人给后辈的信函，兹举数例：
同治五年八月廿八日翁同爵在湖南为官时致其子翁曾翰：
……盖此间盐道一缺，今非昔比。且吾上半年署臬司任，赔垫者有千五百金，今皆陆续归还，故更觉吃力。然世间事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吾亦并不愿积蓄多金，以充私橐。只求京寓菽水之资，不致匮乏，即已大幸，安敢再有奢望也。人生宦途处境，均不可不知足。吾以任子历官监司，非天恩祖德，何以瑧此。故吾到省后，每事兢兢业业，未尝稍萌逸志。凡职分所能为者，不敢因循退诿，至非吾所应为者，亦不敢有出位之谋。若饮食起居，则仍京宦光景，衣服未尝华丽，饮馔未尝丰美，即宴会亦不敢多，到此后仅请过司道一席，盐局绅士一席，余俱未请。至衙门房屋，则亦不令首邑修葺，盖官署本传舍，不致上漏下湿，即可居住，决不愿稍事修饰，令旁人议论也……
同治五年十月廿七日又有一信致翁曾翰：
……今夏天气极热时，终日挥汗如雨，蚊蚋又极多。于是友人中有劝置碧纱橱者，吾答以先公作官三十年，官至宰相，从不知碧纱橱为何物。吾母寓居京邸，今年院中方搭一凉棚。吾何人斯，敢稍自舒服。且伯兄现在花马池军营，居处在帐房中，欲觅一草舍栖止不可得，吾今已处高房大厦，岂敢再萌奢念耶。故自夏徂秋，历三四月之久，终不觉其苦。可见处境全在心境为之转移也……
同治六年十一月初七日翁同爵赴四川按察使任前致翁曾翰：
……川省地富民阜，至臬司缺，廉俸亦尚优厚。然吾才识浅薄，惟有廉洁自矢，上之不敢负朝廷简任之恩，下之不敢堕先公清白家声，决不效他人所为，专为身家计也。汝其知之……
光绪二年十月初四日翁同龢致金陵乡试中举的侄孙翁斌孙：
付斌孙：闻汝中式喜音，即作函寄汝，想不日可到，顷从信局递到九月十七函（几二十日，何其迟也），略悉近况。凡事要镇定从容，方有厚福。童年获隽，羡者固多，忌者亦复不少，要之皆是俗人，不足与论。有志之士，当邈然深思矣。国恩何以报？祖德何以承？立身为学何以日进而不坠？轻何以矫？矜何以除？病何以去？此皆切近之事，勉之哉。……十月初四日未刻平老手函。
从家信内容不难见出，克己知足、廉洁奉公、报国恩、扬祖德，已逐渐成为翁氏家族共同遵循和自觉维护的一种精神范式，家族子弟浸润其中，潜移默化，故能逐代传承，不坠家声。2008年12月10日至2009年2月1日，北京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成功举办了“传承与守望——翁同龢家藏书画珍品展”。这批翁氏家藏精品文物，从翁心存开始，直至其六世孙翁万戈，在翁氏六代人悉心保护下，历经清、民国、新中国的时代更迭及战火硝烟，大体仍得以传诸后世。其奥秘正如第六代收藏人翁万戈先生所云，最主要的是“家族”以及家教中突出的“世代相传的历史感”，才造就了中国近代文化史和私人收藏史上的一段传奇。
我们今天高倡的廉政建设，其方法不乏高明之处，但是家族教育始终是薄弱环节，不仅双职工家庭将子女教育完全推给了学校和各种辅导班，而且由于父母出外打工，农村家庭也出现了诸多空巢子女，其家庭教育更加得不到保障。而家庭教育无疑是人成长的最自然的摇篮，常常影响到人一生的选择。家族文化如何做为一种软实力，为家族成员营造积极健康的文化氛围，进而影响其精神结构和政治表现，常熟翁氏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说明和借鉴。
（原载《江南文化研究》第6辑，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