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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心存（1791—1862），字二铭，号遂庵，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历官编修，右中允，翰林院侍讲，左右庶子，国子监祭酒，奉天府府丞兼学政，大理寺少卿，内阁学士，工部、户部侍郎，工部尚书兼署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历充上书房行走，日讲起居注官，经筵讲官，教习庶吉士，实录馆、国史馆、武英殿总裁，上书房总师傅，广东、江西学政，福建、四川、浙江、顺天乡试考官等，咸丰九年（1859）因病奏请开缺，咸丰十一年起复，以大学士衔管理工部事务，充弘德殿行走（同治帝师）。谥文端。
翁心存日记手稿名“知止斋日记”，现存二十七册，记事起于道光五年，止于同治元年（1862），间有缺损，均珍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室，它们中的二十五册是张元济所捐，另外两册则是翁心存玄孙翁之熹捐赠。手稿第一册夹有张元济致王重民的信函和捐赠清单，信封书：“外翁文端手书日记二十五册，敬求振铎先生带至北京，饬送北京图书馆王重民先生收启，张元济拜托。”封内有涵芬楼特制桔红色信笺二纸，云：
重民先生大鉴：敬启者，元济前在上海旧书店收得常熟前清翁文端讳心存手书日记二十五册，纪载晚清国事甚繁，有裨史乘。元济前受知于翁文恭公，原拟归于翁氏，曾函请翁克斋君（名之熹，其子嗣于文恭师），请其莅沪之便，来寓领取。十有余载，迄未见临。近闻翁氏家藏遗书均已捐送贵馆，长为国有，可以永久保存，用意甚善。今拟援例将文端公日记呈送贵馆，特乘郑振铎兄还京之便，托其带上，另附卷册清单，伏乞检收，倘蒙记明元济系代翁氏捐入，尤深感幸。再原书间有短缺，中有若干册并被虫鼠伤损，购入时即已如此，合并声明。专此上陈，顺颂台祉。张元济谨上。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张元济是翁同龢任光绪十八年（1892）会试主考官时所取的得意门生，后来又成为著名的出版家，《知止斋日记》落到他手中，算得上一种缘分，也算得上一种幸运。张元济得到这批手稿的时间，据其子张树年回忆是在1937年11月至1942年12月的上海孤岛时期：
在孤岛时期，父亲购得常熟翁氏流散出来的翁心存（翁同龢之父）日记稿本25册。翁为清代道光、咸丰两朝重臣，其日记史料价值甚高。原拟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因时局不靖，未能实现。1951年5月，父亲托郑振铎先生带京，作为代翁氏后人捐与北京图书馆。
张元济准备“排印出版”的应该是《知止斋日记》的摘抄本，因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就藏着这个抄本《翁文端日记》，凡八册，书前有序云：
民国肇兴十有五载，岁在乙丑。余乞得翁文恭师手书日记，为之景印行世。时逾五载，倭寇为虐，虞山被扰，翁氏文物散失殆尽。余于上海书肆收得翁文端公日记二十五册，起道光五年，迄同治元年，间有残缺。此四十余年中，实为清祚衰落之际。外患如英人鸦片之战，攻占广州、舟山，焚毁圆明园，逼成城下之盟，陷我为半殖民地；内忧如洪、杨之乱，淮捻、滇回之乱，先后迭起，蔓延十余省。维时军政之废弛、吏治之颓靡、财政之支绌、人心之恇怯，几于无可措手。清廷虽仅免覆亡，而祸根实已遍于朝野矣。宣宗偏信满员奕山、奕经、耆英、琦善等，昏庸误国，迄未省悟。厥后端华、肃顺同值枢府，默察西后蓄意揽权，思患预防，力谋阻抑，机事不密，卒被歼除，遂成牝朝乱政之局，皆可于此窥见概略。原书记载繁琐，因摘其有关史事者以著于篇。海盐张元济。
张元济捐出这批日记手稿之前，翁之熹已经将翁氏所藏部分善本书籍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其中有两册《知止斋日记》，一册载有道光九年元旦至二月十一日、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至除夕、道光十三年元旦至二月十三日、道光十四年十一月十日至除夕日记；另一册载咸丰八年全年日记，恰与张元济所捐《知止斋日记》互补。王重民遂复信告知张元济：
菊生先生老前辈道鉴：郑振铎局长来，颁到惠书，并蒙捐赠我馆《翁文端公日记》二十五册。隆情高谊，感佩无已。除遵示记明系代翁氏捐入，谨将此书与去年翁之熹先生所捐翁文端遗集、年谱等手稿同贮一室，以供众览。又翁之熹捐书中有《文端公日记》残本两册，适可为延津之合。解放后两年以来，我馆接受捐赠之盛，迈绝古今，想此事最为先生所乐闻者。中枢年有协商大会，大驾再北来时，敬当再请来馆鉴定也。特函致谢，恭请著安。后学王重民顿首。六月二十日。
张元济看到此信后，十分高兴，曾向北京图书馆函索借阅，并写了借条：
乙丑道光九年广东学政任满回京，到南昌，遵陆北上日记。后附道光十二年壬辰西江
记，道光十四年甲午洪州归程记。一九五一年八月借阅。张元济记。
王重民六月二十日之信，张元济六月二十九日即复，而且八月即借到翁之熹所捐两册《文端公日记》中的一册，足征心情之急切。张元济之后，虽然研究者都知翁心存手稿日记史料价值极高，但因字迹潦草难辨，兼之深藏兰台，能够知其面貌进而利用者极少，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现存二十七册《知止斋日记》版式及每册起止时间
，依次简介如下：
第一册，朱丝栏，四周双边，白口，上单鱼尾，版心下方镌“青云斋”，半页九行，行二十四字左右。封面无题。时间为道光五年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二日（题“使闽日记”，载由京城赴福建典乡试途中见闻及入闱过程等）；道光五年九月廿四日至十一月一日（题“入粤纪程”，载从福建赴任广东学政路途见闻等）。按：本册部分文字有虫蛀。
第二册，朱丝栏，有字格，四周双边，白口，上单鱼尾，版心下方镌“四宝斋”，尺寸较第一册稍长大。半页九行，行二十五字左右。封面题“知止斋日记”。时间为道光九年元旦至二月十一日（载由广东学政任满返京途中见闻等）；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至道光十三年二月十三日（题“西江
记”，载由京赴江西学政任及抵任后按试南康途中见闻等）；道光十四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题“洪州归程记”，载从江西学政任返京赴国子监祭酒任等）。
第三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题“知止斋日记，乙未，闰六月止”。时间为道光十五年元旦至闰六月十二日（载国子监祭酒任上事及得典试浙江之命等）。
第四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题“使浙日记，乙未”。时间为道光十五年闰六月十二日至十一月十九日（题“使浙日记”，载由京赴浙江乡试主考途中见闻、闱试过程、返程中便道省亲、回京复命等）。
第五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无题。时间为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至道光十六年正月七日（题“沈阳日记”，载由京赴奉天府丞兼学政任途中及初莅任见闻等）；道光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至道光十七年正月十三日（题“入关日记”，载由奉天回京莅任大理寺少卿，并入直上书房，授六阿哥读等）。
第六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无题，正文首行题“知止斋日记”。时间为道光十七年正月十四日至六月廿九日（载大理寺少卿、上书房行走任上见闻等）。
第七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无题，正文首行题“知止斋日记”。时间为道光十七年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载大理寺少卿、上书房行走任上见闻等）。
第八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无题，正文首行题“知止斋日记”。时间为道光十八年元旦至六月五日（载大理寺少卿、上书房行走任上事及告养归程见闻等）。
第九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题“知止斋日记，庚子”，正文首行题“遂庵日记”。时间为道光二十年元旦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载奉亲家居、捐金赈灾、奉亲往苏州就医并避债度岁等）。
第十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题“知止斋日记，辛丑、附壬寅两月”。时间为道光二十一年元旦至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三十日（载奉亲家居、间赴苏州以及对时局的观感等）。
第十一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壬寅日记”。时间为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日除夕（载奉亲避外患于南乡及九月警息返家、对时局的观感等）。
第十二册，毛装，无栏格，半页十行，行三十六字左右。封面无题。时间为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十一日至七月十六日（此几日日记系夹页）；道光二十五年八月十五日至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廿九日（载家居服丧，主讲游文书院及对漕务之观感等）。
第十三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题“知止斋日记，戊申”。时间为道光二十八年元旦至道光二十九年元月三十日（载主讲游文、紫阳书院，葬亲过程及准备起复等）。
第十四册，版式同第一册。封面无题。时间为道光二十九年二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题“出山日记”，载任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工部左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入直上书房，授八阿哥读等）。
第十五册，朱丝栏，四周双边，白口，上单鱼尾，版心下方镌“松竹斋”，半页九行，行二十四字左右，尺寸较第一册略小。封面无题。时间为道光三十年元旦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载偕诸王大臣恭理丧仪，充实录馆副总裁，调户部右侍郎兼钱法堂事务等）。
第十六册，版式同第十五册。封面无题，正文首行题“亦种竹轩日记”。时间为咸丰元年元旦至二月三日（载实录馆副总裁任上事等）。
第十七册，版式同第十五册。封面无题。时间为咸丰二年元旦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载纂《实录》稿本及实录馆总裁、左都御史、武会试正考官任上事等）。
第十八册，版式同第十五册。封面无题，正文首行题“知止斋日记”。时间为咸丰三年元旦至九月四日（载实录馆总裁、户部右侍郎、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任上事等）。
第十九册，朱丝栏，有字格，四周双边，白口，上单鱼尾，版心下方镌“松竹斋”，半页九行，行二十五字左右，尺寸较第十五册稍长大。封面题“知止斋日记，乙卯”。时间为咸丰五年元旦至十二月二十九日除夕（载管理户部三库事务、署翰林院掌院学士、查勘慕东陵工程任上事等）。
第二十册，版式同第十九册。封面题“知止斋日记，丙辰”。时间为咸丰六年元旦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载国史馆总裁、督工慕东陵、署翰林院掌院学士、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任上事等）。
第二十一册，版式同第十九册。封面题“知止斋日记，丁巳”。时间为咸丰七年元旦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任上事等）。
第二十二册，版式同第十九册。封面题“戊午，知止斋日记”。时间为咸丰八年元旦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载上书房总师傅、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体仁阁大学士任上事等）。
第二十三册，版式同第十九册。封面题“己未，知止斋日记”。时间为咸丰九年元旦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载体仁阁大学士任上及开缺后见闻等）。
第二十四册，版式同第十九册。封面题“庚申，知止斋日记”。时间为咸丰十年元旦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载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及其他见闻等）。按：此册中夹有翁同爵日记残篇。
第二十五册，版式同第十九册。封面题“辛酉，知止斋日记”。时间为咸丰十一年元旦至十二月三十日除夕（载开缺后见闻及起复后以大学士衔管理工部事务等）。按：此卷虫蛀较多。
第二十六册，版式同第十九册。封面题“壬戌上，知止斋日记”。时间为同治元年元旦至七月廿九日（载充弘德殿行走、实录馆总裁任上事等）。
第二十七册，版式同第十九册。封面题“壬戌下，知止斋日记”。时间为同治元年八月一日至十一月一日（载充弘德殿行走、实录馆总裁任上见闻等）。
以上第二册和第二十二册即翁之熹所捐，余二十五册系张元济代翁氏捐入。
翁心存日记，自然是研究翁心存本人及翁氏家族的第一手资料，据此可以纠正古今人等诸多研究之失，使事实得以更清晰地呈现。如翁心存传记材料多重点描述咸丰九年户部尚书肃顺主张开放鸦片烟禁以增税收，受到翁心存力阻之事，以赞颂传主力绌权贵、守正不阿的品质。据翁心存该年日记，正月十四日肃顺以开禁收税，并章程七条折稿见示，欲户部列衔，“诸公婉言依违其间，予力持不可，议至酉初乃罢”。正月十五日肃顺“固劝列衔，予终持不可”。然正月十六日肃顺“云军机已会衔，再三逼予列名，予念此事亦非我一人所能挽回，姑允之，付之浩叹而已”。可见虽然不情愿，到底还是很快同意了。翁心存尽忠王室，但在合法合情的范围内处事有一定灵活性，并非真正的“强项令”，这也是他数十年能在官场立足不倒的重要原因，知道这一点，其实并不影响他的循吏形象。咸丰八年，任陕甘学政的翁同龢奏请开缺回京调养疾病，有人认为其回京的真正原因是担心肃顺借户部官票兑换案和五宇奏销案迫害父亲
，然据翁心存日记，知翁同龢回京确因足疾严重，抵京时间是咸丰九年四月三日申初，此时户部官票兑换案和五宇奏销案还未发生。同治元年正月，翁同书因寿州事件在京被拘，正月二十九日，王大臣、九卿在内阁会议同书罪名，翁同龢本日日记载：“张侍郎亦争数语，余皆默然。”有研究者认为张侍郎系张祥河
。然据翁心存日记，张祥河咸丰九年改工部尚书，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在告”，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戌时卒，此处张侍郎自非张祥河，当为时任工部左侍郎的张之万。
虽然翁心存日记在其人其族的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但翁氏历官工、刑、兵、吏、户部尚书，直至入阁拜相，是道、咸两朝的重臣，他的日记，无疑具有更为广阔和丰厚的历史文化价值。不妨截取道光二十年和咸丰十年翁氏日记中几件事例略作分析：
道光二十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此时翁心存已从大理寺少卿任上告归乡里，奉亲家居，成为当地最具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的士绅。虽然侵略者的战火暂时还未燃烧到江苏境内，但江、浙毗邻，惊惧难免。翁氏日记里频繁出现“人心不靖，风鹤讹传”（七月十四日）、“人心惶惑”（七月十五日）、“吴越土风复轻扬浮动，讹传寇警，言人人殊，多过其实”（七月十九日）、“未知确否，民气不靖，可虑也”（七月二十日）、“风鹤时惊，真难臆度也”（七月二十二日）等字句。当惶惑的亲友向他们心目中的“权威”翁心存问讯时，翁氏其实同样惶惑：“清晨客来者络绎不绝，缘讹传日甚，亲友谓予必知确信，群来探问，实则予从何知之耶，亦烦闷甚矣。”（七月二十三日）这种惶惑既缘于对敌情的不了解，又可能缘于对官府的没有信心：“署福山营游击叶遣千总钱某来告李侯，云本营兵以六、七两月兵米尚未放，又因借口粮银四百两于县未发，本日委员清君暨刘侯到福山验军装，营兵拦与哗诉群殴，民壮遂一哄而散，须亟发银米抚慰之。……丹阳因兵差科派，有土棍抗令，官下之狱，乡民遂劫狱殴官，酿成巨案，可为寒心。”（七月十九日）如此纪律涣散的官兵，如此紧张的官民关系，又怎能指望他们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翁氏日记有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人民的精神状态。
道光二十年的常熟，六月间连降大雨，“村民入县报灾者络绎不绝”（六月十一日），官赈不足，还需民赈，翁氏日记有不少篇幅描写这次赈济活动。六月二十八日诸绅士齐聚县学明伦堂，虑善款被官府挪去他用，不肯捐赈，翁心存请知县在捐簿上书写“专为赈济事”五字，始陆续书捐，绅对官，已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提防和不信任。七月三日，劝赈局开于城隍庙，翁氏斋戒沐浴，率众绅士誓于神前，以示清廉。为了防止地保转发赈票时私自侵吞，翁氏建议城乡各董“亲历各图，逐户细查，面给赈票，其有实在饥户而官册无名者，查明添入，查毕后即将各图饥口开列姓名，后标总数，大书榜示于每图公所墙壁，如此则地保等既无从需索册费，且永杜影射侵冒各弊端”，可惜众人“俱惮其烦，仍令漕书转饬经、地造册”（十一月十七），结果弊端丛生：
该图（丰三场四十四都廿图）官发抚恤时本二百余口，为经造、地保所侵吞，实发票仅十六张耳。今又开造大小饥口七百余，其中诡户、重户甚多，而实在饥民则转有遗漏者，甚为可恨。（十一月二十二日）
是日两邑始发义赈，各设厂于城隍庙。清晨诣常邑厂监放，范侯亦到，午后竣事回。有地保持票四十余张来领赈者，显系包揽侵吞，县已拘讯矣。而总书陈大章求樵云为缓颊，乃仅将票扣住而释其人，可慨也。（十二月十日）
清晨到昭文城隍庙监赈。未刻有东二场四十五都十一图乡民纷纷来诉榜上有名而未发赈票，因逐一询问，得廿二户，而其中十五户已于本日领去矣，显系经造、地保雇人冒领。正拟查究，而经造季芝园者（官名程顺德）闯然挺身入，强辩不休。及传到地保常正方，搜其身，尚匿票廿八张，并未发给贫户。因请张侯来当堂讯诘，季姓仍不伏，张侯怒甚，重惩之，始供吐冒领八十余户。县拘季姓者，追其赃，谕各贫户且归，俟放赈完日补给，众始欢呼而去。暮归。是日常邑赈厂亦有人冒领八户，送官，官未惩治，蔡、曾诸君遂大愠，遣人来告明日不到局矣，亦殊负气也。（十二月十二日）
翁心存曾感慨地总结：“官赈必多设厂于各乡，而民赈则以图赈为最善。不得已而思其次，亦宜遴选公正廉敏之委员绅董遍查灾区，亲给赈票，方可实惠及民。若造册，但凭里胥经票付之地保，则弊有不可胜言者矣。或谓本图自振，则未免徇情，择人分查，又岂能灼知其实。然滥之弊终胜于冒，盖滥犹不过虚縻金钱，冒则贫民将为沟中之瘠也。此次捐局同人皆各矢清白，陋习为之一更，惟清查户口未得良方，犹为憾事耳。然初次官办抚恤时期限甚迫，勘灾各委员于地方情形本未熟悉，一任胥吏之欺朦，故初报灾图即有不实不尽之处，此则始之不慎，故后此诸事益无可为矣，可胜喟息。”（十一月廿五日）这些记载，为我们研究地方赈灾史和官绅关系提供了难得的细节材料。
咸丰十年，翁心存已奏请开缺体仁阁大学士，在京城养疾，功成名就，本可安享晚年，但这年发生的两件大事使他受到很大的惊吓。一是户部官票兑换案和五宇奏销案，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
户部官票案源于咸丰三年，户部制造发行了五百文、一千文、一千五百文、二千文四种宝钞，为长号；咸丰五年又陆续添造五千、十千、五十千、一百千四种宝钞，为短号。短号与长号相比，又有视长号为零钞，短号为整钞之别。整钞因便于携带，用来发放外省，为了稳定都城物价，京师只许以长号零钞易短号整钞，而不准以外省短号整钞易换京师长号零钞，然而却有官票所官员违规以短号整钞换出长号零钞，涉嫌从中渔利（市间长号价值高于短号）。咸丰八年岁末，肃顺调任户部尚书，次年八月风闻此事，遂派员访查，结果发现自咸丰七年六月至咸丰九年五月，以短号换长号即有八十余万串。咸丰九年十月，肃顺遂以户部名义上《谨奏为查出官票所司员代换宝钞显有情弊折》，请求将经手兑换的具体官员忠麟、王熙震等听候刑部传讯。咸丰帝命怡亲王载垣会同刑部审讯，忠麟、王熙震为推卸责任，供称曾经当时户部尚书翁心存、侍郎杜
同意。咸丰帝遂两次诏令翁、杜明白回奏（咸丰十年三月一日、十一日、十三日），翁“回思此两年中并无该司员等回堂议准之事”（三月一日），据实奏明。载垣复奏以虽无确据，然“事涉两歧，碍难悬断，可否请旨饬下翁心存、杜
再行明白回奏，抑或革去顶戴，听候传讯”
，意欲倾陷。咸丰帝谕以忠麟、王熙震不得以“影响之词，意存诿过”，着翁、杜两人先行交部议处，无庸再行回奏，亦无庸传讯。吏部议以“翁、杜均照防范不严降一级留任，例上加等，各议以降五级留任”，谕旨改为“俟补官日革职留任”。然而事情并未完结，肃顺、载垣等又以宇谦、宇升、宇丰、宇益、宇泰五所官钱号商人和经办户部官员有添支经费，未经立案，即滥支经费，蒙混报销行为，发起了打击范围更广的五宇奏销案，一大批官员和商民被查抄入狱。据后来许彭寿、林寿图奏称：“五宇钞票案内波及数百人，系狱两三载，此案从前载垣等意存罗织，借作威福，遂至锻练周内，连累多人。”（参见《户部官票奏抄》稿本，亦见翁心存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一日）然而此案最重处罚亦止革职留任，最终当时的户部堂官翁心存、沈兆霖、基溥、宝鋆皆以革职留任论处，刘昆则降一级留任。这一期间翁心存的生活和心情，绝不像翁同书等所撰《先文端公年谱》中所说：“众皆为先君危之，先君读书自若。”而是危若累卵、如履薄冰，当两次递上明白回奏折时，他已有“遥望松楸，不胜凄怆，未知它日能归骨故山否也”（咸丰十年三月十四日）的隐忧，当得知咸丰帝不同意摘其顶戴听候传讯，只是交部议处时，翁心存激动得“伏地叩头，感恩流涕”（三月二十日）。五月二十五日，他精心缮写了五宇奏销案回奏折，让五儿翁同爵于二十七日递上，次日发现有字句未妥，于是赶紧改削，令六儿翁同龢重新缮写，“并飞谕五儿明早勿递前折”（五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也难怪翁心存如此慎重，要知道，就在咸丰八年，大学士柏葰因顺天科场案受到牵连，被肃顺抓住不放，竟于咸丰九年被处斩。当时翁心存的孙儿翁曾翰也在被人告发之列：“传言曾翰卷中改写数十字，舞弊营私，已上达天听，及磨勘，乃并无一字改易者，二王亦反复阅之，亦云人言不确。噫，可畏哉。向非覆勘，则洗涤不清，有冤何处诉乎，人方以我为的，而我尚懵焉不知，幸而免于阱窞耳，亦危矣哉。所谓事后追思，使我心悸者也。”（咸丰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深谙政治斗争残酷性的翁心存，神经哪敢有一丝放松。
咸丰十年七月十五日，英法联军已在天津北塘登岸，并占据村庄，然而清廷仍秘而不宣，故示镇定，不仅对一般民众隐瞒事实，对于像翁心存这样的高级官僚也不例外。七月底，已做好逃跑准备的咸丰帝为安抚廷臣的交章劝阻，连下两道谕旨，声称“即以巡幸之豫备作亲征之举”（七月二十七日），“朕闻外间浮议，竟有谓朕将巡幸木兰，举行秋狝者，以致人心疑惑，互相播扬，朕为天下人民主，当此时势艰难，岂暇乘时观省。且果有此举，亦必明降谕旨，预行宣示，断未有銮舆所莅，不令天下闻知者，尔中外臣民当可共谅”（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八日晨还装模作样“办事召见如平时”，巳正二刻却已悄然启程逃往热河（八月八日），大大愚弄了全国臣民一次。早在七月中旬，翁心存就感叹时局道：“津门夷务自上月十七至今匝月矣，有胜有负，或战或和，肉食者谋之，外人皆不得知。惟见羽檄交驰，使车骆驿而已。以不事张皇为镇定，以豪无准备为机权，朝野恬嬉，若不知寇在门闼者，读‘园桃’之诗，不禁拊膺太息也。”（七月十六日）《毛诗序》释《诗经·园有桃》云：“刺时也。大夫忧其君国小而迫，而俭以啬，不能用其民而无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诗也。”曾位居宰辅的翁心存此时虽已退闲，但其立场无疑是站在执政者一边的，如果连他都隐晦地借《园有桃》诗表达自己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这个政府确已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翁心存本年日记还记载了自己以古稀衰病之身避乱房山的经历和见闻，尤其记载了民众以令人吃惊的漠然看待政府，足以证明清政府是如何的“不能用其民而无德教”：
讹传天津民勇焚毁夷船，实无是事，民情已与夷相习而安矣，如何如何。（八月九日）
闻此两日俱未接仗，僧邸之军退至肃王坟，饥疲溃散，瑞相军亦然，麾下仅存数百，皆不能成军，夷人蚁聚余家园，游骑已至朝阳、广渠门外。贾相国诸公延京朝官夜在白衣庵议事，六儿亦往，迄无成说。汪承元慷慨激烈，而老成者或难之，尹耕云募勇竟日，才得十三人。（八月十日）
自初七日以来总未接仗，而和议亦无成说，夷人尚在余家园，距沙河门十余里，亦有三五成群入附近民舍者，并不骚扰，我军哨探入彼营内，亦任其来去，真儿戏也。守城之具豪无，诸公皆苟安旦夕，每城募勇不及百人，殊不足恃，团防练勇昼夜巡逻，较为认真，可弹压土棍而已。（八月十五日）
廿九日巳正安定门守城官兵已撤退，午刻开门，恒祺持令箭先驱，夷酋即率马步队千余名入城。至门扎住，登城在二层门楼插立黄蓝旗帜，少顷即下。旋有白夷数百名登城，在五根旗杆上悬红长旗一面，红十字白旗一面，城上下皆用夷兵把守，夷酋令步队夹道站班，率马队前进。马上携小炮，甚灵便。百姓观者如堵墙，夷人亦任之，并不拦阻。其领兵官七人，兵三四百名，在国子监分馆驻扎，顺天府供给已备往。申正后安定门闭，夷兵在城外者仍退回地坛内驻扎，坛墙已拆毁，内安炮位，外挖濠沟，京师之民闾阎不惊，市肆如故，奇哉，千古未有之事也。（九月一日）
如果合看翁同龢咸丰十年八月十三日日记：“夷兵到处，市人从之者甚多，馎饦数枚易银一饼，而我军饥不能堪，到处抢掠……蒙古兵自初八一败后抢杀甚恣，与十八里店民团接仗，杀人极多。”就会明白，执政者愈是惧怕民众知晓事实真相，愈会讹言繁兴，而没有知情权更无参政权的民众对于执政者也就愈会丧失依赖感和信任感，自然会漠视其存亡，无法为其所用，严重的还会认贼为亲。再进一步，如果执政者视民众如草芥，民众也会视执政者如寇仇，出现官兵与民团不仅不能共同抵御外侮，反而自相残杀的惨痛之事。
以上所论其实已经广泛涉及晚清政治、经济、军事、吏治、人情、民俗等，但仍不足以概括翁心存日记所蕴含的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如翁氏日记于天象记载十分详细，尤重日食、月食、星变以及气候阴晴冷暖的变化，有时几乎是按时辰作气象记录，这在古代名人日记中并不多见，可以为气象学研究提供有力的佐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一文就曾利用过《袁子修日记》《北游录》等日记中的气候记录。翁心存多次出任学政或典乡试，每赴一地，均于路程远近、驿站设置、地理风貌、年成分数、谷价低昂、吏治民情、兵防水利及一切时事详细记录，可以为研究科举文化、地理环境、地域风情以及农林水利等提供有用的信息。翁氏日记近乎琐碎地记录各种礼仪制度以及恭理帝后丧仪、勘修陵墓工程的具体过程，可以为研究清代礼制和陵墓建筑提供诸多参考。翁氏日记所载名人佚事甚夥，如柳如是、杜堮、刘喜海、程恩泽、刘熙载等，可以为研究人物传记提供宝贵资料……
只要认真阅读，细心体味，不同需要的读者定会从中皆有斩获。我们也许会感到，张元济评价的“维时军政之废弛、吏治之颓靡、财政之支绌、人心之恇怯……皆可于此窥见概略”，不仅并无溢美之词，反而有未尽之憾。
张元济选录《翁文端日记》时，书前不仅有序，还制定了详细的《摘录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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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京外官升调降黜，纪述至详。京官录至讲读科道，外官录至监司为止。其他从略。
二、朝觐仪注尤涉繁缛，如驾出、迎送、谢恩、奏事、站班、陪祀等，所在地点、应用服色、行何仪节，全属浮文，概不采入。
三、恭理丧仪、勘修工程、收发饷银、验收粮米、大挑举人、拣发人员，均以王公大臣亲莅其役。虚应故事，无裨吏治，作者屡承申命，兹亦从略。
四、考试为清代人才从出之地，如乡、会、殿试、朝考及举人、贡士覆试，庶常散馆，大考翰詹，考试试差，考送御史军机、总署章京、内阁中书、学正学录、官学教习，所试题目、阅卷人员、取录名额，原记均极重视。以其有关抡才要政，故仍著录。
五、判阅文牍为京朝官最繁重之事，作者官大理寺时，尝一日画稿至百数十件。官户、工部时亦然。依样葫芦，疲精劳神，无裨实事。录之以见官事之涂饰。
六、清初八旗素称劲旅。至道咸之际，东南不靖，檄调入关，均先会集京师，分拨各地，以资战守。沿途滋扰，抢夺骡马，到京后复由官家供给食宿，兵丁均有跟役，多者约居兵额十之六七。兵卒携带仆从可谓奇事，录之以见营制之颓敝。
七、京朝风尚，酬酢往来不容疏忽。凡贺喜、祝寿、问疾、吊丧之事，几于无日无之。悉行删削。
八、作者文学优长，兼工吟咏。记中间有所作诗词，均可传诵。挽联寿语亦极矜炼名贵，均于录存。
九、作者于法书名画、古书版刻及精校名抄出于名宿手笔者，均能辨别真赝，考订源流，足资赏鉴。录之以助读者雅兴。
然而日记本身已带有撰者的视角局限，相当于客观世界的一个影子，日记摘录者无疑带有双重的视角局限，是影子的影子。由于研究者所求不同，摘录者自以为宝贵的，研究者未必爱惜，摘录者弃如敝屣的，研究者也许会视若拱璧。以张元济选录本为例，随着大批清宫档案和其他大型清代史料的出版，他第一重视、“纪述至详”的“京外官升调降黜”以及某些重大历史事件，重要性已经有所降低。而他以为“全属浮文”“概不采入”的“驾出、迎送、谢恩、奏事、站班、陪祀等，所在地点、应用服色、行何仪节”等礼仪制度，以及他认为“虚应故事”“兹亦从略”的“恭理丧仪、勘修工程、收发饷银、验收粮米、大挑举人、拣发人员”，还有他“悉行删削”的“贺喜、祝寿、问疾、吊丧之事”等，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还原”历史的深广度和清晰度。即如“吊丧”此类令人不快之事，在考订历史人物生卒年上也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清代人物生卒年的工具书，江庆柏先生的《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略称《年表》）是很重要也是被笔者经常利用的一种，从翁心存日记对吊丧及相关活动的记载中，能为《年表》做不少锦上添花的工作：
曾元海（少坡），《年表》卒年不明，日记中载其道光十三年二月卒。叶琚（伯华），《年表》卒年不明，日记载其道光十七年二月四日暴病卒。俞允若（慈嘉），《年表》卒年不明，日记载其卒于咸丰七年四月廿八日。汪于泗（岱青），《年表》卒年不明，日记载其卒于咸丰八年七月廿日。陈嘉树（仲云），《年表》卒年不明，日记载其卒于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日。王卿霖（即王钦霖），日记载其卒于道光十七年三月，可证《年表》道光二十七年之误。陶沅（佩芳），日记载其卒于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可证《年表》道光十一年之误。何彤云（赓卿），日记载其卒于咸丰九年，始四十，当生于嘉庆二十五年，可证《年表》生于嘉庆十六年之误。至于《年表》中未有提及而可考生卒年者为数亦不在少数。
不惟如此，那些看似“浮文”，在当时“无裨实事”的记载，恰恰可以为今天的社会发展提供若干参照和反思。如翁心存在官场礼仪和世俗应酬活动中花费掉了人生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今人看来，似既可悲又可笑。但设身处地，官方礼仪，关乎功名富贵，自然会乐此不疲；世俗礼仪，关于社交需要和尊重需要，亦不能不勉力完成。当马斯洛《人类动机的理论》一书所总结的人生各种需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等，均可在一种不假外求的社会机制中得到满足，人们往往不会再去审视其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弊端，对外界与之相异的一切，也常本能地排斥。这样一潭死水式的社会机制，太严密、太沉闷，没有理由不压抑人性。阅读翁心存日记，我们一方面痛感这个以儒家礼仪文化为基础所塑造的社会机制，已经僵化到必须改革的地步，另一方面是否应该惕然自惊，警惕我们今日社会机制中正在逐渐形式化的一些东西呢。在翁心存看似繁琐的礼仪活动记录中，我们不时能够读出现代意味来。
兼有王朝进士和新兴实业家双重身份的张元济，对那些虚应故事的繁文缛节既无比熟悉又无比厌恶，他取舍翁心存日记的心情可以理解。今天，不论整理者还是研究者，面对可与其子翁同龢日记媲美的翁心存日记，只有尽量“全息”式地予以把握，才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出其不同层面的历史文化价值。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