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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是一种独特而又重要的文献种类。从文体学角度看，它是应用文的最为常用的文体之一；从史料学角度看，因其亲历者身份，常被视为第一手史料；从文化学角度看，因其内容包罗万象，又具有百科全书性质。妥善合理地利用日记文献，不仅可以有效校正和补充正史，而且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都会有丰富的收获。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般认为，日记起源于西汉，至清代达到鼎盛阶段。尤其是近代（1840—1919）以降，随着时代的变化、教育的普及和造纸技术的发展，日记逐渐成为士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仅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至今有日记留存的近代人物，即达1100多位。对于如此重要的历史阶段的丰厚文化遗存，虽然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整理与研究性成果，但在总体上还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的探讨，兹对其叙录、整理、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略作探讨，聊为引玉之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中国近代日记文献，有三方面的内在规定：一是中国人所写，二是近代的时间断限采用主流的1840—1919年，三是日记凡有在1840—1919年间所记者皆属研究对象。
1. 叙录方面
较为全面的近代日记文献叙录类著述尚缺乏。《历代日记丛钞提要》（学苑出版社，2006）、《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提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中有部分内容涉及近代日记文献，《近代史研究所藏名人稿钞本日记丛刊提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虽集中于近代日记文献，但全书提要仅31种；另外陈左高《中国日记史略》（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历代日记丛谈》（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和虞坤林《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亦提供了不少近代日记文献信息。
2. 整理方面
近代日记文献整理方面，成果相对较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套书系，一是中华书局的“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此项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启动，三十余年来，陆续出版了《李兴锐日记》（1987）、《李星沅日记》（1987）、《王韬日记》（1987）、《翁同龢日记》（1989）、《王文韶日记》（1989）、《郑孝胥日记》（1993）、《许宝蘅日记》（2010）、《姚锡光江鄂日记》（2010）、《翁心存日记》（2011）、《林一厂日记》（2012）、《朱希祖日记》（2012）、《余绍宋日记》（2012）、《汪荣宝日记》（2013）、《谭献日记》（2013）、《管庭芬日记》（2013）、《曾纪泽日记》（2013）、《唐景崧日记》（2013）、《翁文灏日记》（2014）、《林传甲日记》（2014）、《宋教仁日记》（2014）、《张荫桓日记》（2015）、《孙宝瑄日记》（2015）、《宋云彬日记》（2016）、《赵钧日记》（2018）、《符璋日记》（2018）、《刘绍宽日记》（2018）、《林骏日记》（2018）、《绍英日记》（2018）、《张
日记》（2019）、《郭曾炘日记》（2019）、《晚清军机五大臣日记》（2019）、《吴大澂日记》（2020）、《王伯祥日记》（2020）、《皮锡瑞日记》（2020）、《赵烈文日记》（2020）等30余种（部分日记是先在其他出版社出版，后又由中华书局重新出版）。
二是由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并由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七年来，整理出版日记计60余种：《莫友芝日记》《汪荣宝日记》《翁曾翰日记》《邓华熙日记》《贺葆真日记》《扶桑十旬记（外三种）》《翁斌孙日记》《张佩纶日记》《吴兔床日记》《赵元成日记（外一种）》《1934—1935中缅边界调查日记》《十八国游历日记》《潘德舆家书与日记（外四种）》《孟宪彝日记》《潘道根日记》《蟫庐日记（外五种）》《壬癸避难日志·辛卯年日记》《嘉业堂藏书日记抄》《江瀚日记》《英轺日记两种》《胡嗣瑗日记》《王振声日记》《黄秉义日记》《粟奉之日记》《王承传日记》《唐烜日记》《王锺霖日记》《孙毓汶日记信稿奏折（外一种）》《袁昶日记》《额勒和布日记》《有泰日记》《吉城日记》《孟心史日记·吴慈培日记》《高等考试锁闱日录》《庚子事变史料四种（外一种）》《东游考察学校记》《江标日记》《高心夔日记》《何宗逊日记》《黄尊三日记》《周腾虎日记》《沈锡庆日记》《潘钟瑞日记》《稀见淮安史料四种》《孙凤云集》
《豫敬日记》《宗源翰日记》《曹元弼日记》《耆龄日记》《恩光日记》《徐乃昌日记》《翟文选日记》《潘曾绶日记》等。
三是由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专收1840至1911年间中国人到欧美日本通商、留学、出使、游历和考察等所留下的日记、笔记和游记，原计划推出100种，20世纪80年代由岳麓书社推出35种，之后因故停顿，至2016年12月岳麓书社始推出续编65种，其中有68人81种属于日记性质，此68人分别为：斌椿（1803—？）、陈兰彬（1816—1895）、郭嵩焘（1818—1891）、袁祖志（1827—1899）、王韬（1828—1897）、崔国因（1831—1909）、李凤苞（1834—1887）、余思诒（1835—1907）、黎庶昌（1837—1897）、张荫桓（1837—1900）、何如璋（1838—1891）、薛福成（1838—1894）、曾纪泽（1839—1890）、王咏霓（1839—1916）、傅云龙（1840—1901）、吴汝纶（1840—1903）、黄璟（1841—1924）、李圭（1842—1903）、王之春（1842—1906）、钱德培（1843—1904）、盛宣怀（1844—1916）、缪荃孙（1844—1919）、徐建寅（1845—1901）、丁鸿臣（1845—1904）、张德彝（1847—1918）、缪佑孙（1851—1894）、蔡尔康（1851—1921）、戴鸿慈（1853—1910）、张謇（1853—1926）、王芝（1853—？）、邹代钧（1854—1908）、吕佩芬（1855—1913）、刘学询（1855—1935）、吴宗濂（1856—1933）、宋育仁（1857—1931）、韩国钧（1857—1942）、康有为（1858—1927）、钱单士厘（1858—1945）、严修（1860—1929）、沈翊清（1861—1908）、池仲佑（1861—1918后）、黄庆澄（1863—1904）、罗振玉（1866—1940）、周学熙（1866—1947）、王景禧（1867—1932）、程淯（约1867—1940）、张元济（1867—1959）、载泽（1868—1928）、李浚之（1868—1953）、梁启超（1873—1929）、载振（1876—1947）、凌文渊（1876—1944）、陈琪（1878—1925）、金绍城（1878—1926）、洪勋（1906—1927）、蒋煦（生卒年不详）、刘锡鸿（？—1891）、祁兆熙（？—1891）、双寿（生卒年不详）、志刚（生卒年不详）、罗森（生卒年不详）、谭干初（生卒年不详）、金鼎（生卒年不详）、蔡钧（生卒年不详）、凤凌（生卒年不详）、杨泰阶（1894中举，生卒年不详）、文恺（生卒年不详）、左湘钟（1885中举，生卒年不详）。
其他出版社也出版过一些近代著名人物日记，如河北教育出版社有数种“近世学人日记”（周星誉、张元济、吴汝纶、许瀚、谭献、董康，1999—2001年），新华出版社有《杨度日记》（2001）、《那桐日记》（2006），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鲁迅日记》（1959、1976），中央党校出版社有《恽代英日记》（1981），群众出版社有《醇亲王载沣日记》（2014），北京大学出版社有《蔡元培日记》（2010）、《钱玄同日记》（2014），商务印书馆有《荆花馆日记》（201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吴宓日记》（1998），北京人民出版社有《徐世昌日记》（2015），湖南人民出版社有《郭嵩焘日记》（1981），浙江古籍出版社有《经亨颐日记》（1984）、《傅云龙日记》（2005）、《恽毓鼎澄斋日记》（2004），浙江大学出版社有《李慈铭日记》（2020），上海书店出版社有《张文虎日记》（2009）、《张荫桓日记》（2004），岳麓书社有《曾国藩日记（修订本）》（2015）、《湘绮楼日记》（1997）、《能静居日记》（2013）、《李文清公日记》（2010），天津古籍出版社有《严修日记》（2015），黄山书社有《慎宜轩日记》（2010）、《徐兆玮日记》（2013），山西人民出版社有《退想斋日记》（1990），四川人民出版社有《吴虞日记》（1984），西北大学出版社有《荣庆日记》（1986），吉林文史出版社有《薛福成日记》（2004），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朱峙三日记》（2011），上海人民出版社有《清代日记汇抄》（1982年，28种，其中近代25种，但系摘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张
日记》（2003），上海辞书出版社有《张謇日记》（2017），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坦园日记》（1983）等。另有一些人物日记虽未单独出版，但收入全集中，亦值得注意，如《林则徐全集》（2002）、《祁寯藻集》（2011）、《严复集》（1986）、《缪荃孙全集》（2014）、《王国维全集》（2010）、《陈汉章全集》（2014）等均收入其日记。还有一些书刊，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近代史资料》《历史文献》等亦收录有近代日记文献，但由于多系摘编，此不备述。
3. 影印方面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对文化事业的重视，随着科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网络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各类大型古籍影印项目纷纷上马，诸多珍本秘籍得到整理者关注，近代日记文献的影印迎来了一个高峰。其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一枝独秀，近年影印的近代名人日记有《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1997）、《稿本航海述奇汇编》（1997）、《余绍宋日记》（2003）、《师伏堂日记》（2009）、《绍英日记》（2009）、《鲁学斋日记》（2010）、《拜经日记》（2011）、《朱峙三日记》（2011）、《顾森书日记》（2015）、《求恕斋日记》（2016）、《江瀚日记》（2016）、《稿本王文韶日记》（2017），又于2017年影印了大型丛书《国家图书馆藏抄稿本日记选编》（60册）、《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86册），2020年影印了《近代史研究所藏名人稿钞本日记丛刊》（80册），其中绝大部分属于近代日记。另外，学苑出版社影印了《历代日记丛钞》（2006年，200册），中华书局影印了《王乃誉日记》（2014年，5册）、《蒋维乔日记》（2014年，30册）、《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2017年，60册），北京人民出版社影印了《徐世昌日记》（2015年，24册，前20册影印，后4册标点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了《晚清东游日记汇编》（2004）、郑观应《长江日记》（2010年，附有标点整理），上海远东出版社影印了《翁同龢日记》（2016年，47册），浙江大学出版社影印了《李辅耀日记》（2014年，10册），文物出版社影印了《苏州博物馆藏晚清名人日记稿本丛刊》（2016年，7册）、《苏州博物馆藏近现代名人日记稿本丛刊》（2018年，39册），也都以近代日记文献为主。还有其他大型影印文献项目，如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共三编300辑）、《清代稿本百种汇刊》（1974年，180册），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1987—1991年，23册），朝华出版社影印的《清末民初文献丛刊》（2017年，100种），中华书局影印的《绍兴丛书》（2007年，29册），广东人民出版社影印的《清代稿钞本》（2007—2017年，400册），山东大学出版社影印的《山东文献集成》（2006—2011年，200册）等，也都收录了一些近代日记文献。
4. 研究论著方面
近代日记文献的研究，整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笔者曾据知网检索，近百年来，关于近代日记研究的论文仅四百余篇，数量还不及唐代一个稍有名气的诗人多（如关于李贺研究的论文就有近千篇）。
尤其是20世纪，更为萧条，只有一百多篇论文，其中大部分还是研究《鲁迅日记》的，但《鲁迅日记》时间起止为1912年5月5日至1936年10月17日，只有少量内容属于近代，并非研究的重点所在；其他论文多流于对日记的简单介绍，较有学术分量的论文非常缺乏，检阅所及，仅有《恽代英在五四运动期间的日记》（张岂之，《历史研究》1958年第11期）、《清末士大夫思想演变的缩影——读〈忘山庐日记〉》（李侃，《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清末政坛变化的写照——宣统年间〈汪荣宝日记〉剖析》（王晓秋，《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质疑》（孔祥吉，《史学月刊》1991第2期）、《论李审言先生日记的学术价值》（蔡文锦，《东南文化》1995第2期）、《戊戌时期的郑孝胥及其〈日记〉》（汤志钧，《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戊戌政变侧记——读〈忘山庐日记〉随笔》（祁龙威，《扬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等。
进入21世纪，研究状况大有改观，二十年来，研究论文超过三百篇，关注日记的范围有所扩大，研究视角也有所变化。
就日记的关注范围而言，与之前只集中于少数名人日记不同，这一时期关注的人物扩大到百余位（排序以生年先后），其中有位高权重者，如林则徐（1785—1850）、翁心存（1791—1862）、柏葰（1795—1859）、李星沅（1797—1851）、李棠阶（1798—1865）、曾国藩（1811—1872）、郭嵩焘（1818—1891）、额勒和布（？—1900）、翁同龢（1830—1904）、王文韶（1830—1908）、唐景崧（1841—1903）、有泰（1844—1910）、陆宝忠（1850—1908）、徐世昌（1855—1939）、那桐（1856—1925）、郑孝胥（1860—1938）、载泽（1868—1929）、蔡元培（1868—1940）、载振（1876—1947）、黄炎培（1878—1965）等；但更多是中下层官员，如沈炳垣（约1784—1855）、杨沂孙（1813—1881）、杜凤治（1814—1882？）、薛宝田（1815—1885）、王锺霖（1816—1896？）、张修府（1822—1880）、王韬（1828—1897）、李慈铭（1830—1894）、崔国因（1831—？）、赵烈文（1832—1894）、谭献（1832—1901）、王闿运（1833—1916）、魏彦（1834—1893）、高心夔（1835—1883）、张荫桓（1837—1900）、薛福成（1838—1894）、曾纪泽（1839—1890）、吴汝纶（1840—1903）、缪荃孙（1844—1919）、袁昶（1846—1900）、张佩纶（1848—1903）、叶昌炽（1849—1917）、严修（1860—1929）、江标（1860—1899）、恽毓鼎（1862—1917）、崇谦（1865—1936）、姚永概（1866—1923）、徐兆玮（1867—1940）、乐嘉藻（1867—1944）、王承传（1874—？）、杨度（1875—1931）、许宝蘅（1875—1961）、汪荣宝（1878—1933）、朱希祖（1879—1944）、余绍宋（1882—1949）、朱峙三（1886—1967）等；同时还有一些未曾正式出仕为官者，如黄金台（1789—1861）、管庭芬（1797—1880）、张
（1860—1942）、张文虎（1808—1885）、莫友芝（1811—1871）、潘钟瑞（1823—1890）、王乃誉（1847—1906）、刘大鹏（1857—1942）、林骏（1863—1909）、刘绍宽（1867—1942）、黄秉义（1874—1920后）、贺葆真（1878—1949）等。
就研究视角和方法而言，与之前集中于政治史角度不同，这一时期对近代日记开始有了多维度的观照，如张剑《日记中的历史：绍英眼中的清末民初》（《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3期）就不仅关注政治史，而且对日记中的经济史、生活史与人物史也做了较为详细的讨论。以下按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主要关注点，将之分为十三个类别：
其一，探讨政治史。这类研究依然颇具规模，如孔祥吉《难得一见的百日维新史料——读唐烜〈留庵日钞〉未刊稿本》（《学术界》2004年第1期）、《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张之洞——读稿本〈张文襄公辞世日记〉》（《历史教学》2007年第11期）、马忠文《从清帝退位到洪宪帝制——〈许宝蘅日记〉中的袁世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陆宝忠未刊日记的史料价值》（《江汉论坛》2016年第3期）、《慈禧训政后之朝局侧影——读廖寿恒〈抑抑斋日记〉札记》（《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韩策《〈汪荣宝日记〉对辛亥革命的记录与涂改》（《读书》2014年第8期）、林辉锋《从〈韬养斋日记〉看徐世昌与逊清皇室》（《中山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耿密《辛亥鼎革后清末保守士人心态之比较——以〈恽毓鼎澄斋日记〉〈退想斋日记〉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杜康《〈杨度日记〉中对维新派人士的态度变化》（《黑河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张剑《〈佩韦室日记〉中的肃顺及晚清社会》（《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等。
其二，探讨环境气候。如萧凌波等《〈湘绮楼日记〉记录的湖南长沙1877—1878年寒冬》（《古地理学报》2006年第2期）、满志敏等《〈王文韶日记〉记载的1867—1872年武汉和长沙地区梅雨特征》（《古地理学报》2007年第4期）、费杰等《1860—1898年北京沙尘天气研究——基于〈翁同龢日记〉》（《灾害学》2009年第3期）、张学珍等《基于〈翁同龢日记〉天气记录重建的北京1860—1897年的降水量》（《气候与环境研究》2011年第3期）、杨煜达等《19世纪中叶北京高分辨率沙尘天气记录：〈翁心存日记〉初步研究》（《古地理学报》2013年第4期）等。
其三，探讨地域文化。如岳振国《林则徐〈壬寅日记〉对研究西北地区地理人文的史学价值》（《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4期），徐茂明、胡勇军《清末兴学与常熟士绅的权力嬗递——以〈徐兆玮日记〉为中心》（《史林》2015年第6期），徐佳贵《始进终退：再论近代地方士人与“国”的关系变迁——以刘绍宽〈厚庄日记〉为个案》（《史林》2017年第3期），朱和双、李金莲《从〈宦滇日记〉看楚雄师范教育的雏形及其地域特征》（《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李萌《清末民初瑞安士绅与地方教育——以〈张
日记〉为视角》（《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尧育飞《一家之学与一地之风——〈潘钟瑞日记〉所见光绪年间吴中金石活动考论》（《文献》2019年第3期）等。
其四，探讨阅读史和书籍文化。如徐雁平《〈管庭芬日记〉与道咸两朝江南书籍社会》（《文献》2014年第6期）、《用书籍编织世界——黄金台日记研究》（《学术研究》2015年第12期）、《新学书籍的涌入与“脑界不能复闭”——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岳爱华、和艳会《晚清士人的书籍往来——基于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的考察》（《国家图书馆学刊》2014年第2期），谢海林《〈张佩纶日记〉与丰润张氏藏书考论》（《文献》2017年第2期），秦利国、李振武《孙宝瑄的阅读实践与社会变迁——以〈孙宝瑄日记〉为中心》（《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等。
其五，探讨经济史和生活史。如郭立珍《近代天津居民饮食消费变动及影响探究——以英敛之日记为中心》（《历史教学》2011年第3期）、贾琳《清末民初士人的一种生存模式——以〈癸卯汴试日记〉作者为个案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滕德永《〈绍英日记〉中的溥仪大婚》（《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艾红玲《晚清湘籍名人日记中的民间祭祖礼考察》（《求索》2015年第8期）、彭勃《道咸同三朝理学家日记互批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张剑《居乡诚不易——从〈何汝霖日记〉看一位晚清显宦的乡居生活》（《清华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冯尔康《西南联大教授的日常生活——以郑天挺教授为例并以他的〈西南联大日记〉为资料》（《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等。
其六，探讨灾难史和疾病史。如王江源《晚清柳堂与〈灾赈日记〉》（《德州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张瑞《晚清日记中的病患体验与医患互动——以病患为中心的研究》（《历史教学》2012年第22期）、张剑《季芝昌“引疾”始末及其诗歌中的疾病书写》（《中华文化论坛》2019年第5期）等。
其七，探讨易代之际的科举和教育。如朱淑君《士人视野的清末科举改革——以〈恽毓鼎澄斋日记〉为中心》（《江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田正平《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另一类解读——〈朱峙三日记（1893—1919）〉阅读札记》（《教育研究》2012年第11期）、徐佳贵《废科举、兴学堂与晚清地方士子——以林骏〈颇宜茨室日记〉为例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4期）等。
其八，探讨日记与文学的关系。如吴微《外交实录与古文新变——以薛福成出使日记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徐雁平《〈贺葆真日记〉与晚期桐城文派的深入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杨汤琛《晚清域外游记与中国散文的现代性嬗变》（《文学评论》2014年第5期）、《晚清的词与物：晚清域外游记中的命名嬗变考察》（《北方论丛》2015年第5期），张剑《从〈绍英日记〉看〈我的前半生〉的史笔与文笔》（《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4期）、《高心夔自画像及其与湖湘诗派之关系——以〈佩韦室日记〉为中心》（《苏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彭国忠《观剧、看戏：一个典型士大夫的非典型观剧活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苗怀明《从适意阅读到专门研究——从〈徐兆玮日记〉看近代文人的小说情结》（《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杨波《使臣实录与小说家言——晚清出使日记的文体风格与叙述策略》（《河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徐雁平《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的桐城模式——基于萧穆咸同时期日记的研究》（《文学评论》2020年第3期）等。
其九，探讨出使日记或域外游记的价值。如刘悦斌《试论薛福成出使日记的学人特色》（《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施明智《〈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所昭示的桐城散文变革》（《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尹德翔《晚清使西日记研究：走出近代化模式的构想》（《湖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张俊萍《晚清去“夷”化后的英国形象——比较郭嵩焘与薛福成出使日记中的英国》（《江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张晓川《西儒问古音：晚清出使日记与传统音韵学——李凤苞〈使德日记〉中所见叶韵问题》（《复旦学报》2019年第1期），代顺丽《近代域外游记的特征及价值》（《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第4期），朱平《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观念演变》（《齐鲁学刊》2008年第6期），杨波《海外行旅与文学变革——晚清文学变革的游记视角》（《中州学刊》2011年第1期）、《域外行旅与晚清文学变革》（《河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从域外游记到新文体——晚清古典散文转型的游记视角》（《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杨汤琛《晚清域外游记与现代报告文学的兴起》（《北方论丛》2012第2期）、《文化符号与想象空间：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博物馆》（《江西社会科学》2012第3期）、《错位下的日本想象——甲午前晚清士人的日本游记研究》（《中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4期）、《从晚清域外游记看现代国民意识的兴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9期）、《晚清域外游记现代性研究的逻辑基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9期）、《传统魅影下的政治镜像：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议院书写》（《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李岚《从晚清到“五四”：论游记文学中的世界图式变迁》（《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李军锋《文化符号与城市建构——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图书馆》（《聊城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魏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女性书写——以王韬〈漫游随录〉为中心》（《湖北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曹虹《晚清人的域外游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等。
其十，考辨作者和文献版本。如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翁文恭公日记〉稿本与刊本之比较——兼论翁同龢对日记的删改》（《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周生杰《〈咸丰八年至九年日记〉作者考》（《文献》2014年第6期），李光先《唐景崧〈请缨日记〉版本研究》（《文化学刊》2015年第5期），樊昕《赵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记〉的文史价值》（《文献》2019年第3期），吴钦根《谭献〈复堂日记〉稿本的发现及其价值》（《古典文献研究》2018年第二十一辑下卷）、《谭献〈复堂日记〉的编选、删改与文本重塑》（《文学遗产》2020年第2期）等。
其十一，挖掘各行业的史料。如赵山林《〈忘山庐日记〉蕴藏的戏曲文化信息》（《文化遗产》2009年第2期）、张小庄《清代笔记、日记中的书家传记史料》（《艺术探索》2016年第6期）、宁俊伟《〈能静居日记〉中的中医方技探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7年第4期）、杨祥全《〈李棠阶日记〉所见武术史料研究》（《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谢丹《晚清使西日记中的体育记载研究》（《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黄政《晚清士子金石学的习得研究——以叶昌炽、江标日记为线索》（《古典文献研究》2018年第二十一辑下卷）等
。
其十二，探讨近代日记文献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此类文章数量虽少，但很可贵。如孔祥吉《金梁其人与〈近世人物志〉——兼论其以日记勾画人物的治学特色》（《福建论坛》2006年5期），已经涉及如何运用日记做人物研究的问题；桑兵《日记内外的历史——作为史料的日记解读》，从理论上分析了日记作为史料的种类和属性，该文先收入《蒋中正日记与民国史研究》（世界大同出版有限公司，2011），后被编入个人专著《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第四章《各类史料的解读与运用》第一节《日记内外的历史》；徐雁平《从翁心存、翁同龢日记的对读探究日记文献的特质》（《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选择翁心存、翁同龢父子1860—1862年在北京的日记作为分析的文本，探究相同性质文献对读的重要性，认为即使是同性质的文献，也各有其表达意图、选材策略、叙述偏向以及叙写法则，从而内在规定了文本的信息和文字风格，这是对前辈学者强调不同性质文献之间需要对勘的观点的延伸性思考。张燕婴《浅谈日记资料的有效性问题——以俞樾函札整理为中心》（《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一文利用俞樾日记可以为其所作信札系年，说明日记类文献在史实复原的精细化方向上的价值，但同时指出日记资料可能存在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缺陷，对如何扩大其有效范围做了初步探讨。
其十三，对于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的研究。刘大鹏本来只是一个举人出身的乡绅，但是其日记时间从1891年直至1942年，记录了半个多世纪的变化，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因而1990年乔志强选编的《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甫一问世，即受到学界关注，引发了一个研究的小热潮，至今研究论文已超过30篇。其中以罗志田、关晓红、行龙、沈艾娣和杨清媚的研究较有启发性。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台湾《清华学报》1994年第4期）、《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世事变迁》（与葛佳渊合作，《读书》1996年第10期）等文较早将研究从史料考据转向社会史研究，之后他的《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一文也较多列举了刘大鹏的例子，说明科举制度废除破坏了社会的上下层流动，随着城乡的分离，在都市中游荡的知识青年和失去读书人的农村都成为受害者。而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则认为科举停废虽导致传统意义的“士”阶层消失，但多数旧学出身者通过各种渠道重新分化组合，直至清末民初仍然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明显变化的是中年士人文化心理的失衡及青年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行龙《怀才不遇：内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迹》（《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试图通过历史叙事的方式，勾画清末以刘大鹏为代表的内地乡绅生活变迁的轨迹。《个体灾害史：中国灾害史研究中的重要视角——从刘大鹏〈退想斋日记〉说起》（《河北学刊》2020年第5期）从个体角度描述毒品、瘟疫这样的“日常之灾”与当事人的切身感受。英国女学者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一次全面研读日记原稿，以类似传记的方式，描绘出刘大鹏作为儒者、孝子、商人、议政者、农民的不同身份状态下的人生，并由此映照时代变迁过程中民众的生活和观念流变。杨清媚《文字与心史——解读乡绅刘大鹏及其〈退想斋日记〉》（《启真》第1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不满意通过刘大鹏的生活来呈现近代乡土社会的方式，她尝试从心态史角度而不是史料辨析角度，去关注刘大鹏日记写作这个行为本身的意义，展现刘大鹏对晋河流域的历史书写以及其中寄托的思想情感。
与数量并不丰厚的论文相比，近代日记研究的专著数量更少。除上举沈艾娣的著作外，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0）是以李慈铭日记为基本资料形成的研究，列有李氏三十余年中的实际收入、支出详表（1862—1894），可以窥见清季一般京官生活，仰给于外省官吏的馈赠和印结银，因此不能不结交外吏，而外吏的馈赠又多来自浮征勒索、吞灾吃赈，京官的糜烂生活和外吏的贪污是互为因果的。
陈室如《近代域外游记研究 1840—1945》（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是最早一部研究近代域外游记的专著，涵盖了百余年的旅日、欧美，以及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台湾之间的旅游文献，跨越了中国海峡两岸、晚清与民国、文言与白话等诸多疆界；由拉康镜像理论和旅行文化视角切入，呈现旅人走向世界、面对他者与自我的辩证历程。
王立民《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分六章，不仅详细描述叶氏日记诸传本形态，比较稿本与抄本的区别；而且对日记中所见叶氏生平、著述、交游等传记材料，以及涉及的目录、版本、藏书资料等，均予钩稽分析，侧重于文献学研究。
尹德翔《东海西海之间：晚清使西日记中的文化观察、认证与选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以斌椿、志刚、郭嵩焘、刘锡鸿、张德彝、薛福成的出使日记为范例，运用文化身份、文学形象学、传记研究的观点，力图对晚清使西日记中的思想和文化价值，做出重新理解和评价。
张研《清代县级政权控制乡村的具体考察——以同治年间广宁知县杜凤治日记为中心》（大象出版社，2011），截取杜凤治同治五年十月至同治七年任广东广宁县知县期间的日记，从剿匪、断案、催征、闹考等事件，剖析处于国家政权最低一级的知县，如何代表国家治理和控制其辖下的基层社会，并采用杜凤治的立场和视角，观察基层社会中官与绅、官与民的复杂关系，其方法和结论都值得注意。
张治《异域与新学——晚清海外旅行写作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主要以晚清时期（1840—1911）的海外旅行写作为研究对象，将“游记新学”的成果置于学术传统的地域传承等视野中，从“洋务运动前中国人的海外旅行与相关诗文”“海外记游中的文人雅趣与市井俗调”“学术考察记与人文日知录”“星轺笔录中的人格与文章”“在汗漫之游中构想文明新境”五个方面历史地展现其特点，并相应关注中西文化交汇背景下的晚清士人社会。
康欣平《〈有泰驻藏日记〉研究——驻藏大臣有泰的思想、行为与心态》（民族出版社，2015），从日常生活、政事、交往、阅读与诗文爱好以及“张荫棠参劾有泰案”等方面，对有泰做了具体研究，为理解有泰其人及1902—1907年间西藏政治演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苏明《域外行旅与文学想象：以近现代域外游记文学为考察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认为域外游记写作繁荣，但其研究相对滞后，还没有形成一套为大家所接受的基本范式。研究者或以历史脉络系统建构，或把域外游记作为文献资料或作家散文创作的一部分来看待，对于域外游记还缺乏深层的介入研究。该书以近现代域外游记为考察中心，选取域外行旅体验作为研究视角，考察域外行旅体验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转型与发生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密切关联，探讨域外行旅体验如何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文学风貌的变化、核心命题的生成、社会集体想象等重要文学、文化现象。
桑兵《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以辛亥年间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者的数十种日记为基础，探讨此期亲历者的心态及其对政体、国体及社会性质诸剧变的观察，这种“以日记为凭借叙事”在方法论上具有启发性，该书的绪言对日记的价值也做了具有理论高度的总结。
张剑《华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中华书局，2020）主要描写了晚清高官们的日常烦恼，包括自然气候、社会环境、人际关系、柴米油盐、生理疾病乃至心灵归宿等，展现了何汝霖、季芝昌、曾国藩、鹿传霖、绍英等晚清名臣的另一面，可与正史中的风云变幻对读。
杨汤琛《晚清域外游记的现代性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以晚清域外游记为追溯文学演变理路之线索，对中国文学之“现代性”的发生加以分析考辨，力图展现转折时代近代文学迷惑不安却充满力量的变化场景。作者认为，晚清域外游记是在内外交困之下的跨界之旅，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转换，更是文化的越界、精神结构的一次大调整，其语言、体式也由此发生了相应变化。固有的语言与古文体制已无法承载纷繁复杂的域外经验与裂变的情感世界，另外近代印刷业发展所带来的文本制作与传播方式的更新，也为文体变革提供了物质条件。晚清域外游记这一富于包孕性的“过渡”文本，有效地呈现了古文向现代散文转化之间瞻前顾后的复杂流变。
另外，孔祥吉《清人日记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和田正平《世态与心态——晚清、民国士人日记阅读札记》（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都是将发表的论文汇集而成的论文集，兹不赘述。
5. 数据库方面
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数据库成为现代化文献整理的重要方式之一，不仅节省了整理成本，而且能够更快捷和方便地为科研服务。与本文所指直接相关的数据库有两个：一是尹小林开发的《近现代日记全文检索数据库》，汇集近代著名日记二十余种，可以检索和限定字数的复制；二是刘俊文总策划、总编纂、总监制，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制作的《中国谱牒库》，系专门收录历代谱牒类典籍的全文检索版大型古籍数据库，分为家谱编、年谱编、仕谱编、日谱编，日谱含日记、日录、日谱、日札等，其中收录近代日记二百多种，可以左图右文逐页对照，同时配备检索系统和功能平台，方便全文检索和提取信息，展示了计量化研究的广阔前景。
1. 存在的问题
通过中国近代日记文献的学术综述，我们了解了目前的研究状况，并可对之做以下分析和总结：
其一，对单个品种的日记文献介绍性成果相对较多，但缺少总体上的统计和规范性的介绍，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的课题亟待提上议事日程。近代日记文献存在数量巨大，但由于是近代，各种古籍书目或未收录，或失之简，且有不少品种藏于并未对外开放的博物馆，有的还收藏于私人手中，如何尽可能全面地搜罗察访，并阅读消化，写出符合要求的叙录，尽量全面地以叙录方式反映中国近代日记文献的整体面貌，将是一个巨大而繁重的挑战。
其二，近代日记文献的整理成果相对丰富，但迄今为止，仅有200多人的日记得到了全面的点校整理，且有不少选题重复的现象，整理对象的范围亟待拓展。据不完全统计，有日记留存于世的近代人物不下1100人，特别是大量行草书写的日记稿本，即使是被影印出版，如不经整理，也难以被学界有效利用。近代日记文献的整理工作亟待进一步展开。但根据什么样的原则选取代表性的近代日记，又根据什么样的原则去整理，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其三，近些年来，关于近代日记的研究虽然在视角有较丰富的变化，特别是在环境气候、地域文化、易代之际的政治与科举、藏书阅读方面取得的成果相对较多，但是这种变化总体上还不明显，往往在一个新的方向上有五六篇论文即可算是“成果相对较多”，有的新方向只有一两篇论文，大部分研究成果仍是陈陈成因；或是将日记做为单纯的、零碎的史料来引证，所使用的方法模式化严重，往往是“某某日记的史料价值”“某某日记中的戏曲资料钩沉”“某某日记中的书画资料”等，沦于平面的介绍，缺乏新鲜的视角和深入的挖掘。高质量和具有创造性的研究，还亟待有意识地开发和引领。
其四，现有的两种数据库，《近现代日记全文检索数据库》收录的多是已有标点整理本的日记，《中国谱牒库》多收刻本和少量书写工整的稿钞本日记，但大部分近代日记属于书写潦草的稿本；由于个人书写习惯和行草字体的变化多端，数据库不能对其有效识别，因此稿本日记文献的整理和数据库建设亟待加强。
2. 未来发展方向或突破空间
面对问题与困难，可以尝试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以期获得发展、突破和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其一，全面清理中国近代日记文献遗产，写出一部具有学术导航和学术深度的“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具体途径为全面清理中国近代日记的传世文献，充分利用各类相关书目如《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书目》《清人别集总目》《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等，充分利用国内外图书馆、博物馆电子目录或纸质目录，分类别、分地域对相关文献进行搜捡，不仅国家级和省部级的图书馆要重视，而且还要下沉到县市级的小型图书馆；同时要广交业界朋友，博求多闻，力争在调查这个环节毫发无遗憾。在此基础上，以人物为核心，将分藏不同馆地的同一人物日记归纳汇总，按照叙录体例进行撰写，最终成为一部集大成的“中国近代日记叙录”。叙录包括揭示日记作者生平、特点，日记的基本内容、价值，以及该日记的版本、流传情况，意在从目录学角度对近代日记的家底做一清理。由于同一人物往往有不同型态或不同时期的日记，为了简明直观，叙录时先以“人物”为条目总述其生平、特点，再分述其不同型态或不同时期的日记，示例如下：
季芝昌（1791—1861），原名震，字云书，号仙九，别署丹魁堂主，江苏江阴人。道光十二年进士，授编修。十三年，督山东学政。十九年，晋詹事，典江西乡试。二十年，督浙江学政。母忧归，服阕，擢内阁学士。二十三年，授礼部侍郎，督安徽学政。二十七年，充会试知贡举，署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二十八年，调补户部仓场侍郎，命偕定郡王载铨筹办长芦盐务，清查天津仓库。二十九年，偕大学士耆英赴浙江阅兵，并清查仓库，筹办盐务，授山西巡抚，未一月，召署吏部侍郎，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寻授户部侍郎。三十年，擢左都御史。咸丰元年，出为闽浙总督。二年，兼署福州将军，寻以疾乞休。久之，卒于家。
季芝昌日记，稿本，六册，南京图书馆藏。前五册均为红格稿本，每半页八行，第六册为蓝格稿本，每半页九行。
前五册系季氏道光二十九年四月至咸丰十年十一月日记。
第一册封面题“己酉浙楂日记、晋程日记”，下钤“静含居士”朱文印，印下又题“归田日记”。正文约77页，首页钤“南京图书馆藏”朱文印，所记时间为自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四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三日（道光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后钤“席月心樵”朱文印，九月十三日后钤“不失鹄斋”朱文印）。内容为前往浙江查阅营伍，并清查仓库，酌办盐务，顺道查询东南两河节浮费、裁冗员并体察浙江两省漕粮改折情形事宜，以及赴任山西巡抚，寻受命还京行程。是册后又录咸丰二年壬子十二月初七至咸丰三年癸丑六月三十日记，末页钤“海虞沈传甲经眼”朱文印，此当归入第三册“归田日记”之前。
第二册，封面题“辛亥闽程日记”，钤“延年益寿”朱文印、“静含居士”朱文印、“美意延年”白文印。正文约92页，所记时间为咸丰元年辛亥六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三十日、咸丰二年壬子十二月初七至三十日，首页钤“南京图书馆藏”朱文印、“海虞沈传甲经眼”朱文印，末页镌“海隅侨客”朱文印、“海虞沈传甲经眼”朱文印。内容为赴任闽浙总督行程及任上事。
第三册，封面题“归田日记”，下镌“海隅侨客”朱文印、“主恩未报耻归田”朱文印，旁书“癸丑七月至乙卯八月”。正文约89页，首页钤“南京图书馆藏”朱文印、“海虞沈传甲经眼”朱文印。所记时间为咸丰三年癸丑七月一日至咸丰五年乙卯八月三十日。
第四册，封面题“养余日记”，下钤“养余逸叟”白文印，旁书“乙卯九月至戊午八月”正文约92页，首页钤“南京图书馆藏”朱文印。所记时间为咸丰五年乙卯九月一日至咸丰八年戊午八月三十日。
第五册，封面无字，观其内容当为“养余日记”之接续。正文约70页，首页钤“南京图书馆藏”朱文印、“海虞沈传甲经眼”朱文印。所记时间为咸丰八年九月初一日至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第三册至第五册内容均为季氏回常熟养病，晚年乡居诸事，尤详于日常应酬、诗酒唱和，可与其诗文集对读。如咸丰四年五月数则日记：
初三日，晴。子方来。忽患手战，戏作五古一首。
初六日，晴。吴冠英来。晓枕酬伯田端午一首。子方属题《庞德公隐居图》，得五古一首。
初七日，晴。骤热。酉刻阵雨颇甚。芟竹，得诗一首。
初八日，午前雨，午后晴。昆圃送杜鹃花，得七绝三首。
十二日，云阴时多，虽未成雨，已有凉气。偶成七绝二首。
十三日，五更有疏雨，竹醉日种竹，得七绝四首。
检其《丹魁堂诗集》，则可对应为《手颤戏作》《端午酬伯田》《庞公隐居图为子方同年作》《芟竹》《庞昆圃送杜鹃花》《偶成》《竹醉日种竹》，颇便知人论文，为其作品系年。
第六册封面无字，正文约16页。首页首行题“感遇录”，下镌“南京图书馆藏”朱文印。内容为季氏历述其所受皇恩之记载。本册后粘有夹页，系季芝昌手书遗折草稿，又有一纸，钤印数方，为季氏曾用之印，分别为“观生物气象”朱文、“因树巢”白文、“怡云”朱文、“绮里”朱文、“静含居士”朱文、“仙翁”白文、“樗甘老人”朱文、“金粟山房”白文、“季氏仙九”朱文。“感遇录”曾有印本，但内容较稿本为少。如印本此段文字：“壬辰殿试，进呈十卷，余列第二。成庙既拆首卷，以次卷墨色过薄，拔第七卷墨浓者置第二，而余为第三。既引见，侍郎李劳龄师退而色喜曰：‘鼎甲尽出余手矣。’盖御史分卷时，三人皆在李所也。”稿本此后尚多一段文字：
是科读卷者枢相曹太傅为首，衡量公虚如此。及丁未殿试，余以少宰与读卷，相国窦文庄必欲一甲尽出其手，原拟第三卷字体多讹，同列皆拟黏贴黄签，文庄怫然不悦。进呈时成庙定首、次卷，指第三卷中误字示诸臣，乃拔七卷庞钟璐第三，而置原拟者为第十，同列无不快之。
两相对照，信有收获。遗憾的是，季芝昌军机日记和在闽浙总督任上的大部分日记被人窃去。然即其所留日记而言，亦有助于晚清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生活史、文学史之研究，值得重视。
其二，精心选择一批学术价值高、流传稀少以及数据库难以识别的稿钞本日记，做有难度和深度的整理。即不仅在版本收集和辨识标点文字上要花费较大工夫，而且要撰写有学术深度的导言和附录相关年谱及研究资料，并且尽可能做出人名索引，提升整理的学术附加值和含金量。其某本的整理原则可以概括为“二全”“三度”。
所谓“二全”，指搜罗版本要全面，整理日记要全息。以前的近代日记文献整理，存在着版本缺失和选择性整理的问题。同一人物的日记，其版本类型可能各不相同，少数情况下，是在同一时间段有不同的版本，但多数情况下，却是不同时间段造成的版本差异，少搜罗一种版本，往往意味着对日记某一时间段的缺失，因此本文虽强调以稿钞本整理为主，但同时也提倡将其他型态的日记附入，争取同一人物日记在时间段上的最大完整性。
对于搜罗来的版本，应该强调全息式整理，即将日记中所有的文字或版面信息，尽量忠实地整理出来，如天头地角的文字，能够辨析出的涂抹之处、他人的批注等，以往的整理往往避难就易，对搜罗到的日记做摘编或部分整理，但研究者的需求千差万别，彼所弃者，焉知非我之所欲取。选择性的整理，可能会带来误导和新的遮蔽。
所谓“三度”，指创新度、难易度和重要度。创新度主要指整理对象是否首次整理；或虽非首次整理，但整理者的成果在前人工作基础上有重要创新等。如此可以有效地避免重复劳动和选题撞车，避免宝贵学术资源的浪费。
难易度主要指整理成果是繁难整理还是简易整理，繁难整理包括底本和校本的文字艰深，内容专门，不易点断；底本和校本的字迹潦草，涂抹较多，不易辨识；点校之外又有较富学术含量的笺注、校证、疏证、集解、附录（如年谱、索引、研究数据等）等。本文提倡的稿钞本日记整理，在文字的辨识度上有较大难度，本文还强调日记整理的附加价值，如附录年谱、人名索引、研究数据等，在难度上较前人有较大程度的丰富和提高。另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自动扫描、标识符迹工整的印本或钞本，并将之转换为Word文档已可实现，甚至自动标点也已研发，“中国谱谍库”已将二百多种刻本或少量书写工整的稿钞本进行数字化处理就是一个值得学者重视的例子。那么如果你选择的是一种字迹工整的刻本文献，你所做的工作岂非很快可以被计算机所取代？而且计算机所费时间更少，成本也更低。因此，笔者和徐雁平、彭国忠主编“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时，就非常提倡整理那些字迹辨识不易的稿本文献，以提升这套丛书的学术价值。稿本文献的整理虽然难度大、成本高，但生命力相对长久，不易为数字化技术所取代。
重要度指日记内容包含的学术价值的重要程度。近代日记文献存量颇夥，有些日记虽然从未有人触及，字迹也很潦草，但无甚内容和太多的研究价值，这样的日记在重要程度上自然不如那些内容丰富、可挖掘点较多的日记。因此在选择整理对象时，还应优先考虑作者和日记内容的价值，最好能有一定的代表性。
其三，中国近代日记研究，固然在政治、经济、科举、气候、地域、藏书、疾病、灾难、游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体上还显得薄弱，还有着极大的可以深入和丰富的空间。如中国近代日记对特殊时段或重大事件的记忆的书写，可以从总体上关注其与正史记载有何异同；中国近代日记不仅数量远超他代，而且日记作者中出现了不少八旗子弟和基层文人，这一现象亦值得关注；晚清巨变冲开了闭关锁国的格局，大批人物或出使、或留学、或出洋考察，此类日记数量陡增，亦值得重点研究；对一些记载时段较长、内容包罗丰富的日记，如《翁心存日记》《翁同龢日记》《越缦堂日记》《缘督庐日记》《湘绮楼日记》《赵烈文日记》等，可以做专书式的重点分析；另外对于非著名人物日记的挖掘，对于同一事件在不同日记中的对读，日记中的人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日记作者自我形象的建构，日记的产生与流传过程，日记与科举，日记与民俗，日记与身体、情感、心态之间的关系等，尤其是关于近代日记理论方面的研究更需加强。总之，既可就某一部日记的具体价值展开多角度的论述，又可对多部日记进行综合或专题研究，力求全方位反映出中国近代日记的深度和广度。
其四，现有的两种数据库关于近代日记的内容较少，功能也较为简单，因此，进一步开发具有高级分析功能的中国近代日记文献数据库非常必要，它除了实现基本的系统检索功能外，还要采用数据挖掘技术，在多维知识空间中分析责任者、时间、地点、责任行为、人物关系等相关性，进一步揭示出数据背后隐藏的知识，更好地服务于科研。这种多功能的近代日记文献数据库的建设，使孤立的、平面的、零散的不同信息种类之间，转换成具有完整性、动态性、立体性的网络空间，更加方便研究者从中揭示某种价值或规律，也更有利于激发研究者的学术智慧，这也是因时而变的一种有价值的创新。
总之，要以中国近代日记文献为核心，以“叙录”描绘其形貌，以“整理”锻造其骨肉，以“研究”凝聚其神魂，以“数据库”开发其潜能，遵循由实践到理论，由文献整理到文献、文学、历史、文化研究的内在思路，既注重文献整理与理论阐释的融合，希望多角度、多方位地探讨揭示近代日记文献的丰富价值和文化意义；又注意古今的贯通，借助对历史文献的整理与阅读，获得心灵的启迪和共鸣，勾连、启动古今之间的内在联系，完成传统学术话语体系与当代学术话语体系对接，使古籍整理与研究具有现代性和当代价值，从而实现对中国近代日记文献的全方位攻关。
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是一项规模巨大、费时耗力的系统性学术工程，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1. 学术价值
其一，文献叙录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价值。中国近代日记存世的数量超过了此前存世日记数量的总和，并且时段特殊、种类丰富，可谓日记文献的代表性阶段。对之做规范而富有学术深度的全面叙录，在学术史上是第一次，可以有效地梳理近代日记文献的发展脉络，促进近代日记的研究。
其二，叙录、整理与研究，具有奠定“日记学”学科基础的价值。对于建立“日记学”学科，早在1990年，乐秀良已在《建立中国日记学的初步构想》（《文教资料》1990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但至今进展不大，关键原因之一在于缺乏对通代或断代日记的系统整理与研究，不清楚本学科的家底，研究或集中于已经整理出版的名家日记，或带有某种偶然性，缺少全面性、规划性和前瞻性。如果能够通过对近代日记全面的叙录、相对集中的整理、相对系统的研究，就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日记文献的特征，使中国近代日记文献整理与研究建立在更加科学、合理、有序的基础上，为“日记学”这一学科的建立奠定基础。
其三，具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价值。近代日记内容广泛，不仅具有文体学研究的价值，而且可以从文学史、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军事史、文化史、生活史、书籍史、气象史、人物史、身体史、思想史、心态史等不同角度对之分析挖掘，具有多层次的综合研究价值。
其四，可以倡导一种立足文献、论从史出、严谨求实的学术理念。近代日记是中国古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多为稿本、书法难识，研究难度相对较大，因此造成现有研究中，畏难就易，占有材料不足，大量重要的、复杂的历史细节被遮蔽，从而使所谓的理论研究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情境，呈现出一种研究的片面化、浅薄化。本文倡导的叙录、整理与研究，实际是宣扬一种立足文献、求真务实的研究理路，将学术创新精神、人文理性精神建立在充分和可靠的文献史料基础上。
2. 应用价值
其一，文献应用价值。日记文献号称百科全书，内容也包罗万象。特别是近代日记，由于此一阶段的特殊性，政局动荡起伏、社会矛盾激烈，人们思想活跃，心态情感复杂，其留存的日记有数量多、时段长、规模大的特点。人们不仅可以从中窥探一个人的生平轨迹及思想流变，还可以对时代有一较连续完整的认识，而且各行业都可以从中各取所需。如日记中每日所载天气状况，对天文气象学研究极有帮助；日记中所记载各地、各时期物价、银钱比价，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日记中所载作者本人或他人的诗文，在文献上具有辑佚和校勘之价值；日记中所载谈艺论文的言论，可视为文学批评史的重要材料；日记中所载个人所见之史实，可作为补订正史的重要依据，等等。总之，近代日记文献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
其二，数据库应用价值。本文不仅提倡数据库建设，而且强调不能满足于简单的电子文献检索和复制，而是想要将数据挖掘技术与GIS技术结合起来，提取“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综合”等特征，建成数据库，既可单独选择，也可以任意搭配使用，最终实现多功能的“中国近代日记文献数据库”服务平台，并允许用户建立自己的账号，自行添加、删除、修改、校正数据，形成自己的检索、查询与分析模式。这种数据库既可以为同类产品的研发提供探索性经验，也具有广阔的使用前景和应用价值。
3. 社会意义
其一，具有传承优秀文化、树立文化自信的当代意义。历史的主体是人，近代历史是中国历史承前启后的特殊阶段，也是建构现代中国合法性、振兴伟大中华文明的重要一环。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诸多英才杰士不仅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洪流中，而且在日记中留下了具体的思考与经验、蜕变与升华，促使后人激浊扬清，景行前贤，坚定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信心。同时，日记是一种较为亲切、个性化的文献，通过标点整理，可让更多的读者阅读，了解吾国吾民，增加对过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强化对历史发展连续性的体认以及文化认同。
其二，实现古籍文本的当代性转换，有效服务于当下学术发展与文化建设。近代日记文献承载了当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通过高质量的整理与研究，不仅有利于日记文献的阅读和传播，而且通过读者的阅读和传播，可以有效参与历史文化建设，使其进入当代文化视野，进而被整合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滋养当下的社会生活，提高全民素养和民族向心力。
其三，以史为鉴，为决策者提供具体的历史经验和智慧。历史尤其是近代史，是坚信我们当代中国道路合法性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对理解中国人民今天的理想和前进道路很重要。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近代日记文献中包含着丰富的有价值的细节，对于我们真实、全面理解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走过的历史进程至关重要。
2018年，笔者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获得立项，借此机会，笔者将对此项目的一些思考公布出来，以求教于方家，更好地促进中国近代日记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原文载《国学学刊》2018年第4期，收入本书时又增补了2019、2020两年的整理及研究状况，文字亦做了相应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