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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伟大祖国丰富的文学遗产中，诗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就今天文艺科学的概念说，诗歌的样式并不限于过去被称为诗的作品。以汉语诗歌而论，周代的四言诗、汉以来的五七言诗，还有历代为数不多的杂言诗，本有诗名，固然是诗，而许多当时另有名目，并不叫作诗的作品，如辞、赋、词、散曲、时调小曲、鼓书、弹词之类，也都是诗的一部分，只是它们的成就不同，因而在文学史上所占的比重也各有不同。
单就传统概念的诗来说，由于四言诗的盛行时期远在周代，汉魏以下很少有人写四言诗，所以五七言诗是诗歌中流行得最悠久和最广泛、作品最丰富的样式。从汉代到现代，它们一直为广大作家所喜爱和熟习，经常加以运用。从汉到宋这一千多年当中，更是其最盛行的时代。祖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流诗人基本上都是用五七言诗这种样式来写作的。
这部小书，就是由汉到宋的五七言诗的一个选本（按照传统习惯，也包括了一小部分六言诗和杂言诗）。因为这一部分遗产异常丰富，这里所选的不过是“沧海一粟”。但从这少数的作品里，依然可以看出祖国古典文学这一组成部分的巨大成就。
和整个古典文学相一致，五七言诗中的优秀作品也是以健康的思想内容和精湛的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为其基本特征的。古代的优秀诗人都很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反对淫靡不振的思想倾向和为文造情的无病呻吟。从本书中也可以看出，卓越的诗人们总是关注着国家和社会，在自己的作品中真实地、艺术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及其喜怒哀乐。因而这些作品放射着进步思想的光辉，洋溢着艺术的魅力，使人们受到鼓舞和教育。
例如：许多篇章反映了贫富不均、贤才被抑等社会黑暗现象。在这些作品中，诗人充满了对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和怀才不遇的贤能之士的同情，也充满了对巧取豪夺、荒淫骄奢的统治者及尸位素餐、祸国殃民的黑暗势力的憎恶。这就激发了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们为改变不合理现状而进行斗争的决心，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作用。
例如：许多有关妇女问题的作品，比较广泛地反映了由宫廷到农村各阶级阶层的妇女生活，揭示了古代妇女不仅和多数男子一同受着不公正社会的压迫，还单独受着夫权的压迫这一生活真实。如我们所熟知，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一般解放的天然尺度。诗人们对于妇女问题的强有力的呼吁，以及由之而引起的反响，就不能不动摇着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
例如：我们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一向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诗人们把人民的愿望反映在创作里，于是，就产生了许多反抗民族侵略和压迫、歌颂民族英雄的诗篇，以及斥责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反对不义战争的诗篇。这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祖国各族人民热爱和平和正义的高尚情操。
此外，诗人们还歌颂了普通人民的勤劳、勇敢、智慧这些优良品质，歌颂了纯洁的爱情和诚挚的友谊，歌颂了祖国雄伟壮丽的山河，歌颂了杰出的历史人物及其在政治、军事、艺术各方面的成就。这一切，都能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更为广阔和深刻，使人们对生活更加热爱。
事实上，五七言诗所表现的进步思想，其内容是非常丰富、复杂的。从对阶级斗争比较正确的反映一直到对风景的优美感受和对爱情的健康描绘，都应当包括在内。当然，作品的题材有大有小，有重有轻，不能不加区别，等量齐观；但如果把它们孤立起来，认为彼此并无关联，那也是不妥当的。在人民的生活中，这一种健康的感情与那一种健康的感情之间，这一种美好的事物与那一种美好的事物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内在联系。
祖国古典文学中所体现的进步思想是古代人民先进的、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思想感情的结晶；而任何文艺作品都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体，生活构成了作品的内容，借以表现这些内容的则是艺术形式。每个民族，由于它各有其表现于民族文化特点上的不同的精神形态，各有其民族特点、特殊性，因此，适应着每个民族生活的独特内容，也就有其文化上的独特形式，即民族形式。这种民族形式，是每个民族广大人民所创造出来的。它们在长远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且和在长远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民生活相适应，因而为这个民族的广大人民所喜爱。
语言是文学的根本材料。民族语言就是文学的民族形式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手段。它将文学的民族形式固定起来，赋予它以生命以及风格、气派等等。祖国文学从古到今，由于各族人民所具有的高度创造性，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形式。它们通过各民族语言，异曲同工地显示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五七言诗是我国汉语文学民族形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五言诗和七言诗都起源于民间歌谣。远在周代，在一些民间劳动歌曲和抒情歌曲中，已经出现了五言句和七言句；到西汉时代，就有了整篇的五言诗和七言诗。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作家们开始注意并且利用这些从民间来的新样式来从事创作。其中一部分，还配乐歌唱，和入乐的民间创作同样被称为乐府诗。由于当时入乐的主要是五言诗而非七言诗，而作为歌词来流传对于诗歌的发展又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汉、魏、晋、南北朝、隋时代（单就汉族政权来算，就是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个朝代，简称“八代”），五言诗就成为最盛行的诗的样式。七言诗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是比较迟缓的。从唐代起，它才达到与五言诗并驾齐驱的程度。
汉语是世界上最丰富、最精练和最富于形象性与音乐性的语言之一。汉代的人民利用这一基本材料创造了五七言诗，使祖国文学中增加了这一优美的样式。但他们的后代并不以自己的祖先所已经达到的成就为满足，到了齐、梁时代，作家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利用汉语的某些特点，进一步试行创造一种规律谨严的诗体，就是所谓律诗。律诗在唐代称今体诗，后来又称近体诗，表示和以前的古体诗，即原来规律不太谨严的五七言诗及杂言诗有所区别。
律诗是一种具有许多规律的诗体。它的构成，基本上要具备下列一些互相关联的条件：第一，全篇均须以双数的五言句或七言句组成，不能长短参差。第二，每篇除了起头两句、结尾两句而外，中间各句一定要用对偶的句法，即每两句构成一联，其词汇、语法大致上要一样。第三，以语音声调中的平声和仄声为基础，建立了有规律的韵律。句中某字必须用平声或仄声，某字可以自由使用，都有一定。第四，在整篇的声律上，每四句构成一个单元，每八句体现一次相间相重。因此，律诗一般都是八句，即两个声律单元。用两个声律单元以上写成的较长的律诗，则称为排律。第五，除了第一句押韵与否可以看情况决定而外，只有逢双的句子才能押韵，而且必须押韵。第六，所押的韵，都要是平声字，而且全篇必须一韵到底，不能中途更换。
要完成这样一些规律，必须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实践过程。因此，从唐代起，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才正式出现。在唐以前，完全符合这样一些规律的作品是不多的。齐、梁以来的许多诗作，大体上，乃是古诗和律诗之间的桥梁。在一篇诗中，常有符合了这一条规律又不符合那一条规律的情况。这些作品，主要是五言诗，标志着古体的律化过程。这种诗，后人称之为新变体。
每篇只有四句的五七言小诗，从汉以来就有了。五言四句是南北朝民歌——吴歌、西曲、北歌——的基本形态。由于当时诗坛上流行的一种风气，使这种五言小诗获得了绝句的名称。原来，晋、宋时有一种几个人共做一篇诗的风气，其办法是每人做四句而将它们联成一篇。联成功了，就叫联句；联不成功，或者没有人联，结果只有四句，就叫绝句或断句。于是，在古诗、律诗之外，又有了绝句诗。
随着古诗的律化，多数绝句诗也走上了律化的道路。律诗一般是八句，而绝句诗则是四句，它恰好是半篇律诗。唐代人称律化了的绝句为小律诗，就是这个缘故。律化了的绝句，一般也要遵守上述律诗的规律，除了不一定要用对偶的句子，也不可能体现声律上的相重。
由上可知，五七言诗细分起来，又有五言古诗、五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古诗、七言律诗、七言绝句六种（习惯上，人们把不很发达、为数较少的杂言古诗和六言绝句也附属于五七言诗的体系中）。它们从汉代开始创造，到唐代才全部完成，大大丰富了古典文学的民族形式。
这部小书一共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八代诗，第二部分是唐诗（上、下），第三部分是宋诗，因为五七言诗的发展，八代、唐、宋是三个最主要的各有特色的历史阶段。不可否认，金、元、明、清都出现过一些很有成就的诗人和传诵人口的诗篇，但总的说来不如八代、唐、宋三个阶段之富有创造性和代表性。加上我们对金元以来的五七言诗研究得非常不够，所以编选工作，就以由汉到宋为限。
从八代诗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五七言诗出自汉代的民间歌谣。西汉武帝（刘彻）时，设立了一个管理音乐的政府机构，名叫乐府（这在以后形成一个传统）。采取民间歌词，配上音乐来歌唱，是乐府工作的一部分。入乐的歌词，便称为乐府诗。这样，民间诗得以被记录整理，流传下来。乐府诗的样式非常复杂、变化多端，大体上可分为杂言和五言。有些作品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焦仲卿妻》可算是最杰出的代表作。
在乐府诗的影响下，东汉末年大动乱局面的前夕，《古诗十九首》以及其他一些无名作家的作品在诗坛上出现了。它们主要是学习乐府民歌中的抒情之作而加以发展的，所写男女恩怨、友朋离合之情，深挚生动，和民间创作相去不远，却加上了生活在动乱时代的苦闷、对个人出路的不满等等内容，表现手法比较含蓄婉转，打上了文士生活情调和美学观点的印记。这些作品，历来被认为是五言古诗的典范。
东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军阀大混战使人们生活起了剧烈变化，也开创了诗坛的新局面。以曹氏父子为首的建安（献帝刘协年号）诗人，在创作上，一般都具有“慷慨任气”的特征。他们关心动乱中广大人民的生活痛苦，并希望建功立业，澄清天下。这使得建安时代的诗作，比起《古诗十九首》来，显得题材丰富，境界广阔，风格豪迈。这都是进步。建安诗人以曹植为代表，他的作品有较华美的色彩、较和谐的音调、较工整的对偶，还有较鲜明的个性。曹操、曹丕以及刘桢、王粲也都是颇有成就的诗人。
魏末的阮籍把五言抒情诗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八十二首《咏怀》以丰富的想象与巧妙的比喻集中地展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他处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激烈斗争的漩涡里，既不满曹氏的腐朽，又不满司马氏的专横。他怕惹祸，又不肯沉默，结果就写下了这些难以一眼就看懂的诗来。《咏怀》所反映的思想感情是比较复杂的，既有反抗现实的积极面，又有逃避现实的消极面。阮籍这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集中于内心世界自我表现的抒情手法，对后代诗人有较大影响。
西晋统治集团极其腐朽，一些出身于上层社会的诗人受了这种风气的影响，使诗歌走上形式主义的道路。到了东晋时代，统治集团又将其在剧烈的民族斗争中的失败情绪与苟安思想带进文学领域，从而产生了宣传老、庄思想的玄言诗。这都是一些逆流。西晋初年的左思和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是这一历史时期中不受逆流干扰而有独特成就的诗人的代表。此外，西晋、东晋之间的刘琨、郭璞也是很有成就的诗人，可惜他们留下的作品很少。
左思的代表作《咏史》反映了在门阀制度形成后，统治阶级内部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矛盾。诗篇以高昂的笔调，向那班一无所能而只凭借门第占据高位的权贵投出了鄙视的目光，咏史也就是咏怀。
陶渊明是曹植以后，李白、杜甫以前最重要的诗人。他生活在司马氏的晋朝与刘氏的宋朝交替的年代，对这种改朝换代没有好感，因此长期隐居。他曾经亲自参加劳动，对农村生活，对普通农民，都有感情，写出了不少赞美自然风景、描写农耕生活的诗篇。他并不完全忘怀现实，所以在诗中还有对反抗者、复仇者的歌颂，对于理想中的没有剥削的社会的向往。陶诗语言十分简洁，风格极其自然，能把深刻的思想感情用平淡的诗句非常准确地表达出来。他的这一切，都和当日诗坛上流行的风气相反，所以并不被同时的人所珍视。唐、宋以来，他才逐渐被多数人所了解和肯定。
宋、齐时代，玄言诗发展为山水诗。这种诗以具体的山水描写和抽象的玄理论述相结合为其特征，仍然是为统治阶级的消极思想服务的，其代表作家是谢灵运。同时，声律说开始出现，奠定了后来律诗的基础。最初从事于这种新变体诗的实践的，有沈约、谢朓等人。其中谢朓的诗清新流丽，很有情韵，高出同时的其他作家。
鲍照略后于陶渊明，也是当时杰出的诗人。他出身比左思更寒微，所以诗中有和左思同样的不平之鸣，而又更为激烈。他的诗声调激昂，色彩强烈，动人心目。杂言诗在他的手中，发展到汉代民间创作以来的最高程度，而成为李白等人的先驱。
梁、陈时代，盛行宫体诗，即以色情生活为内容、华丽语言为形式的堕落文学。这是反动统治阶级腐朽生活的反映，毫无价值可言。这一时期没有产生卓越的诗人。
北朝与隋朝的文学风气大抵追随南朝，没有什么特色。只有一位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比较突出。他在屈身北朝以后的诗、赋中所流露的身世之感，异常动人，杜甫曾大为叹赏。他还对七言律诗和绝句在形式上的发展作了有益的探索。
东晋、南朝及北朝的民间口头创作有不少流传下来，艺术水平都相当高，风格则有显著的区别。南方民歌多写儿女情怀，风格温柔；北方民歌反映的内容比较广泛，即使是写爱情的，风格也显得刚健。《西洲曲》与《木兰诗》可以作为这一时期南方民歌与北方民歌的代表作，虽然它们可能被文士们做过一些修饰。
从汉到隋这八百年当中，诗歌已经相当发达，某些作家和作品的成就很高。到了唐朝，诗苑之花开得更为茂盛。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又都超过了八代。根据清代及近代所搜集的还不够完全的现存资料统计，唐朝三百年中有诗家二千三百多人，诗作约五万篇。
唐帝国建立以后，采取措施，恢复生产，迅速地走上了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道路。但唐初的诗，还沿袭南朝齐、梁以来浮艳的余风。到了高宗李治和武后时期，王勃、卢照邻、宋之问、沈佺期等一些诗人，才有意识地摆脱因袭的重担，从色情、宫廷等浮靡空虚的题材中解放出来，将视野转向较为广阔的生活，同时，通过他们的创作实践，萌芽于前代的律诗、绝句以及七言古诗等样式也得到完成、巩固和传播。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诗人是陈子昂。他打出了反齐梁、学汉魏的旗帜，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活，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陈子昂是唐代现实主义诗风的奠基者。
开元、天宝时代是唐帝国的极盛时代，但内部矛盾也日益增长起来。矛盾激化的结果就是安史之乱的爆发。从此唐朝就开始衰落。文学史上所谓盛唐诗，就是指的开元、天宝时期的诗人们反映当时各种复杂尖锐矛盾的作品。
盛唐诗有两个有代表性的主题：边塞和田园山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长久以来都是和睦的邻居，但由于统治者的贪婪和野心，彼此之间不时也发生侵略和抵抗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在各族人民居住地区的分界线之间也就各自设置了工事，配备了兵力，大概地说，这就是唐人诗中所谓的边塞。在唐朝，各民族之间战争比较频繁。诗人们往往根据直接的或间接的生活经验，创作以边塞战争生活为主题的诗篇，来表达自己希望为国效劳、建功立业的心情。所以，这类诗往往表现出他们入世的、进取的精神状态。古代诗人都是知识分子，政治上失意以后，总还可以回到家乡。诗人们对田园山水的咏歌，既显示了他们对大自然的爱好，又往往在不同程度上透露了自己不甘心于无所作为但却无可奈何的心情。所以，这类诗往往表现着诗人们出世的、恬退的精神状态。这两种精神状态往往并不是分别存在于不同的诗人身上，而是自相矛盾地存在一个诗人身上。这种情况，在杰出的诗人王维的作品中表现得很鲜明。王维在四十岁以前，写过许多风格豪迈的描写边塞风光、歌颂英雄人物的诗篇，以后却隐居在辋川别墅里过着闲适的生活。幽美的山水、宁静的田园，伴随着孤独的心情，不断地从他笔底下流露出来。王维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不论是雄伟的还是幽细的景物，都能刻画传神。他善于捕捉生活事物特征，通过细节描写，构成独特的意境。这在他的一些小诗中更为突出。
孟浩然、储光羲等也是当时长于歌咏田园山水的诗人。而以长于描写边塞著名的诗人则还有王昌龄、李颀、高适、岑参等，都写出了不少名篇。岑参曾在西域军队中生活过一段时间，他的边塞诗显示着更强烈的地方色彩，更多的具体性与真实感。王昌龄对七言绝句极为擅长，用这一样式成功地写出了许多传诵后世的边塞诗与宫怨诗。后者，用委婉含蓄的手法，深刻地揭发了在绮罗珠玉重重包裹之中的残酷与黑暗，丰富和提高了有关妇女问题的诗篇。
盛唐的边塞诗人和田园山水诗人都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虽然往往带有消极倾向。最能代表盛唐气象的诗人则是伟大的积极浪漫主义者李白。李白是屈原的继承人。
李白诗歌的思想价值主要表现在对于封建社会秩序的对立，对于统治阶级作为诱饵的功名富贵的蔑视，对于有才能的人在昏庸的权贵压制下被迫无所作为的愤慨。一方面，他有儒家“济苍生”、“安社稷”的愿望，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道家的“遗世独立”和游侠的“功成身退”的精神。他把这些思想材料加以熔铸化合，在创作中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独特精神面貌。他曾经努力于政治活动，但由于他的性格和实际社会生活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始终一事无成。他被迫而漫游、隐居、求仙，最后还落到被贬，可是他毫不屈服，而是继续向他认为不合理的社会挑战。因此，这些强有力的思想感情表现在他富于魅力的诗篇中，就不能不成为人们去争取美好生活的一种巨大的、积极的鼓舞力量。
李白说他自己“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杜甫赞美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都很形象地勾画出了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李白有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经验，游历过许多名山大川，交结过各阶级阶层的许多人物，他的诗篇中因而呈现了繁复的画面，具有鲜明的独特个性。大胆的夸张、神奇的想象、变幻莫测的结构、精工而又自然朴素的语言，无例外地表现在他创作的各种样式的诗作中，虽然后人认为，他的七言古诗和七言绝句的成就尤其卓越。李白的叛逆性格、自由思想和与之相适应的艺术手段，反映了盛唐时代乐观进取的精神，增强了反对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这使得他成为祖国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杜甫是和李白同时、在创作上却走着不同的道路、而在成就上与李白达到同样高度的伟大诗人。他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人，少年时代就有忧国忧民的抱负，希望能够通过正常的进取道路，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但是，安史之乱粉碎了他的希望，使他在穷困和流离中度过了艰难的一生。他的生活实践使他看出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奢侈荒淫和腐朽无能，看到了人民的灾难和痛苦；使他的创作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烈的人道主义的光辉。痛斥当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残酷的社会现实，渴望“各使苍生有环堵”，即广大人民能够得到和平安定的生活，是他诗篇中最可宝贵的感情。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对人民的同情交织在一起，他深刻地观察了并且勇敢地、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前后后的社会现象。这些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诗篇，被后人尊为“诗史”。
比起前人来，在更其广阔的范围内和更其深刻的程度上面对现实，忠于现实，不加粉饰地反映现实，使得杜甫的诗歌将《诗经》及汉魏乐府的写实传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严肃认真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是杜甫诗歌灵感的根源。他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描写社会现象还是自然风物，都精雕细刻，一丝不苟。他在叙述和描写的同时，还往往插入自己的议论，对这些事物加以评价，使得客观和主观高度结合。他充分利用了连章的方法，在一个主题之下，写成组诗，使得原来比较简短的形式可以容纳巨大的图景，突破了单篇的限制。他还利用了丰富多彩的语言与以“沉郁顿挫”为主但仍然多变的风格创造了鲜明生动的社会形象与自然形象。他诗歌中的细节描写的准确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而概括能力又非常之强，因此，在他的笔下，给后人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在样式方面，杜甫的五七言古律诗无体不工，七绝诗别具一格。
安史之乱是对于唐代的政治、社会和文学的发展都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虽然许多活跃在盛唐诗坛上的诗人都死于乱后，但能够将这场大乱所加于人民、国家和自己的灾难全面而深刻地反映出来的，只有杜甫一人。在杜甫以后，白居易以前，也出现过一些比较优秀的诗人，如韦应物、李益、卢纶等。但只有到了贞元、元和时代（德宗李适及宪宗李纯年号），白居易等人才更其鲜明地继承了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并且有意识地大张旗鼓地加以发扬。
在那个历史时代里，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战祸频仍，赋税繁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继开元、天宝时代之后，进一步深化和激化，迫使诗人们正视现实，走上杜甫所开创的道路。白居易不仅从事于以批判黑暗现实为其基本特征的创作实践，而且更其可贵的，是他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提出了比较全面而系统的写实诗理论，同时，还联系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诗人，开展了一场以实现其理论为目的的文学运动。他根据自己对文学来源于生活、文学应当忠实地反映生活的认识，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即文学应当忠实地反映生活。他赞美张籍的诗“未尝著空文”，认为自己的诗“惟歌生民病”，即为时为事，又应当以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为重点。他以汉魏乐府和杜甫作品为榜样而写成的《秦中吟》和《新乐府》两组诗，就是自己主张的实践。这些诗，如他自己说的，曾使“权贵豪近者相目而变色”，即狠狠地刺痛了那些剥削者和压迫者。在他的推动之下，元稹、王建、张籍、李绅等人，纷纷从事于这类创作，形成了一个新乐府运动。白诗及其他白派诗人的作品，一般都显示出语言通俗流畅、主题具有明确的社会性以及善于在叙事的篇章中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的特色。《新乐府》一类的诗是白居易等人的主要成绩，虽然他们还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极其引人入胜的杰作，如《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等等。
和白居易同时的韩愈主要是一个文体革新家，他所提倡的古文运动也是中唐时代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学运动。他将古文的特色带入诗中，使诗歌的散文化程度大为加强，对于后来也有很大的影响。韩诗还善于以用险韵奇字及铺张扬厉的方法，来加强艺术感染力。他的追随者如孟郊、贾岛、卢仝、李贺等人，都着重于艺术技巧的追求，风格各有特色，其中李贺的语言，色彩富艳，音响强烈，尤为突出。柳宗元和刘禹锡是韩愈的好友，也是著名的古文家，但诗风和韩愈不同。刘禹锡和盛唐诗人王昌龄一样，对七言绝句诗有独特的成就，而柳宗元则以写山水见长。
从大和（文宗李昂年号）时代到唐朝的灭亡这八十年左右，唐帝国更迅速地走着下坡路。社会的动乱，人民的痛苦，更甚于中唐。黄巢起义，给这个腐朽帝国以沉重的打击，终于迫使它结束了黑暗的统治。在这一时期里，杜牧、李商隐是有较大成就的诗人。杜牧风格豪迈，李商隐则富艳而又沉郁，各有特色。他们反映当时政治、社会重大事件的作品，也较同时的著名诗人如温庭筠等为多。
唐亡后，统一的中国暂时分裂为五代十国。在这半个世纪中，没有产生重要的诗人。直到宋朝建立，五七言诗才又显示了它的新风貌。
宋朝的国势弱于唐朝。在这一历史阶段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斗争较前剧烈，少数民族势力渐趋强大。在宋朝内部，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也较前代为严重。统治者采取了一整套办法诸如集中兵权、提倡理学、放宽仕路、优待官僚等等，以巩固其政权。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文艺的发展。
词是宋代盛行的新的抒情诗样式。但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五七言诗仍然是主要的、崇高的诗体，而词则不过是流行歌曲而已（正由于此，宋人都以词来写爱情，在五七言诗中以爱情为题材的极少）。据不完全的统计，宋朝诗人有三千八百多家，现存宋诗也比宋词的数量超出若干倍。就样式方面说，五七言的古、律、绝诗在唐代都已定型，因此，宋代诗人的艺术创造，主要地显示在语言风格、表现手段等方面。前人区分唐、宋诗，说“唐诗主情，宋诗主意”，就是说前者着重抒情，抒情就需要含蓄；后者兼重议论，议论就显得刻露。在诗中发议论，也促进了诗的散文化，即“以文为诗”。这种区别，事实上在唐诗中就有了，不过到了宋诗才更明显。当然，这只是指一般性的时代特色，绝非每一个唐或宋代诗人的作品都如此。
在宋朝开国以后的一段时期，诗风大体上沿袭中晚唐，到了仁宗（赵祯）时代，欧阳修等人的作品才显出了宋诗的特色。欧阳修是一位努力学习韩愈的作家，不仅散文以韩为师，诗歌也走着韩愈所开创的散文化的道路。他的政治地位较高，年龄活得较大，喜欢奖拔后进，因而成为文坛盟主，对于宋诗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梅尧臣和苏舜钦是欧阳修的亲密诗友，虽然风格不同。梅诗古淡，苏诗豪迈，而欧诗则往往在和婉与雄健之间觅取平衡，显示了各自的风貌。仁宗时代被称为宋朝的盛世，但诗人笔底下已经出现了人民啼饥号寒的形象，以及有志之士不能为国效力的愤惋和渴望自由的心情。
欧阳修等播下的诗歌种子到了神宗（赵顼）、哲宗（赵煦）的时代得到了丰收。王安石、苏轼两位伟大诗人的出现，使宋诗达到了顶峰。王安石首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洞察到宋朝的深刻危机，坚持推行新法，解决矛盾，并且收到一定程度的效果。他的诗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倾向性，风格奇崛而又精美，从多方面反映了迫切的现实问题。在晚年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以后，他仍然不能忘怀于自己的抱负，因而其作品在闲淡的情调中透露出悲壮的气息。王令是王安石极其推重的诗人，只活了二十八岁，因而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他的才能。
如果说，王安石基本上是杜甫的现实主义的继承者，那么，苏轼便是李白的积极浪漫主义的继承者。苏轼是祖国文艺史上一位在多方面都具有很大成就的卓越人物。其诗也有独特成就。他对当时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采取了自己所特有的方式来反抗。如前人所指出的，“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是他创作的特点。他常常以鄙视和蔑视的态度来对待那些自以为了不起而实际上却是非常渺小庸俗的人物，而普通的人民、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在他诗篇中却占有可尊敬的、被同情的地位。他对于生活有着广泛的热爱，任何题目都可以写成好诗。因此，尽管他直接涉及政治上重大事件的诗作并不多，可是由于反映了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散发了乐观精神，给予了读者以热爱现实生活、抗拒庸俗风习的力量。苏诗的风格多变，雄伟奔放而又婉转流丽，清新明快而又沉郁含蓄。
宋诗的一些艺术特征，特别是在黄庭坚、陈师道的作品中表现得比较充分而完整，因此，后人谈到宋诗，往往以黄、陈为代表。黄庭坚是一位在艺术技巧上下过极大功夫的诗人，风格新奇瘦硬，在句法、音节以及篇章结构各方面，具有其独创性，但他的生活视野不够广阔，限制了自己的成就。陈师道是受黄庭坚影响很深的一位苦吟诗人，有着和黄庭坚类似的优缺点。
汉族建立的宋朝和女真族建立的金朝长期斗争的结果是金朝统治了北中国，宋朝保有南中国，人民处在比以前更其严酷的民族压迫中。同时，汉族统治阶级退到南方以后，宋朝的辖区变小了，人口变少了，但他们的骄奢淫逸的生活并没有变，这样，对人民的剥削也就更重。在南宋诗中，以反抗民族压迫和揭露阶级剥削为主题的作品占有主要地位。
在北宋和南宋之交的诗人当中，陈与义是最重要的一位。他原来的作风与黄庭坚、陈师道接近，因而被宋末方回连同黄、陈尊为江西诗派的“三宗”，而以杜甫为“一祖”。但是他南渡以后的作品，随时随地表现了忧国爱民的情怀，风格也转为简严雄伟、慷慨激越，超过了他的两位前辈。
但只有在陆游的作品中，反抗民族压迫、要求民族解放的呼声才发出了最强音。他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在抵抗派与投降派的激烈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从当时的抵抗派的言行中，从古代伟大人物如屈原、诸葛亮、杜甫的事迹和作品中，他获得了丰富的营养。他在六十年的创作生活中写出了近万篇诗，要求民族解放的思想感情贯串始终，充满了对正义战争的必胜信念，绝无灰暗情调，足以永远地激发人心，鼓舞斗志。一度从军与长期游宦使他有机会亲临前线和深入民间，因此诗中反映的社会面也是很广阔的。陆游的诗，风格奔放，语言明朗，兼有杜甫诗的写实精神和李白诗的浪漫色彩。杨万里和范成大是和陆游同时的诗人，杨万里在语言的运用上较有特色，而范成大作品的现实性较强。在后者的诗中，普通人民的生活有着相当丰富的反映。
南宋中叶以后，诗坛上流行着四灵派和江湖派。“四灵”指徐照字灵晖，徐玑字灵渊，赵师秀字灵秀，翁卷字灵舒四位诗人。江湖派指的是一批功名不遂、流落江湖的文士。当时有个书商，将他们的诗编印出来，取名《江湖集》，因此得名，其中流品更杂。四灵以及江湖派的诗，基本上代表着当时脱离现实的倾向。在多数江湖诗人中，戴复古、刘克庄、方岳比较重要，他们写过一些揭露当时社会黑暗的诗篇。
蒙古族于13世纪后半期逐步统一了中国。半壁江山的南宋政权也不再存在了。在南宋覆亡的前后，诗人们再一次地发出了高亢的反对民族压迫的呼声。伟大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不仅在宋朝危亡的前夕，鞠躬尽瘁，从事挽救的工作，在不幸被俘以后，还继续以诗歌作为武器进行战斗，最后从容就义。他的政治活动和文学活动对当时和后代都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谢翱、林景熙等人，追随文天祥之后，以其富于战斗性的、渴望民族解放的诗篇为宋诗作了一个光辉的结束。
以上，就是八代诗、唐诗和宋诗发展的一个极其简单的轮廓。我们的叙述，并不能和所选的诗篇完全对应。因为这部小书是一般性的读物，而不是文学史的参考资料辑录。
下面简单地说明一下选注的体例。
选录的标准，首先是注意作品的思想内容，其次也注意它们的艺术形式。我们希望介绍给广大读者的，乃是具有健康的、进步的思想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篇章。
作家的排列，大致按照年代。一家之中，则先古诗，后律诗和绝句；先五言诗，后七言诗和杂言诗。
入选作品所据文字，不主一本，择善而从。各篇都作了比较详细的音注和简单的后案。注释或仅注词，或兼释句；后案或说明思想，或说明艺术。都看具体情况决定。
在今天，如何使古典文学为广大人民所共有，还是一个要不断摸索的问题。在这部书里，我们试图将八代、唐、宋诗歌介绍给读者，虽然曾经利用了古今学者在诗学研究上所获得的许多成果，但由于水平所限，一定还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希望得到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