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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鱼紫袋上场时，鼍鼓声停玉笛吹。乐奏太平唐典礼，衣披一品汉官仪。
黄遵宪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即无论从身体特征还是文化的角度，日本人都与中国人同根，他用“同文同种”来刻画两国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
。“同文同种”这个短语日本人也常用，在他们看来，中日相对于西方白种人来说是同种，而黄遵宪对同种的解释则有些不同。他认为，日本人，尤其那些贵族，是中国先民的后代。他在评述日本古代史时提到《后汉书》中有关徐福的传说，根据这一传说，方士徐福为逃避秦王朝的暴政，率三千童男童女到日本后，居住在熊野地区，并成为日本皇帝的祖先，熊野的徐福墓和纪伊国的徐福祠即为明证。黄遵宪认为徐福这个历史人物相当可信，史书中第一位有详细记载的天皇——崇神天皇或许是徐福或其随从的后代。关于这个传说，黄遵宪指出，日本代代相传的重器如剑、镜、玺等皆为秦制，日本的重要礼仪与道家的斋醮相似。他批评日本的史学家在著作中对这一传说视而不见。在黄遵宪看来，他们是担心若承认日本皇族的根在中国，就意味着日本是中国的附属国，这实是“拘墟之见”。黄遵宪还争辩道，欧洲许多民族都是日耳曼血统，但从未听说向德国称臣。他强调，即便徐福不是个历史人物，这种传说的存在，就显示日本皇族极有可能是中国人的后代
。
“同文”是无疑的。黄遵宪发现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宫廷礼仪到百姓的日常生活都留有中国文化影响的痕迹。他怀疑作为日本文化中本土成分最重要的神道教也源于中国，他发现神道教对日本各种制度，包括军事制度、法制管理、税收、财政、礼俗及宫廷的礼仪等均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尽管宗教在任何一个古代社会都有强大力量，但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政教如此紧密结合。几个世纪以来，日本的每个重大政治事件都要举行神道教的祭仪。他指出道教与神道教有相似之处。在神道教中，有罪则自诵禊词以洗罪，这与道教在周、秦、汉时的方士之术相似。此外，他认为尽管日本吸收了中国的哲学和宗教，即儒教和佛教，甚至基督教，但奇怪的是，只有道教在日本失传了。因此，他推断神道教很可能是从道教演变而来的，道教约在秦朝传到日本
。
关于神道教源于中国判断，黄遵宪是这样认为的，水户学派的相关论断非常重要，他们坚持认为日本是唯一神圣的国土。当代日本及西方的学者都认为日本神道教的形成无疑受到了中国的重要影响
。在黄遵宪的推测中，存在一个证据不充分的观点：日本文化的所有因子（主要指高雅文化）不是来自西方，就是来自中国。在《学术志》中他只论述汉学和西学，而无视日本国学的存在。所以他在列举德川时代的杰出学者时，未提贺茂真渊，也不提本居宣长。即便到了晚年，他还认为日本没有“日本学”
。在他看来，就文化和社会伦理而言，日本不过是中国的一个省。
黄遵宪在日本找到了中国久已失传的上古文化遗产，对他来说，同时能触碰到客家祖先的遗风，让人尤为高兴，如日本人在地板上的蹲踞方式及向客人行屈膝礼与《汉书》中有关礼仪的记载完全一致。日本室内的柱子、横梁等均为朴实无华的木柱，这令他感到欣喜，因为当时中国的木柱上均布满了各种雕刻
，他羡慕日本人的这种情趣：崇尚简朴和自然美。日本人室内的干净整洁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日本人每日清扫房屋，家中一尘不染。此外，日本人喜欢呼吸新鲜空气，夜里开窗。不过日本的房屋夏日舒适，冬天太冷，当今游客包括文化人类学家对日本人的这种居住方式也有同样的评论
。
在欢迎尊贵客人的宴会上，日本宫廷演奏的雅乐令黄遵宪惊叹不已。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还能听到唐代的音乐，这在中国早已失传。舞蹈演员的服装、饰品及舞姿等均与古书中的描写非常相似
。黄遵宪在日本看到的许多东西不曾见诸中国，只在古书中才被提及。如日本人普遍穿木屐，这是中国六朝时期的习俗
。他发现日本人举行宴会的习俗（饮、唱、舞、带些食品回家）与中国《汉书》所描述的习俗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日本人还爱好远游和野餐。在天气晴朗的春秋天，日本人喜欢身着华丽的和服，头戴美丽的鲜花，再带一瓶清酒去郊游。他们步行时脚下的木屐不断发出悦耳的声音，和服在微风中飘荡，闪烁着迷人的光彩，这使黄遵宪想起了中国古代绘画中的场景
。
黄遵宪带着文化人类学家的眼光十分仔细地观察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他带着同情与理解的目光去描绘日本女性的生活。他的诗对日本少女、女学生、主妇、女佣、侍妾、妓女等均作了形象的刻画。这些女性的质朴形象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与当时中国女性不同，她们不佩戴耳环、颈链等装饰物，且有不缠足的美德。她们简朴健康的形象与中国古代女性很相似，而当今只有客家人保留了这种优良的德性。黄遵宪发现，日本女性的行为也与中国古代理想化的女性形象相似：“今夫妇偕行，有妇媚士依风致。见客作礼，举止无羞涩态，然不狎昵，犹古风也。”
总的看来，日本人要比中国人更简朴和节俭。在生活方面，日本人明显保留了中国上古的遗风。黄遵宪还敏锐地批评了清朝主要的社会与文化现象，如吸食鸦片、缠足等；同时，也以自己是客家人而自豪。
黄遵宪还欣喜地发现，许多到日本的中国来访者也同样分享中国古代的一些遗风，尤其是清朝最后数十年来到日本的留学生，他们为能够见到在满族人和蒙古人征服前的汉人风尚习俗而感到荣耀。留日学生中对日本文化最为崇拜的是周作人，他将日本文学作品译成中文并与日本女子结婚，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日本占领的北平居住。周作人为日本文化深深吸引，他认为日本文化摒弃了中国文化的陋习，如太监、缠足、吸食鸦片及导致中国文化衰败的八股文等。周作人在回忆对日本的第一印象时写道：“至于日本虽是外国，但其文化的基本与中国同一，所以无论远看近看都没有多大惊异。”
黄遵宪认为日本改造了中国文化，最显著的莫过于他们使用的汉字。他发现许多词用汉字书写，但不明白其含义，这是由于这些词已转为日语。日本也创造了一些汉字中没有的字，黄遵宪将一些户外招牌上的字列出来作为例证，他对这种文字的变异很感兴趣。日本文字中最重大的发展是创造了日文音节的“假名”，黄遵宪对日本借鉴汉语而发明的平假名和片假名极感兴趣。这种音标简明易学，且使普通民众识字成为可能。他认为这是一项很实用和有价值的革新。后来，黄遵宪不断强调要简化汉字的书写系统，以提高民众的识字率
。
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成分——儒学——也传到了日本。黄遵宪强调日本的学术传统始于汉字及儒学经典传到日本之时。他写道：如果日本不接受这些，那它将仍是一个只有原始文化的岛屿。他不承认日本在德川时代日本国学的发展，认为在西学传到日本之前，汉学才是真正的学术。他承认日本人的学术成就，并列举了日本那些不朽的著名学者及他们的作品
，他还高度评价了他们作汉诗的才能，认为他们超过了朝鲜人和越南人
。
虽然黄遵宪赞赏日本人的学术成就，但对他们忽视儒学的核心价值，即政府职能和维护儒家秩序提出了批评
：
夫日本之传汉学也，如此其久；其习汉学也，如此其盛，而今日顾几几欲废之。则以所得者不过无用之汉学，刍狗焉耳、糟粕焉耳，于先王经世之本、圣人修身之要，未尝用之，亦未尝习之也。自唐以来，唯习诗文。自明以来，兼及语录。夫辞章之末艺，心性之空谈，皆儒者末流之失。
黄遵宪认为日本学者没有参政机会，因为在天皇的统治下未能实现儒家政治。为什么呢？在他看来日本政府的首要问题是天皇姻亲制，特别是在藤原家族摄政时期。其后，军事强人建立了军人政府：“以武门窃权，仕者世禄之故，朝廷终不能起儒者于草莽、破格而用之。”
黄遵宪未提及中日两国皇权基础的差异，却认为在日本天皇统治下，实现儒家的官僚政治有其可能性。
然而，黄遵宪还是要指责日本学者缺乏政治责任感，遁入象牙塔：“吾通汉学，而究其拘迂泥古、浮华鲜实，卒归于空谈无补。有识之士，固既心焉鄙之。一旦有事，终不能驱此辈清流，使之诵经以避贼，执笔以却敌。”
当国家面临西方列强挑战时，汉学家们则被视为毫无价值，于是有废弃汉学的主张。按照黄遵宪的思维方式，日本士大夫自身应该对他们未能履行儒士的职责负主要责任。
黄遵宪指出，相比儒学在日本所获得的有限成就，佛学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儒学在日本缺少生机，而使佛学得以繁荣。他认为佛学之所以在日本大获成功，是由于日本既无周公、孔子于先，也没有韩愈辟佛批道于后。黄遵宪强调了佛教在日本历史上产生的负面影响，如国家动用巨资营造庄严的庙宇寺院，僧侣干涉政府事务。他将日本的佛教比作唐代的佛教，认为这种宗教应当受到儒士的谴责
。
黄遵宪尤其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忽视对儒学的研究而感到悲哀。在明治维新的头10年，有价值的古书被大量运到国外，儒生的生活窘迫，倍受冷落：“五经高阁竟如删，太学诸生守兔园。犹有穷儒衣逢掖，著书扫叶老名山。”
黄遵宪对一些人尤为愤慨，因为这些人忘记了汉学在明治维新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他认为儒学为尊王攘夷运动提供了巨大的精神鼓舞，有力地促进了维新运动。明治维新的主要成就在于，在西方列强入侵而造成民族危机的时刻，武家政治寿终正寝，政府恢复了合法的统治地位。他强调维新的成功，应归功于那些尊王分子作出的无私奉献，他们为大义所感召，尊王者的这种精神恰恰孕育于儒学。
黄遵宪崇拜的朱舜水（1600—1682）是中国士大夫忠君的典范。朱舜水在清人南下灭亡明朝后离开中国，最终定居于日本，成为水户藩德川光圀（1628—1701）的儒师。他的墓碑上刻着他的遗嘱——“明征士”。黄遵宪认为他的忠诚甚于伯夷和叔齐，他们拒绝食用征服者周朝国土上出产的谷物，而朱舜水甚至拒绝食用征服者土地上长出的野菜。因中国没有关于朱氏的传记，黄遵宪令沈文荧搜集相关的资料
。
在德川时代后期，为形成倒幕运动的道德基础——“尊王”，水户藩学者们的著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水户藩的学者在德川时代初期，主要的精力集中于编纂《大日本史》，编纂工作始于1657年，由水户藩的史学馆负责，史学家们代代相续，至1906年在明治政府的资助下终于大功告成。其主要目的是依据新儒家的“微言大义”，论证天皇政权的合法性
。
赖襄（号山阳，1780—1832），是德川后期一位极具号召力的尊王主义者，他以《大日本史》作为理论根源。他的《日本外史》（1827）以其华美的文采而享有盛誉，几乎成为尊王运动期间的“圣经”。该书用古汉语写成，在中国士大夫中间也极负盛名
。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有关日本史的章节大量引用了赖襄的《日本政记》（是一部日本政治实录，于1832年出版），并大体上沿用《大日本史》的框架，黄遵宪还几乎不加修改地引用了赖襄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评论。他对日本历史的叙述下迄19世纪初，均依照赖襄的概括。但黄遵宪书中上溯至神武天皇以前的神话传说时代，而赖襄和水户学派的历史学家则以神武天皇为开端。黄遵宪不认为14世纪南北对峙争雄的格局特别重要，而在水户学派的历史学家那里则是一个中心议题。黄遵宪还高度评价了南朝的那些忠臣，特别是被视为忠臣典范的楠正成
。
不只是评述日本史，黄遵宪在他的诗文中也表现出对尊王者精神的颂扬。他在《近世爱国志士歌》中高度评价了德川后期的忠君志士及其追随者。黄遵宪赞扬山县大贰（1725—1767）这样的爱国志士，山县大贰勇敢地对德川幕府统治的合法性提出挑战，最后被捕死于狱中。高山彦九郎（1747—1793）公开与德川统治集团抗争，他俯卧在京都皇宫前的三条桥上以示抗议，后来愤感德川幕府疏于国防而自杀。蒲生秀实（1763—1813）以蔑视足利尊氏（10世纪的一位武力篡权者）的墓碑而闻名于世。林子平（1738—1793）因抨击幕府的国防政策而被处决，他发出这样的警告：日本桥下的水已与伦敦桥下的水连为一体。渡边华山（1793—1841）是一位兰学家，他因建议日本应向西方打开国门而被监禁，进而被迫自杀。佐久间象山（1811—1864）也是一位著名的兰学家，他敦促开国，呼吁幕府和皇室应当联合起来，后被极端分子暗杀。吉田松阴（1830—1859）是佐久间象山的忠实信徒，他所开设的私人学校培养了许多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后在迫害尊王者的浩劫中罹难。月照和尚（1813—1858）是京都地区尊王运动的有力支持者，他与来自萨摩藩的西乡隆盛（1827—1877）关系密切。1858年，月照和尚与西乡隆盛共同躲避政府追捕，但是被萨摩藩拒之门外，月照和西乡隆盛相拥而泣，一起蹈海，月照溺死，西乡隆盛幸免于难。
所有这些尊王者都是忠诚的爱国志士。黄遵宪强调，他们是在幕府无力处理民族危机之际发起倒幕运动。他在诗中叙述了水户藩一位农妇的轶事，她抗议幕府当局逮捕她的领主，并冒着生命危险乞求幕府宽恕他。另一件是关于佐仓宗五郎的传奇，他是一位农民起义运动的领袖，曾冒着生命危险为全村的减租而向将军请愿。这些家喻户晓的英雄因其无私奉献而受到人们的敬仰
。
在明治维新的领袖中，最受黄遵宪关注的当推西乡隆盛。黄遵宪为这位悲剧式的英雄作了一首诗。西乡隆盛后来辞去了政府公职，最后作为反明治政府运动的领袖而惨死。西乡刚死，南方的天空出现一颗彗星，人们相信这是其灵魂的显现，并称之为“西乡星”。黄遵宪在诗的结尾这样写道：“长星劝汝酒一杯，一世之雄旷世才。”
明治初年，政府推崇忠君主义，政府官员崇敬那些为维新而献身的烈士。德川后期的忠君主义者将早期的尊王领袖如楠正成奉若神明。在民众中最有影响力的是赤穗的47位义士，在18世纪初他们为其领主的死亡报仇而殉身，他们的所为在幕府时期吸引了大批追随者。明治元年天皇移驻东京，谕令在泉岳寺安葬这47人。1872年政府发布谕令，可在戏剧中使用这些人物的真实姓名
。这一故事给黄遵宪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并作了一首叙述这一事件的长诗，颂扬他们在那恐怖的年代为正义而献身的勇气
。
黄遵宪在早期的诗歌中就表现出对尊王行为及烈士壮举的崇敬。他在北京的时候曾赞美同治帝的一匹御马，皇帝死时马悲鸣于景山树林之间，最后不食而死
。同时，他作了一首《田横岛》，哀悼汉朝初年一位叫田横的英雄，其五百名追随者在得知他去世后，拒绝效忠新的统治者而集体自杀
。也许正是因为黄遵宪珍爱这份忠君之情，所以被那些日本尊王者的故事深深打动。
维新志士的精神是黄遵宪评述明治维新的主题。他对维新历史的阐述起自1848年孝明天皇登基，止于1878年，焦点对准日本应西方要求而被迫开国所作出的反应、倒幕运动的兴起及新体制的建立。黄遵宪争辩道，德川幕府对西方采取的和解政策，刺激了那些忠君者，他们逐渐意识到德川统治集团的不合法性，攘夷运动实际上就是倒幕。他确信赖襄的书、源松苗的《国史略》及《大日本史》，唤起了人们的尊王斥霸的精神。1858年当尊王者为倒幕而呐喊时，政府对他们作出了严厉的惩处。然而，政府的所为只能激起忠君志士更强烈的愤慨。所以黄遵宪得出这样的结论：无业的武士导致幕府的垮台。这些人博览历史，有崇高的理想，无拘于身份等级和家庭纽带，他们愿为推倒军事政权而献身
。
黄遵宪对日本志士殉道精神的讴歌得到了那些参加光绪帝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志士的认同。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两位变法维新的鼓吹者也称赞日本的忠君志士，并将明治维新的成功归之于他们的努力。中国的维新志士们谈论日本忠君者的英雄气概，这对他们的年轻追随者产生了巨大影响。谭嗣同和唐才常分别在1898年与1900年献身，以示推动改革需要忘我的精神。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继续介绍忠君的精神，他写了《中国之武士道》，提醒年轻人，中国古代也有这种精神，敦促他们恢复这种精神
。这说明在黄遵宪所写的所有有关日本的议题中，尊王者的故事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