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变法：黄遵宪与日本模式最新章节_蒲地典子著

二、黄遵宪的日本友人

明治维新时期，虽然日本各界有种诋毁传统学术的倾向，但古典汉学的权威仍十分强大。在整个明治时代，接受教育的人，包括那些研究西学的人，具备汉语写作能力是最起码的要求。日本文学批评家木下彪在评论明治时期汉学的重要性时指出：

汉学的崇高地位很难撼动，对受教育者来说，必须能用古汉语创作诗歌和散文。被视为汉学大师的芳野金陵、岛田篁村、中村正直、重野安绎、川田瓮江、信夫恕轩等，以其高深的文学造诣而受人尊敬。……尽管西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但讲授汉学的私塾仍昌盛不衰，大部分学生到这些学校登记注册，虽然他们也时常去西式学校。

另一位近代作家大町桂月认为明治时期是汉诗在日本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他写道：“尽管中国的书籍早在一千多年前就传到了日本，但从未像明治时期，汉诗的创作艺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

与黄遵宪关系密切的人多数是知名的史学家、经学家、诗人、文学家及书法家，还有神道神社的祭司及有些早先是封建领主而现在在东京过着悠闲生活的人，他们均精通中国古典诗文。黄遵宪后来也承认，他所接触的人主要限于那些旧式文人雅士。因为他们迫切希望与中国文人建立联系，在使团的驻地几乎每天都能发现这些来访者。中国人和日本人分享共同的文学文化，从而使他们的社会交流变得格外亲切。类似的聚会在欧美使团驻地从未有过，尽管日本人对西方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

黄遵宪及同僚们时常被这些文人应邀到优雅的餐厅或私宅参加文学聚会。在东京的中村屋或红叶馆举行大型宴席是司空见惯的。他们也偶尔光顾气氛温馨的小餐厅。但大多数聚会是在上野、浅草及隅田川沿岸一些优雅的住宅区举办。这里生活着许多文人和退休的大名，他们称上野的不忍湖为“小西湖”，因其环境的优美和浪漫的气息与杭州的西湖相似。黄遵宪在夏日的黄昏时最喜欢来这里。他们称隅田川的河岸为墨江（因为它与墨汁同音），这儿有数百株樱花树，黄遵宪感到在樱花树下散步好像在天堂游逛。他与友人有时还在隅田川的船上举行晚会。

中日文人间的对话大多借助于笔谈。这些日本人在阅读和书写方面受过良好的训练，但听不懂汉语。尽管使团有些日语翻译，但日本人更喜欢通过书写来交流，他们不愿意任用在天津学过日语的青年翻译，因为他带有很浓的长崎口音，而且古典汉学的根柢太浅。中国人通过纸笔与客人交流，日本人很推崇中国书法的价值，他们的“笔谈”手稿被许多来访者收藏，但只有大河内辉声（1848—1882）保存了他与中国人笔谈的全部手稿。大河内辉声原是高崎藩的藩主，对中国朋友极为热心。每次访谈后，他用红墨水在交谈的稿纸上记下会谈的时间、地点，确认参加者及他们的手稿。他收集了1875—1882年间笔谈的手稿，计有100卷，每卷约60页，这些卷宗藏在东京平林寺墨江畔大河内辉声的家庙内，1943年被实藤惠秀发现。这为了解黄遵宪与大河内辉声周围的日本朋友之间的交谈提供了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大河内辉声是何许人？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的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什么方面？大河内辉声作为高崎的大名，他急切希望在他的领地实现军事现代化，他热衷于与西方人建立联系。他曾与被德川幕府雇佣的法国军事顾问一起研究军事艺术。退休后，他对与中国文人一起饮酒吟诗怀有浓厚的兴趣。1875年初，他记下了与寓居东京的朝鲜人一起讨论汉学的内容。1877年他结识了王治本。1875年王治本自宁波来到东京，在一所私人学校当汉语教师，他的亲戚王仁乾在浅草开了一家商行，经营书籍文具。当中国外交使团抵日时，王治本被召到使馆服务了一段时间。经王治本引见，1877年12月23日大河内辉声结识了沈文荧，1878年2月25日结识了何如璋和张斯桂，3月3日认识了黄遵宪。

大河内辉声因失去了贵族的特权而受到冷落，对政治也失去兴趣。政府中的新领导人几乎没有他熟悉的，他也没有置身于知名学者圈内。他经常请中国朋友向他介绍那些到使团来访的知名学者。如通过沈文荧，他结识了能作汉诗的诗人森鲁直、历史学家青山延寿。显然，大河内辉声并不是记录黄遵宪谈论政治和学术问题的最佳人选。

黄遵宪与大河内辉声主要谈论这样一些议题：季节的变化、诗词、书法、食品、政党、风俗习惯、酒、女人等。大河内辉声喜欢谈论风流韵事，对中国朋友与日本妇女（主要是女佣）发生关系一类的事津津乐道。他经常敦促黄遵宪纳妾，并写了一篇关于他与日本妇女的文章。黄遵宪从这位风流的日本朋友那儿搜集了许多关于日本妇女日常生活及有关习俗的资料。

大河内辉声的笔谈记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黄遵宪的日本友人的资料。他还偶然从废纸篓中捡得黄遵宪与青山延寿笔谈的资料，并保存在自己的笔谈手稿内。

在黄遵宪的友人中，最受他崇拜的是青山延寿（1827—1906）和重野安绎（1820—1910）。黄遵宪对日本史的理解和对明治维新的认识深受那些明治政府国史馆的史学家的影响。青山延寿生于史官世家，父亲青山延于（1776—1843）曾是彰考馆馆长，这是一个负责编纂《大日本史》的机构（《大日本史》的编纂始于1657年，由德川光圀负责）。青山非常崇拜赖襄，赖襄的《日本外史》与《大日本史》在理论上一脉相承。赖襄和幕府时期的史学家以皇室的延续为日本史主线，并以他们对宋学“大义”思想的理解为基础。后来的学者在解释他们的著作时对德川幕府作了间接的批评。由此，这些著作在维新运动时期成了皇权主义者的思想资源。从这些不完整的手稿看，黄遵宪与青山延寿的笔谈集中于学术。黄遵宪曾告诉大河内辉声，青山延寿是他在日本遇到的最优秀的学者。他性格稳健，与大河内辉声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截然不同。

重野安绎来自萨摩，曾在昌平黉就读，这是德川幕府主持的最高学府。明治维新后，他任文部省大臣，1875年被任命为国史馆副馆长，主持编纂《大日本编年史》，1888年受聘为东京大学教授。他是日本现代史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作为文学圈内的一个活跃分子，重野安绎组织了由十来个文学爱好者参加的旧雨社（故友联谊会），其中包括冈千仞。1879年他又发起成立丽泽社（互相切磋学问的学会），目的是为了改良文风，中国外交官参加他们每月一次的例会。

中国外交使团迁到麹町后，国史馆的官员宫岛诚一郎（1838—1911）就住在他们隔壁。作为中央政府的官员，他与大久保利通关系颇密。早在1872年他就参加草拟宪法，宪法体现了大久保利通主张以渐进的方式确立君主立宪政体的思想。无疑，黄遵宪对19世纪70—80年代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解受到他从宫岛诚一郎这类官员那里搜集到的资料的影响。黄遵宪支持当局在这方面所采取的基本立场。黄遵宪非常欣赏宫岛诚一郎的艺术感，他在一首诗中提到宫岛诚一郎曾在长崎师从沈南苹学习中国的绘画，他们经常一起谈诗论赋。

除了上面提到的在国史馆供职的史学家，黄遵宪时常接触到其他一些文人学者。他很乐意与他们进行轻松愉快的交谈。冈千仞、蒲生秀实、石川英和龟谷行均比黄遵宪年长，他们出生于武士世家，在藩邦享有世袭地位。有些曾是活跃的尊王分子，但未能得到新政府的任用。总的来说，他们的政治观点比较保守，厌恶明治维新后因受西方的影响而导致的社会变迁，黄遵宪对他们的愤懑情绪表示同情。由于这些日本学者和黄遵宪都有儒学教育背景、推崇汉学，所以他们有共同语言。

冈千仞（1833—1914），生于仙台，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曾在昌平黉就读，参加过尊王攘夷运动，他的《明治维新史》（即《尊攘纪事》）集中于记述尊王分子的活动。他关注当代的国际形势，呼吁日本要自强，以免遭西方列强特别是俄国的入侵。他强调军事力量要比繁荣的经济更重要，他奉信尚不太成熟的泛亚洲主义。他坚持认为，日本在吸取西方科技价值的同时，必须维持儒家伦理作为日本政府和社会精神基础的地位。他对时人污蔑儒学过时而感到愤怒。黄遵宪同意冈千仞的观点，并时常对他说：在形而上的方面，孔孟学说是完美的；但在形而下方面，欧美的学术丰富广博。

蒲生秀实（1833—1901）也是一位汉学家。他在一篇论日本精神的文章里为日本的欧化而感到悲哀，他高度赞赏推动明治维新的尊王分子的精神。他是与黄遵宪接触最多的人之一。

石川英（1833—1918）是一位诗人和汉学家，出版过几本有关创作和绘画的著作。他的《日本文章规范》是一本当时最流行的用古汉语写成的教科书。何如璋为该书作了序，黄遵宪和沈文荧也分别赠序。

龟谷行（1838—1913）因其出众的写作才华而受到黄遵宪高度评价。黄遵宪曾对石川英和大河内辉声讲，他非常欣赏龟谷行的作品。在他看来，过去十年重野安绎和川田瓮江的作品没有什么长进，而龟谷行的作品提高很快。龟谷行来自津岛，在京都参加过尊王运动，明治维新期间随三条实美来到东京。此后在安井息轩的指点下研究学问，一度在东京大学执教，退休后任家庭教师。

日本人在文学方面的成就给黄遵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写道：他们的有些诗作足以与唐宋的作品相媲美。他的挚友森槐楠（1818—1888）被他认为是无可争辩的汉学大师。1875年初，森槐楠出版的《新文诗》是明治初年最优秀的汉语诗集。黄遵宪很欣赏森槐楠的儿子森鲁直（1868—1911），黄遵宪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才16岁。黄遵宪确信他在作诗方面有极高的天赋，对他的前途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的确，森鲁直成了明治时期的伟大诗人。

中村正直（别名敬宇，1832—1891）与同人社的社友邀黄遵宪参加他们的聚会。他们出版的《同人社文学杂志》收录了黄遵宪的诗作及他对这些诗人的评论。该社有一批知名学者和作家：重野安绎、向山黄村、龟谷行、川田瓮江、三岛中洲、内藤耻叟和冈千仞。此外还有《邮便报知新闻》的记者栗木锄云，制订日本对中韩外交政策的关键人物竹添进一郎。下面我们将要讨论黄遵宪与中村正直的关系，因为他是与黄遵宪关系密切的唯一精通西学的学者。

黄遵宪结识了不少文人雅士。他们或与黄遵宪及大河内有过笔谈，或在黄遵宪的诗中被提及。他们是：植村正义、内邨宣之、木原元礼、大沼厚、南摩纲纪、小野长愿、鲈元邦、岩谷修、日下部东作。黄遵宪有选择地结识这些人，是因为他们在诗词和书法方面有杰出的才能。黄遵宪特别推崇成濑温的书法，他书写的匾额被黄遵宪挂在书房“人境庐”内。加藤熙是凑川神社的祭司，且精通雅乐（宫廷礼仪音乐）。他曾在水户的会泽正志斋的门下学习，是尊王运动的一位热情支持者。

也有些日本政府内的高层官员与中国文人发生联系。在黄遵宪的印象中，伊藤博文是个老烟枪和足智多谋的人。他既精通传统的艺术，又谙熟当代国际事务。黄遵宪到大隈重信家拜访时，大隈出示了一幅宋代的绘画。在大久保利通（1878年被暗杀）家中，他见到墙上挂着一幅立轴，可能是南宋岳飞的作品。有着内务卿头衔的副岛种臣也时常与中国人在一起参加社会活动。

外务省的一些年轻官员也成了黄遵宪的朋友。如宫本小一，是1876年《日韩修好条规》附属贸易协定日方的主要谈判代表。在日韩高层磋商中，日方利用朝鲜官员缺乏谈判技巧，将一些苛刻的要求强加给朝鲜，如日本人入韩不必履行入海关的义务、以日元作为日韩贸易的结算单位。不知黄遵宪是否知其详情，他在回忆宫本小一的诗作中并未提及此事。他只讲到在每年樱花盛开的季节，宫本小一陪他前去长华园赏花。他们总是带一瓶米酒为交谈助兴。宫本小一与他谈到了克里米亚战争，黄遵宪感到俄国对东亚的威胁迫在眉睫。

黄遵宪称赞外务省官员石幡贞的写作才能。1871年石幡贞与柳原前光到中国旅行，他的旅行日记为第一次日中条约的谈判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在年轻的政府官员中，与黄遵宪过从甚密的是楢原陈政（1863—1900），他是黄遵宪后来遇到的一位关键人物。1879年1月至1882年他奉日本政府之命，在中国使馆与何如璋和黄遵宪研究中国问题。1882年何如璋离开日本时，他随何如璋到中国，师从俞樾从事数年的汉学研究。后来他到各地考察，并编纂了一份有关中国地理、经济和社会状况的综合报告。中日甲午战争后，他是与中国政府磋商划定苏州租界的日本代表之一，谈判在上海举行时，他发现黄遵宪坐在桌子的对面。1898年戊戌政变后朝廷搜捕维新派，黄遵宪处境艰险，此时楢原陈政是日本驻华使馆官员，他努力救助黄遵宪。他是日本政府内最具权威的中国通，在义和团攻击使馆区时遇害。

宫岛诚一郎的儿子宫岛大八也在中国使馆研究中国问题。后来他又到保定莲池书院和武昌两湖书院继续深造。1898年回国后，他开了一所汉语学校——善邻书院，至1941年该校一直是日本最大的汉语教育中心。所以说，中国驻东京的使馆为日本第一代中国问题专家提供了语言培训的机会。

中国外交使团也吸引了年轻一代亲华人士，他们奉信泛亚洲主义，在以后的数十年，他们是鼓动日本侵华的急先锋。其中频繁出入中国使馆的是曾根俊虎（1847—1910），他是兴亚会的主要组织者，黄遵宪偶尔参加这一活动。大河内辉声认为曾根俊虎不是一个真正的文人，但中国人没有拒绝他。后面我们将要讨论中国外交官涉足这一组织以及对明治初年兴亚运动的反应。另一位对中国“亲善”的川岛浪速（1865—1922）是日本侵略中国大陆的“英雄”，他经常到使馆来接受中文训练，他是以使馆送报员的身份出现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外交使团培养的一些精通中国语言的人，后来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间谍。然而，在19世纪80年代初，日本的“兴亚论”还非常含糊，以至于很难区别“兴亚论”的激进分子与像楢原陈政这样严肃的学生。

如果不了解黄遵宪与华人社区间的联系，就不可能全面认识他在日本期间的社会联系。明治初年，寓日华人的地位反映出两国力量的均势及在国际贸易中日本所处的劣势地位。1894年前，旅日华人属于有一定特权的外国人，他们享有治外法权（日本人在中国也同样享有这种权利）。在日本的条约口岸，中国商人与西方人分享繁荣与显贵，在明治维新的头十年，日本95%的进出口贸易由外商控制。这是因为缺乏经验的日商无法与他们竞争。在日本的大多数欧美商人已经在中国的“条约口岸”做生意，他们带着随行的中国买办来日本，扩大在日本的业务。跟随买办而来的商人、手工业者、工人等生活在外人居住的“条约口岸”。结果，在外国人居住区，中国人的人数超过了西方人。1880年横滨外国人总数为3280人，而中国人竟有2196人。中国商人在日本扮演了西商与日商的中介。此外，他们有长时间垄断中日贸易的历史，当长崎是日本唯一的贸易开放口岸的时候，中国商人建立了日本与中国内地及南方沿海之间的贸易网。彩色的雕版版画显示出这样的场面：在豪华饭店举行的宴席上，有西方人、艺伎和身着艳丽丝绸礼服的中国人，这说明横滨的中国商人非常富庶，并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华人社区还有它的另一面。在横滨的大多数华人是工人或失业者。在拥挤的中国城内形成了这样一种外人居留地：肮脏、嘈杂、犯罪、吸毒、赌博、嫖娼，以及将日本穷人的孩子贩卖到中国。中国城内的这种状况令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时，日本人也忌妒和憎恨那些富有的中国人，但并未发生严重的种族排外，中日间的通婚也司空见惯。

黄遵宪与同僚时常访问横滨。在关帝节（关羽被中国人供奉在行会的屋子中央），中国的正副领事均前往参加庆典。由于横滨的华人社区主要是广东人，行会领袖也是广东人，黄遵宪等与他们是同乡，故有着密切的联系。横滨华人社区的领袖也到使馆回访，有时还参加与日本文人的笔谈。陈玉池是1868年行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三囲神社神龛匾额的书写者，该地位于大河内辉声的居住地隅田川附近。笔谈遗稿也反映出中国外交官与横滨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黄遵宪或许是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有关日本商人和日本进出口贸易的信息。无疑，明治初年海外华人的地位，强化了黄遵宪关于日本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世界一部分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