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黄遵宪的故里

绿树如云拥，门前百尺桐。吾家正溪北……

在唐宋时期，广东东部还是一个荒凉的贬官之地，剧毒的昆虫四处出没。但到了明朝初年，来自北方及中原一带的移民使该地变得人口稠密。在这些移民中，有一群人被称为“客家人”。他们与多数中国人一样也是汉族，但保留了自己的方言和习俗。

人们通常认为客家人因北方接二连三的内乱而不断南迁。自公元4世纪内亚部族入侵中原至9世纪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尤其在12—13世纪女真人和蒙古人统治华北期间，北方的汉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兵燹。在南方这块土地上世代居住的以“本地人”相称，南迁的北方人被他们称为“客家人”。但尚不清楚客家人何时接受这种称呼，且自豪地认为自己是中原华夏文明的传人，并借此发展他们独特的伦理。这种情感在19世纪变得越来越明显。

客家人在华南分布较广，在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湖南及四川等省均有聚居，但多集中于广东的东北部，特别是清代嘉应州。这里几乎是清一色的客家人，该地由此成为他们精神和文化中心，故其方言也被视为标准的客家话 。

17—18世纪成千上万的客家人从人口稠密的广东东部向广州及西面的广西迁移。他们栖息在无人居住的山里，成为此地的第一批定居者。客家女子不缠足，男女均要下地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种树植竹、纺纱织布。客家人的辛劳和节俭改善了这里的生存环境，随着人口的增加，他们成了当地人强有力的竞争者。在客家人和他们的宿仇邻居之间时常爆发冲突，他们与广西本地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成为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导火索之一。太平军的领袖洪秀全是广州地区客家人的后代，其祖先是在18世纪从嘉应州迁来的 。

1848年，黄遵宪生于嘉应一个声名显赫的客家人家庭。追根溯源，黄姓部族在古代曾被皇帝赐予封地，名曰“黄国”，这就是地处中原的河南省潢川县。在夏、商、周三代，这里是华夏文明的摇篮。黄遵宪的祖先在公元10世纪南迁至福建省的几个地区定居。蒙古人入侵时他们迁移到广东，定居在梅州南部，清朝时这里更名为嘉应州。明朝末年，黄遵宪的祖先住在嘉应城东的攀桂坊，至黄遵宪出生，在此已居住了八代 。在该地区，富庶的黄氏家族有一定的影响力。黄遵宪幼年时家庭成员有七十多人，他们生活在一起，这是家族兴旺的重要标志。其家产是靠黄遵宪的高祖父黄润放高利贷聚积而成。黄润最初只是当地市场上的一位贫寒的文牍，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典当业主。黄遵宪在《高祖朴泉府君述略》记述了黄润的身世：

逮府君而贫甚，竹笠草履，包饭趁墟，为人书牛契。时外国银钱甫行闽、粤间，府君能以色之美恶、声之浮沉、质之精粗鉴别真伪。设一案坐尘市间，市散然后归。如是者数年，渐积渐富，至三十而设典肆矣。及府君季年，典肆凡四五所。

黄润的妻子钟太淑人是黄家的童养媳 。贫寒之家为男孩娶少女作童养媳是一种普遍的习俗。少女作为家庭的一员，由公、婆来抚养，直至完婚。这种安排可免去贫寒之家向女方支付的大笔彩礼。

黄遵宪的曾祖父黄学诗，谙熟经典，参加过县试，虽未谋得一官半职，但在乡里也小有名气 。曾祖母李太夫人生于一个受人尊敬的官僚家庭。她活到1858年，享年85岁，时黄遵宪10岁。她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对黄遵宪产生过巨大影响。黄学诗去世后，由她负责管理家庭事务，成为大家庭的女族长。祖父黄际升（1804—1891）排行第六。他与其父相似，也是当地乡绅，他因两个哥哥获得功名，并被派往福建和云南为官，故在乡里亦受人尊敬 。

黄遵宪的父亲黄鸿藻（1828—1891）在1856年成功地通过了乡试中举，他在户部衙门供职近二十年。1878年授广西桂林府知府，不久主管厘金局，始在南宁，旋调梧州。在梧州任职期间爆发了中法战争，他负责向中越边境的清军提供军饷。因其业绩卓著，受到钦差大臣李鸿章的嘉奖。1889年得到晋升，授以广西思恩府知府。他在当地赢得了精诚强干的美誉。黄鸿藻还是一位出色的诗人，有三卷诗文集行世 。无疑，黄遵宪不仅继承了父亲务实精干的为官本领，还有作诗的天赋。

黄遵宪出生时曾祖母李太夫人已75岁，当时他有两个哥哥，次年妹妹降生。李太夫人不情愿看到他们争吃母乳，遂把黄遵宪抱在怀里，日夜照料，为他洗澡、缝衣、另做饭菜。她给他穿上红色的衣裤，脸上敷上芳香的脂粉，还佩戴避邪的耳环、手镯等，打扮得像个小女孩，当他牙牙学语时便教他诗歌，后来黄遵宪能熟诵当时用来教子的《千家诗》。黄遵宪3岁半时李太夫人请来家庭教师，专门培养这位不同寻常的学生。黄遵宪非常亲近曾祖母，对她几近崇拜。然而，黄遵宪的孙子黄延毓听母亲讲述过一个故事，这个在黄氏家族内部流传的辛酸故事，向我们证明了这位李太夫人是如何对幼年黄遵宪产生巨大影响的：

祖父（黄遵宪）小时候目睹了一件令他非常震惊的事件：有一次，曾祖父的妾在室内分娩，曾祖母站在室外大声叫喊，召唤恶魔来伤害这个新的生命。黄遵宪深知，为这个家庭，曾祖母倾注了多少心血。然而，也正是因为她的妒忌心，使她变得冷漠。这一小插曲所揭示的人性令他震惊。所以黄遵宪发誓永不纳妾，事实也是如此。

黄遵宪在他的诗中，也对母亲、妹妹、妻子、女儿表现出那种对曾祖母的挚爱。事实上，他的那些受到文学评论家高度赞赏的作品，大都是奉献给家中女性的。黄遵宪的《今别离》被近代诗人陈三立推为“千古绝作”，这是黄遵宪在伦敦任职期间写给留在家乡的妻子叶氏的一首诗 。在《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中，黄遵宪追忆孩提时围着她转的情形。另一首著名的诗作《送女弟》，记述了困难时期母亲的慈爱及为家庭而付出的艰辛劳作。黄遵宪在那些提到母亲的诗中，不时流露出对母亲的牵挂与深爱。母亲在世时，黄遵宪深情地关切着她的健康；为了家庭，她不避艰辛，作出了无私奉献。在她过早地去世后，黄遵宪更是“哀肠多郁纾” 。

黄遵宪也作过一些浪漫的爱情诗，尽管其实际意义不被学者接受。《新嫁娘诗》是一组口语化的关于新婚夫妇的诗，写作时间约在婚后一年黄遵宪的长子出生之际。该诗描绘了装饰一新的洞房内的爱情，细腻地刻画了在这个大家庭内夫妇之间无微不至的关怀及怀胎生子的心理 。他还写了一系列以客家民谣为基础的、朗朗上口的“山歌” 。根据客家人的习俗，男女要对唱情歌。民国初年，当挣脱旧道德束缚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之际，黄遵宪的这些作品令新一代知识分子拍案叫绝。然而，在黄遵宪所处的那个时代，这些情歌在正统的文学领域毫无地位。因此，虽然这些关于新娘的诗作及山歌不落俗套，但黄遵宪并未将其收进诗集。总之，在他的诗作中，充满了对女性的同情和崇敬。作为一个维新派，他倡导女子教育。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占四亿人口一半的女性是文盲，中国岂能生存 ？他对女性的崇敬或许来自童年时期曾祖母的濡染，并受到客家文化中女性和男性共同分担艰苦劳动与家庭责任这一传统的影响。

黄遵宪生活在一个颇有势力的大家庭中，在曾祖母的精心抚育下，他在安宁和幸福的环境中度过了童年。然而，好景不长，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预示着清王朝的衰落，并波及黄遵宪的家庭，当时他才11岁。1859年，即曾祖母去世后的第二年，太平军攻打嘉应，翼王石达开的部下石镇吉率五六万之众围攻该城，他们在城墙下放置炸药，并最终攻克。在守城的战斗中，嘉应知府文晟及其子与四千余口男女一道被杀 。此种惨烈的场景给少年黄遵宪留下了可怕的记忆。

尽管太平天国起义开始是一场客家人的运动，但嘉应的客家人在太平军的统治下遭受了巨大的劫难。1865年，差不多是天京陷落后一年，太平军的残部进攻嘉应，由汪海洋和胡永祥率领的这支部队，在湘赣、粤赣边境与前来追击的清军拼死作战。清军在左宗棠的率领下将十余万太平军逼到广东的西部，其中部分太平军占据了嘉应城。左宗棠调集福建、广西、广东的清军，还有鲍超的部队（这是一支在对太平军作战中最凶残的队伍）。清军用两个月的时间才收复这座城市。在围城期间，嘉应城及其郊区遭受巨大的破坏。左宗棠在给朝廷奏折的开头称：在他多年对太平军的作战生涯中，像嘉应这样惨烈的战斗“实为从征数年来所仅见”，“盖狃于近来未经痛创，而所纠贼党、所收叛勇，皆凶悍百战之余，土匪又熟习路径，从而导引之，故胆大气骄如此” 。这是围歼太平军余部的最后一场战斗。

嘉应之战打响时，正是17岁的黄遵宪结婚后的数日。他带着新娘及家中的三十多人搭乘一艘小船逃到大埔县三河虚的西部避难。他们彻夜听到太平军士兵过河的声音和混乱中难民的哭喊声。他在一首关于这次逃亡的诗中流露出内心的恐惧和对太平军的愤懑：

爷娘弟妹牵衣语，南北东西何处行？一叶小舟三十口，流离虎穴脱余生。

他们到达三河虚后不久，那里也变得不安全，只得通过水路逃至潮州，但又一次被一小股太平军围困，藏在船舱里的财富被洗劫一空，幸好他们死里逃生。他在《潮州行》中记述了这场战斗：

是时北风寒，平江荡柔橹。行行将近城，饮烟密如缕。行舟忽不前，有盗伏林莽。起惊贼已来，快橹飞如雨。舟人急系舟，挥戈左右拒。翻惧力不敌，转逢彼贼怒。扣舷急相呼，“不如任携取”。

黄遵宪在《拔自贼中述所闻》表现了对太平军丑恶行径的憎恨。他说太平军：“朝倾百斛酒，暮饱千头羊。时时赌博簺，夜夜迎新娘。”

太平军在嘉应被歼后，黄遵宪在《喜闻恪靖伯左公至官军收复嘉应贼尽灭》的诗中表现出无限的欣慰。然而，他也觉得清兵的镇压过于严厉，因为他并不认为太平军是敌人，而是皇帝的子民。他在以后的岁月谴责了镇压这场运动的总指挥曾国藩的残暴行径 。

黄遵宪回到家乡后发现一片狼藉，新房及新娘的陪嫁物被洗劫一空，家里的典当铺被抢，房子遭毁。如此劫难足以使其家道中落 。1867年他在《送女弟》中提到家庭的窘境（妹妹嫁到嘉应一户姓张的人家）：

阿爷有书来，言颇倾家赀。箱奁四五事，莫嫌嫁衣希。阿母开箧看，未看先长欷。吾家本富饶，频岁遭乱离。累叶积珠翠，历劫无一遗。旧时典衣库，烂漫堆人衣。今日将衣质，库主知是谁？扫叶添作薪，烹谷持作糜。尺布尚可缝，亲手自维持。

谈到他的家史，黄遵宪以其为客家人的后代而自豪。他强调客家人是生活在中原的文明部族的后代，在他们身上留有古代先民的优秀德性，如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生活简朴等：

中原有旧族，迁徙名客人。过江入八闽，展转来海滨。俭啬唐魏风，盖犹三代民。就中妇女劳，尤见风俗纯。鸡鸣起汲水，日落犹负薪。盛妆始脂粉，常饰惟綦巾。

黄遵宪对客家人新娘的赞美，反映了在太平天国时期及以后客家人中滋生出的浓厚感伤。此间客家人普遍被视为反叛者和土匪，这就意味着他们是非中国人血统的后裔 。客家人抗议这种诬陷的指控，他们中的知识分子激发起写作的动机。1867年，客家人的杰出官僚丁日昌致函两广总督，阐述客家人的背景，请求总督消除对他们的偏见，以免与本地人发生冲突 。出身于大埔县的士大夫林达泉写了《客说》，叙说客家人的历史，这是晚清为人所熟悉的一本阐述客家人精神的著作。他确认客家人是三代臣民的后裔，强调客家方言与古代语言之间的密切联系，断言他们保留了祖先的遗产。《嘉应州志》（1898年出版）的编撰者温仲和也以同样方式讨论了客家人的历史 。由此，客家问题引起了官绅的关注。1851—1904年间，计有三十余人（包括西方人）就此出版著作或发表论文 。

黄遵宪受教育的环境与其客家人的背景一样，也影响了他对士大夫生活的看法。作为一个出身士绅家庭的男儿，黄遵宪自然也要习诵儒家经典，并通过科举来获取功名，由此踏上仕途。他不到4岁就在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塾师李学源早就认为他是一位有才华的诗人。黄遵宪9岁时作了一首诗，表现出非凡的天赋，令李学源感到震惊。该诗在乡里被广为传诵，黄遵宪由此赢得了神童诗人的美称。这是一件值得回忆的事件，后来他回忆起该诗并将其收在自传体的杂诗中 。黄遵宪可能没有其他的启蒙老师，作为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他除了上私塾，还不断自学钻研。这种异乎寻常的教育背景，令变法维新的精神领袖康有为震惊不已。康有为认为黄遵宪自幼便有极好的天赋和独立不羁的习性，他是通过自学而赢得了士大夫的尊敬。令黄遵宪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家乡地处边陲，自己无缘在大师的指点下习读受教 。更糟糕的是，太平军起义还打断了他受教育的进程。当家庭遭洗劫时，家中的藏书亦被焚毁，后来家中入不敷出，无力购书 。而且，家中经济拮据，他也不可能潜心读书。他在20岁生日时，为过去十年迫于生计而不得不放弃一半的读书时间而感到悲伤 。

1867年春，黄遵宪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 。黄遵宪通过院试，获得了参加本省乡试的资格。是年夏，他去广州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结果落第。这是他第一次长途旅行，其感受是伤心的，他在《游丰湖》流露出痛苦的心境：

我生二十年，初受尘垢污。……况今千里来，担簦期一遇。行锁矮屋中，蒸甑热毒注。密如营窠蜂，困似涸辙鲋。走雷转肠鸣，渴水乞沫呴。

清末为通过乡试而展开的竞争异常激烈。在18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进士和举人的名额仍固定为1702名。在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时期，文人学士的数量无疑会增加，从而加剧了科场的竞争程度。举人的竞争尤其激烈，因为有生员资格的人在太平天国以后增加了20%，生员和举人的总数估计分别为60万和1万 。

1870年，黄遵宪再次至广州应乡试，未中。次年，参加岁试，得第一名，补廪膳生。两年后（1873）他被选为拔贡生。在当时，拔贡生从廪膳生中选拔，为每州（县）定额一人。他们有资格到北京参加廷试，通过考试者将有资格在京师或地方衙门任职。1873年夏，他第三次参加乡试，又未中 。

次年，黄遵宪赴京应廷试，结果又一次落第。多年来他为准备应试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此时感到身心疲惫，甚至厌恶屡试不第的窘境。1874年他在《将应廷试感怀》表露出沮丧的心境：

二十余年付转车，自摩髀肉问何如。暂垂鹏翼扶摇势，一学蝇头世俗书。荡荡天门争欲上，茫茫人海岂难居。寻常米价无须问，要访奇才到狗屠。

为了应试，黄遵宪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花在那毫无创造性的学习上，这还使人精神萎靡。这种残酷的考试已令他感到恐惧。黄遵宪曾作过一首诗，叙述他1870年在广州应试时结识的一个朋友，该诗告诉我们其对考试的看法：

万蚕食叶蚕声酣，三条红烛光炎炎。忽然大声出邻屋，偷窥有客掀襕衫。狂吟高歌彻屋瓦，两目虎视方眈眈。此人岂容交臂失，闯然握手惊雄谈。问名识是将家子，《金版》《玉匮》素所谙。是时发策问兵事，胸中武库胥包含。我方掀帘促膝坐，昂头有月来屋檐。此人此月此楼岂可负此夕，辄邀吾友同追探。

于是，他与诗中提到的叫罗少珊的朋友及同乡的旧友梁储山一道外出。在皓月当空的中秋之夜，他们爬上贡院前一座高塔的顶部，月光挥洒在千家万户的房舍上，他们眺望远处海滨的沙滩。三人妙语相对，聊到深夜。三年后黄遵宪又一次碰到罗少珊，令他沮丧的是罗少珊全然变了，“追述往事言呢喃”，“男儿竟作可怜虫”。黄遵宪心中充满着同情与愤恨，他接着写道：

少珊少珊，我且与汝共登越王之高台，白云往来驾两骖。试寻黄屋左纛旧霸业，《阴符》发箧温《韬》《钤》。不然泛舟南海南，乘风破浪张长帆。要借五十犗饵多钓此巨鳌去，刳腹脔肉供口馋。使君于此自不凡，何苦徒作风月谈。要抟扶摇羊角直上九万里，埋头破屋心非甘！

与晚清其他的改革家不同，尽管黄遵宪屡试不第，但并未倡导变革科举制度，因为他已对科举制度完全绝望。他在1902年致友人的信中写道：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是不相容的，因为科举制度制约了人的才智，使人没有发展的余地 。

黄遵宪不仅谴责科举制度，而且谴责当时的学风。他愤怒地揭发绝大多数士大夫沉溺于儒家经典中的那些僵化的笺注，他们对现实问题麻木不仁。他17岁时写过一首长诗，表达对当时士大夫的不满。

世儒诵《诗》《书》，往往矜爪嘴。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上言三代隆，下言百世俟。中言今日乱，痛哭继流涕。摹写车战图，胼胝过百纸。手持《井田谱》，画地期一试。古人岂我欺，今昔奈势异。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

黄遵宪将该诗置于1890年编撰的《人境庐诗草》的开头，该诗所宣扬的主旨贯穿于他一生的诗歌创作中。他20岁时作过一首诗，批评俗儒完全为古代的神话所征服：

黄土同抟人，今古何愚贤？即今忽已古，断自何代前？

黄遵宪对古代权威发出的质疑，后来被1898年变法维新运动中的激进分子谭嗣同效法。他说：“古而可好，又何必为今之人哉？”

黄遵宪对士大夫笃信儒家经典的批评，并不意味着否定古代的学术。相反，他对古代怀有浓厚的情感，主张从中吸取智慧：

古人不并世，已恨我生迟；犹赖一卷书，日与古人稽。我生最爱此，旁人呼为痴。

在绵延不绝的时间长河里，所谓古代也是相对的，这是黄氏早期作品的主题。

我别旧岁去，曾吟别岁诗。光阴一弹指，行与今岁辞。今岁复旧岁，年年互相离。今人复旧人，年年互变移。人生一百年，离别一百回。

在诸多对过去的崇拜中，最不可思议的是固守古代的文风。黄遵宪可怜那些平庸之辈在吃力地模仿古文作家，鄙视他们那种以掌握儒家经典而自命不凡的态度。他在《杂感》中讥讽他们：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

黄遵宪大胆提出，那些令当今学者崇拜的古代作品，也不过是当时普通日常语言的记录。尽管古代的写作风格保留了下来，但由于在历史的长河中发音的变化，古人与今人在遣词、发音等方面的差距已越来越大。他强调，基于同样道理，现在的方言将被下一代珍视为经典。于是，他决定不受古典辞章的羁绊，用方言写成诗：

明窗敞流离，高炉爇香烟。左陈端溪砚，右列薛涛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黄遵宪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就作出反对崇拜圣人、拘泥古文风格的诗篇，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实上，他的断言已预示了“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五四”前受到推崇的作品自然是古文风格，而用方言写诗却不为士大夫接纳。如前所述，黄遵宪自己也将方言诗作排斥在诗集之外。据我们所知，尽管黄遵宪在创作涉及当代事件和介绍新观念的诗作中，大胆使用了一些标新立异的词汇，但他的大部分诗作还是古文风格。他早年提倡方言文学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客家方言与中国古代的语言最为接近，它们在发音、韵律和修辞上均很相似 。由于客家话接近古人的发音，所以，客家人在学习韵律规则时要相对容易些。换而言之，客家话的口语和书面语比较接近。在这方面，黄遵宪的客家人背景使他在谴责当代学者附会古人时显得更加自信。

黄遵宪对当代学术的批评，没有受到士大夫们正统看法的限制，且超越了当时流行的儒学——汉学和宋学的看法。他确信汉学和宋学对整个儒学的阐释是失败的。至于宋学家，一般被认为有玄学化的倾向。黄遵宪是这样刻画其特征的：

自诩不传学，乃剽思、孟说。讲道稍僻违，论事颇迂阔。

汉学一向被视为训诂之学，黄遵宪承认，清初的一些杰出学者在考证儒家经典的疑难字句方面作出了贡献。然而，他批评汉学家那种过分拘泥于注疏的倾向。黄遵宪声称，只有孔子本人是伟大和值得尊敬的。

大哉圣人道，百家尽囊括。至德如渊、骞，尚未一间达。区区汉宋学，乌足尊圣哲。

太平天国运动后，士大夫对汉学、宋学的教条愈发不满。而且为建立一种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哲学和新道德秩序，在士大夫中间出现了折衷与综合汉、宋的倾向，如广东学海堂的著名学者陈澧强调，汉、宋之争没有充分依据。他在去世前不久的1871年写道：与一般的观点相反，汉代的学者擅长讨论义理，在这方面他们并不落后于宋代的学者。宋学家们错误地低估了汉代的学者。至于当代的学者，也受人误解，他们推崇汉学，但不讨论义理 。

曾国藩因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而声名远扬，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型政治家”，属于试图融合各学派的学者。程朱理学（宋学）是他的思想核心，但他对传统的政治学说和桐城派的礼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同时，也不抹煞宋学的价值。他通过对各学派的融合形成了一种他称之为“礼学”的学说，它以“礼”为基础，“礼”包含法律、制度及礼仪、习俗、社会行为规范等 。尽管黄遵宪曾批评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时过于凶残，但认为他是当代一位伟大的学者，对他很崇敬。黄遵宪在诗作中时常引用曾国藩的诗句，而且还抄写了曾国藩家书以教育自己的孩子 。

黄遵宪即便不是完全，至少也是部分受到了这些学者的影响，他对建立儒家学校持针锋相对的态度。而且，没有师承的束缚，很大程度上使得黄遵宪变成了一个反权威的知识分子。他曾为自己没有一位导师而感到悲伤。他说：“平生最不幸者，生于僻陋下邑，无师无友，踽踽独行。中国旧学，初亦涉猎，然不喜宋学，又不喜汉学，故无一成就。” 黄遵宪不仅是个知识分子，也是个官僚，他宁愿独立思考而不愿依附任何学派、宗派，这是他一生思想和行为的特征。

黄遵宪在准备应试的岁月，关注着中国以外的现实世界。他认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渴望了解外国的事务也是他一生作品的主题。他对外国事务的兴趣，很快促使他决定当一名外交官来报效祖国。1870年的香港之行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

香港是黄遵宪访问的第一个西方化了的城市。高耸入云的大楼、整齐清洁的街道、店堂内琳琅满目的奢侈品，各种繁盛的商务中心等令他感到震惊。他称这是一座人间天堂。对黄遵宪来说，香港揭示了这样一个铁的事实：富裕和有权势的欧洲人已立足于中国的沿海。香港由外国人统治、被“绿眼睛红胡子”的商人主宰，这激发了黄遵宪的爱国主义。令他感到惊愕的是，香港的主要街道以英国君主的名字命名，最高的建筑又是用来供奉耶稣上帝。在中国的土壤上出现了这样的外国城市，令黄遵宪感到悲哀。他在诗中写道：

遣使初求地，高皇全盛时。六州谁铸错？一恸失燕脂。凿空蚕丛辟，嘘云蜃气奇。山头风猎猎，犹自误龙旗。

在过去的若干年，黄遵宪曾经批评儒家士大夫沉溺于引经据典、训诂注疏，而对现实问题漠不关心。1865年，他就谴责那些囿于书本的士大夫：

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

黄遵宪从香港回来后，对保守学者的批评集中于他们无视域外的世界和迷恋官场上的角逐。他作了一首诗送给友人，诗中写道：“（儒生）乌知今日裨瀛大海还有大九州。”

黄遵宪敏锐地意识到先进的西方人正在暗中毁灭中国传统的良好声誉。1873年他在广州时作过一首诗，对西方入侵打断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朝贡关系而感到惋惜：

际海边疆万里开，臣佗大长信奇才。平蛮看竖擎天柱，朝汉同登浴日台。南极星辰原北拱，东流海水竟西回。喁喁鹣鲽波涛阻，独有联翩天马来。

接着，他叙述了一些西方列强入侵的致命事件，尤其是鸦片战争中英国人进攻虎门要塞。他高度评价了为守卫要塞而献身的水师提督关天培。两广总督叶铭琛为抵抗英军进城而被俘，并被押至印度囚禁，最后客死他乡。黄遵宪在诗的结尾为西方人进入广州而哭泣：

木棉花落絮飞初，歌舞冈前夜雨余。阁道鸾声都寂寞，市楼蜃气亦空虚。骑羊漫诩仙人鹤，驱鳄难除海大鱼。

他在诗中把西方的入侵看成是无法抗拒的灾难，它没有任何警示就降临到中国人的头上。这也许反映了广州地区知识分子的普遍看法，他们是西方入侵的目击者，但对事态的背景一无所知。19世纪70年代初，有关西方国家的信息来源极其有限。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到1871年才开始出版西方的译著，但内容大多有关科学、工程和军事技术。尽管京师同文馆在1873年建立了一个出版机构来出版西方的译著，但他们出版的书籍主要以官僚为读者对象，译书数量也很有限。教会的出版物集中于基督教，其中，美国新教协会1868年出版的周刊《教会新报》，除了教义外，还有一些国际事务方面的新闻。黄遵宪从香港回来后，便开始阅读这份杂志及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书刊 。

1874—1876年，黄遵宪生活在北京，这是他第一次到北方旅行。从许多方面看，此行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1874年初春，黄遵宪经海道到天津，然后取陆路至京师。作为客家人故土的华北平原，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到处是干燥的土地及贫困的小村庄，乞丐们带着绝望的目光从四周打量着他 。黄遵宪在京应廷试未中，当时他的父亲任户部主事，黄遵宪便随父留在京师。其间，他结识了这个大都市中的一些达官贵人，在其后的人生之路上也得到了他们的帮助。来自广东省的客家人丁日昌，时任福建巡抚，他邀其入幕，黄遵宪因准备再次应试而谢绝。在黄遵宪所遇见到的官员中，张荫桓给他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

张荫桓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官僚，他通过自身的努力而成为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他在府试失败后再也没有应试，而是将大部分时间花在钻研“夷务”上，后来纳捐而授知县。1875年张荫桓被召到芝罘（烟台），协助山东布政使布置沿海防务。正在他负责构筑海防工程时，李鸿章来此与英国公使威妥玛交涉马嘉理案，这是发生在中缅边境的一件排外事件，英国副领事马嘉理被杀 。张荫桓协助李鸿章与英国谈判，受到李鸿章的嘉奖。

1876年夏，此案的磋商有了进展，黄遵宪正好陪同前来芝罘（烟台）处理公务的父亲。这是他初次见到李鸿章和张荫桓，李鸿章发现黄遵宪有非凡的才能，他们互相倾吐羡慕之情 。此时李鸿章在朝中已确立了显赫的政治地位，中国的外交事务实际上由他掌握。1870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后不久，又被任命为兼北洋通商大臣。他在天津的行辕对19世纪后期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黄遵宪的为官生涯也正值李鸿章春风得意之时。

黄遵宪在芝罘（烟台）时与张荫桓建立了亲密的私交，他时常前去拜访，赠送一些表达自己对时事看法的诗作。按照当时的惯例，任候补官必须得到高层官僚的举荐。黄遵宪除了得到张荫桓的欣赏和支持，还受到张氏建议的影响，张荫桓建议他担任一个外交官来报效祖国。在黄遵宪见到张氏后的数月，正好有一个机会等待黄遵宪作出抉择。在黄遵宪进入政府衙门后，张荫桓向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并使他不断得到晋升。他们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一直维持到1900年张荫桓惨死。

黄遵宪在北方的经历使他可以从更广泛和更现实的角度去观察国际事务。他此间的诗作再也不将西方的入侵视为降临到中国头上的突如其来的灾难，宽广的地平线不再令他悲伤，而是感到兴奋。他接受这种现实：西方人之所以能从海上自由地进入中国，是因为华夷毕竟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他在《由轮舟抵天津作》中流露出这种新的世界观：

遥指天河问析津，茫茫巨浸浩无垠。华夷万国无分土，人鬼浮生共转轮。敌国同舟今日事，太仓稊米自家身。大鹏击水南风劲，忽地吹人落软尘。

在天津，他作的另一首诗认为，所有人（华、夷）都是黄土造的 。因此，他感知到了整个人类世界，认识到东西方发生关系是不可避免的。

黄遵宪在接受西力东渐不可能中止这一事实的时候，非常担心中国的涉外事件。中国人不能恰当地处理国际上的一些现实问题令他非常沮丧。他在一首关于马嘉理案的诗中谴责暴力排外，认为该案使中国蒙上了更深的羞耻。他的批评不只是针对那些袭击英国外交官而盲目排外的当地人，也指向沉溺于“中央之国”的无知孤傲的官绅。诗中写道：“休唱攘夷论，东西共一家。” 这明显是针对那些批评李鸿章妥协外交政策的人。事实上，那些高喊在外交谈判中采取强硬手段的人占了上风，他们高举理想化的儒家教条，以传统礼教的捍卫者自诩。官绅的这种倾向后来被称为“清流”，最终发展成为一个政治派系（清流党） 。黄遵宪同情李鸿章，因为李鸿章必须以现实态度面对外国对手。

1876年，黄遵宪在关于马嘉理案的诗中写道：“万方今一概，莫自大中华。” 黄遵宪是最早向“大一统”观念发出挑战的人之一。1879年前后，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及出身“条约口岸”的知识分子郑观应也对中国中心主义表示过怀疑。薛福成写道：“而今之去秦、汉也，亦二千年，于是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 郑观应敦促清政府应舍弃那种自命为地球上唯一合法统治者的观念。他写道：“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

1876年秋，黄遵宪通过了顺天乡试，名列第141。他在28岁时终于考中了举人，旋即入赀为道员（四品衔）。这是在京师所能捐得的最高级别。考虑到候补官要等较长时间才能有任职机会，他并不指望通过正途很快授官 ，清末候补官的任职机会很难兑现。在19世纪约有一万人具备举人资格，而各级地方衙门的官位（四至七品）总数还不到两千人。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太平军起义加剧了政府的财政危机，清政府恢复了那种备受指责的捐纳制度。结果四至七品的候补官入赀购买了近一半的地方官位。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通过了科举考试的人通常靠捐钱而获得任命或提升 。

1877年初，生于广东大埔的客家人翰林何如璋被任命为驻日公使。他是黄遵宪的父执，黄遵宪称他为叔叔。何如璋在接受驻日公使这一任命前提议让黄遵宪陪同他出使日本，出任参赞。黄遵宪同意后，何如璋立即接受了驻日公使的任命。与此同时，广东人陈兰彬被任命为驻美公使，他也曾想劝黄遵宪担任他的助手。黄遵宪的父亲却以美国太遥远而不同意，他希望儿子跟随旧友何如璋一道出国 。

黄遵宪作出赴日本出任外交官的决定令亲友们大失所望，特别是学政何地山，是他挑选黄遵宪为廪膳生。在乡人眼中黄遵宪在举业上前途光明，最终定能成为一个翰林。他们觉得黄遵宪抛弃举业而出使扶桑，是何等的可惜 ！事实上，在当时外交官是最不受人尊敬的，派往海外者多被视为在仕途上穷途末路 。

作为一种正式的官衔，在海外任职的品级并不低。公使为二至四品，领事为四至六品。当时的督抚为二品，知县为七品 。当然，外交官的品级要符合正规的外交礼仪，但他们不能获得在国内任职所享有的声望。

从收入的角度看，官员在海外任职的薪水较高。据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称，清政府支付给外交官的经费是充裕的。按1877年的规定，驻日公使月薪银1000两。黄遵宪的确切收入尚不清楚，但领事月薪总数在银240—400两之间 。使馆雇员除工资外，还有额外的津贴供旅行或回国用。出洋一次的津贴接近三个月的薪水 。与国内的地方官及他们的幕僚相比，外交官的俸薪比较宽裕。据瞿同祖研究，清代知县的年薪在银400—2259两之间。那些在衙门内管理行政事务的幕宾薪水相对高些，广州地区年薪约银1800两，上下幅度在1500—1900两之间 。

丰厚的收入固然是黄遵宪接受这一任命时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因为太平天国起义后，黄遵宪家里经济窘迫，而其父在京任小官的薪水远不能维持这个大家庭的开支。作为长子，他有责任来支撑整个家庭。对他来说，除了薪水，重要的是获得了一官半职。如果继续追逐更高的功名，他将必须花无数的时间去准备应试。而且因为竞争激烈，成功的机会有限。此外，他还担心自己的书法不符合正统的科场要求，他在书法风格上追随宋代诗人苏轼，其特征是富有韵律，飘逸、洒脱 。

然而，黄遵宪选择当一名外交官的关键因素还是他确信外交是中国的头等大事。正如张荫桓不循常例，而在官场上获得成功一样，黄遵宪作为一个“学者型官僚”并不过分看重仕途通达，相反，他感到选择这样的方式来报效国家最值得。黄遵宪早年就批评儒家士大夫那种心胸狭窄的为官之道，他羡慕历代务实的政治家，如汉代的贾谊、西晋的江统，他们对当时的问题提出了切实的解决办法 。黄遵宪之所以作出这种抉择，除了他对守旧士大夫失望至极，还有举业上黯淡的前景、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及家庭经济的需要等因素共同作用。

清季的官员接受了在海外的任职，也就意味着与家室分离。黄遵宪必须离别妻子，赡养双亲和抚养孩子的重任自然落到了妻子的肩上。除了短期的相聚，在黄遵宪退职前，绝大部分时间他都处于与妻子分居的状态。在离家赴日的途中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对妻子的眷恋：

十年欢聚不知愁，今日分飞独远游。知否吾妻桥上望，淡烟疏柳数行秋。 AtJwUN7I90v6Iq4UTfppI3s9/yLtHquitjtPF+dJzsZSwlaC2UWUnXTWhsBw9Y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