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由于研习汉代文学思想的关系，我得以涉足两汉谶纬思潮，倏忽已过十余年之久。最初的想法，是对汉代谶纬作一必要的了解，足够弄清楚它与汉代文学的关系即可。但是当我阅读谶纬文献以及古今相关研究成果之时，发现有太多的东西模糊不清。其荦荦大者，有以下数端：

其一，今天可见的谶纬文献，不止零乱误舛，也有较多真伪之问题。存世的谶纬文献，乃是零散地引录在唐宋及之前的类书以及一些经、史、子、集之中，明初以后开始有学者辑佚考订。无论散见于诸书者，还是后世辑佚成书者，实际上都还存在不少疑问，简而言之就是：今天所见的谶纬佚文，真的是汉代曾经存在过的谶纬之原貌吗？

其二，是关于“谶纬”名义以及相关问题。何谓“谶纬”？谶纬本来的性质、特征如何确认？与此相关的，“谶”“纬”究竟是一种东西，还是有所区别？如果认为是一种东西，符合历史事实吗？如果认为是不同的东西，其区别又何在？而如果认为“谶”“纬”乃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分合纠结的情状究竟是怎样的？总而言之，“谶纬”的性质及其在汉代的实存情形究竟是怎样的？

其三，“谶纬”作为一种历史思想，乃是汉代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固不待言；但是，它究竟在多大范围、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汉代的社会思想及士人的思想行为？换言之，“谶纬”思潮在汉代社会思想中的地位、份量，究竟应该怎样去认识和衡量？它与正统经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这些问题，我在阅读谶纬文献以及古今相关研究成果之时，时而似乎明白，时而真得糊涂。而如果搞不清这些问题，我的研究目的——汉代文学思想（尤其是两汉之际至汉末的文学思想）的研究，也就无法展开。

因此，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我通过各种今天所能见到的文史哲及相关之材料，努力进入汉代的思想世界，沉潜体会，作同情理解。之后再充分参考前人时隽的研究成果，反复思索辨证。历时经年，终于有所心得，理出了一条比较清晰的思路，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本书首先讨论谶纬的文献及相关问题。关于今存谶纬文献之零散错乱，先达时贤多有揭示；然多是点到即止，少有认真的对待。而迄今整理校核存世谶纬佚文最有成就的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的《纬书集成》，毋庸讳言，亦是误漏多有，不能尽如人意。但是，限于本书的研究目的和体例，在这里势必不能作具体的文献考校工作，只能另作专项考述。故此，本书只是例析谶纬佚文残缺散乱、形态又不确定之实际情状，进而认为：今存谶纬佚文很难成为研究谶纬思潮本身十分有效的自足的史料；它的文献价值在于，可以为其他相关的历史现象研究提供思想文化背景的支撑。并且，借助谶纬佚文来研究其他历史现象，就可以避开谶纬佚文文献形态不够确定所带来的使用困境，可以把确定的汉代谶纬佚文总合起来囫囵使用，而不必关心某条佚文究竟隶属于哪一经或者哪一篇目。这一对今存谶纬佚文的形态及其可行的使用方式之看法，乃是本书进一步展开下面的研究，奠定基本文献及其使用的思想基础。

本书进而讨论“谶纬”的名义问题，以弄清谶纬的基本特质。关于“谶纬”之名义，有唐以来大抵形成了“谶纬有别”和“谶纬无别”两种观点，且后者有取代前者而成为定论之势。然而考之史实可知，“谶”“纬”名实的分合、演变十分复杂，“有别”“无别”二说均失于粗陋，都缺乏史实的详确证明。鉴于今存谶纬佚文零散错乱、难以自足呈现谶纬原貌之实际，只有从历史（谶纬思潮之基本史实、汉代人的语言实践和政治、思想文化环境等）演变的角度，翔实考察“谶纬”之名实如何分合、纠结、演变，才可能得到准确的理解。

本书接着便是考察两汉时期“谶”“纬”之分合、演变之具体情状。以两汉为中心时段，上溯先秦，下及魏初，详考谶纬思潮之发生发展轨迹，得出以下几个观点：（一）谶验观念始自远古，至汉末一直存续，从未间断。（二）“谶”至汉初，发生一新变——与“经”牵合互释。此一现象肇始于文帝时，至汉末一直存在。（三）东汉明、章二帝之后，以白虎观经学讨论会所形成的《白虎通》为标志，确立“经”“谶”互释为正统思想。而其远源，乃在汉初。（四）考察“谶”“纬”之发生发展演变史，实则有“谶”而无“纬”。东汉后期之所谓“纬”，实即“谶”；称之为“纬”，乃图谶学者自我高尚耳。（五）历来通行之“谶纬始自哀、平之际”的说法，不仅曲解了张衡上疏之本义，也淆乱了“谶”“纬”之概念，更与西汉思想发展实际不符。

在明确了上述基本问题之后，本书进而考察谶纬思潮在两汉思想界的实际效用。缘于本书研究文学思想之根本目的，这项考察集中在谶纬思潮对两汉士人之思想行为的实际影响上展开。根据谶纬思潮实为一种政治文化思潮的实际，本书从“政治—谶纬—士人”相关联的视角，准确把握两汉谶纬演进的自然段落，将其发展历程分为三个时期：汉初至哀帝时期；王莽（含平帝）、刘秀时期；明帝、章帝至汉末时期。各个时期谶纬的发展状况及其政治地位不同，与士人的关联度也不同。概括言之，哀帝之前，谶纬思潮基本与政权相对立（不完全等同于反对），更多具有讽谏甚至政治批判精神，因而此期谶纬学者或不被重视，或遭罢黜、入狱甚至杀戮。王莽（含平帝）、刘秀时期，谶纬被政权充分利用，其主流转而论证现政权的合理性。此时的谶纬学者如能迎合政治需要，往往加官晋爵；偶有与政权利益冲突者，则遭严惩。而明帝、章帝之后，“经”“谶”牵合互释成为官方正统的思想及思想方式，士人学者往往“经”“谶”兼修，以为禄途常道。两汉士人因与谶纬相关联而形成了起伏俯仰之命运。深刻于心，发而为文，谶纬也就实质性地影响了汉代文学的演进。

对于本书的研究目的而言，上述种种研讨都还是铺垫性的，都是为考察“谶纬与文学”之问题作准备。在详考汉代谶纬的基本情形及其对其时士人的实际影响之后，本书从两个层面，考察汉代“谶纬与文学”之关系：

一是文学创作的层面。鉴于两汉时期比较纯粹的文学创作就是辞赋和诗歌，本书亦仅就这两种文体作考察。从本书的研究视角看，两汉辞赋创作之演进轨迹，恰与汉代谶纬思潮之演进轨迹基本相合，也分明地呈现为“批评政治”“依违政治”“赞颂政治”三个阶段。这种情形，即充分证明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层的精神关联。同时，缘于某些复杂的因素，二者也偶有游离的情形。本书详细考述了两汉谶纬思潮演进与辞赋创作发展之同步与游离的实际情形及其精神联系，并对游离现象作出了解释。就两汉诗歌创作而言，今存汉诗中的有主名诗、乐府诗和民歌之中，均有与谶纬关联密切者。此类诗歌，今存百首左右。其中帝王文人的作品和乐府诗歌，大抵为歌颂刘汉受命于天、德合天地的符瑞祯祥；而民间歌谣，则更多是借用谶记来表现讽刺的主题，与现实的社会人生联系紧密。这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两汉帝王、文人的此类诗歌创作，主题单一（歌颂），也没有明显的发展变化。这与同时期辞赋创作中鲜明的“讽谏”精神很不相同，更没有辞赋创作那样西汉重“刺”、东汉重“美”的特征演变。缘何如此？这是个值得进一步深究的问题。

二是文学观念的层面。本书在全面耙梳谶纬佚文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其中可以视为文艺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文艺发生论、文艺思维方式、文艺功用论以及性情论、地域文艺论、艺术想象论等。尽管这些文艺思想在两汉及之前的某些文献中，或有程度不同的表述，但谶纬的述说，是在天人感应的思想框架下展开的，因此，它不仅特色鲜明，而且由于两汉（尤其西汉中后期至汉末时段）“经”“谶”纠结的思想环境，它对于汉代文艺观念演进的强大影响力，恐怕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以上就是本书的研究路径和思考所得。最后有一点须特别说明：从两汉思想界整体来看，正统经学始终是最重要的基本思想，即使平、莽之后谶纬地位陡升，即使明、章之后谶纬依附于正统经学而成为政治思想法典和“国宪”，它仍然必须牵合正统经学、将自己主动附隶于正统经学，才能取得合法地位。在汉代，正统经学与谶纬之相对地位，始终是主辅关系。只是缘于本书乃集中探讨汉代“谶纬与文学”之问题，故而汉代“谶纬与经学”方面的关系难能展开。非不知也，乃不得已也，冀学人同道会心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