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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当下通行说法，谶纬始自西汉哀、平之际。此种认识，不仅曲解了张衡（见上述），也与西汉之思想发展实际不符。事实是，自西汉初起，谶验观念便一直存在。并且，据今天可见之史料，“谶”字最早即出于汉初贾谊的《
鸟赋》：
异物来崪，私怪其故。发书占之，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主人将去”。
这个“谶”字，明显是指谶书；其内容也很清楚，就是征验（根据某种征象而预测未来吉凶）之类
。这里有两点尤须注意：第一，既言“发书占之，谶言其度”，又引述了具体内容，则贾谊时似已有成型的“谶书”
；第二，根据贾赋的语气，说谶书、用“谶”字平易自如，脱口而出。由此似也可以推测，在汉初的语言实践中，用“谶”字、言谶事当不为新僻。“野鸟入室，主人将去”之谶语，文献记载似亦首见于此赋。但既是贾谊所见之谶书所载，则当是汉初之前即已流传
[3]
。
实际上，贾谊之前的秦汉之际，延续先秦谶验观念，于史籍中亦不乏见。例如：
三十二年（前215）……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史记·秦始皇本纪》）
（陈胜吴广）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
！”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近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史记·陈涉世家》）
（高祖）拔剑击斩蛇。……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笞之，妪因忽不见。……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史记·高祖本纪》）
《秦始皇本纪》所说卢生上奏之《录图书》，就是谶书《河图》
；秦始皇笃信“亡秦者胡”这句谶语，才会发兵击胡。陈胜、吴广假造丹书谶言“陈胜王”，号召起义得成，时人深信谶验之事，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刘邦斩白蛇起兵灭秦，虽无谶语出现，但“赤帝子”斩杀“白帝子”之征象，即是“符命”
，与上举二事都基于同样的社会思想观念。
至西汉时期，谶验繁多。只要翻检一下《汉书》之十二帝纪及其《五行志》《天文志》《郊祀志》等，即不难看到自高祖至平帝，谶验之事无朝无之。其间一个明显变化，是从武帝朝开始，谶验灾祥之类记载显著增多，帝王之天人感应思想更加浓厚鲜明；至成、哀、平（包括王莽）时期，谶事大盛。为免烦琐，以下仅举西汉十二帝各一条谶记以证：
（高祖）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
。沛公至霸上。（《汉书·高帝纪》）
按：《史记·高祖本纪》未记此事，然其《张耳陈馀列传》载：“张耳败走……甘公曰：‘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虽强，后必属汉。’故耳走汉。”又，《汉书·天文志》：“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以历推之，从岁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故客谓张耳曰：‘东井秦地，汉王入秦，五星从岁星聚，当以义取天下。’秦王子婴降于枳道，汉王以属吏，宝器妇女亡所取，闭宫封门，还军次于霸上，以候诸侯。与秦民约法三章，民亡不归心者，可谓能行义矣，天之所予也。五年遂定天下，即帝位。”
（惠帝四年三月）宜阳雨血。秋七月乙亥，未央宫凌室灾；丙子，织室灾。（《汉书·惠帝纪》）
按：《汉书·五行志中之下》：“惠帝二年（按：《惠帝纪》作“四年”），天雨血于宜阳，一顷所，刘向以为赤眚也。……是时，政舒缓，诸吕用事，谗口妄行，杀三皇子，建立非嗣，及不当立之王，退王陵、赵尧、周昌。吕太后崩，大臣共诛灭诸吕，僵尸流血。京房《易传》曰：‘归狱不解，兹谓追非，厥咎天雨血；兹谓不亲，民有怨心，不出三年，无其宗人。’又曰：‘佞人禄，功臣僇，天雨血。’”又，《汉书·五行志上》：“惠帝四年十月（按：《惠帝纪》作“七月”）乙亥，未央宫凌室灾；丙子，织室灾。刘向以为元年吕太后杀赵王如意，残戮其母戚夫人。是岁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鲁元公主女为皇后。其乙亥，凌室灾。明日，织室灾。凌室所以供养饮食，织室所以奉宗庙衣服，与春秋御廪同义
。天戒若曰：‘皇后亡奉宗庙之德，将绝祭祀。’其后，皇后亡子，后宫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杀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废之，更立吕氏子弘为少帝。赖大臣共诛诸吕而立文帝，惠后幽废。”
（高后元年）夏五月丙申，赵王宫丛台灾。（《汉书·高后纪》）
按：《汉书·五行志上》：“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赵丛台灾。刘向以为是时吕氏女为赵王后，嫉妒，将为谗口以害赵王。王不寤焉，卒见幽杀。”
（文帝十六年）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寿”。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汉书·文帝纪》）
按：新垣平以谶术欺诈文帝之事，《汉书·郊祀志上》所载较详：“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于是作渭阳五帝庙。……明年夏四月，文帝亲拜霸渭之会，以郊见渭阳五帝。……文帝出长门，若见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坛。……其明年，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却复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
（文帝后元七年）九月（按景帝已于本年六月即位），有星孛于西方。（《汉书·景帝纪》）
按：《汉书·五行志下之下》：“文帝后七年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其本直尾、箕，末指虚、危，长丈余，及天汉，十六日不见。刘向以为尾宋地，今楚彭城也。箕为燕，又为吴、越、齐。宿在汉中，负海之国水泽地也。是时景帝新立，信用晁错，将诛正诸侯王，其象先见。后三年，吴、楚、四齐与赵七国举兵反，皆诛灭云。”又，《汉书·天文志》：“孝景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于婺女。占曰：‘为变谋，为兵忧。婺女，粤也，又为齐。’其七月乙丑，金、木、水三合于张。占曰：‘外内有兵与丧，改立王公。张，周地，今之河南也，又为楚。’其二年七月丙子，火与水晨出东方，因守斗。占曰：‘其国绝祀。’至其十二月，水、火合于斗。占曰：‘为淬，不可举事用兵，必受其殃。’一曰：‘为北军，用兵举事大败。斗，吴也，又为粤。’是岁，彗星出西南（按：《景帝纪》作“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其三月，立六皇子为王，王淮阳、汝南、河间、临江、长沙、广川。其三年，吴、楚、胶西、胶东、淄川、济南、赵七国反。吴、楚兵先至攻梁，胶西、胶东、淄川三国攻围齐。汉遣大将军周亚夫等戍止河南，以候吴、楚之敝，遂败之。吴王亡走粤，粤攻而杀之。平阳侯败三国之师于齐，咸伏其辜，齐王自杀。”
（武帝元光元年）秋七月癸未，日有蚀之。……（元狩元年）五月乙巳晦，日有蚀之。（《汉书·武帝纪》）
按：《汉书·五行志下之下》：“（元光元年）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在翼八度。刘向以为前年高园便殿灾，与春秋御廪灾后日食于翼、轸同。其占，内有女变，外为诸侯。其后陈皇后废，江都、淮南、衡山王谋反，诛。”又载：“元狩元年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在柳六度。京房《易传》推以为是时日食从旁右，法曰‘君失臣’。明年，丞相公孙弘薨。日食从旁左者，亦君失臣；从上者，臣失君；从下者，君失民。”
（昭帝元凤）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树枯僵自起生。（《汉书·昭帝纪》）
按：此事引发了西汉一场政治地震。《汉书·眭弘传》记载甚详：“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旁。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眭）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时昭帝幼，大将军霍光秉政，恶之，下其书廷尉。奏赐、孟妄设祅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后五年，孝宣帝兴于民间，即位。”又，《汉书·五行志中之下》亦载：“昭帝时，上林苑中大柳树断仆地，一朝起立，生枝叶。有虫食其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又昌邑王国社有枯树复生枝叶。眭孟以为木阴类，下民象，当有故废之家公孙氏从民间受命为天子者。昭帝富于春秋，霍光秉政，以孟妖言，诛之。后昭帝崩，无子，征昌邑王贺嗣位，狂乱失道，光废之，更立昭帝兄卫太子之孙，是为宣帝。宣帝本名病已。京房《易传》曰：‘枯杨生稊，枯木复生，人君亡子。’”
（宣帝）地节元年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十二月癸亥晦，日有蚀之。（《汉书·宣帝纪》）
按：《汉书·五行志下之下》：“宣帝地节元年正月，有星孛于西方，去太白二丈所。刘向以为太白为大将，彗孛加之，扫灭象也。明年，大将军霍光薨，后二年，家夷灭。”又，《汉书·天文志》：“地节元年正月戊午乙夜，月食荧惑，荧惑在角、亢。占曰：‘忧在宫中，非贼而盗也。有内乱，谗臣在旁。’其辛酉，荧惑入氐中。氐，天子之宫，荧惑入之，有贼臣。其六月戊戌甲夜，客星又居左右角间，东南指，长可二尺，色白。占曰：‘有奸人在宫廷间。’其丙寅，又有客星见贯索东北，南行，至七月癸酉夜入天市，芒炎东南指，其色白。占曰：‘有戮卿。’一曰：‘有戮王。期皆一年，远二年。’是时，楚王延寿谋逆自杀。四年，故大将军霍光夫人显、将军霍禹、范明友、奉车霍山及诸昆弟宾婚为侍中、诸曹、九卿、郡守皆谋反，咸伏其辜。”
（元帝初元三年）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鹤馆灾。诏曰：“乃者火灾降于孝武园馆，朕战栗恐惧。不烛变异，咎在朕躬。……其赦天下。”（《汉书·元帝纪》）
按：《汉书·五行志上》：“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孝武园白鹤馆灾。刘向以为先是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辅政，为佞臣石显、许章等所谮，望之自杀，堪废黜。明年，白鹤馆灾。园中五里驰逐走马之馆，不当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去贵近逸游不正之臣，将害忠良。’后章坐走马上林下烽驰逐，免官。”又，《汉书·翼奉传》：“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园白鹤馆灾。奉自以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际地震之效，曰极阴生阳，恐有火灾
。……今白鹤馆以四月乙未，时加于卯，月宿亢灾，与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
（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星陨如雨。乙酉晦，日有蚀之。诏曰：“……天著变异，以显朕邮（同尤），朕甚惧焉。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诫……”（《汉书·成帝纪》）
按：《汉书·五行志下之下》：“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过中，星陨如雨，长一二丈，绎绎未至地灭，至鸡鸣止。谷永对曰：‘日月星辰，烛临下土，其有食陨之异，则遐迩幽隐靡不咸睹。星辰附离于天，犹庶民附离王者也。王者失道，纲纪废顿，下将叛去，故星叛天而陨，以见其象。《春秋》记异，星陨最大，自鲁严（即鲁庄公，庄公七年四月“星陨如雨”）以来，至今再见。臣闻三代所以丧亡者，皆繇妇人群小，湛湎于酒。《书》云：“乃用其妇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按：见《尚书·泰誓》）《诗》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按：见《小雅·正月》），“颠覆厥德，荒沈于酒”（按：见《大雅·抑》）。及秦所以二世而亡者，养生大奢，奉终大厚。方今国家兼而有之，社稷宗庙之大忧也。’京房《易传》曰：‘君不任贤，厥妖天雨星。’”又载：“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谷永以京房《易占》对曰：‘今年二月日食，赋敛不得度，民愁怨之所致也。所以使四方皆见、京师阴蔽者，若曰：人君好治宫室，大营坟墓，赋敛兹重，而百姓屈竭，祸在外也。’”
（哀帝建平二年六月）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
[4]
，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诏曰：“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
……八月，诏曰：“……朕过听贺良等言，冀为海内获福，卒亡嘉应。皆违经背古，不合时宜。六月甲子制书，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贺良等反道惑众，下有司。”皆伏辜。（《汉书·哀帝纪》）
按：此事引发了西汉又一场政治地震，《汉书·李寻传》记载甚详。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哀帝初立，夏贺良、解光、李寻等再陈“汉历中衰，当更受命”，于是有改元易号等等之事。又，《汉书·天文志》亦载：“（建平）二年二月，彗星出牵牛七十余日。传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牵牛，日、月、五星所从起，历数之元，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为其事大也。’其六月甲子，夏贺良等建言当改元易号，增漏刻。……八月丁巳，悉复蠲除之，贺良及党与皆伏诛流放。其后卒有王莽篡国之祸。”
（平帝元始元年）六月，长安女子有生儿，两头异颈面相乡，四臂共匈俱前乡，尻上有目长二寸所。（《汉书·五行志下之上》）
按：《汉书·五行志下之上》：“京房《易传》曰：‘“睽孤，见豕负涂”（按：《易·睽卦》上九爻辞），厥妖人生两头。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兹谓亡上，正将变更。凡妖之作，以谴失正，各象其类。二首，下不壹也；足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胜任，或不任下也。凡下体生于上，不敬也；上体生于下，媟渎也。生非其类，淫乱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虚也。群妖推此类，不改乃成凶也。’”
以上例举西汉十二帝谶验之记载及其时学人的阐释，足以证明整个西汉时期，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始终存续着先秦以来的谶验观念，从未断绝。历来通行的“谶纬起于哀、平”之说，其实并不确切，可不攻自破矣。
至王莽，迷信图谶，以图谶符命摄政、即真以及行政、拜官加爵种种可笑之事，其“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汉书·王莽传》记载甚详。再到刘秀乃至整个东汉时期，图谶盛行，自不待言。
综上所述，谶验观念自远古直至汉末一直存在，始终不曾断绝。这一点是必须要明确的。
西汉文帝二年十一月日食之后的诏书，值得特别提出：
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读为谪）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职任，务省繇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汉书·文帝纪》）
文帝此诏，显然已经充满天人感应的谶验思想，极可重视：第一，它是汉代把灾异与政治直接而紧密地联系起来的第一个诏书，并且早于董仲舒的思想活动（董仲舒景帝时始为博士，其思想真正产生影响又是在武帝时）；第二，此诏书中天人（君）相感应之基本思想、对待灾异之敬惧态度和果断采取相应措施之行政策略，甚至诏书之行文结构，都是创例发凡，成为其后汉帝同类诏书和行政取向的范本；第三，此诏书事实上也深刻影响了其后学者的思想取向，显例如董仲舒、刘向，他们对春秋的“日食三十六”，几乎是逐一作出解释，无一例外地都把日食天象与弑君、灭国、兵戎等社会政治事件联系起来，认为二者有相互感应关系。对西汉的部分日食，刘向、谷永等也有同类的推阐、解说，而京房的《易传》，往往被当做他们的理论依据（参见《汉书·五行志下之下》）。西汉中后期学者的此类谶验思想，无疑曾得到过这位后世倍加景仰的圣明帝王的指引和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