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谶验观念始自远古

就实质而言，谶验观念是初民感性经验的一种总结。它将某种可感的现象（主要是自然现象）与某种社会或人生的结果联系起来，建立其因果关系。因此，“征验”“纤微”“秘密”是其重要的思想特征，带有浓厚的原始思维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谶验观念由来已久。刘师培《谶纬论》说“纬谶之言，起源太古” ，当即是如此理解。两汉谶纬思潮与先秦谶验观念，无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说清两汉谶纬状貌，须从先秦的谶验观念说起。

“谶”字虽不见于今存之先秦文献，大约成书于秦汉之际的辞书《尔雅》亦不收此词，但是讲述谶验（征验）之事，却普遍存在于先秦典籍中，可知谶验观念于彼时已深入人心。《诗经》中即有很多例证，如《小雅》之《天保》《斯干》《无羊》《十月之交》，《大雅》之《文王》《大明》《皇矣》《生民》《云汉》《瞻卬》《召旻》，《周颂》之《昊天有成命》《敬之》，《商颂》之《玄鸟》等。《尚书》之《洪范》《金縢》等篇，更是集中讲述了天人相感的谶验观念。此外，先秦史、子书中，亦多有此类记述，兹分类略举数例：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 （《左传·文公十四年》）

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灾，阴不堪阳。蛇乘龙，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枵，耗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

裨灶曰：“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将死。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鸟帑，周、楚恶之。” （以上《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这是用星象变化配合相应地域以预测未来人事之例。以星象预测人事，是古老的知识系统。《周礼·春官·保章氏》载：“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郑玄注说，讲述九州诸国之封域与天星相配的书籍已经亡佚，“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纪，吴越也。玄枵，齐也。娵訾，卫也。降娄，鲁也。大梁，赵也。实沈，晋也。鹑首，秦也。鹑火，周也。鹑尾，楚也。寿星，郑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气为象”。

夏四月，陈灾。郑裨灶曰：“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产问其故。对曰：“陈，水属也；火，水妃（同配）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 。妃以五成，故曰五年 。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左传·昭公九年》）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吕氏春秋·应同》）

这是用五行征象来预测或判断人事之例。裨灶据鲁昭公九年陈国发生火灾之征象，以及水火相克相配的关系，再联系星象，对陈国未来之国运提出预测。《吕氏春秋》所述，明显是战国阴阳家的“五行相胜”之说。值得注意的是，“大螾大蝼”“草木秋冬不杀”“金刃生于水”“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这些“天先见”的自然征象，是黄帝、禹、汤、周文王判断各自运命（土、木、金、火）的依据，进而也成为他们各自行事的依据。

初，懿氏卜妻敬仲（陈完）。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陈之国姓）之后，将育于姜（齐之国姓）。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即陈无宇，陈完的五世孙）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即陈常，陈完的八世孙）得政。（《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震下坎上）之《比》（坤下坎上）。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为土（震变为坤），车从马（震为车，坤为马），足居之（震为足），兄长之（震为长男），母覆之（坤为母），众归之（坤为众），六体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毕万为毕公高之后），必复其始。”（《左传·闵公元年》）

（史墨）曰：“……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爱子也。始震（妊娠）而卜，卜人谒之，曰：‘生有嘉闻，其名曰友，为公室辅。’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鲁，受费以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不废旧绩。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适（读为嫡）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这是以占卜预测未来人事之例。朱熹曾云：“陈敬仲、毕万、季友占筮，皆如后世符命之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春秋左氏传注疏卷八考证》引）清人张尚瑗《左传折诸》卷三“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条也说：“此传（按：指上列第一条）与史墨论陈亡，皆田氏代齐之符命也；毕万筮仕于晋，魏氏分晋之符命也；季友有文在手，季氏专鲁之符命也。《左氏书》成于战国之初，故于齐、晋、鲁三国谋簒之臣，皆详其谶纬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左传》这类占验故事很多，都是以神秘的“征验”为其基本特征，概属谶类无疑。《左传》中的《易》占故事（如上举第二例），与其他占验故事没什么实质区别，都可以划入谶的范畴。

卫襄公夫人姜氏无子，嬖人婤姶生孟絷。孔成子（卫国大夫，名烝 ）梦康叔（卫国之始封祖）谓己：“立元（元，孟絷弟。此时元尚未出生），余使羁（孔成子之子）之孙圉与史苟（史朝之子）相之。”史朝亦梦康叔谓己：“余将命而子苟与孔烝 之曾孙圉相元。”史朝见成子，告之梦，梦协。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卫国，主其社稷。”……史朝曰：“……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袭于梦（谓筮与梦相合）……”故孔成子立灵公（即元）。（《左传·昭公七年》）

虢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之下。公惧而走。神曰：“无走！帝命曰：‘使晋袭于尔门。’”公拜稽首。觉，召史嚚占之，对曰：“如君之言，则蓐收也 ，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 。”公使囚之，且使国人贺梦 。舟之侨告其诸族曰：“众谓虢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贺大国之袭，于己也何瘳？吾闻之曰：‘大国道，小国袭焉，曰服。小国敖（同傲），大国袭焉，曰诛。’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于逆命。今嘉其梦，侈必展，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民疾其态，天又诳之，大国来诛，出令而逆，宗国既卑，诸侯远己，内外无亲，其谁云救之？吾不忍俟也！将行。”以其族适晋。六年，虢乃亡。（《国语·晋语二》）

这是以梦境预断或预告人事之例。孔烝 等立元为国君（卫灵公），决定于事前的梦境；虢国之被晋所灭，事先也得到神人托梦预告。这类谶验，可谓之“梦谶”。

先秦典籍中以征象预测断事的其他类型的例证还有很多，也略举几例：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将齐（通斋），入告夫人邓曼曰：“余心荡。”邓曼叹曰：“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 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左传·庄公四年》）

有 鹆来巢。……师己曰：“异哉！吾闻文、成之世童谣有之，曰：‘ 之鹆之，公出辱之 ^[1] 。 鹆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 鹆跦跦，公在乾侯（晋邑名，鲁昭公后死于此地），征褰与襦。 鹆之巢，远哉遥遥。裯父丧劳，宋父以骄 。 鹆 鹆，往歌来哭 。’童谣有是，今 鹆来巢，其将及乎？” ^[2]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献公问于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对曰：“童谣有之，曰：‘丙之晨，龙尾伏辰 。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 火中而旦，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国语·晋语二》）

宋康王之时，有雀生 于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战国策·宋策》）

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有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同震）。高阳乃命（禹于）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遝（同逮。下同）至乎夏王桀，天有酷命。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鬼呼（于）国，鸖鸣十夕余。天乃命汤于镳宫，用受夏之大命。……遝至乎商王纣，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时，兼夜中（按：此处有脱文），十日雨土于薄，九鼎迁止，妇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为男，天雨肉，棘生乎国道。王兄（读为况）自纵也。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武王践功（孙诒让云：疑为践阼），梦见三神，曰：“予既沈渍殷纣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读为戡）之。”武王乃攻狂夫（孙诒让云：攻狂夫，疑当为往攻之）。反商之周，天赐武王黄鸟之旗。……（《墨子·非攻下》）

《左传》邓曼以楚武王“心荡”之象预断他出师伐随将会不利；师己据前世童谣和“ 鹆来巢”之征象，预测鲁昭公将有死丧国外之难。《国语》卜偃引述童谣预示伐虢的时间和结果。此三者都是事先根据某种征象预测未来之结果。《战国策》所载宋康王之灭滕伐薛，《墨子》所载之禹征三苗、商汤灭夏、武王灭商，事前均有某些征象，而成为宋康王、夏禹、商汤、文武王之征伐决断的根据。这些史料，都鲜明地体现着征验（征测）的思想特征，概属谶之范畴。此外，如《管子》之《幼官》《四时》《五行》等篇，《吕氏春秋》之十二纪，也有不少此类例证，不赘述。

有一个问题需要简单辨明：《左传》记载史事预测的言论，有不少与后来发生的史实都十分吻合，不免令人生疑。对于此种现象的一个合理推测是：这些预测言论，乃是得见事情发生的后人敷衍进去的。这也成为后世质疑《左传》真伪的证据。《左传》之真伪（或有真有伪），是个复杂问题，此处不拟纠缠。对本论题而言，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左传》的史事预测，并非完全符合后来的史实。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春秋左传正义〉提要》就说：“《左传》载预断祸福，无不征验，盖不免从后傅合之。惟哀公九年称‘赵氏其世有乱’，后竟不然，是未见后事之证也。”其实《左传》所载预测不验之事，不止此一件。卫聚贤《〈左传〉的研究》指出：“卜辞言‘季氏亡则鲁不昌’（按：见闵公二年），事不应，是著者未及见鲁季氏亡。言齐田‘五世其昌，八世之后，莫之与京’，不言其十世为侯，是未及见周安王十六年田和之为侯。又谓‘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按：见宣公三年），三十世为安王，七百年为安王三年。但安王后尚有四世一百五十三年，若在安王三年时周尚未亡，著者何能如此云云。又言魏子‘其长有后于晋国乎’（按：见襄公二十八年），如见魏斯为侯，则应说‘其长有后于魏’，是著者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魏斯为侯以前之人，而威烈王元年以后之人。” 预测之有应验、有未应验，恰可说明《左传》成书时间不会很靠后。第二，关于《左传》成书的年代，近代以来颇有疑为刘歆伪造者，那往往是为今文经学张目，不足为信。崔述《洙泗考信录·余录》从文风来判断其时代，最为切理厌心，因为文风是难以伪饰的。“战国之文姿横，而《左传》文平易简直，颇近《论语》及《戴记》之《曲礼》《檀弓》诸篇，绝不类战国时文，何况于秦？襄、昭之际，文词繁芜，远过文、宣以前，而定、哀间反略，率多有事无词，哀公之末事亦不备，此必定、哀之时，纪载之书行于世者尚少，故尔。然则作书之时，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经过翔实论证后，得出结论：“《左传》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之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 也就是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沈玉成《春秋左传学史稿》也说：“自康有为以来倡言《左传》为刘歆伪作之说，可以断然排除。……这部书从草创到写定，应该经历一个过程，具体说，当是草创于春秋末而写定于战国中期以前，由授受者不断补充润色，大体定型。” 因此，尽管《左传》所载预测史事之事，是事发之后敷衍进去的，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战国中期之前的史料，代表着先秦人的思想观念。《国语》的情况，亦是如此。

由以上粗略例举可见，作为汉代谶纬主体内容的天文占、五行占、史事谶，以及其他种种谶验，在先秦时期几乎都已存在。只不过，迄今尚未能在先秦典籍中找到把这类事项称作“谶”的史料，可谓有其实而无其名。

从现存史料看，最早以“谶”称呼先秦征验之事的，是《史记·赵世家》：

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医扁鹊视之，出，董安于问。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缪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学也。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此子之所闻。今主君之疾与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间，间必有言也。”

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勋，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董安于受言而书藏之。

秦缪公病见天帝得告“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赵简子病见天帝得告“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其性质与上举诸例没有任何区别，而《史记》称之为“谶”。

陈槃《谶纬溯原上》将谶纬之源头上溯到“邹衍及其燕、齐海上之方士”为止，断言“邹衍以前，无所谓谶”“谶纬中所载迷信之说，前古多有之。然前古虽亦有此迷信，不可谓此即谶纬也”。其论邹衍之学与谶纬的密切关系堪称翔实有据，而断言邹衍之前无谶，则甚为武断寡证。邹衍之前（乃至邹衍前后）固然无纬，然则亦无谶乎？《左传》《国语》等所载春秋时征验之事（如上文所举例），与汉世之谶说，在性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它们固然是后人所敷衍，但毕竟是战国前期的史料（《史记·赵世家》所载，恐亦非史迁妄造，必当有先秦史料依据）。而邹衍生活在公元前300年前后（与燕昭王同时），已是战国后期。然则《左传》《国语》之记载怎能简单否弃？何以只能称作“迷信”而“不可谓谶”？陈槃力主谶纬是一非二，而《左传》《国语》那些史料当然不能称为“纬”（事实上汉人亦未称之为“纬”，而均称之为“谶”），为了维护其“谶纬一也”的基本观点，他必然会说“不可谓谶”了。但遗憾的是，陈槃于此关键之点，并无任何论证，唯有断言而已 。 OiMaAC6w5wa1aziKUsDSF40dskSAJ2fUFsWZ/UFbC77Nk7UWQyMHc/Zx2dAHfpG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