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实质而言,谶验观念是初民感性经验的一种总结。它将某种可感的现象(主要是自然现象)与某种社会或人生的结果联系起来,建立其因果关系。因此,“征验”“纤微”“秘密”是其重要的思想特征,带有浓厚的原始思维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谶验观念由来已久。刘师培《谶纬论》说“纬谶之言,起源太古” ,当即是如此理解。两汉谶纬思潮与先秦谶验观念,无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说清两汉谶纬状貌,须从先秦的谶验观念说起。
“谶”字虽不见于今存之先秦文献,大约成书于秦汉之际的辞书《尔雅》亦不收此词,但是讲述谶验(征验)之事,却普遍存在于先秦典籍中,可知谶验观念于彼时已深入人心。《诗经》中即有很多例证,如《小雅》之《天保》《斯干》《无羊》《十月之交》,《大雅》之《文王》《大明》《皇矣》《生民》《云汉》《瞻卬》《召旻》,《周颂》之《昊天有成命》《敬之》,《商颂》之《玄鸟》等。《尚书》之《洪范》《金縢》等篇,更是集中讲述了天人相感的谶验观念。此外,先秦史、子书中,亦多有此类记述,兹分类略举数例: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 (《左传·文公十四年》)
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灾,阴不堪阳。蛇乘龙,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枵,耗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
裨灶曰:“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将死。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鸟帑,周、楚恶之。” (以上《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这是用星象变化配合相应地域以预测未来人事之例。以星象预测人事,是古老的知识系统。《周礼·春官·保章氏》载:“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郑玄注说,讲述九州诸国之封域与天星相配的书籍已经亡佚,“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纪,吴越也。玄枵,齐也。娵訾,卫也。降娄,鲁也。大梁,赵也。实沈,晋也。鹑首,秦也。鹑火,周也。鹑尾,楚也。寿星,郑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气为象”。
夏四月,陈灾。郑裨灶曰:“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产问其故。对曰:“陈,水属也;火,水妃(同配)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 。妃以五成,故曰五年 。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左传·昭公九年》)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吕氏春秋·应同》)
这是用五行征象来预测或判断人事之例。裨灶据鲁昭公九年陈国发生火灾之征象,以及水火相克相配的关系,再联系星象,对陈国未来之国运提出预测。《吕氏春秋》所述,明显是战国阴阳家的“五行相胜”之说。值得注意的是,“大螾大蝼”“草木秋冬不杀”“金刃生于水”“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这些“天先见”的自然征象,是黄帝、禹、汤、周文王判断各自运命(土、木、金、火)的依据,进而也成为他们各自行事的依据。
初,懿氏卜妻敬仲(陈完)。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陈之国姓)之后,将育于姜(齐之国姓)。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即陈无宇,陈完的五世孙)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即陈常,陈完的八世孙)得政。(《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震下坎上)之《比》(坤下坎上)。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为土(震变为坤),车从马(震为车,坤为马),足居之(震为足),兄长之(震为长男),母覆之(坤为母),众归之(坤为众),六体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毕万为毕公高之后),必复其始。”(《左传·闵公元年》)
(史墨)曰:“……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爱子也。始震(妊娠)而卜,卜人谒之,曰:‘生有嘉闻,其名曰友,为公室辅。’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鲁,受费以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不废旧绩。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适(读为嫡)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这是以占卜预测未来人事之例。朱熹曾云:“陈敬仲、毕万、季友占筮,皆如后世符命之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春秋左氏传注疏卷八考证》引)清人张尚瑗《左传折诸》卷三“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条也说:“此传(按:指上列第一条)与史墨论陈亡,皆田氏代齐之符命也;毕万筮仕于晋,魏氏分晋之符命也;季友有文在手,季氏专鲁之符命也。《左氏书》成于战国之初,故于齐、晋、鲁三国谋簒之臣,皆详其谶纬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左传》这类占验故事很多,都是以神秘的“征验”为其基本特征,概属谶类无疑。《左传》中的《易》占故事(如上举第二例),与其他占验故事没什么实质区别,都可以划入谶的范畴。
卫襄公夫人姜氏无子,嬖人婤姶生孟絷。孔成子(卫国大夫,名烝 )梦康叔(卫国之始封祖)谓己:“立元(元,孟絷弟。此时元尚未出生),余使羁(孔成子之子)之孙圉与史苟(史朝之子)相之。”史朝亦梦康叔谓己:“余将命而子苟与孔烝 之曾孙圉相元。”史朝见成子,告之梦,梦协。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卫国,主其社稷。”……史朝曰:“……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袭于梦(谓筮与梦相合)……”故孔成子立灵公(即元)。(《左传·昭公七年》)
虢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之下。公惧而走。神曰:“无走!帝命曰:‘使晋袭于尔门。’”公拜稽首。觉,召史嚚占之,对曰:“如君之言,则蓐收也 ,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 。”公使囚之,且使国人贺梦 。舟之侨告其诸族曰:“众谓虢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贺大国之袭,于己也何瘳?吾闻之曰:‘大国道,小国袭焉,曰服。小国敖(同傲),大国袭焉,曰诛。’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于逆命。今嘉其梦,侈必展,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民疾其态,天又诳之,大国来诛,出令而逆,宗国既卑,诸侯远己,内外无亲,其谁云救之?吾不忍俟也!将行。”以其族适晋。六年,虢乃亡。(《国语·晋语二》)
这是以梦境预断或预告人事之例。孔烝 等立元为国君(卫灵公),决定于事前的梦境;虢国之被晋所灭,事先也得到神人托梦预告。这类谶验,可谓之“梦谶”。
先秦典籍中以征象预测断事的其他类型的例证还有很多,也略举几例: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将齐(通斋),入告夫人邓曼曰:“余心荡。”邓曼叹曰:“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 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左传·庄公四年》)
有 鹆来巢。……师己曰:“异哉!吾闻文、成之世童谣有之,曰:‘ 之鹆之,公出辱之 [1] 。 鹆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 鹆跦跦,公在乾侯(晋邑名,鲁昭公后死于此地),征褰与襦。 鹆之巢,远哉遥遥。裯父丧劳,宋父以骄 。 鹆 鹆,往歌来哭 。’童谣有是,今 鹆来巢,其将及乎?” [2]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献公问于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对曰:“童谣有之,曰:‘丙之晨,龙尾伏辰 。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 火中而旦,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国语·晋语二》)
宋康王之时,有雀生 于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战国策·宋策》)
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有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同震)。高阳乃命(禹于)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遝(同逮。下同)至乎夏王桀,天有酷命。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鬼呼(于)国,鸖鸣十夕余。天乃命汤于镳宫,用受夏之大命。……遝至乎商王纣,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时,兼夜中(按:此处有脱文),十日雨土于薄,九鼎迁止,妇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为男,天雨肉,棘生乎国道。王兄(读为况)自纵也。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武王践功(孙诒让云:疑为践阼),梦见三神,曰:“予既沈渍殷纣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读为戡)之。”武王乃攻狂夫(孙诒让云:攻狂夫,疑当为往攻之)。反商之周,天赐武王黄鸟之旗。……(《墨子·非攻下》)
《左传》邓曼以楚武王“心荡”之象预断他出师伐随将会不利;师己据前世童谣和“ 鹆来巢”之征象,预测鲁昭公将有死丧国外之难。《国语》卜偃引述童谣预示伐虢的时间和结果。此三者都是事先根据某种征象预测未来之结果。《战国策》所载宋康王之灭滕伐薛,《墨子》所载之禹征三苗、商汤灭夏、武王灭商,事前均有某些征象,而成为宋康王、夏禹、商汤、文武王之征伐决断的根据。这些史料,都鲜明地体现着征验(征测)的思想特征,概属谶之范畴。此外,如《管子》之《幼官》《四时》《五行》等篇,《吕氏春秋》之十二纪,也有不少此类例证,不赘述。
有一个问题需要简单辨明:《左传》记载史事预测的言论,有不少与后来发生的史实都十分吻合,不免令人生疑。对于此种现象的一个合理推测是:这些预测言论,乃是得见事情发生的后人敷衍进去的。这也成为后世质疑《左传》真伪的证据。《左传》之真伪(或有真有伪),是个复杂问题,此处不拟纠缠。对本论题而言,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左传》的史事预测,并非完全符合后来的史实。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春秋左传正义〉提要》就说:“《左传》载预断祸福,无不征验,盖不免从后傅合之。惟哀公九年称‘赵氏其世有乱’,后竟不然,是未见后事之证也。”其实《左传》所载预测不验之事,不止此一件。卫聚贤《〈左传〉的研究》指出:“卜辞言‘季氏亡则鲁不昌’(按:见闵公二年),事不应,是著者未及见鲁季氏亡。言齐田‘五世其昌,八世之后,莫之与京’,不言其十世为侯,是未及见周安王十六年田和之为侯。又谓‘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按:见宣公三年),三十世为安王,七百年为安王三年。但安王后尚有四世一百五十三年,若在安王三年时周尚未亡,著者何能如此云云。又言魏子‘其长有后于晋国乎’(按:见襄公二十八年),如见魏斯为侯,则应说‘其长有后于魏’,是著者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魏斯为侯以前之人,而威烈王元年以后之人。” 预测之有应验、有未应验,恰可说明《左传》成书时间不会很靠后。第二,关于《左传》成书的年代,近代以来颇有疑为刘歆伪造者,那往往是为今文经学张目,不足为信。崔述《洙泗考信录·余录》从文风来判断其时代,最为切理厌心,因为文风是难以伪饰的。“战国之文姿横,而《左传》文平易简直,颇近《论语》及《戴记》之《曲礼》《檀弓》诸篇,绝不类战国时文,何况于秦?襄、昭之际,文词繁芜,远过文、宣以前,而定、哀间反略,率多有事无词,哀公之末事亦不备,此必定、哀之时,纪载之书行于世者尚少,故尔。然则作书之时,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经过翔实论证后,得出结论:“《左传》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之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 也就是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沈玉成《春秋左传学史稿》也说:“自康有为以来倡言《左传》为刘歆伪作之说,可以断然排除。……这部书从草创到写定,应该经历一个过程,具体说,当是草创于春秋末而写定于战国中期以前,由授受者不断补充润色,大体定型。” 因此,尽管《左传》所载预测史事之事,是事发之后敷衍进去的,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战国中期之前的史料,代表着先秦人的思想观念。《国语》的情况,亦是如此。
由以上粗略例举可见,作为汉代谶纬主体内容的天文占、五行占、史事谶,以及其他种种谶验,在先秦时期几乎都已存在。只不过,迄今尚未能在先秦典籍中找到把这类事项称作“谶”的史料,可谓有其实而无其名。
从现存史料看,最早以“谶”称呼先秦征验之事的,是《史记·赵世家》:
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医扁鹊视之,出,董安于问。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缪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学也。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此子之所闻。今主君之疾与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间,间必有言也。”
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勋,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董安于受言而书藏之。
秦缪公病见天帝得告“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赵简子病见天帝得告“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其性质与上举诸例没有任何区别,而《史记》称之为“谶”。
陈槃《谶纬溯原上》将谶纬之源头上溯到“邹衍及其燕、齐海上之方士”为止,断言“邹衍以前,无所谓谶”“谶纬中所载迷信之说,前古多有之。然前古虽亦有此迷信,不可谓此即谶纬也”。其论邹衍之学与谶纬的密切关系堪称翔实有据,而断言邹衍之前无谶,则甚为武断寡证。邹衍之前(乃至邹衍前后)固然无纬,然则亦无谶乎?《左传》《国语》等所载春秋时征验之事(如上文所举例),与汉世之谶说,在性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它们固然是后人所敷衍,但毕竟是战国前期的史料(《史记·赵世家》所载,恐亦非史迁妄造,必当有先秦史料依据)。而邹衍生活在公元前300年前后(与燕昭王同时),已是战国后期。然则《左传》《国语》之记载怎能简单否弃?何以只能称作“迷信”而“不可谓谶”?陈槃力主谶纬是一非二,而《左传》《国语》那些史料当然不能称为“纬”(事实上汉人亦未称之为“纬”,而均称之为“谶”),为了维护其“谶纬一也”的基本观点,他必然会说“不可谓谶”了。但遗憾的是,陈槃于此关键之点,并无任何论证,唯有断言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