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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迄于1919年“五四”运动，虽仅有八十年，却历经清政府的覆灭和民国的初立，其中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洪宪帝制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相继发生。在如此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不仅封建皇权由奄奄待毙走向覆灭，发生重大政治变革，民族矛盾在西方列强入侵下也持续发酵。学术思潮亦在西学的冲击下发生重大变革，由皓首穷经走向经世致用，由汉、宋之争而一变为古、今文之争，由固守传统到学习西方理论。以俞樾、王先谦、孙诒让为代表的朴学大师坚守考证群经的阵地；而曾国藩、吴汝纶、张裕钊、马其昶则致力于桐城派的复兴；康有为、梁启超则将公羊改制思想作为武器用于维新变法；刘师培、王国维则援引西学，学术研究别开瑰境。近代学术思潮达到空前的繁荣，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
并评价此三期学术变迁：“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
近代学术思潮正是在社会动荡的环境下走向新变，呈现出百花齐放、千岩竞秀的态势。
在近代内忧外患、万方多难的社会环境下，朴学学者的喜言训诂考据、不问世事已无法适应社会变化。魏源就曾深刻地指出：“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皆摈为史学非经学，或谓宋学非汉学，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
文武官员也“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罔知漕、盐、河、兵得失何在；有奋志讲求抱负宏远之人，反群笑为迂阔”
。可见，乾嘉朴学作为学术主流已逆时代之潮流，此时的学者意识到皓首穷经实在于家国无益，一大批有志于匡扶天下的士子纷纷从考证群经中觉醒，将目光转向现实社会。“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灿然如日中天”
的现象发生质的改变，士人转而面对现实，求救亡图存之路，经世实学的提出亦为时代环境所迫。
近代经世实学风行前夜，即有龚自珍首先批判时政、关注现实，力矫考证学的琐屑饾饤。龚自珍之学源于常州学派，钱穆先生曾指出：“常州学之精神，其极必趋于轻古经而重时政，则定庵其眉目也。”
龚自珍将常州公羊学之精神落实在经世之上，实则触及公羊学之精义。常州之学起于庄存与，其治学虽菲薄考据，而提倡沉寂千年的公羊学，但终未脱考据藩篱，其治学“既不屑于考据，故不能如乾嘉之笃实，又不能效宋明先儒寻求义理于语言文字之表，而徒牵缀古经籍以为说，又往往比附以汉儒之迂怪，故其学乃有苏州惠氏好诞之风而益肆。其实则清代汉学考据之旁衍歧趋，不足为达道”
。常州之学在庄存与、刘逢禄等人的手里始终未将目光转向批判现实、针砭时政，其学较之乾嘉朴学只是由推重东汉经学转向推重西汉今文经学。而龚自珍则将经世致用作为常州公羊派之精髓，其影响一方面是促进了近代公羊学的勃兴，使得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激进士子将其发展成维新变法的武器。另一方面是龚氏治学的经世精神实开近代经世实学之风，以张之洞、林则徐、贺长龄为代表的保守文人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下倡言经世，以关心民瘼、经世务实为己任。无怪乎梁启超先生说：“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
可见龚氏对当时学风影响之深刻。
龚自珍之后，魏源亦针砭乾嘉学风，以躬行践履的精神治经。其与贺长龄于道光五、六年间合撰的《皇朝经世文编》，是倡导经世思潮的重要著作。《皇朝经世文编》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纲，于学术下又分原学、儒行、法语、广论、文学、师友六目。可以看出，魏源与贺长龄将学术与治体、六部并列，是“视经世之学为一门学术，足与汉学、宋学分庭抗礼”
。魏源、贺长龄二人开启了注重经世务实的新风，其后一大批学者纷纷效仿，出现了编纂“经世文编”的热潮，此热潮由晚清跨越到民国，但大抵与魏、贺一样以经世致用为思想内核。鸦片战争后，魏源的关注点从改革内政，关心漕运、盐法、兵饷、刑名等，转向学习西方，力求“旁咨风俗，广览地球”，并以开放的眼光，打破传统华夷之辨，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与魏源一样渴望济世救国的志士，如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均从倡导经世致用而转向积极学习西方，使得经世精神成为中学与西学的对接点，亦使得新学应运而生。正如王先明先生所言：“没有源于旧学的经世之学对于以‘实用之学’为特征的西学的认同和最初的接纳，就不会有近代新学的起步。”
经世致用思潮在近代的风靡的影响，一方面在经学上，由宗古文经学转向推重今文经学，尤其是公羊学，将公羊学的变异思想发展成变革政治的利器；另一方面，经世致用精神最终落实在学习西学上，在传统学术与西学的交流碰撞中，中学与西学相融合，脱胎于旧学与西学的“新学”最终得以产生。
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言，清代学术历经三次变革。清初不分门户，为汉宋兼采之学；乾嘉时期汉学蔚为大观，朴学为学术主流；至近代汉学、宋学之间的较量一变为古、今文经学之争。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有言：“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义，《书》宗伏生、欧阳、夏侯，《诗》宗鲁、齐、韩三家，《春秋》宗公、穀二传。”
近代治学由治东汉许、郑、贾、马之学，转向治西汉今文经学，其中尤以公羊学发展最盛，甚至被康有为、梁启超发展为维新变法的武器。公羊学兴于西汉，汉武帝曾立五经博士，公羊学即是其一。汉儒董仲舒撰《春秋繁露》，提出“君权神授”“大一统”等学说，适应了西汉专制统治的需要。公羊学遂因此成为官方哲学，《汉书·儒林传》云：“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可以窥见公羊学之兴盛。东汉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进一步推进公羊学的“大一统”“三世说”，其提出“三科九旨”，对公羊学进行了较为完备的总结。但是公羊学并未因此而进一步发展，随着古文经学的兴起，公羊学逐渐淡出学者视野。至清代常州学派才得以大张旗帜，在近代更是风靡于世。
公羊学在近代的风行，得益于朴学的渐衰。乾嘉年间，考据学如日中天，可谓家颂许郑、群嘲程朱。朴学家批驳宋学的空谈义理，而醉心于训诂名物、考据传注。但是汉学家从故纸堆里讨生活的治学态度，亦遭到不少学者的批驳。戴门后学凌廷堪就曾痛击当时学风：“读《易》未终，即谓王、韩可废；诵《诗》未竟，即以毛、郑为宗；《左氏》之句读未分，已言服虔胜杜预；《尚书》之篇次未悉，已云梅赜伪古文。甚至挟许慎一编，置‘九经’而不习，忆《说文》数字，改六籍而不疑。”
至嘉道年间，汉学更是失之繁琐。桐城派方东树亦曾指出汉学弊病：“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
可见为学不通世务，不切实用，成为汉学一大弊病。学者忧心国势渐衰的命运，开始提倡通经淑世，加之《春秋》在诸经中独备人事，故而众人尤为提倡从《春秋》中寻找治事之方。如常州公羊学家刘逢禄谓：“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者，五经之管钥也。”
治《春秋》而渐摒汉宋笺注之学，求义理于语言文字之外，常州公羊学派在这种学风下渐趋兴盛。常州学派虽致力于通过研究《春秋》以探求救治时病之良方，但于时政却鲜有议论；虽菲薄考据，却未能脱离考据的桎梏。庄存与、宋翔凤、刘逢禄等人虽深谙汉学末流之积弊，但是又恐脱离考据治学会流于空疏，所以终未能撼动汉学的独尊地位。继常州公羊学派而起的是龚自珍与魏源，二人发挥公羊学以经术通时政的精神内核，为学主张经世致用。但是龚、魏二人虽唱言变法之论，振臂一呼却未引起更多学者的回应。
道咸以降，清朝统治衰象毕现，太平天国运动更使得清廷统治摇摇欲坠。虽有“咸同中兴”，但政治的腐败与外族入侵的深入，使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始终未能转变。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藏身书阁、沉湎于考据无益于家国身心，经世实学思潮高涨。于是沉寂千年的今文经学开始兴起，其中公羊学更是大张其军。王闿运与戴望是此时兼通古今的过渡学者，戴望将“通三统”当作历法的变易，“改制”则是爵位的改易。王闿运则从礼制和义例上理解《公羊春秋》。王闿运的高足廖平在其后成为影响一时的公羊学者，廖平“尊今抑古”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康有为，使其将晚清今文经学推向高峰。陈寅恪就对当时的学术风尚有过评论：“曩以家世因缘，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被，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连系。”
梁启超也指出：“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
钱穆先生也言：“清代二百年经学复有轩然大波起为最后之一浪者，厥为公羊今文学之说。”
可以窥见当时公羊学风之盛。
西学泛指欧洲文艺复兴后的西方文化，西学在近代的传播，影响了近代的学术走向。西学传入中国，可溯至明季，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中西方文化就已产生碰撞。其后在明清之际，来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近500人，著述可考者亦有几百种。西学传入中国在康熙朝达到第一次高潮，康熙帝出于对天文历算之学的热爱，重用南怀仁、闵明我、徐日升等耶稣教教士，让他们进宫讲历算天文之学，客观上促进了西学的传入。但是此时西学对传统学术的影响，多局限于天文历法。
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强国以暴力手段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亦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制度与文化。在近代，西学即以此为契机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林则徐、魏源首倡学习西方，林则徐编译《四洲志》详细地向国人介绍世界地理；魏源则受林则徐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著《海国图志》，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历史政治，并主张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以自强、求富为指导的洋务运动兴起，亦以“中体西用”为宗旨，建立军事工业、军事学校、洋务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新技术等。至此西学的涌入已从天文、历法之学转为先进技术的输入，有志之士所倡导的学习西方亦主要在器物层面。直至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使得更多士人反省战败教训，逐渐由保守走向开放，积极学习西方，一时间“观欧风而心醉，以儒冠为可溺”。康有为、梁启超更是将公羊改制思想与西方君主立宪制度相结合，倡导改制，至此学习西方不仅仅在于学习先进技术，而是更进一步学习先进的制度，更加注重引进政治体制与社会科学的内容。如严复翻译《天演论》介绍西方进化论。西学的涌入由器物逐渐渗透到文化制度，不仅在政治上掀起了飓风，而且在学术上的影响亦不容忽视。西学的涌入正与近代经世务实的思潮发生关系，传统学术得以与西方学术相碰撞，近代学者利用西方的理论研究传统文学，在理论上别开瑰境，其学术成果亦能梯梁后学。如梁启超、夏曾佑所构建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即是将公羊学说与西方进化论相结合的产物。再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即是将朴学考据法与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相结合的一次尝试。
近代虽然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但是学术思潮却是百家争鸣，正处于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楚辞研究亦受学术思潮的影响，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近代，朴学虽流于繁琐，但是并没有就此退出学术舞台，而是求考据与义理、经世的会通，变经学为史学，以中学比附西学。近代楚辞学的主力军仍是朴学大师，即使如刘师培这样中西兼备的学者，其《楚辞考异》依然未脱朴学考据校订的藩篱。换言之，晚清楚辞学在研究方法上终未能超越考据的影响。朴学顿衰，代之而起的是公羊学。公羊学以经术通时政的宗旨，在国势渐衰的晚清大行其道。公羊学风对近代楚辞学的影响主要是王闿运、廖平师徒，其将公羊学的微言大义精神发挥到注疏楚辞之中，虽多穿凿附会之说，亦是对传统楚辞学的反叛，楚辞研究也从乾嘉时期的注重考据而走向多元。同时，中西学的交流、碰撞，带来了学术界的新气象。楚辞研究两千年，终不脱训诂、考据、义理的圈子，但是新的方法、新的视角、新的材料等的涌现，为楚辞研究带来了新的生命力，也促进了传统楚辞学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