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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楚辞学史是楚辞学史上极具特色的一段，本研究以著述研究和评论研究为主要对象，以管窥近代楚辞学在学术转型时期所呈现出的学术特征，并总结其时代特色及其学术史价值。拟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梳理近代楚辞学概貌，主要是第一章，目的是厘清近代特殊背景下的学术思潮流变，从中窥见楚辞研究由一元转向多元、由旧转新的原因。第二部分是近代楚辞学著述及评论研究，主要是第二、三章，在全景鸟瞰的基础上进行重点分析，勾勒近代楚辞学独特风貌。第三部分主要总结近代楚辞学在特殊的时代环境和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向现代转型的学术特征，旨在概括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楚辞学所呈现出的独特面貌。第四部分是近代楚辞学的影响与特色研究。目的是总结近代楚辞研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及对楚辞学史的推进作用。
第一章论述近代楚辞学概貌。本章着力于厘清近代学术思潮的流变与楚辞研究的关系。近代虽然社会动荡、民生凋敝，但是学术思潮反而呈现出百花齐放、千岩竞秀的气象。道咸以降，学术风气转变的主要表现为朴学渐衰、公羊学复兴、西学涌入。受学术思潮影响，近代楚辞学的主力军仍是朴学大师，即使如刘师培这样中西兼备的学者，其《楚辞考异》依然未脱朴学考据校订的藩篱。换言之，晚清楚辞学在研究方法上终未能超越考据的范畴。朴学的顿衰，代之而起的是公羊学。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道：“乾嘉学者严辨汉、宋，道咸以下辨今、古文。”
今文经学的复兴主要是指公羊学，公羊学以经术通时政的宗旨，在国势渐衰的晚清大行其道。公羊学风对近代楚辞学的影响主要是王闿运、廖平师徒，二人将公羊家法发挥到注疏楚辞之中，探究楚辞的微言大义。虽多穿凿附会之说，但对后世楚辞学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近代楚辞研究也从乾嘉时期的注重训诂考据而走向多元。西学的涌入是近代学术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中西学的交流、碰撞，带来了学术界的新气象。楚辞研究两千年，终不脱训诂、考据、义理的圈子，但新的方法、新的视角、新的材料等，给楚辞研究带来了新的生命力。
第二章主要探讨在近代学术思潮影响下，楚辞笺注的多元化倾向。近代学术思潮在西学的冲击下发生重大变革，由皓首穷经走向经世致用，由汉、宋之争而一变为古、今文之争，由固守传统到学习西方理论。近代楚辞笺注受到学术思潮的影响，表现出由一元走向多元的趋势，近代学者逐渐摒弃以朴学研究楚辞的方法，研究楚辞的字义、音韵，转而求义理与考证的汇通。在楚辞词旨大义的阐发上锐意创新，提出了不少新的观念，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亦孕育出变革的力量。
涉及的楚辞笺注主要有俞樾的《读楚辞》、刘师培的《楚辞考异》、王闿运的《楚辞释》、马其昶的《屈赋微》等。其中俞樾的《读楚辞》是以札记的形式研究楚辞的著作，收入《俞楼杂纂》之中。俞樾的楚辞研究并不成体系，考辨范围主要是楚辞中的名物、制度、史实等，对一些字句加以诠释，其考辨篇目最为详备的是《离骚》与《天问》。刘师培《楚辞考异》校雠楚辞，胪列异文，著书的目的在于订正楚辞版本的脱漏舛误。一方面广搜博引，致力于将各版本中所见异文搜罗详尽。一方面又对舛误进行考订，纠正洪本的讹误。马其昶《屈赋微》兼具考据与义理之长，是近代楚辞学中的优秀注本。在考据方面，援引百家以佐其说，对各家的注解亦进行了订补。在阐发义理方面，不拘泥于前人的阐释，勇于创立新说，提出了许多异于前人的新解。王闿运《楚辞释》则是近代别具一格的注本，阐发微义则流于谲怪，考证名物却不失精详。受公羊学的影响，王闿运在阐发楚辞词旨时用公羊家法附会楚辞，提出了不少石破天惊的观点。同时，王闿运的学术素养与学术精神又使得其对楚辞的考证不乏真知灼见，因而呈现出既奇诡谲怪又考证详实的双重特点。从此三部楚辞笺注著作可以窥见近代楚辞笺注的多元化倾向，这些学者一方面继承朴学传统，一方面在经世思潮的指引下从楚辞中寻找救国良方，由注重训诂考据逐步走向致力于发挥楚辞微言大义的道路。王国维先生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在楚辞学史上可谓开后世利用出土文献研究楚辞的途辙。此篇论文以“二重证据法”为指导，用殷卜辞中“王亥”解释《天问》中“该秉季德”的“该”。不仅如此，“二重证据法”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也为后世学者研究楚辞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对这些著述的研究旨在由点及面，分析其特色，以窥见近代楚辞学的整体风貌。
第三章主要探究西方文论的介入对近代楚辞评论的影响。近代楚辞学学术转型的过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变在于借鉴西方理论开拓了楚辞研究的新方法，亦是近代楚辞学新于前代的最突出的特征。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强国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亦带来了西方的制度与文化。学者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的驱使下，倡言学习西方，如林则徐、魏源等人通过著书介绍西方的制度文化、风土人情。再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发起洋务运动，开始大规模地学习西方科技。西学以此为契机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在此学术背景下，楚辞研究亦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而走向新变。此部分主要以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鲁迅《摩罗诗力说》等论文为主，探究近代楚辞评论通过借鉴、会通西方理论对楚辞批评理论的开拓。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将楚辞研究与西方文化地理学相结合，将楚辞中被刘勰视为异乎经典的“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等“诡异之辞”归结为南方文化的产物。刘师培称“屈平之文，音涉哀思，矢耿介，慕灵修，芳草美人，托词喻物，志洁行芳，符于二《南》之比兴，而叙事纪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复与庄、列相同”。认为楚辞不仅是符合《诗经》比兴传统的，而且其奇诡谲怪的特质与《庄子》《列子》一样，受到了南方浪漫主义文化的侵染。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是近代楚辞评论中将西方文论与楚辞研究相结合的典范。王国维借鉴叔本华的幽默观审视屈原的人格，认为屈原的人生悲剧源于其“欧穆亚”的人生观。其云：“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有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于是其性格与境遇相待，而使之成一种之欧穆亚。《离骚》以下诸作，实此欧穆亚所发表者也。”王国维以西方哲学的观点解释楚辞中屈原的怨君与忠君，解构了传统楚辞评论中屈原怨君不符合儒家礼教之说。鲁迅《摩罗诗力说》则以审美诗学的视角观照楚辞，以西方摩罗诗派即浪漫主义诗派来观照楚辞，提出“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的观念，其突破“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诗教观，认为“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倡言“诗言志”在于对性情的自由抒发，反驳前代学者的“持人性情”非得“诗言志”之旨。三者无论是以文化地理学来阐释楚辞的浪漫特质，还是以西方哲学来审视屈原人格特质，抑或是以西方诗论来标举楚辞的审美特质，均肯定了楚辞在文学史的地位，这不仅是后世以西方文论批评楚辞的先声序曲，亦是楚辞批评的一大进步。
第四章主要阐述在近代内外交困的时代环境和西学东渐的学术思潮下楚辞学呈现出的独特面貌。一方面，贯通中西的楚辞学者如王国维、鲁迅等从西方理论中汲取能量，借镜西方文艺理论审视楚辞，将楚辞批评从诗教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使其面貌一新。另一方面，传统楚辞学者如王闿运、马其昶等受到社会环境与学术思潮的双重影响，笺注楚辞时致力于发扬其微言大义，遂在对屈原形象的解读上、对楚辞中“怨君”“求贤”等问题的处理上生发出异于前代的奇诡之论。近代楚辞学亦因此呈现出“新”与“异”的双重色彩。本章节主要讨论近代楚辞学在现代性转型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创造与变异共存的特征。创造主要围绕着王国维、刘师培、梁启超、鲁迅等学者的楚辞批评展开，对此本章主要探究近代受西方文艺理论影响的学者如何以新的视角和方法研究楚辞。变异主要围绕王闿运、马其昶、廖平等学者对楚辞的奇解异诠展开，他们在承继传统楚辞研究方法的同时，又受到近代多种学术思潮角力的影响，对楚辞产生了许多异于前代的新解，如对屈原形象的重新塑造、对楚辞大义的重新解读等。这些新解、异解，虽然一定程度上误读了楚辞，但是从中可以窥见特殊的时代环境和学术思潮对楚辞的影响。
第五章主要探讨近代楚辞学的学术史地位。近代楚辞学者一方面承继传统楚辞研究的成果，厚积薄发，以其卓绝的学术素养，对楚辞溯源析流、辨章学术，在考据名物、义理阐发等方面均有建树；另一方面以兼容并包的姿态，借镜西方文论，以全新的视角审视楚辞，极具开拓性及创造性。总之，近代楚辞学的笺注与评论以其革故鼎新的姿态斩断葛藤，创立新说，在楚辞学史上起到发蒙百代、贻厥后来的作用。第一节主要是总结近代楚辞学的时代特色，通过对近代楚辞学著述和评论的研究，对近代楚辞学进行提纲挈领的总结。近代是学术思潮异常活跃的时代，学者的楚辞研究或多或少地受到其所属流派的影响，本节以学术思潮对楚辞研究的影响为立足点，对近代楚辞学的时代特色进行点面结合的分析、总结。第二节主要论述近代楚辞学在楚辞学史上的地位。近代处于由古代转向现代的过渡点，古代研究楚辞的方法、视角、理论在此得到充分利用，现代新的方法、理论在此萌芽，是破旧立新的肇始。一方面近代楚辞学在辛亥革命前属于清代楚辞学的范畴，在继承前人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发创见，完成了对清代楚辞学的总结，同时也孕育了变革的力量。当代学者王德威就曾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肯定了晚清的现代性，为近代学术正名。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近代楚辞研究，晚清楚辞学在楚辞学史的地位不容小觑。另一方面，辛亥革命以后，思想的解放使楚辞研究面貌一新，中西方学术思潮的会通，在此时的楚辞研究中可以窥见一二。总之，此章节的着力点不仅在于梳理近代楚辞学对清代楚辞学的承祧，更在于发掘近代楚辞学的现代性，阐述其对现代楚辞学的影响。